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网络是人类社会20世纪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几乎影响了人们在各个领域中的活动。网络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影响至关重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网络政治形态。本文以“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的互动作为研究视角，在比较分析的框架中，揭示了网络政治的独特的两面性与双重性。网络政治作为现实政治的补充者、替代者和重塑者，相应地表现为参与型政治、压力型政治与权力－资本结盟型政治三种形态。网络政治独特的运作机制并没有掩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联，尽管它在诸多层面改变了传统政治的运行过程和关系模式，但在其颠倒机制和聚合机制的背后，存在着一种隐蔽的垄断机制和操控机制。认识网络政治的独特性及其形态，有助于中国从容应对网络政治所带来的挑战。
【关 键 词】网络政治形态/参与型网络政治/压力型网络政治/权力—资本结盟型网络政治
20世纪末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创造就是网络的诞生。时至今日，网络空间已经与个人生活、组织活动以及国家权力变得如此密不可分。相对于传统的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和制度空间，网络空间更具扩张力和延展力。网络空间对语言的塑造①、对交往手段的革新乃至对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不夸张地说，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就像对氧气的依赖一样，一刻都难以脱离。这似乎印证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9年在伦敦发表演讲时说的一句话：信息是目前这个时代的氧气。对于中国这样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来说，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一个超出我们想象的地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对网络的未知度远大于已知度。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政治也随之诞生了。在对网络政治的理解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是肯定的观点，如网络政治粉碎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要对抗互联网，要拥抱互联网；网络政治是穿越电脑屏幕的新自由等等。一种是反对的观点，如网络政治是过去政治的翻版，没有任何的新意。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角度来审视网络政治，大致可以分为技术决定论范式和社会决定论范式两大流派(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determinism)。技术决定论认为“网络技术是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能(inherently political properties)”，网络技术与政治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社会决定论认为“网络技术是因为人为的利用和操纵才具有其政治性能。”例如电视就是因为对其政治化的利用才具有了政治性能，比如肯尼迪对电视的利用，他依靠英俊潇洒的外表换取了电视观众的更多选票；尼克松对广播的利用，他依靠比肯尼迪更为纯正的英语博得了收听广播选民的青睐。当年美国人反对越战，是因为刚兴起不久的彩电对战争血淋淋场面的逼真再现。当然也有像温纳这样的学者，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认为当某种技术成为解决某项社会议题的手段时，或者技术成为人为制度体系的要求并与特定政治关系的兼容程度日渐强化的时候，就认定此技术已经天然的具有政治属性了[1]。
本文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网络政治具有双重性，它既是社会的，又是技术的；第二，网络政治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天然的，又是人为的；第三，网络政治具有交叉性，它既是虚拟的，又是现实的；第四，网络政治具有叠合性，它既是陈旧的，又是崭新的。在当今时代，我们既处于现实空间之中，又处于网络空间之中。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时代的来临激发了人们无数的追问和思考。网络监督与民主化有什么关联？美国政治学家提出的“网络对于任何非民主的制度都有颠覆性意义”[2]这一命题具有普遍性吗？我们是否可以说，威权政府面临的压力不是来自传统的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而是来自网络空间呢？网络压力是否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第五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媒体构成的监督权、网络权)呢？网络政治是否成为穿透官僚等级体系的利器？网络政治是否为“小人物”提供了与“大人物”直接对话的舞台？网络政治是否成为官僚体系自我调适的动力系统？在阶级对抗已经趋于弱化的时代，网络政治是否成为社会抗争的替代性空间？网络空间中的“人肉搜索”是否意味着对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进行的“反规训”？网络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依赖于技术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拥有技术垄断权的精英和国家最终会构建一个真正的具有垄断性的“网络帝国”？网络政治中最活跃的声音是否就是“多数人”的声音？传播学中的自由至上主义认定多元观点在一个“自由市场”中的自由交流将使得“真理越辩越明”，网络空间是否就是这样一个“多元观点的自由市场”，抑或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其实是促进了观点的“自我聚合”，人们更倾向于在匿名环境下寻找与自己既存观点相符合而非相冲突的观点[3]。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持不同观点者在网络空间的“抱团”以及“极化”，那么匿名制必然导致网络群氓主义吗？实名制就必然预防网络群氓主义吗？网络政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能避免掌控资本、技术、话语等资源优势的幕后精英对网络政治的操控？以上迷雾重重的疑问迫使我们必须要对网络政治正本清源。
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为什么网上政治(online politics)与网下政治(offline politics)的交互作用机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互动机制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了什么挑战？我们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有些不同。近年来，政治学界对网络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话题：网络与政治参与、网络与政治沟通、网络与全球治理、网络与社会运动、网络与民主化、网络与选举等。这些议题反映出网络已经完全被政治化了，或者说网络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化的利用时代了。我们的研究既有继承性的一面，也有开新的一面。所谓继承性的一面意味着网络政治的发展确实是与政治参与、政治沟通、社会运动以及全球治理紧密相连的，离开这些政治议题，空泛地谈论网络政治是没有意义的。所谓开新的一面意味着我们把“网络政治”作为一种形态(form or pattern)来看。网络政治一方面具有独特的逻辑和机制，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聚合性和弥散性的政治空间，成为一个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舞台(political arena)。由此可见，网络政治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这一二元划分所能解释的了。网络政治作为一种形态，具有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网络政治作为一个空间，又是现实社会各种力量和行动者介入的舞台。
二、网络政治：一种崭新的政治形态
要想对网络政治进行冷静的分析，就不得不对网络政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澄清。我们发现，之所以在网络政治这一问题上有着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概念混淆和模糊导致的。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对概念是：internet与Internet。网际网(internet)主要是一“技术术语”，指的是通过一种通用通讯协议，将两个逻辑上原先彼此隔离的、使用不同的独立通讯协议的“网络”联结起来，组成一个新“网络”。而互联网(Internet)则是一种具有广延性的信息交流空间。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认为网络是一种通过一对一、多对多、多对一等途径在地区间、国家间以及全球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并具有相对开放标准和议题以及比较低门槛进入的技术[1]7。我们认为，互联网则更多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签和媒体术语，其实质指的是以万维网(World Wide Web)为代表的、全球最大的“网际网”，即使用TCP/IP协议为标准通讯协议，以电子邮件(Email)、文件传输(FTP)、远程登录(Telnet)、基于超文本语言(Hyper text marked Language)的网页浏览4项应用为主要功能的一个系统。在媒体和学术研究领域，互联网通常被等同于网络本身。
其次，网络政治作为最为重要的概念，是最容易引发歧义的。本文认为网络政治是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交互运动的双重过程：一是个体和社会组织在网络空间中依靠信息压力促使管理者改变或调整决策以满足其要求的过程；二是权力与资本联盟依靠尖端技术、高额成本和规制措施，通过看不见的手调控信息表达和信息生产的过程。
再次，网民与网络公民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网民(Netizen)，指的是穿行于网络(使用不同的接入设备，但在网络空间持续停留时间超过一定标准)，通过论坛、博客、帖吧、微博等渠道发表意见的人。依据个体所实际掌握资源、能力的不同，在网络空间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网民”：一是网络政治的参与者，即“前台网民”；二是网络政治的控制者，即“后台网民”。所谓网络政治的参与者，是指利用既成的网络平台发表个体意见，他们既对其发表意见的流向与效果没有掌控能力，又对网络平台缺乏掌控能力；所谓网络政治的控制者，是指有能力影响意见的流向与分布，有能力影响网络的结构，有能力制定网络行为规则的。网络政治的控制者可分为技术化的控制者、资本化的控制者和权力性的控制者。技术化的控制者和资本化的控制者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而权力性的控制者主要是由国家承担的。从美国网络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依靠技术专家、资本家以及权力精英(军方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盟来控制网络技术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所谓网络公民或媒体公民(media citizenship)就是指在网络空间中秉承公共理性的行动者。有网络并不必然产生网络公民，网民也不等同于网络公民。网络政治的健康发展不是依赖于网民数量的暴涨，而是依赖于网络公民(媒体公民)的成长。
在明晰了网络政治领域的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就可洞悉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的政治内涵了。正如温纳(Langdon Winner)所言，我们称之为“技术”的东西，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正在成为构建秩序的一种途径。很多技术设备和体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包含着使各种人类活动趋向于秩序化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故意的还是无意的，社会选择技术结构来影响人们如何工作、交流、旅行、消费和其他活动已经达很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结构化的决策得以做出，不同的人们在社会中既拥有了不同的定位，又拥有了不对等的权力程度以及不对等的层级意识。人们在社会中的分化与联结这一主题，不仅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和实践，而且也显然是依赖于像钢筋水泥、网络和半导体如此种种的有形设备[4]。对于网络政治而言，那种脱离了网络技术本身而空谈网络政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网络空间的基本特点，如虚拟性(virtuality)、可扩展性(scalability)、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进入的低门槛化(low barriers to entry)、超越时空的交互性(interaction beyond time and space)等等，决定了网络政治与传统媒体政治、实体政治的区别性和相对独立性。但是，各种现实力量对网络空间的介入，例如资本力量、技术力量和国家力量的隐蔽性控制，又决定了网络政治的非虚拟性、非扩展性、再中心化等。由此本文认为在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没有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网络政治绝不是穿越电脑屏幕的新自由(New Freedom through Computer Screen)，也不是单纯键盘上的政治(Politics on the Keyboard)。这正是本文把“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视角的缘由。因此，网络政治并非一个全新出现的独立变量，它本质上仍然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一个半独立变量。在诸多影响网络政治发展的因素中，现实政治的发育程度，尤其是现实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对网络政治的形态生成具有相当关键乃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网络政治形态包含着以下4种独特的逻辑。
第一，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的互动逻辑。网上政治的发达程度与网下政治的发达程度呈现反比例关系：网下政治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行为者寻找可替代性方案的冲动尤为强烈，由此导致了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的互动。网下政治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利益表达、汇集、处理、评估、反馈有着良好的政治制度安排，网络政治主要视为一种补充性力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现实政治的制度化建设基本上在网络技术大范围普及和应用之前就已经发育和运行的相对完善，因此网络技术的出现，更多的影响是以“具有政治影响的技术因素”出现；在威权体制变革的过程中，网络技术的普及与网下政治的民主化趋势近似同步出现，这直接导致了压力型网络政治的出现。
第二，国家、资本介入的逻辑和社会行动的逻辑。网络政治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网络本身的逻辑(Network Logic)。从某种程度来说，网络逻辑得益于像UNIX(1969年贝尔实验室发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广泛运用)这样的初始操作系统的促进，以嵌入人们使用的计算机作为起点。此类技术发展的政治意义在于大幅度降低了使用网络的“技术门槛”。无需经过专门的训练，只要具备最基本的知识，会使用鼠标进行点击，会打字，即可以使用网络发表意见，参加讨论，表达态度和意见。自此以后，计算机的使用彻底“民主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通过使用计算机开始分享更大的自治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他们的工作。这与以前由主机(Mainframe)主导时代的个人只能被动使用计算机终端(Terminal)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国家介入(state intervention)的逻辑使得计算机使用的民主化逻辑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自相矛盾。美国政府对计算机产业的介入直接导致了冷战时ARPANET(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work)的建立。美国军方和国防部对ARPANET拥有绝对的铁腕统治权(Iron grip)。而且有趣的是，最近网络本身的发展，也具有某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态势：最近由谷歌等公司强力推进的“云端计算”概念，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主机—终端”架构的再度复活，以终端进一步的分散、廉价和易用为交换，重新实现信息在数据中心(新的主机)的再汇聚。对现实政治而言，对国界的侵蚀以及对传统权力的挑战是网络最大的影响所在，这既体现在发端于电子邮件的信息交流技术，也体现在个人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的扩散：尽管第一封邮件业务在1972年通过ARPANET得以成功完成并在此后直接导致了沟通爆炸(an explosion of communication)，但它在联结不同类型的网络方面还是力不能及。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硅谷诸多研究团队的诸多发明通过网络穿越了国际边界之后，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才得以诞生。随后便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黑客文化(Hacker Culture)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World Wide Web标志着Web时代的到来，但也引发了软件公司与政府共同构建网络社会(Internet society)的进一步努力[1]38－48。构建网络社会引发的社会行动的逻辑意味着“网络权”作为第五种权力应运而生。就这点来说，“分散集中”的互动循环始终没有停止过，网络本身的扩散是这一双向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家、资本介入的逻辑和社会行动的逻辑是交替出现的。
第三，网络政治中二元行为体的互动逻辑。即前台网民与后台网民的互动与联结缔造了“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奇妙共存。网络政治中二元行为体的互动逻辑根源于网络政治中的双重性和二元性。从表面上来看，网络结构是高度扁平化、高度去中心化的，进入门槛是日趋降低的。但是，在其背后，支撑这一貌似扁平化结构的内核却是高度等级化的，高度中心化的，且进入门槛持续上升，既有技术门槛，也有资本、制度门槛。
第四，网络技术属性与政治属性的交互逻辑。把网络的技术属性和政治属性割裂开来是不可取的。网络首先是技术的产物，但网络空间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对社会的介入性和重塑性。这是网络技术与以往技术手段的最大不同之处。网络所具有的某种天然的政治属性是网络技术与以往技术手段的最大不同之处。但是，网络的技术属性和政治属性是交织在一起的。对网络空间的最终意义上的控制得益于对高端技术手段的控制和垄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寻求一种综合的解释。
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使以上4重逻辑的展现力度各有侧重。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现实政治的制度化建设基本上在网络技术大范围普及和应用之前就已经发育和运行的相对完善，因此网络技术更多的是以“具有政治影响的技术因素”出现的；而在其他一些国家，网络技术的普及与现实政治向“透明化、公开化、民主化”的转型近似同步出现，与此同时它还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渗透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渠道，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输出民主的重要支撑(具体表现参见下图)。
基于对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互动逻辑的分析，我们认为，网络政治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如下3种角色：一是作为补充力量的网络政治，二是作为替代力量的网络政治，三是作为重塑力量的网络政治。与之相适应，网络政治也就相应地表现为参与型政治、压力型政治与权力—资本结盟型政治3种形态。作为补充力量的网络政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体现为网上政治对网下政治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构成对网下政治的压力和颠覆。作为替代力量的网络政治释放出对国家的压力，形成了促动政治变革的压力型网络政治。压力型网络政治处理得当与否，主要是与国家对待网络政治的态度以及国家对网络空间的调控能力有关。作为重塑机制的网络政治主要表现为隐藏在网络技术背后的新型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国家—国家关系、国家—资本关系、国家—社会(个人)关系以及社会中的个人—个人关系、群体—群体关系都在经受着网络空间背后的资本—权力结盟的重塑。特别是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重构政治(Reshaping politics)的运动已经逐渐展开[5]。以上3种形态的网络政治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受网下政治发展水平的影响，它们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力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
三、网络政治形态的理论解读
网络政治最为直观的形态就是参与型网络政治。参与型网络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与现实政治的共存与互补作为前提的。在实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国家，网民数量与日俱增，要想赢得更多选票，候选人就不得不利用网络进行动员和宣传，甚至启用网络投票。这是西方国家网络政治最为主要的形态。压力型网络政治是网络政治的第二种形态。这种形态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但主要存在于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受制于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控制能力这一因素，压力型网络政治在有的国家是颠覆性的，有的是抗争性的，有的是替代性的(现实政治改革的替代品)。200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艾伦(George Allen， Republican Virginia)因为散布了有关种族主义的言论，被其竞选团队中的一名印裔学生用数字录音机录音后通过视频网站YouTube广为散布，由此导致了艾伦丧失了其参议员席位[5]169。这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压力型网络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网络政治的第三种形态是权力与资本结盟型政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生产的实质时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分析对既得物的保护时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6]这也就是理查德·尼尔森所认为的，正式经济增长的各种议程必须围绕技术变迁、公司能力与国家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建立。公司与国家(或不同层次的政治实体，如区域或欧洲联盟)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者，它们并不是为了强化技术或生产力以造福人类而追求技术，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行动，遵循经济系统(如信息化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则，而这套规则最终将对它们的行动给予赏罚[7]。在描述资本基本属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将尽可能多的范畴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一再生产的过程，网络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资本努力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信息流动纳入剩余价值生产和创造的过程。从网络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权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的再生产，只不过这是对人造空间的占有，当然，占据这种人造空间的目的还是在于对自然的占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孕育出来的，又必然以捍卫这种制度作为最终的目的；而网络的存在与发展，网络用户的存在与发展，乃至网络行为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符合资本创造与攫取剩余价值的需求。这就决定了网络政治的最高形态乃是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这一联盟构成了电脑屏幕背后终端意义上的操控者。
1、参与型网络政治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网络政治充其量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补充。网络带动了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展和政治参与手段的更新。美国的网上运动(Campaigning online)乃是选举动员模式的改变。从美国前面两任总统的选举过程中来看，网上运动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动员模式[5]166。从一定意义上来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标志着以阶级为载体的对抗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隐蔽性的权力机制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时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和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描述了由边沁所推荐的“全景监狱”是如何在学校、医院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中被广泛运用的。但为什么西方国家所孕育出来的这个全景监狱式社会没有在网络政治中得到有效的克服和质疑呢？这是因为根源于现实政治的制度化程度以及国家—网络资本家联盟对网络空间的隐蔽性控制。
2、压力型网络政治
压力型网络政治的产生与现实领域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第一，在网下政治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测量网下政治发达程度的变量是实质性选举制度、传统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强度、政治沟通渠道的顺畅等)，尽管网络技术的运用程度极为广泛，但并不必然导致网络政治的压力效应和颠覆效应。第二，在网下政治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果电脑使用的民主化进程还没开始，网络政治也无从显现和扩展(例如朝鲜、古巴等)。第三，只有在网下政治发展程度相对低弱但电脑使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才会导致网络政治释放出较强的压力效应(例如伊朗、菲律宾等)。第四，在网下政治发达但电脑使用率很低且没有形成网络社会的国家，也没有网络政治的产生(例如非洲很多国家)。由此，我们可以说，只有在网下政治发展程度较低以及电脑使用民主化和网络社会(Internet
society)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发压力型网络政治的产生。
3、权力—资本结盟型网络政治
网络政治的崛起是否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是否动摇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网络政治粉碎了人们以往对政治的理解；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网络政治乃是过去政治的翻版，并无任何新意。从网络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国家的介入和控制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尽管Internet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但是它的政治属性只有在谁拥有决策权这一政治语境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那些拥有网络构件生产手段的公司与政府决定着硬件和软件中的各种技术类型，并由此诞生了一种新型的权力掮客(power broker)。权力掮客能够决定网络大厦的构成部件并以此来规制人们的行为。正如瑞德伯格(Reidenberg)所认为的，对行为的规制在它通过优先购买权或自动化手段(preemptive or automated means)得以运作的时候会更具有效力[1]21。显而易见，正是权力—资本结盟的网络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诸多国家的网络空间的全球化不过是美国化的一种翻版。正是因为美国拥有网络技术终端意义上的垄断权，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可以穿透诸多有形的边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对网络空间背后的权力—资本结盟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
四、网络政治的运作机制
网络政治作为一种形态，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得以运作的呢？我们发现，它主要包括3种运作机制：一是网络政治的颠倒机制，二是网络政治的聚合机制，三是网络政治的垄断机制。颠倒机制意味着将传统政治形态中的结构性安排完全颠倒过来，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等级关系、命令体制以及资源再分配体制在网络政治中呈现出一种反向运动，传统的结构化秩序在网络政治中面临着无休止的解构和致命性的颠覆。一般来说，对网络技术缺乏专业认知能力的人往往会把网络政治的颠倒机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确，这是网络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运作机制的重要特性。但是，只要我们透过这种机制，就会发现网络政治的颠倒机制并没有拥有独立于权力垄断、资本垄断和技术垄断之外的对等性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人认为网络政治不过是过去政治运作机制的一种翻版。当然，只有达到对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的本质性把握，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
1、网络政治的颠倒机制
网络政治的颠倒机制不仅将传统权力安排遗忘和忽视的要素充分激活了，而且它还借助独特的“网络民主化修辞”将其推至政治前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实体政治。传统的政治形态，无论是以国家为主体，还是以公民、政党和阶级为主体，都具有明确的边界性。传统的公民社会乃是借助实体性力量(集团、社团、阶级等)和直观的制度设计而运行的。在现实的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中，限制和控制公民社会的扩张乃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国家垄断所有暴力的前提下，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抗往往都是以国家的胜利而告终。民主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公民社会的弱智，而是因为它根本没有与国家相抗衡的资源。在国家拥有制度设计权和信息审查权的时候，人民的声音实际上被国家暴力所淹没，人们只能在国家控制和选择出来的信息世界中进行阅读和思考。这是一个单元的政治世界。就是在所谓言论自由的国家，国家同样可以借助商业化机制完成对信息的垄断与控制，普通人的呐喊只能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哀鸣。网络空间的弹性决定了网络政治的非边界性。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网络空间的崛起，公民社会被扼杀的生命力在这一新型空间中得以重新唤醒。这一空间不仅具有极强的经济意蕴，孕生了新型的组织形态和商务通道，而且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沟通方式和社会组合的途径。特别是网络空间的崛起，日益显示出其强烈的政治学内涵，即作为展示公众意见的网络空间，正在孕育着一种有别于传统实体性公民社会的虚拟公民社会。传统的政治学命题面对虚拟公民社会，有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显然，虚拟公民社会包含着诱发新政治理论诞生的契机。时间、空间、政治、沟通、场所、身份、地位、购买、销售等所有概念和活动，在这一空间中都被注入崭新的理解。
(2)国家过滤机制的黯然失色。公民社会的本性在于“说话”，国家的本性在于以威吓和恐惧迫使大众保持“沉默”。即便是零星的呐喊之声，也在国家的控制权和审查权中过滤掉了。因为传统的政治空间完全被国家所操纵，传统政治空间的伸缩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好恶和施舍。而且，传统政治空间在容量上的有限性、进入成本的高昂和异类声音的风险性，也使传统公民社会的扩展有着明确的物理边界和制度边界。网络空间对传统有形政治空间的有限替代，正在改变着传统公民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一般来说，网下政治虚弱的国家，是最容易激发网上政治诞生的。道理很简单，人们没有说话的制度空间和法律空间，就必然要寻求制度空间和法律空间所难以涵盖的地方说话。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等级制度越强，阶层壁垒越严格，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愈难以逾越，网上政治就越丰盛。道理同样简单，公民的权利可以被法律所限制，可以被社会等级所束缚，但有着巨大容量的网络空间却是欢迎公民权利的最好场所。网络空间相对于传统的信息世界来说，不仅容量大，而且进入成本低，更新速度和传播速度快。在传统的信息世界中，说话者是被挑选出来的，说的内容是被审查过和过滤过的。听众只有被动的去阅读和接受这些信息，而无法做出评判与选择。传统信息空间的有限性和边界性使其被国家之手牢牢操控。国家的狂妄也由此而生。因为一切声音都控制在国家手中。但是，网络空间几乎重构了由电视、报纸和收音机所确定的公共空间[5]166，在这一新型的公共空间中，每个人都是制作者、导演、编辑或者其他一些创造性力量[8]。例如2009年在中国成都发生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早在11月26日就有凤凰网、网易等12家媒体以“成都一女企业家因拆迁楼顶自焚”为主题报道，但并未引发媒体的大范围关注。直至12月2日，网络媒体报道中一段由手机记录下的唐福珍自焚过程视频走红网络，唐福珍自焚事件才成为焦点。由个人自制的视频说明，复制、折射、反映、描述社会和历史的权力确实已经弥散化、去中心化了，国家对复制社会的权力垄断已经被打破了。特别是微博的出现更加强化了个人复制和诠释社会和历史的权力，几乎一个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突破各种制度和空间壁垒，将各种信息传输到世界各地。
(3)“小人物政治”。事过境迁，人类创造出来的网络空间满足了虚弱公民寻找新政治空间的渴望。这是释放自由气息的信息世界，国家之手尽管对其还有操纵的奢望，但技术上的难度和控制成本的高昂，有时也使其一筹莫展。传统信息世界是大人物的世界，网络空间则为小人物提供了舞台。网络世界不是一个等级性的身份世界。小人物只有借助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来说话的时代已经终结。试想一下，在以往，宫廷宴会是没有小人物立足之地的，庙堂高地是没有小人物的身影的，优雅会所是不会给小人物派发入场券的。在网络空间诞生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创造一个为各色人等一起说话的平台。但这个近乎缥缈的幻想，在21世纪初却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代议制是在各种力量的对决中、在现实世界中被发明出来试图让国家治理者倾听人民声音的话，那么网络空间就是借助一种近乎神话般的技术，创造出来的一种播放各种声音的大平台。尽管等级世界在现实中依然存在，但一种完全扁平的世界却在网络空间中逐渐形成，而且这一扁平世界显示出了对现实等级世界的互补性与对等性。
(4)传统政治概念的集体失效。不容否认，网络空间孕生的公民社会是虚拟的，这里的“自由”近乎一种混沌状态，一种隐藏的身份，使其为所欲为，责任、权利和义务等传统的政治概念在这里失去了以往的效力。这真有点类似于中国唐朝监察制度中的“风闻谈事”，依据风闻传说和嫌疑就可以妄加评判、随意而为。因为这是一个匿名的世界，一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介入的世界，一个极容易隐藏身份的世界。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虚拟空间的无限性、易进入性以及快捷的再生性，决定这一空间致命的两面特征。一是逃避了现实等级世界、身份世界的约束，为小人物和弱者提供了崭新的政治武器；二是权利、义务、责任等实体概念的集体失效，使其缺乏足够强大的改造效应，而且还呈现出极度混乱的自然状态。真实的人隐藏在屏幕背后，随心所欲地散发着自己的风闻之声。正是其虚拟性决定了其脆弱性，故而难以显示出现实世界中的集体之力。
(5)压力型网络政治的负反馈。在网上政治不发达的状态下，这一混乱的虚拟自然状态，不失为观照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国家治理者在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是真实的社会身影，弱者在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是对国家的风闻压力。这很像美国政治学家多伊奇②所说的负反馈。负反馈在沟通系统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如果沟通系统中只有正反馈而没有负反馈，那么系统整体会沿着出发的方向直线前进，没有信息提示系统做出方向性更改；只要系统目标稍微发生改变或者系统最初出发方向有一丝偏差，系统则不能达到目标。就像我们调节音箱声音大小的过程一样，如果没有分贝逐渐增大的声音反馈给我们作为参考以调节音箱的旋钮，我们就无法得知怎样的声音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没有刺耳的声音提醒我们要适当地降低频率，我们一味地将声音旋大则可能导致音箱的报废。负反馈的作用不仅能够指引系统寻找目标，而且还能促使系统进行内部对比和比较、并改变内部的运作方式。在政治系统中，负反馈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从网络政治中释放出来的压力，如果能够在国家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化解，则是强化了政治系统自身的调适能力。试想一下，如果通过实名制度把隐藏在屏幕背后的真实的人赶到台前，这一平面世界马上就被同构到等级体系之中，吸附到国家暴力掌控的范围之内，真实的社会身影立即消失殆尽。这对于国家治理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损失呢？因为他们能够听到的社会之声顿时消失，整个政治世界立即陷入沉静，唯一的信息之源没有了，正确的决策方案和执政方略又如何形成呢？对于小人物来说，掩盖身份的庇护场所没有了，说话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久而久之，长期的积怨又成为集体抗争的动因，新政治又回到老政治的轨道上去了。
(6)跨区域的社会动员。在传统的政治形态中，只要人们被封锁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之中，是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行动的。信息的空间性隔绝、制度性隔绝使得社会跨区域的社会联合已经不可能。但是，在网络时代，地方事件可以成为国家性的事件，个人事件也可以成为公共事件，而且这一事件会借助网络空间进行跨区域性的流动与传播，由此带动了依靠网络空间而形成了交感式、互动式的社会抗争运动。
2、网络政治的聚合机制
网络政治的聚合机制在于它是传统政治要素在数字空间中的投影与再现，这是具有极强包容力和吸纳性的政治舞台。传统的政治舞台，像舆论空间、议会、政府机构等，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是少数人或者说是少数精英。被少数人所控制的筛选机制和任命机制，具有鲜明的排他性。普通人要想穿越其刚性的边界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是很困难的，而且借助强制性的力量保障这一舞台的排他性也是容易做到的。而网络政治所具有的聚合机制则是传统的政治舞台所无法比拟的。时至今日，网络空间既可以被国家、全球社会以及利益团体、公司所利用，也可以被所有拥有PC的个人所利用。只要一个国家融入到全球性的网络社会之中，电脑使用的“民主化”和网络空间使用的民主化就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网络空间所具有的穿透国家边界的能力有时候也会令国家的规制政策相形见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网络政治的确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形态。
3、网络政治的垄断机制
网络政治的垄断机制包含着对技术的垄断、对资本的垄断、对规则的垄断3个方面。正如劳伦斯·莱西希(Lawrence Lessig)所言：在真实的空间中，我们可以认知到法律是如何通过宪法、法令和其他正式法典来进行规制的。在数字空间我们必须明白“编码”是如何通过硬件和软件所形成的数字空间来对数字空间本身进行规制的。在“编码即法律”(code as law)这一观点看来，技术尽管是强大的，但并不是不可控制的。它可以通过人为的介入来设计并以此体现某些价值观。但是，这种设计一旦得以奠定之后，这些价值观就可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地展现其影响力[1]21。
五、网络政治形态的国际比较
1.网下政治的“补充”、“复制”和“完善”：美国式网络政治
作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美国的网络政治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并不十分发达。其主要运用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是作为竞选辅助手段的网络技术，即候选人通过网站和选民进行交流，发布信息、表达政见、动员投票以及接受网络捐款。大体上从2000年前后开始，网络在选举前动员阶段的能力开始逐渐为美国政治家所认知，并逐渐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年轻民众中，网络作为一种新传媒所具有的表现能力，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青年人传统上的政治冷漠，将“枯燥”的政治过程变成了具有很强娱乐性质的公共狂欢，比较典型的案例，便是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所谓的“奥巴马宝贝”视频。同时，对于美国的政治精英来说，具有很强匿名性质的网络还提供了某些便利的操作手段：比如，借助网络实施的小额捐款，就因为其匿名性和分散性，可以便利突破个人捐款的限制；比如，借由随身移动的新媒体平台Facebook、twitter等，政客得以在形式上和“每一个”选民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但是，在更加实质性的政治程序方面，比如借助互联网进行实质性的选举投票，美国整体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因为基于普遍的技术怀疑论的影响，再加上美国现实政治过程高度发达与相对透明，很多人相信信息技术可能被少数人所滥用和垄断，并因此扭曲投票结果的可能性，从而对网络投票保持了高度的疑虑和不信任。
第二是作为非政府组织表达不同意见，以及组织实施跨国行动的平台。美国国内有着发达而成熟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借助网络技术扩展了自身的行为能力，将其作为发表自身言论的平台，跨越国界传播组织理念，甚至可以策划跨国行动。这是西方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对网络的普遍应用。
第三是作为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彼此合作的纽带，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并在海外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推进网络自由等问题上，借助网络平台，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媒体实现了实时、紧密而有效的互动，并使得其所针对的目标行为体感受到了巨大而现实的压力。
2.网络空间中的抗争与颠覆：菲律宾式网络政治
菲律宾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频繁的政治更迭，拉莫斯政府和埃斯特拉达政府的倒台都源自庞大的街头运动，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街头运动主要是通过手机网络发送短信来组建的，短短一条消息，指定集合的时间、地点，就可以让10万人在数个小时内聚集起来，并最终迫使政府下台。对此，西方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将其看作是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影响，大大降低了组织社会运动的成本，提高了社会抗争的政治效果；第二种解释则倾向于将信息技术定义为“力量放大器”，即认为真正导致菲律宾政局动荡的原因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那些街头运动与其说是自发组织的社会抗争，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不流血政变，即当民众被通过短信网络快速发送的短消息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之前，政治精英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的力量安排，街头运动的主要功能只是赋予这些内幕交易以现实政治合法性的必要程序而已。
从网络政治的视角来看，借助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组织起来的网络世界，已经在菲律宾成为了现实世界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替代品之一，当民众对现实政治感到不满时，借助网络组织和实施直接挑战乃至颠覆现实政治的行动已经成为了某种心理上的习惯。这可以看作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政治衰朽”在信息时代的体现，反映的是当一个国家缺乏调控能力，同时民主参与的发展又过于旺盛的结果。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来说，都面临着类似的窘境。菲律宾式网络政治将网络压力发挥到极致，如果说美国式网络政治更多的是表现为参与型政治，那么菲律宾式网络政治就是压力型政治的极端形态。
3.压力—抵抗的博弈：伊朗式网络政治
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后发生的骚乱，以及伊朗政府在此前后做出的一系列反应，展示了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即政府能力较强，而民主参与相对不足的国家，如何应对颠覆性网络政治的挑战。以伊朗来说，个体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几乎与个体对互联网使用的熟悉程度呈现严格的线性相关性，即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都对伊朗国内偏向保守与宗教立场的政治势力不满，而支持相对温和与开放的反对派。相应地，伊朗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严格控制、限制乃至压制网络在伊朗发展的空间。比如，在全球各国普遍争取提高网络基础设施性能，增加互联网出口带宽的同时，伊朗政府进行了反向的操作：将网络速度从2M/s降低到了128k/s，以限制用户对国际网内容的访问；比如，在发现政治反对派普遍使用外国电子邮件服务器进行沟通交流和串联时，直接关闭外国电子邮件服务器在伊朗的服务接入，代之以伊朗国家电子邮件系统。凡此种种政策，展现的是伊朗政府试图借助国家主权，直接抵抗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以及互联网对于国家的渗透。同时，比较特别的是，除了世俗政治内容之外，伊朗政府对网络的控制还涉及到宗教的因素，即限制和控制青年网民借助网络接触不符合伊斯兰教规的内容，以涉嫌身体暴露和色情的图片作为主要对象。而由此激发的网民不满程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基于政治需求的不满。这个过程也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压力—抵抗博弈，即伊朗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最主要的资源来自借助网络获得的局部媒体与舆论塑造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外部支持的能力，但同时，这些精通网络与媒体的知识精英与伊朗本土的基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基层民众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在网络空间的优势最终形成的是民主的泡沫，而无法转化成为实际政治过程中最终的结果，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民主泡沫破裂之后的巨大心理落差以及由这种心理落差所触发的社会动荡。伊朗式网络政治更多的是体现为国家政权对压力型网络政治的驾驭和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权力—资本结盟型网络政治的抵制。
六、网络压力与渐进调适：中国式网络政治
1.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网络政治发展有着一个特殊的变化历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批学习使用相对复杂网络的“精英”将网络看作是天然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变迁的动力，这种观念也深刻地植根于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和认识。但事实上，随着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普及，精英迅速地经历了第一次被民众“稀释”的过程，即大批将网络看作是娱乐工具而非政治论坛的普通用户用大量娱乐化的发言，重塑了中国网络政治的语言环境。情绪表达，娱乐化，以及没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取代了少数精英对于话语权的垄断。这个稀释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是新出现的网络用户在现实日趋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感受到日益明确而严重的生活压力，现实生活中累积起来的挫折、无力以及沮丧等心理情绪，在“挫折—攻击”的本能导向下，在匿名的网络平台寻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1997年，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持续宣泄的普通用户，以及深感沮丧的精英，再度找到了一个转折点：网络平台不仅可以匿名的发泄一下情绪，还能够变成一个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用户能够收获比单纯的骂战更具正义性的满足感，因为即使是说脏话，也是在表达正义的声音；而精英们则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终于能够重新夺回被平民稀释了的优越地位，即网络空间的话语权。甚至有学者认为，孙志刚事件直接促成了中国人从“积极听众”(active audience)向“媒体公民”(media citizenship)的过渡。媒体公民试图在国家控制之外展现一种现实政治和等级价值的替代者。一个民族的话语体系的排斥性和吸纳性不仅仅依赖于国家控制，而是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谈判[9]。
2.中国网络政治的基本特征
(1)精英动员特征
精英动员指的是网络政治的话语权分布，具有知识、组织或者资源优势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网络的话语权，包括对于事件真相的陈述，对于性质和内容的定性，不但能够在网络上激起网民的共鸣，还能在特定情况下形成网络与现实的互动。数量众多的普通网民则主要扮演了“匿名支持者”的角色，无需再精心斟酌、组织自己的意见，只需选择一个自己看得顺眼的代理人，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对代理人表态来间接参与公共事件。
在网络世界具有较强动员能力的“精英”，往往在现实世界中也是掌握了“知识”、“权力”或“资本”等资源的精英，换言之，“精英”就是能够将现实世界中的公共议题转化为具有神奇效应的“符号化网络语言”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韩寒等人，而具有专业知识优势的团体，比如律师，也成为了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精英群体。在“精英动员”模式的背景下，职业化的“网络推手”、“写手”已经应运而生，不但使动员能力成为了利润的新来源，而且进一步巩固了“精英动员”特征的强度。精英借助动员过程放大了自身的力量，获取了原先可能无法获取的新权力。比如，对司法程序的影响，对体制内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对经济利益冲突分配方案的修订；被动员的匿名网民，或者以写手的身份直接获取经济回报，或者以匿名围观者的身份间接获取由宣泄式表达带来的心理快感，以及由直接参与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此外，随着资本和经济利益对网络空间的渗透，权力的“资本化”，即为使用特定网络权力(如在论坛、博客和网站删除发言的权力)定价的现象也已经出现，专职的“删帖公司”在“网络公共关系管理”等中性标签的包装下正式登场。截至目前为止，如何规范这种自发性的隐性权力寻租，仍然缺乏必要的关注。可以预见的是，放任这种现象的自行发展，将会使得现实世界具备资源优势，尤其是经济资源优势的“精英”，在匿名的网络空间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2)刺激反应特征
刺激反应指的是网络政治相关行为体的基本行为逻辑，即网络政治的主体还停留在自发的阶段，而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除去少数具备特定知识背景或者价值取向的团体之外，其他行为体参与网络政治的动力往往来自特定的公共事件，然后在短期内形成爆发式增长，使其成为具有焦点性质的热点问题，而随着事件的解决或者新热点问题的爆发，网络政治空间行为体的兴趣往往也会随之发生明显的转移。同时，刺激反应模式也出现在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互动的过程中，在经历了从1997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钓鱼执法”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之后，政府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熟练和完善的危机公关机制，对于被披露并成为网络政治关注热点的事件、人物以及政策，往往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做出具有某种形式上针对性的回应，但与此同时，这种形式上的回应在很多时候都替代了原先还必须做出的制度上的修正。从过去几年出现的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几乎所有初始的判决和决定，都是在网络的压力下而不得不作出修正和更改的。这种更改的后续结果就是政府面临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被置换，网络压力宛如一双犀利且无处不在的眼睛，在盯着政府的一举一动。当然，这种更改在很大程度乃是一种刺激反应的体现，能否转化为制度革新的动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3)焦点循环特征
“焦点循环”特征就是指网民针对某个焦点事件的爆炸式意见因为政府的回应而得到化解，使网民感受到了网络政治快速便捷的实效。这一实效又是刺激下一轮焦点事件出笼的直接动力。制造循环不断的焦点公共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网络政治的“基因”。“焦点循环”特征已经成为左右中国网民政治心理的中轴线，循环往复的焦点事件宛如网络政治中的调味品，刺激着网络政治信息的滚动式增长。
3.网络政治的挑战及其应对
在中国，的确出现了网络空间的两面性：一方面，确实有某些势力将其看作是颠覆性的力量而加以运用，试图继续在中国完成前苏东国家所经历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网络所提供的“宣泄”和“监督”效应，为中国现实政治提供了一个积聚弥散性和广延性的压力系统。中国各级政府在应对和化解这些压力的过程中，确实解决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即在保持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政府政策以及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特别是令人恐惧的“人肉搜索”，几乎把所有人特别是公众人物(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人)置于网络的监控之下，网络对公众人物的监视、对公众事件的监视，以及对公共政策的监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使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出现了“颠倒效应”，展示了网络政治颠倒机制的独特效力，并使得个人在数字空间获得了对传统行为体(政府)的“不对称优势”。
整体来看，中国政府以一种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态度来应对相应的挑战。网络政治所释放出来的负反馈效应已经得到政府的积极认可，网络反腐、微博问政已经成为驱动中国政治体调适的重要动力。此外，随着政府对信息技术掌控能力的提高，各级政府均掌握了比较有效的内容过滤以及匿名用户身份审核的技术能力，如何妥善的运用这些能力，促使其发挥促进政治发展的功效，避免成为激化社会矛盾以及维护贪腐官员特权的工具，构成了影响未来中国网络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借助信息技术与强大政党的有效组合，避免网络政治对现实政治制度建设的替代与挤出效应，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稳定的政治转型，那么中国有可能找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有效道路。
七、结论
本文的基本立足点就在于把网络政治视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态。但是，这一新型政治形态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一方面，这是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发展所致，而且这一网络技术同几乎所有的在某个时代产生革命效应的技术相比，具有鲜明的唯一性特征。如果说像航海技术、蒸汽机、飞行技术、电话、电视等所有技术设备都是因为政治化的利用而具有了一种政治属性的话，那么网络技术则是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能。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又不是独立存在的，对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技术性通晓得越透彻，对其幕后操纵机制的认识也就越清晰。网络政治的幕后操纵机制包括技术控制、资本控制和权力控制3个方面。实际上，网络政治有两道门槛，一是网络空间的进入门槛：随着电脑使用的民主化以及网络空间利用的便利化，这道门槛越来越低；二是网络后台的操控门槛。这道门槛不是一般人所能知晓的，跨入这道门槛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资本，甚至还需要权力。网络空间幕后终端上的制造者、发行者、出版者、剪裁者、筛选者和过滤者才是网络政治的真正主角。
对于中国而言，网络政治无疑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从目前来看，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参与者，也是全球化风险的承担者。特别是在网络空间中，中国与全球社会的联结，使中国的网络政治在地方、国家、和全球3个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叠合性(overlappingat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levels)。中国内部产生的压力型网络政治容易成为国际化的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拓展网下政治沟通的渠道，如何抵制各种明显的或嵌入性颠覆活动③，如何在网络空间中构建国家安全的边界，乃是未来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已经有的类似案例来看，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和非技术的手段在网络空间构建并强化边界和控制能力：从技术上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发布间谍软件在这些嵌入系统中设置后门使监控成为可能；从非技术手段来说，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政治/立法等方式，强制规定服务提供商就政府监控信息提供必要的合作④。阿联酋、印度、德国以及美国等国家自身的实践已经提供了大量的案例，这些案例对中国构建自身的网络安全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总体来看，目前国家行为体在面对此类挑战时，仍然具有资源与观念上的优势。
从表面上来说，网络政治借助神奇的颠倒机制奠定了一种共享政治、小人物政治、非排他性政治、介入性政治、非中心化政治等多重绚丽多彩的面貌。很多人对网络政治的赞美也是基于网络政治与传统的以阶级、国家、组织体系为载体的实体政治形态的分野以及网络政治与传统的媒体政治的区别。但是，只要我们沿着传统的这一扁平化的网络空间，走到“传输光缆”的末端，就会发现，网络政治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权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的再生产。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生产都是法权关系和统治形式的再生产，所有生产的目的都在于占有。在网络时代，这种法权关系和统治形式的再生产和占有在网络空间中更具隐蔽性。网络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孕育出来的，又必然以捍卫这种制度作为最终的目的；而网络的存在与发展，网络用户的存在与发展，乃至网络行为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符合资本创造与攫取剩余价值的需求。这就决定了网络政治的最高形态乃是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这一联盟构成了电脑屏幕背后终端意义上的操控者。这正是美国学者倾向于呼吁“不要对抗互联网，拥抱它”(Don'tfight Internet， Embrace it)的根源所在。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society)是与信息化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capitalism)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生产、经济生产力、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都已经被信息化范式所深深转化，并且连接上以此逻辑运作的财富、权力与象征的全球网络[7]17－18。
注释：
①像中国流行的“躲猫猫”、“楼脆脆”、“发烧死”、“楼倒倒”、“楼裂裂”、“楼垮垮”、“桥糊糊”等等，均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对某一公共事件的标签化、符号化描述。
②多伊奇将反馈定义为一种产生信息输入反应行为的沟通网络，它包括这个沟通网络自身作用于这种新信息的全部结果，它依靠这种新输入的信息来修正其随后的行为。
③所谓嵌入性颠覆，意指在合法化的网络世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使得用户产生了对其依赖性并降低了政府的监控敏感度之后，在其中插入某种能够绕过政府管制传递某些颠覆性信息的工具，使之成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抗争的催生力量。比较典型的实践是将社会关系网络工具和拥有庞大用户的电子邮件进行绑定，或者是在某些移动通信终端(如手机)中嵌入能够进行强加密通信的服务，使得用户得以“自由的接入互联网”而免受控制。
④2009－2010年，阿联酋、印度、德国等国家在处理黑莓手机提供的数据加密服务时，综合采用了上述两种方式，以确保国家信息安全以及政府对网络的监控能力。相关资料参见：Glenn Chapman， “Internet era espionage pits spy against tech”，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iHREytbV9Nvh_YapXtQDtBkL66vg；
Gregor Stuart Hunter and Anuj Chopra， “Black Berry maker offers olive branch to India”，http：//www.thenational.ae/apps/pbcs.dll/article？AID=/20100815/BUSINESS/708159916/1138
【参考文献】
[1]Andrew Chadwick(2006)，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0.
[2]［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林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82.
[3]［法］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5.
[4]Winner， L(1988)，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In Kraft， M. E.， and Vig N.J.(ed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43.
[5]Emilienne Ireland(2009)， Campaigning Online， Edited by Dennis W. Johnson，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Manage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168-169
[6]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0－91.
[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6.
[8]Peter Fenn(2009)， The New Media in Political Campaigns， Edited by Dennis W. Johnson，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Management， New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126
[9]Haiqing Yu， From active audience to media citizenship， Edited by Karin WahI-Jorgensen， Mediated Citizenship， P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