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心态研究在西方话语叙事中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中则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通过对西方话语和中国学术语境中社会心态概念的理论蜕变和研究规范过程的梳理，可对心理学和社会学两种主要研究取向中建构社会心态的不同机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立足社会学的立场，通过个体与不同范畴或层次的他者间相互关系的远近，可发展出一种更为简洁也符合中国情境的操作化思路，并在以市场化为表征的历史变迁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提出了一种涵盖微观和宏观因素同时能够兼顾共时态与历时态两条线索的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框架。
作者：胡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7期。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急速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推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重建的同时，也向这些学科提出了新的议题和新的使命。就关注人们精神世界嬗变的社会心理学而言，人们同样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转型既向这门学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自重建以来，这门学科从无到有，已经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其中，与精神世界相关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就一再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潘光旦纪念讲演”上，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研究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还要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作为一种呼应，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界自90年代末开始将目光投向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或毋宁作为其后果的社会心态之上，周晓虹则干脆对应于此时流行开来的“中国经验”，将这种在剧烈的转型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巨大震荡称之为“中国体验”（Chinese felling）。自此，从改革开放伊始便已经受到不同程度关注的社会心态研究开始获得系统的学术观照。
一、社会心态的学术渊薮：西方话语和中国文本
几乎所有的关于社会心态研究兴衰的历史讨论，都涉及社会心理学学科本身的变动与范式转换，因此，要完整地解释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衰，就要到决定了倡导群体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兴衰的整个西方的转型背景中去寻找。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西方话语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萌生阶段，这与法国早期社会学尤其是关注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的涂尔干思想、关注群体心理的勒庞（Gustave Le Bon）的学说，以及持心理主义立场的塔德（Gabriel Tarde）的论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德在那本被誉为“社会心理学第一部真正现代著作”的《模仿律》（1890）中声称：“就社会性质而言，一切东西都是发明或模仿。”如果将发明和模仿视为个体和社会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发明”实际上是某种社会心态的缘起，而“模仿”则是社会心态的传播与扩散。尽管塔德承认个体之间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但他本质上还是将社会现象视为一种心理现象。与塔德不同，涂尔干反对一切还原主义的立场，反对将社会的解释还原到包括模仿这样的个体层面，并主张“社会事实只能通过社会事实来解释”。在涂尔干开列的社会事实中，对社会心态最有用的概念是“集体表象”，这是一种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毫无疑问，这种意识的基础并没有构成一个单独的机制。严格地说，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凭借着个体间的互动与影响，出现了涂尔干一再强调的“突生性”（emergency）。涂尔干的理论贡献，影响到包括涂尔干学派在内的整整一批学人，沿着集体表象的逻辑，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创造出原始思维术语、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使用了集体记忆概念，甚至勒庞也以涂尔干的口吻写道：当人们啸聚成群时，“会表现出极不同于个体的新的特质”，这个临时聚集而成的群体“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存在，并服从于群氓精神一统率”。
第二个阶段是定型阶段，其特征是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直接在涂尔干的“集体表象”概念基础上，创设了“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概念或“心态史”。源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形成与阿尔萨斯和洛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回法国有关。为了使回归体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和非殖民的正当性，当时法国鼓励那些原籍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者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其中就包括缔造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以及心理学教授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接替了已故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教席的哈布瓦赫，还有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vre），他们“结成了一个忠诚和友谊的群体”。尽管年鉴学派对涂尔干轻视个体的社会学帝国主义抱有戒心，但他们依旧“被涂尔干思潮强烈吸引”，“对历史上的所有集体信仰的东西都有强烈兴趣”。因此，在哈布瓦赫写出《论集体记忆》、布隆代尔写出《群体心理学导论》时，历史学的巨子们撑起了后来被称作“心态史学”的大厦：布洛赫写成了《国王的神迹》、费弗尔写成了《马丁·路德：一个命运》，稍后勒费弗尔则写成了《1789年大恐慌》……他们证明了“心态史本质上是一种涂尔干式的研究观念的方法”，它“强调集体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态度”。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心态研究的复兴阶段，这一阶段经过了以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漫长的“霸主”年代，一直到1968年漫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大造反”运动重新使人们看到了主流社会心理学中“社会”缺场带来的弊端。面对包括法国和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一直延续至今的一波波社会动荡，墨菲和柯瓦奇在《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从实验室中的‘社会助长’问题研究到理解校园内的动乱或国际间的仇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当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更是说出了那段后来常常为人引用的名言：以1968年“五月学潮”为标志的欧美学生运动，最终成了检验脱离社会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不成熟性的“石蕊试纸”。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尤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重新燃点了对他们几乎忘却了的社会心态研究传统的兴趣。莫斯科维奇一反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惯例，开始重新阅读早期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和塔德，并立志通过《群氓的时代》这部学术史的撰写“描绘出群体心理学的整个领域”。20年后，莫斯科维奇又写出了堪称智力标杆的《社会表征》一书，并通过将涂尔干的“集体表象”改造为“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为论述现代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心理模板”。
通过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心态研究历史的概述，我们得以窥见这一学术概念在西方学术界生成、演变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其间，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在内的多学科都对社会心态研究贡献了学科智慧，而对现实社会中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关切则是推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其实，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心态研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美国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研究取向的影响，但其发展的主要阶段或重要转折点无一例外都发生在欧洲大陆，因为与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不同，自工业革命开启现代性征程伊始，群体问题始终是欧洲大陆数百年来面临的重要社会议题。社会心态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起承转合史，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和传播史，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
同样，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对社会心态的关注与中国社会这40余年来的发展与进步密切相关。据王俊秀和杨宜音等考证，中文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题的文献是左方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1987），它预示了开始不久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并引发了人们的心态变化。根据社会现实变动和学科发展的双重标准，我们将社会心态在中文社会科学语境中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之为“萌生期”（1982—1992）。考虑到社会心理学学科的重建略晚于社会学学科的重建，所以我们将“萌生”的起始时间定在1982年，这一年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北京成立。改革开放带来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1980年代的“潘晓来信”表达了处在变革路口的中国青年的迷惘心态，文学和史学领域也率先开展了对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中社会心态的研究。1989年，社会学者叶小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文，详细讨论了社会变革中社会心态的失调与调适。
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成长期”（1992—2002）。1992年，堪称“先知”的费孝通先生意识到剧烈的社会转型将可能带来“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在他的提倡下，围绕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和社会心态，出现了一批学术著述，虽然大多研究仍浮于表面，但冯伯麟、丁水木在论文中都以相对严谨的学术话语讨论了社会心态的研究意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变动；周晓虹则对应于项飙和王春光的“浙江村”研究，探讨了包括浙江村在内的江浙地区农民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态的历史嬗变。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的推动，人民对市场经济的热情和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转型期民众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
第三个时期可以称之为“巩固期”（2002—2012）。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将社会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执政思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转向“以社会建设为重心”，并特别强调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社会心理学界在这一时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围绕社会心态的概念、历史和理论，学者们发表了几篇更为严谨的论文。其中，杨宜音和刘力围绕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展开了讨论，马广海对社会心态概念的操作化指标提出了尝试，陈午晴则从汇合与融合两个角度讨论了个体心态如何成为社会心态这一核心问题。（2）王俊秀、杨宜音等人于2011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通过调查数据对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迄今蓝皮书已连续多年出版；（3）周晓虹则于2009年首次提出了后来被学界广为使用的“中国体验”概念，用以描述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巩固了学界对社会心态领域的持续兴趣。
第四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提升期”（2012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所谓“提升”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水准进一步提高：就理论而言，王俊秀和周晓虹2014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两篇长文及由此展开的有益争论，不仅厘清了社会心态研究的历史和内涵，而且从社会转型的维度证实了社会心态研究的时代意义；而就经验分析而言，两篇都以CGSS十年数据库（2005—2015）为依据写成的主题近似的长文，则将有关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讨论分别从社会态度和社会公平感两方面的变迁推进到实证层面。其实，提升不仅包括单纯的学术层面，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进一步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同时力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心态分析也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开始被纳入社会治理的轨道：比如，汪新建提出，医患关系应该纳入社会心态与情感治理的轨道，以解决我国医疗领域泛化的医患对立情势；吕小康也提出，社会心态研究首先是“源自宏大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集体性社会失调与价值感迷惑”，因此这一领域具有与生俱来的治理导向。
二、社会心态的概念：蜕变与规范
尽管在包括涂尔干、勒庞和塔德为代表的早期法国社会学和受涂尔干影响的历史学年鉴学派中，频繁地使用了后来对建构社会心态概念做出直接贡献的诸多基本素材，但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语境中一直缺少对社会心态的严格界定，一直到多少恢复了法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那里，都难以找到对这一概念的准确定义。即使在需要“心态”（mentality）概念作为基本的学术或概念建构的心态史学派那里，它也不过被笼统地视为某些群体或某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某种心理状态，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影响或左右这种心理状态的包括传统、信仰、习俗、态度、价值观在内的精神系统总和的某种表征。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几乎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就对社会心态的概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广海将社会心态研究称作“汉语社会心理学研究对社会心理学学科的一大贡献”确实言之凿凿。如若不仔细分析，我们确实很难想象，改革开放后主要受美国个体主义、实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建立起来的带有鲜明的心理学倾向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为何会对“社会心态”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的涂尔干式的社会学色彩的概念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内在矛盾出现的可能原因是，尽管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之时主要受到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但它所面临的问题却与美国大为不同。周晓虹曾提出，在世界各国先后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之时，欧洲主要遭受“群体”问题的干扰，美国主要遭受“个体”问题的困惑，但从1840年尤其是1919年后踏入现代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直是个体与群体（家庭、家族、集体、社会、国家）间的关系问题。这样一种表述，既说明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的关注受制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同时也说明单纯依赖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来解释中国问题确实是缘木求鱼。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后的40余年间，前半程的20年中尽管已经鲜明地表现出对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趣，但此时尚缺乏对社会心态的科学和严格界定。在2000年前，有关社会心态的界定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影响，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来区分社会心态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此时社会心态常常等同于社会心理，并被认为是较低层次的社会意识。比如，张二芳认为，“它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精神中介，任何社会存在只有通过社会心态才能上升为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意识都直接地来源于社会心态”。其二，不直接涉及对社会心态的界定，只是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使用这一概念，此时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也常常是混用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左方，在《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1987）一文中是混用这两个概念的，他所考虑的是改革开放后“致富条件上的不均等”如何“超越了社会心理在一定阶段所能接受的限度”；而冯伯麟1995年发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是最早述及改革开放或社会转型对民众社会心态嬗变影响的定量分析文章，但文中没有对社会心态进行界定，只是将社会心态操作化为“对改革大环境总的认知，对……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大的生活领域的态度，当前形势下的价值观等三个方面”。
比较而言，2000年前意识到不能混用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这两个概念，并欲图给出社会心态的本质特征的研究，当属丁水木执笔的《转型时期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和对策研究》。在文中，作者指出：“我们使用社会心态一词，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的、在社会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这一界定尽管没有直接指出社会心态的宏观性和变动性，但已经基本涵纳了这两个特征，并直接成为2000年后较为完善的社会心态概念的先导。
相对严谨的界定来自杨宜音的《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一文。通过分析丁水木、揭扬和张二芳等人的定义后，杨宜音指出“上述概念界定仅仅指出它不同于个体心理，以及一些功能特性，但缺乏操作化定义，因而无法解释社会心态到底来自哪里”。接下来，经由从“群体中的个体”视角分析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从“个体中的群体”视角分析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以及从“群体与个体”的视角分析个体与社会心态的相互建构后，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这一定义“揭示社会心态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
杨宜音的界定很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不久后写成的文章中，马广海充分肯定了杨宜音的定义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提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它属于社会心理的动态构成部分。”至此，社会心态的宏观性和变动性特征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此之后，王俊秀试图更充分地叙述社会心态的学科史，并明确将社会心态研究与转型社会勾连在一起，“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王俊秀对社会转型的高度关注，为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心态的界定和讨论提供了学术机遇。在与王俊秀的商榷论文中，周晓虹讨论了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和学科谱系，梳理了这一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兴起、沉匿和复兴的历史背景，并给出了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态借由群体表征和个体认同的双向心理过程的形成机制。在概念的界定中，强调除了宏观性和变动性之外，“社会心态恐怕还有第三个特征——……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即涂尔干所说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所具有的突生性”。它说明社会心态源于个体心理，但并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加总，它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
在笔者看来，相比心理学而言，社会心态研究离社会学更近。这不仅因为社会心态涉及一个社会或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精神世界这样的宏观议题，在处理这类议题时社会学具有先天的优势；也不仅因为社会心态涉及人们或民众精神世界的变动不居，而这种变动不居又直接对应于从孔德时代起社会动力学就关注的宏观现实世界的变动不居，和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所处理的个人生命史中微观的身心变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还因为社会心态的突生性质超越了单个个体简单的心理累加，遵循了涂尔干主义所秉持的社会学主义的立场。
杨宜音、马广海、王俊秀等学者都曾对社会心态概念进行过相对系统的操作化尝试，仔细分析起来，能够发现杨宜音的操作化思路是在社会心理层面由外及里推进：从外在表现的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触及个体或群体间的社会共识，最后推进到内在的社会价值取向；而马广海的操作化思路及王俊秀的修订模式，则是由知、情、意三大基本心理现象的探讨演化而来，在“知”（认知）前设置了“社会需要”维度，在“情”（情绪和情感）和“意”（行动及准备状态）之间增添了“社会价值观”维度。
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还有一种更加简洁也符合中国情境的指标设置或操作化思路，即将个体与不同范畴或层次的他者或他群间的关系加以操作化，带入到对社会心态的具体分析之中。在现实的研究中，人与他人或他群（家庭、家族、群体、社会及至国家）间关系的远近，确实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时最为常用的一种视角。中国人在看待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与其关系的远近，这一视角更加贴合中国的语境。费孝通曾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定义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自我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其他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下后形成的水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广开去，越推越远，关系也越来越远或淡薄。翟学伟在讨论中国人的问题时也持关系主义立场，认为中国人构建起来的看人、看社会、看世界的基本方法都带有关系性，这种思维方法主导了中国人的思维体系。受上述观点或视角的启发，我们意识到可以将社会心态操作化界定为：一种在特定时期面对特定社会情势或社会事件形成的、为众多个体或群体成员所共享的具有宏观性、变动性和突生性的精神现象，它常常体现为对各种由近及远的关系进行评价而形成的积极或消极的心理态势。
图1 社会心态概念的操作化
基于以上思路，如图1所示，可以从个人与“自我—他人（他群）—社会—国家”间的关系这一模式入手，对社会心态这一概念进行相对简便的操作化。（1）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即每一个身处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对自我当下生存状态的主观体验，在本指标体系中可以人们常说的“幸福感”来指代；（2）个人与他人或他群的关系：此为个体对他人（熟人或陌生人）或他群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可、接纳和信任程度，主要可以“信任感”来指代；（3）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对生存其间的社会的认同或对社会状况的评估可能涉及多个方面，但“公平感”常常是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性指标；（4）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当然更为复杂，但若从社会心理学的微观角度说，则可以体现为个体对国家或国家代理人政府的认可与满意程度，故我们以“政府满意度”来指代。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还涉及其他认知、情感或行为向度，也还有其他更加细致具体的指标可以用于测量，但详尽而又全面的指标即便可以漂亮而严谨地罗列出来，要真正完成测量，却存在是否可行及何种程度可行的问题。在综合考虑社会心态的不同维度及量化研究可行性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上述四个方面最为直接也相对简单地表征了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主要内容。
三、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两种路径比较
在厘清了社会心态的概念和操作化之后，接踵而至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心态是如何形成的？为此，不少研究者围绕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与说明。汪新建、姜鹤在《社会心态研究的学术谱系与主要议题》一文中，将中文世界有关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研究划分为两种主要的学术观点：心理学取向下的社会心态研究和社会学取向下的社会心态研究。接下来，我们将借助两位学者的观点，对两种不同学术路径下的社会心态形成机制做一个比较。
心理学路径体现为始终以个体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社会心态及其形成机制。在《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一文中，杨宜音开宗明义：“社会心态反映的是个体的宏观社会特性，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的联系性，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相互建构的产物，并以其孕育的生生不息、复杂多变的心理事实而被人们感知到。”基于此，杨宜音的分析路径主要着眼于如何解释“社会心态与个体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在这一分析模式中，某种社会心态可以通过向上或向下两个层次的分析获得一种确切的说明。
所谓“向上模型是指社会心态由个体自下而上汇聚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一些群体间弥漫的心境状态”。在这一路径下，个体融入社会的机制被假定为四条通路：态度、情感、需求及其满足(感)、个性。对此，可以有四条路径将个体与社会相联系，那就是：（1）社会认同；（2）情绪感染；（3）去个体化与去个人化；（4）关系化与镶嵌化。通过上述四条路径，个体的融入和汇聚，最终就会形成超越个体的共享的心理现实，成为现实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向上模型相对应，向下模型力求说明“当某种社会心态逐渐形成后，它就会作为一个整体自上而下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态”。相比而言，作者对向下模型给予的解释要简单得多，具体依据是占美国主流地位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所讨论的那些基本路径，总体上说其中“重要的通路是社会影响，包括服从、依从、从众、合作等过程”。作者以为，向上模型与向下模型的结合，就可以视做个体与社会层次之间的互动，而上下互动则建构出整个社会的心智活动——社会心态，从而个体的心智活动本身亦能得到（一种）社会性的解释。
这一心理学解释路径在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时始终立足于个体，将社会心态归结为个体心理的一种汇集。并且通过上下两个模型，十分清晰地说明了个体心理是如何汇聚成社会心态的，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又是如何影响个体或小群体的社会心态的。不过，这一路径存有的内在矛盾是，既然是汇集，那么只有相似的或具有同质性的个体心理才会聚集在一起，而那些不同的或具有异质性的个体心理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际，它们又该何去何从？
社会学的解释路径对此给出了说明。在《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一文中，周晓虹指出，一种社会心态并非是同质性的个体心态的累加，而是五花八门的个体或小群体心态以集体表征为心理模板建构的结果，这一说明突出了突生性在社会心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心态这种宏观和变动的社会心理，尽管是一种突生现象，但其形成或蔓延却并不随意，是因为它是以某种心理模板作为建构框架的。这种心理的模板就是涂尔干一直坚守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或莫斯科维奇修改后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再或可将其进一步统称为“集体表征”，其为个体的认同或建构提供了心理模板。
当然，集体表征只是社会心态形成的一个方面，社会心态的形成还需要个体予以认同或接受。而要完整地论述社会认同对社会心态的形成的影响，具体的叙事路径有两步：一是最初那些散在的个体是如何凝聚为群体的；二是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群体心理形成后，是如何吸引更多的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归属或加入这个群体的？对第一步的叙事，周晓虹借用了杨宜音和王俊秀都曾使用过的“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或“心理群氓”（psychological crowd）的概念，认为心理群体的意义在于它是个体向现实的社会群体转化的中介。在第二步的解释中周晓虹借用了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的观点，提出能够支配集体行为的社会心态或社会认同的产生经过了两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化，此时个体与前述心理群体成员同处相同的范畴，他会以此来划分我群和他群，主动缩小与我群的差异，同时扩大与外群的差异；第二个阶段是社会比较，新加入的个体或群体会主动将自己的看法与我群成员尤其是群体的看法相比较，从而改变或增强原有的看法，形成所谓的“共识”。
我们可以对上述两种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做一比较。两种形成机制之间存在共同之处，即二者都认可个体间的暗示、模仿与感染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心理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这些被称之为大众心理“原质”的因素起着明显的作用，“情绪化赋予了群体心理及集体行为的极化可能，也因此赋予社会心态以两重性”。当然，我们也看到两种形成机制因学科立场的不同而存在固有差异，特别是秉持个体主义的心理学解释路径难以克服从个体到群体跨越的难题。比较而言，社会学的解释路径通过提出“集体表征”和“突生”这些概念实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跨越，即个体不是通过汇集而是通过心理模板的建构突生出群体共有的社会心态。进一步，这一路径留下的余地在于，或许同质性的社会心态遇到某种新的利害关系或社会情境的新态势还会被打破，重新异质化；也同样有可能再经过上述过程实现新的同质化。这庶几就是社会心态不断变动的内在动力与重构机制。不过，同样应该指出的是，社会学解释路径因为无法解释个体是如何形成现实的社会群体的，在借助心理群体的概念时，依旧援引了暗示、模仿与感染等所谓心理原质，留下了社会学主义与心理主义颉颃的潜在矛盾。
虽然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依然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但是只要我们认可心理模板的存在，就会思考，如此重要的、可以为群体所有成员提供心理认同的心理模板是如何形成的，或者简单来说，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一模板的样态？社会心态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时空中这一决定因素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投放在当今中国社会，形成当代中国民众心理模板的底色，进而影响了全体国人社会心态的最关键要素，应该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伟大变革。
四、市场化与社会心态：一种可能的叙事逻辑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处往往在于我们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去创造一个单一的解释变量，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变革实际上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也为社会心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改革开放以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促进了这个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朝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表现在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而且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时，与宏观变革相对应的是微观领域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改变。
社会心态乃至整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始终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关联。在这一研究领域，1979年社会学重建后曾多次来中国访问并在南开大学授课的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有关人的现代化研究就是一项成功范例。在与学生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共同完成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1974）一书中，师生两人不仅意识到“现代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mentality）’”，伴随现代社会的变迁或者说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的心理也会出现明显的蜕变；而且他们进一步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证实，除了具备现代认识和情感外，现代人在行为趋向上都是积极参与的公民、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乐于接受新挑战和新观念，而促成这种蜕变的因素包括教育、工厂体验、都市生活及大众媒介。
如果说1983年春英克尔斯在南开大学为第一届社会学研究生班开讲人的现代化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还处在百废待举的历史新阶段，那么几十年后中国的进步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英克尔斯理论的有效性。以致史密斯在2012年悼念英克尔斯时会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践的经验案例，它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方式佐证了我们研究的有效性”； 而周晓虹在考察“知青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后也同样强调：“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现代化变化的案例，当属被称为‘南开班’的英克尔斯课堂上的第一批中国学生”。
在英克尔斯开列的导致人的现代化的要素中，无论是教育、工厂体验、都市生活还是大众媒介，与整个社会的变迁相比，都还是一种微观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相信市场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宏观变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究途径，即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宏观因素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群体的微观世界。基于在以市场化为表征的社会变迁或转型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民众社会心态嬗变的思路，在上文已完成了对社会心态概念的学术界定和操作化之后，笔者提出图2所示的分析框架，并从三个方面予以简要的叙述。
图2 分析框架
1.表征社会转型的宏观与微观变量。
在图2的分析框架的左侧虚线内，主要呈现的是代表社会转型的各类变量因素（自变量），其中主要包括两个部分：（1）正是因为经济学家樊纲等人相信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进而在整个社会变迁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且显著地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他们意识到，市场化作为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几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变革，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沿着这一观念基础，可以将“市场化”这一核心概念或解释变量操作化获得了五个维度的指标，由这五个维度的指标来表征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2）相对于宏观的国家或社会状况（如市场化）而言，微观的个体经济社会地位（实际的地位或与其他人或群体比较后的相对地位），以及包括性别、年龄等在内的各类人口学特征，这些也同样是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的变量因素，我们将其作为次要的或控制性的变量因素。显然，如果结合英克尔斯的理论，除了各类人口学特征外，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及其变化与中国民众所经历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宏观变动密切相关。比如在这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2.表征民众主观精神世界的社会心态。
在分析框架的右侧虚线内，主要呈现的是代表受社会转型或一般经济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心态（因变量）。如前所述，受费孝通有关中国社会潜藏“差序格局”的处世原则的启发，同时受翟学伟对中国人人际交往奉行“关系主义”的判断影响，我们将从个人与“自我—他人（他群）—社会—国家（政府）”间的关系的路径入手，将社会心态概念简便地操作化为四个方面：（1）幸福感：表征每一个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个人所具有的对自我当下的生存状态的体验与评价；（2）信任感：表征个体对他人或他群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可、接纳和信任程度；（3）公平感：表征个体对生存其间的社会或社会状况的认同性评估，公平或不公平，常常是个体与他人比较后的一种心理结果；（4）政府满意度：表征个体对国家或政府的成就、方针或政策的认可与满意程度。不过，在上述四个方面外，我们同时还会关注两个叙事维度：其一，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历时态嬗变过程；其二，不同群体间共时态的社会心态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聚焦历时态和共时态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
3.体现社会转型的市场化对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影响。
当然，本分析框架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如何借用樊纲等人的市场化指数和调查数据，来说明以市场化为体现的社会转型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嬗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决定了社会意识的性质及其变化。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不能不对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根据上文对“社会心态”的操作化，我们可以具体研究市场化对中国民众的幸福感、信任感、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影响所发生的嬗变情况。毋庸置疑，市场化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同时也遭遇了日益加剧的竞争。这些变化让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总体上从原先的保守、封闭、墨守成规和奉行平均主义法则，逐渐转变为开放、独立、拥抱变化和能够接纳合理的不平等。市场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对社会心态也具有双重效应。比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带来经济大幅增长、国力显著强盛的同时，也因发展的不均衡性和政策的偏颇性拉大了贫富差距，因此不同的群体尤其是经济或社会地位不同的阶层，他们的社会心态及其嬗变一定会有所不同。在市场化与社会心态这条主线之外，还可以考察各类微观因素对社会心态各领域的影响以及变迁过程中这一影响所发生的变化。除了对解释机制的分析和验证之外，还可以通过横向对比（比较不同群体社会心态呈现的差异）及纵向比较（通过不同年份数据和经验资料对“社会心态”做一个历时态的描述和分析），分析在社会转型或变迁过程中，上述解释机制的存在和变化历程。
如此，通过上述的分析框架或叙事逻辑，我们可以从共时态和历时态两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把握当代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及其变化路径，而市场化的解释路径则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毫无疑问，这场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对整个中国社会包括身处其间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下收获的喜悦或遭受的困窘既是个体的独特经历也深深地烙印上“转型社会”的时代印记。米尔斯在其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一再声称要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要将个体的困扰放置于社会和历史的维度中来认知和化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今天对社会心态的考量应该既立足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自身境况，同时也必须着眼于更为宽泛的社会时代背景；既关注当下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也需要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求借鉴。
1993年，面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化浪潮的兴起，费孝通迅即意识到这场伟大的变革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带来猛烈的冲击，甚至带来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为此，费孝通借用了老师潘光旦生前反复阐发的“安其所，遂其生”的“位育论”观点，提倡在迅猛变革的时代能够“建立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从那以后30余年的变迁来看，确实在这样一个世事多变的大变革时代中，中国的发展既需要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加持，同时也离不开14亿国人每个人都具有良好的心态秩序。希望笔者提出的上述这一探索市场化与社会心态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日益兴盛的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也为迈向一种更为健康的心态秩序贡献学理支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工业建设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研究”（21BSH02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