程东金: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寡头如何控制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6 次 更新时间:2014-04-01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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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东金  


[文章导读]乌克兰问题焦灼,欧洲意欲东扩是事件肇因。就在乌克兰事件爆发之际,欧美盟友之间却突发一件“小事”——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与驻美乌克兰大使讨论了乌克兰局势问题,在通话中,纽兰怒骂欧盟(Fuck the EU)。欧洲到底是怎么呢?被“敌人”欺负,被“家人”辱骂,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的欧洲大陆究竟现处什么状况?本周我们会推送几篇欧洲研究的文章,供大家参考。第一篇文章,我们就先从乌克兰说起。


自去年11月以来,持续发酵的乌克兰政治危机在导致国内政权更迭之后,又迅速演变为国家的生存危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围绕向西方整合还是向东方整合的分歧加剧,而克里米亚开始了又一波分离运动。一个原本基础条件不错的国家,为何在独立之后的二十多年内,始终未进入良性发展,甚至有沦为“失败国家”的危险?哪些因素可以解释乌克兰独立以来曲折的发展道路?我们已经从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这些外部的角度看到了一些回答,以下,本文将主要从乌克兰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入手,做一尝试性的分析。


寡头体系的形成

当代乌克兰是苏联解体的产物。新国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大考验:首先是国家建设,巩固新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其次是政治经济体系朝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全面转轨。第一项任务曾占据了独立之初一代民族精英的大部分精力,也因此,在整个转轨国家中,乌克兰的经济改革相对滞后,许多基础性的改革至今尚未完成。

乌克兰政治经济结构的最大特征,就是寡头集团的存在和巨大影响。这一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乌克兰。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一批寡头崛起,在经济和政治上一度拥有巨大影响,俨然凌驾于国家之上。乌克兰的特殊之处在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先后解决了自己的寡头问题。在俄罗斯,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以强力手段打击政治上不驯服的寡头,重新建立国家权威,顺带也巩固了个人的统治;在白俄罗斯,因为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有利于总统集权的总统制,寡头现象基本上局限在经济领域,政治上始终没有坐大。

乌克兰的寡头兴起于库奇马总统大力推行私有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片混乱中,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成为瓜分盛宴,获益者往往是那些接近经济资源的人,如工矿企业管理层、经济管理高级干部。几乎一夜之间,乌克兰出现了一个超级财富阶层,他们很快被人称作“寡头”。

寡头们先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资源,数以千计的工矿企业成为他们的猎物,紧接着,他们又逐渐卷入政治,在政治体系中寻找代理人,有时候,干脆自己进入政府,成为议员和高级官员。可以说,在乌克兰,大商人和官员的界限非常模糊,他们常常是同一个人。这是一个特殊模式的政商阶层——大多数政治家是大商业的代理人,在议会和政府层面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寡头自己也成为政治家。

在这个政治和商业高度结合的体系中,大致可以划分出几个大的寡头集团或者派系,如顿涅茨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以及基辅集团。他们来自不同的产业区,各自拥有自己的政治基础,除了在维护现有格局这一点上有共识,彼此充满了竞争。

寡头们很好地适应了民主政治。如果是在另外一个时代,他们肯定会选择一种参与面更少的某种独裁体制,而在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不得不是某种形式上模仿西欧或者美国模式的宪政政府。于是,每个寡头集团都建立自己的政党。例如,基辅集团创建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组建了劳工党。顿涅茨集团则创建了地区党,成员就包括时任州长后来成为总理和总统的亚努科维奇。寡头集团还操纵着全国的媒体系统,主要的报纸、电视台等传媒机构都由他们控股。在这个后苏维埃时代的民主国家里,每个寡头集团都有足够的能力资助并影响政治。

他们在政治上的总代表是总统库奇马。总统居于这个寡头体系的中心地位,大体上也能控制寡头集团。毕竟,寡头是在他的政权的容忍和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但2000年之后,由于深陷一系列政治丑闻,库奇马的地位开始动摇,影响力受到极大削弱。很大程度上可能因为这个意外因素,乌克兰走上了和俄罗斯相反的道路——在俄罗斯,寡头们受到新总统的决定性打击,而以总统权威表达出来的乌克兰国家,则越来越脆弱,寡头们越来越强势。

能表明这一新的强势地位的显著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寡头们加快了将自己的财产合法化的步伐。在此之前,所有权通常是非正式的,公司股权结构和登记注册均高度不透明。与其说这是个界定清晰的法权体系,不如说是个犯罪性的利益分享体制。


橙色革命的起源

此时,唯一有可能危及这个寡头体系的不确定性,就是库奇马总统的权力交接问题。到2004年,库奇马的两届任期即将告满,他虽然通过宪法法院得到了连任的合法判决,但是,鉴于极低的公众支持率,他没有尝试去冒险(相反,在俄罗斯的1996年,叶利钦在公众支持率只有3%的情况下投入了与共产党久加诺夫的对决。在寡头和西方的支持下,他赢得了选举,但代价是更深程度地依赖寡头)。形势非常清楚,在库奇马之后,将有另一个人成为总统。寡头们的最好方案,也许莫过于直接推出一个本阶层人士,但麻烦是,选择来自任何一个寡头集团的人成为总统,都会对其他集团构成威胁。

2002年的议会选举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与库奇马的继承问题一起,导致在随后的两年内,国家政治气氛明显升温)。实际上,孕育两年后的橙色革命的大部分因素都能从中看出征兆。在该年的议会选举中,尤先科领导的“我们的俄罗斯”最受欢迎。按照现行的混合选举制度,一半的席位由政党提名方式以多数决产生,另一半则由非党派的独立竞选人按照比例制产生。这一复杂而古怪的安排明显是为了维护寡头的利益,因为他们在地方上的支持者完全可以操控独立人士选举部分。选票和最后席位分布的失衡说明了一切。在由政党联名产生的部分,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夺取了31%的议席。其他一些激进政党和共产党获得45%的席位。而在完全受到政府操纵的个人席位中,那些依附于寡头和政权的所谓独立派人士则大获全胜,这样,即使亲总统阵营只在政党选举部分赢得可怜的11%席位,它仍然能够成为议会的最大党团,从而确保议会多数地位。

2002年选举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表明尤先科将成为两年后总统选举的有力挑战者。尤先科的崛起是另外一个故事,他在混乱的九十年代曾执掌中央银行,成功治理了1994年的超级通货膨胀。某种程度上,尤先科可以说是当代乌克兰财政和银行制度的创建者。2000年,他被任命为总理,开始推行一系列延误已久的经济改革。为了打破裙带资本主义和寡头的阻挠,他与另一位政治新星季莫申科达成联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技术官僚出身的政治家确立了自己正直能干的形象。一年半之后,意识到威胁的库奇马将尤先科解职,尽管民调显示尤先科拥有52%的支持率。

寡头们虽然有能力赶走尤先科,却不能阻止尤先科的政治崛起。他已成为拥有强大民意支持的政治反对派领袖。2002年的选举结果大大鼓舞了这些改革者,他们决心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给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变。

寡头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局面。面对迫在眉睫的权力交接问题,寡头和大商人阶层意识到需要确保政治基础。一些寡头代表越来越热衷于谈论引入议会制。此时,尽管大多数寡头已经将财产合法化,他们还是担忧一旦新总统就任,将会导致财产权的变更,而削弱总统权威将能有效地化解这种选举威胁,等于施加了一个无害化手术。此外,赋予议会和政府更多的权威,也会有利于寡头操控国家。在2004年选举之前,统治集团内有人多次尝试修改宪法,但均因在一些细节上未达成共识而失败。

他们也开始加紧影响政党系统,并挑选在库奇马之后的总统候选人。找到合适的人选并非易事。首先,候选人要能确保前任库奇马的政治安全;其次,他还应该是弱势的,以便能让寡头集团感到安全,进而能加以控制;最后,他必须能够赢得选举。来自顿涅茨集团的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最后成为候选人。但这一方案并非没有遭到抵制,主要的反对来自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集团的寡头。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顿涅茨集团的人成为总统,会壮大该集团的势力,而这会打破已有的寡头集团之间的平衡。寡头集团勉强支持亚努科维奇,仅仅因为他们更惧怕承诺激进改革的尤先科(尤先科的一些高级顾问曾明言,要把骗子们统统送进监狱)。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亚努科维奇只是寡头集团内部的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将决定橙色革命的关键进程。

后来的事态大家都已清楚了。当亚努科维奇阵营拙劣而丑陋的选举舞弊行为被曝光之后,愤怒已久的民众走上了街头。尤先科阵营抓住时机,同时采取了两手策略:一个是革命性的,在议会中自行宣布就任“总统”、发动公民政变,动员街头抗议;另一个则是宪政和制度性的,同时向议会和最高法院提请争议解决。在一段时间内,乌克兰同时出现了三位总统:一个是即将卸任的库奇马,另一个是自行宣布就任的尤先科,第三个则是国家媒体公布的“新总统”亚努科维奇。

当局势明朗,制服抗议人群和反对派的唯一的手段只剩下武力选项时,一些寡头选择了妥协。主张妥协的寡头阵营中的关键群体来自原顿涅茨集团中的分裂派,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顿涅茨集团更为强势。而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库奇马也收回了对亚努科维奇的支持,他不支持镇压。他同意重新选举,条件是保证本人及家族的安全。尤先科阵营可以指望一场公正的重新选举,但条件是修改宪法。在新宪法中,总统权力将大幅削弱,仅负责外交和国防,对议会法案拥有否决权,组阁权将属于2006年3月新选出的议会。也就是说,乌克兰政体将从半总统制变为议会制。尤先科勉强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的主要政治顾问相信,在接下来的一年强总统期的窗口期内,他将有足够时间解决体制性的腐败问题,并形成一个稳固的议会多数党团。

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人民在一个月内第三次走进投票站选举总统。这一次,有多达12000名外国选举观察员监督。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尤先科以52%的多数赢得总统职位。


橙色革命为何未能给乌克兰带来真正变化

至此,我们大概能对橙色革命为何成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接下来橙色革命后的新领导集团为何未能给乌克兰政治带来真正改变,我们也可以从寡头的利益和行动中找到基本线索。

橙色革命未能给乌克兰带来任何明显变化的首要原因,在于权力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多中心化。新宪法大幅削弱了总统权力,强化了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导致没有任何一个权力中心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就此而言,尤先科的胜利只是表面的。乌克兰出现了三个权力结构。首先,是尤先科总统团队,其次是季莫申科集团,代表着总理领导的政府,以及第三支力量,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所代表的反对派。因此毫不奇怪,尤先科总统期间乌克兰政治的主要特征,就是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这几乎是一场混战,在橙色集团内部的两派、总统和总理、总统和议会之间,上演着一连串的权力斗争,几乎导致国家陷入瘫痪。例如,2007年,总统尤先科为破坏亚努科维奇地区党在议会内的多数地位,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以打乱对方的布局。在季莫申科担任总理的2007年至2010年期间,总统频繁动用否决权,迫使季莫申科的大多数政策无疾而终。

在此情况下,寡头集团左右逢源,可以自如地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派,或者视情势转而支持另一派。面对新的政权,寡头集团的确需要重新站队,但是整个游戏规则并没有改变。新上台的政治集团一开始也曾信誓旦旦,但他们的改革计划在遭遇最初的来自寡头利益集团的抵抗之后,就迅速丧失了政治动力,主事者或者黯然出局,要不就融入到原有的体系中。这大概就是尤先科总统团队中许多人的路径。而一度代表橙色集团内的“强硬派”、誓言要将反腐败推进到底并重新评估私有化的季莫申科,始终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无法施展手脚。

2006年的选举以及提前举行的2007年选举最终使得橙色革命所开启的格局(或者未曾开启的格局)稳定下来。两次选举的结果一样,代表主要寡头集团的地区党胜利,季莫申科屈居下风,但确保了自己橙色集团第一大党的地位。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则成为公众对橙色革命领导集团失望的替罪羊,沦落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而总统尤先科本人的公众支持,也急剧下降。

尤先科政治联盟内部的四分五裂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寡头集团具有某种内部统一性相比,橙色集团带有明显的拼凑性。他们不属于寡头,也只在反对寡头集团这一点上联合起来。随着人气看涨,政治势头越来越明显时,它也开始吸引那些在寡头游戏规则没有占到优势或是处于边缘的一些寡头。他们常常代表中小商业阶层的力量。也因此,有些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橙色革命可以被描述为一场百万富翁对亿万富翁的起义。在尤先科的支持者中,很多人是中小商人。因为在库奇马的第二任期中,政治体系对中小商人越来越具有压制性,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空间,他们急欲改变。基于同样的原因,中产阶层也支持尤先科。在季莫申科与尤先科分裂之后,他们的支持大多转向了季莫申科。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中,季莫申科领导的政党取代“我们的乌克兰”,成为橙色集团的代表性政党。橙色集团陷入分裂而自挫元气,或许也说明乌克兰尚无法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上产生坚强的政治领导。


亚努科维奇之后的乌克兰:国家与寡头集团的新关系

橙色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引入了议会—总统制,大商人一度普遍欢迎这一变化。在这一体制下,很难出现一个能够威胁到寡头集团的强势总统。然而,政治体系去中心化也带来了寡头们不喜欢的另一面。自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政局再未实现过稳定,在总统和议会、橙色集团内部之间,上演着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很明显,政治混乱并不利于寡头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严重打击了乌克兰,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高增长率戛然而止。而此时,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正在展开。面临严峻的危机局面,寡头乃至整个产业界都要求结束政治混乱。在共同面对反危机这一点上,寡头们有充分共识,而在非常时期,他们也只能团结在国家权力周围。

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气象。2009年,寡头集团内部曾有人出面撮合在地区党和支持季莫申科的寡头之间组建大联盟,以结束政治乱局。该计划设想,起草一部新宪法,规定总统将由议会选举产生。按照协议,亚努科维奇将成为权威有限的国家首脑,同时,季莫申科将保持总理职位,而本届议会将延续至2014年。大联盟的主要目的显而易见:至少在危机关头的几年内,实现乌克兰的政治稳定。

这一计划功亏一篑。在即将达成的最后关头,控制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天然气贸易以及过境贸易的新兴RUE集团成功游说亚努科维奇,使其决心宁愿冒险以大选方式掌握权力,而不是通过内部协议,在一个真正权力居于季莫申科的体系中担任总统虚职。

大联盟计划流产了,它也使得2010年总统选举的赌注陡然加倍。如果亚努科维奇失败,将可能终结政治生涯;而如果季莫申科胜利,她将有机会第一次掌握真正的权力。长久以来,季莫申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角色。这一点使寡头们相信,假如她赢得选举,可能在所有权结构上带来根本性变革,甚至改变商业和政治的关系模式。

2010年选举的结果是,亚努科维奇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此外,通过与共产党等一些政党结盟,他成功地组建了议会多数党团。亚努科维奇赢得总统选举意味着又一个寡头集团上台,乌克兰回归了政治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稳定了宏观经济形势。

2010年10月,宪法法院废除2004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赋予新总统亚努科维奇与库奇马时代同样的总统权力。总统扩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在这个新的寡头等级体系中,最高地位由亚努科维奇占据。他对执政党和寡头集团均有主导性影响,然而,这是一个双边的关系——亚努科维奇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他领导的地区党,更像一个不同寡头达成交易的平台,而非一个独立的影响力核心,更不是一个真正像样的现代政党。也因此,它几乎不能向乌克兰公众提供任何有效的意识形态。

亚努科维奇的当选,也导致乌克兰政治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一个由单一政党和寡头集团控制的政府。从改善政府能力的角度,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民主的标准看,乌克兰政治出现了显著的倒退。表现就是亚努科维奇的个人集权倾向越来越严重,主要的权力分支,如议会、司法机关,都逐渐落入他的个人控制之下,那些可能会在2015年大选中威胁到他连任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如季莫申科等,被以各种名义下狱,此外,一系列公民权利也受到限制——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乌克兰正成为另一个威权政府。不仅如此,亚努科维奇还试图建立自己的财政基础。为此,他不惜打破两大主要的寡头集团顿涅茨集团和RUE集团之间的平衡,不仅在政治上,也从经济上,致力于加强总统“家族”的势力。于是,在他担任总统后,乌克兰的寡头体系中,又迅速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家族集团”——人们以此形容总统的两个儿子及其来自总统家乡的众多亲信。

在亚努科维奇之前,还从未有在任总统试图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的情形。有理由相信,总统“家族集团”的扩展迟早会引发与现有寡头集团的冲突。而一些媒体也认为,主要的寡头集团越来越难以忍受以亚努科维奇一家独大为代价所维系的稳定,在他们看来,亚努科维奇已经走得太远了,失控了。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些寡头正在重新考虑与亚努科维奇的关系。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以及亚努科维奇在最后时刻的出局,我们仍能看到主要寡头的幕后影响力。不妨大胆地说,寡头们又一次选边站队,他们决定抛弃亚努科维奇,另组人马。

眼下,乌克兰的过渡新政府正忙于应付国家生存危机,对于这样一个身处地缘政治断层地带的国家来说,那意味着大国外交。等到这一危机结束,他们仍将面临紧迫的国内议题,财政和金融危机,以及更为根本的——国家衰败和危机的源头,寡头问题。

我们还无法在新政府中看到有能力造成真正改变的新力量。寡头们肯定已经在准备迎接将于5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无论大选是什么结果,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乌克兰的政治经济仍将由寡头控制的局面恐怕不会轻易改变。在这个新生国家,他们像真正的主人一样行事。很可能是因为攫取巨额财富的时间太切近了,寡头们只关心眼前利益的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他们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很少考虑到整体商业环境的健康。在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排名中,乌克兰位于165名。朝鲜也大致处于这样的排名等级——就此来说,很难说乌克兰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他们还促使政府通过压制性的税收政策,阻碍中小商业的成长,从而也一并阻碍了中产阶层的发育。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不关心所属工业的现代化更新和再投资,由此造成的可悲后果是,今日乌克兰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仍然是苏联时代留下的,迄今没有大规模地更新换代。他们也错过了在新一轮的全球生产链条重组中,为亟需再工业化的乌克兰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在此情况下,乌克兰的经济只会越来越丧失国际竞争力。从长远看,这也许是寡头控制难以为继的最大弱点。


本文即将刊登《文化纵横》2014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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