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是稳定地存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知、情绪、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的总和，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相联系。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突出表现为普遍的不公平感和对越轨型致富、权力腐败的愤怒。要形成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需要在调整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核心价值，形成社会共识，引导健康网络舆论和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心态成为我国学术界日益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心态问题的凸显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不可避免地牵引着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社会心态的变化。对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引导，对科学认识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社会心态的内涵
“社会心态”概念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虽已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但却意义含混，常常与“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社会意识”等概念相混淆。
在西方社会心理学传统中，“社会心理”概念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的社会心理。二是群体层面的社会心理。最容易与社会心态概念相混淆的正是“群体层面的社会心理”。“作为最宏观层面的群体的社会心理，它的构成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心理的相对稳定的构成部分，即由群体共同的活动特点或相似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似的社会交往和文化特征所引起的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心理特质；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心理的动态构成部分，它是社会成员对于现实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状况的即时性的反应，它表现的是社会成员对于当前社会现实的直接的认知状况和情感、情绪反应状态。作为对社会现实的直接的心理反应状态，是人们最直接可感的社会心理成分”。①这种直接可感的社会心理成分正是当前学术界进行研究的社会心态，因此，社会心态是在当前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相对稳定地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知、情绪、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的总和。
“社会心态”概念还与“社会风尚”概念相接近。“社会风尚也称为社会风气，它是以自然现象作比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由文化习俗、道德风尚、人际关系等要素构成的，在生活层面的某一时期内社会气候的主要流向。它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某一跃居突出地位的社会气候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效应场”。②具体表现在人们的心态、想法、语言、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而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和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心态是因，社会风气是果，社会风气是社会心态的外显形态。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复杂的内容，由诸多层次和因素构成。从反映社会存在的程度和特点来看，社会意识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式是对社会心理系统化、理论化加工的结果，是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因此，对于社会心态而言，社会意识是属概念。社会心态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的一部分。
社会心态会对社会存在或社会变迁过程产生能动作用。作为社会变迁的心理资源，社会心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软环境。在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下，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公众理性认同和积极支持，降低社会转型成本，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入和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而不健康的消极的社会心态将带来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化反应，形成负面的舆论压力与思想混乱，影响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对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去审视社会变迁过程；同样通过对社会心态的调控和疏导，我们能够及时修正或推动社会变迁过程顺利完成。
当前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
当前社会心态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普遍的社会不公平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极大地推动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成倍增长。据我们2013年对四个省的一项社会心理调查显示，有68.3%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比五年前“上升了很多”或“上升了一些”，21.2%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五年前“一样”，只有10.5%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五年前相比“下降了一点”或“下降了很多”。物质财富的增长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说都是真实可感的事实。但是，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有50.2%的居民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有些不合理”或“非常不合理”，有32.3%居民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正常”，只有17.5%的居民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非常合理”或“较合理”。有54.6%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下层”或“中下层”，38.9%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只有6.5%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上层”或“中上层”。客观上，人们的物质财富增加了，但是主观上人们却对这种增长的喜悦度不高，感受到的是个人收入的不合理，是相对于他人自己处于“中下层”甚至“下层”的社会地位。戴维斯据此提出了“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其基本假设是人们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是相对的，“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发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③这种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的存在是目前大部分中国民众在物质财富普遍增长情况下仍然对自己收入不满意的根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富裕群体迅速扩大，他们的财富急剧增长。应该承认，富裕群体中相当多的人是在“阳光下”赚钱的，他们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对市场敏锐，敢于冒险，敢于拼博、吃苦耐劳，短期内获得了大量财富。对此，我们调查发现，75%的人认为富人致富是因为个人的能力和才干，62%的人认为是抓住了机遇。公众对正当致富的人并没有疑义。但也有相当一批人，是在“黄昏下”、“黑夜中”中赚钱，用越轨的手段、或者干脆用犯罪的手段赚钱。他们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侵占了、伤害了社会中层、下层群体的利益。无论是资本购买权力、权力交换金钱，还是越轨获取财富、财富保护越轨，这种越轨型致富，是公众最不满意的，是引起社会不公平的起点。所以，现实中人们对自身收入增长的喜悦最终被社会贫富的巨大差距所淹没。在我们的调查中，50.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全国的贫富差距太大，43.9%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全国的贫富差距较大，这两者占总受访人数的94.4%。巨大的贫富差距已不再简单地体现为高位徘徊的基尼系数，而是切实地被大多数公众所感知。相对剥夺感是一种认识和比较的结果，是人们在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之后的主观心理的挫折性感受。在市场化相对成熟、稳定的背景下，各行各业的进入门槛不断提高，仅仅依靠勤劳致富已经极为困难，保持乐观主义心态的人已经不多。大多数人不耻于越轨型致富，但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比较中更多会产生悲观主义，会产生失落感、相对剥夺感。
权力导致的不公平最终会导致对权力的愤怒，这成为当前社会心态突出表现之二。最明显的是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的愤怒。在我们对公众社会心理承受力的调查中，33.3%的被访者认为收取1000元就是贪污腐败，28.6%的被访者认为收取1万元为贪污腐败，15.9%的被访者认为收取5万元为贪污腐败，12.9%的被访者认为收取10万元为贪污腐败，9.3%的被访者认为收取50万元为贪污腐败。从公众对官员贪污腐败的判定可以看出公众对贪污腐败的容忍和基本心理底线。公众承受腐败的心理阈值很低。现实中，媒体所披露的官员贪污腐败的数额都非常巨大，上百万、上千万，动辄上亿。但是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公众对贪污腐败的心理承受力极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情绪化，也反映了公众的心理容忍度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要媒体或者网络上出现与官员有关的事件，马上会成为点燃公众社会愤怒的导火索。在我们的调查中，48.7%的被访者不赞同“大部分官员是廉洁的”这一说法，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的被访者为27%，只有24.3%的被访者赞同“大部分官员是廉洁的”。可以看出公众对官员队伍廉洁程度的评价比较低。这和现实中腐败快速发展态势有关。腐败现象在全社会泛滥，腐败的大案要案不断升级。公众对腐败持有极度憎恨的态度。公众总体上对腐败现象不能容忍，已经表现出了比较极端的情绪，形成了群体性愤懑。腐败的最大危害是对人民精神支柱—对党的信任的摧毁、对社会制度丧失信心。公众对腐败的认知已产生了晕轮效应。晕轮效应的最大弊端在于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目前，公众对权力腐败的不能容忍开始迁怒于整个公务员群体，全体公务员为少数腐败分子背了黑锅。
不公平感不仅仅体现在财富分配领域，在就业、教育以及其他民生领域也同样存在着广泛的不公平感。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领域，除了一些以地区、身份等先在因素为标准的差别性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外，最严重的还是权力、金钱通过关系渗透进各领域造成的不公平。中国式权力的不受监督容易带来“合法性伤害”，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也为了获得权力的特别眷顾，“个人很可能被诱惑去培养那种使官员向自己利益倾斜的关系。其极端形式便是，门路和关系的重要性导致裙带联系的普遍结构。”④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成文但又获得广泛认可的潜规则，支配着实际生活的运行。关系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是金钱与权力。金钱、权力和关系对教育、求职等领域的渗透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已成为社会阶层固化的条件之一。处于权力中心或能够攀上关系网的人固然沾沾自喜，但社会中更多的是没有关系或攀不上关系而在就业、求学、升职等方面处于劣势的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竞争，普通老百姓感到没有公平的社会环境，便迁怒于政府管理者。于是社会不公平感以及极端情绪弥漫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现代通讯工具和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为不公平感的相互感染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助推力量。个体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体验到的不公平情绪通过网络中的BBS、博客、微信等载体以文字、图片或音像的方式表现出来，引起相同遭遇者的共鸣，引发同情者的关注，从而将原本零散的、单独的、自发的不公平遭遇和不满情绪聚集、放大。这一方面导致了同群体内的不平不满情绪的共鸣放大。互联网的搜索和筛选功能能够将具有相似社会处境、同等社会地位、相同社会经历和利益诉求、共同心理体验的人迅速连接在一起，形成自发群体。在信息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佐证中，加强了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感，也进一步强化了彼此的观点、看法，极化了彼此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导致不平不满情绪在不同群体之间的蔓延和泛化。
社会心态的引导
调整社会心态的前提是做好基础性工作。一方面切实化解最突出的社会矛盾、解决最迫切的民生困难，另一方面控制越轨型致富、遏制腐败发展。在调整社会结构、解决群体利益矛盾，化解社会不公平的基础上，做好社会心态的引导工作：
敢于正视热点问题。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涉及广大群众的利益，往往是社会改革中遇到的难点、关节点，但理论又有一定程度的滞后，原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产生的问题。社会热点问题恰恰是理论的空白点或难点，一时没有现成的或成熟的理论予以解答，所以经常是众人议论纷纷，却又无法寻找到正确的答案。对此，在宣传教育中我们不能对涉及矛盾、冲突的热点问题采取绕道走、回避的方式。从方法论上讲，由于改革开放是一条探索性的路径，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采取试错法“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不隐瞒、不回避的积极态度面对各种问题，以此赢得公众的广泛认同、支持和信任，这是形成健康社会心态的理论环境。
形成社会价值共识。社会心态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⑤其中社会价值观影响着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进而影响社会行为，社会价值观是社会心态的核心部分。核心价值观念的同一性是维系、整合一个社会的精神纽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最大的精神公约，得到了各个阶层的认同。这种“社会共同意识”能够形成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吸引、振奋社会成员，在人们的行动中能够产生共同的方向，一个社会就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活动模式与社会秩序，其结果是大幅度地降低社会转型的代价，使中国社会健康发展。
引导健康网络舆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也由于其匿名性、开放性、及时性等特点，网络又成为社会舆论发酵的重要阵地。针对网络信息容易极化和泛化的走向，主流网络机构需注意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发展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不少网民对官方发布的信息持有怀疑、抵触的情绪，但意见领袖们的一些见解独到、视角全面的网帖却受到追捧。主流网络机构需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以主流论坛的议论时评和意见领袖们积极理性的情绪来影响公众舆论，引导公众舆论由非理性的宣泄走向理性客观的思考，引导民众学会辩证思维，正确归因。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突发期，散布于各阶层中的不良社会情绪需要有“减压阀”和“出气口”。需在全社会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心理支持系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自我保健常识的普及，在工、青、妇和社会组织、基层社区要培养心理咨询的专业工作人员。针对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的群体，如利益受损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越轨群体要加强心理服务。扶助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深入基层进行心理咨询工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演变趋势、特征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AZD041）
【注释】
①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第66～73页。
②朱力：《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与化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第284页。
③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1～80页。
④［美］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⑤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7～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