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疆暴恐分子在春城昆明实施了致29人死亡，伤140余人的“3?01”暴力恐怖事件，震惊国人。
我们在强烈谴责暴恐分子的同时也应冷静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暴恐事件？
我们认识新疆吗？我们能走近新疆吗？究竟何谓新疆？认识新疆，或许我们不仅凝视更要反思和透视，才能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路。
当下的新疆，对外形象展示就是简单的大美和辽阔，或是反分裂、反恐的决心和行动。夜深人静，每当我细细沉思，这些年来，新疆人群中，“你们”和“我们”二元结构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
近5年发生的一系列涉疆暴恐事件需我们沉思：新疆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文化冲突问题？新疆问题的成因是什么？露头就打，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是唯一的路径吗？新疆问题是可逆转还是不可逆转？
新疆问题历史追溯
新疆，先秦称之“柱州”，汉朝始改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建省“新疆”。新疆位居东西方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国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
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也与新疆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年、965年以及981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甥”。
新疆问题早期生成与“双泛主义”相关。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双泛主义”，即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的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制造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概念。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政治概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之所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征，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是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号召维吾尔族民众。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
清王朝在新疆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把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向这里迁移，目的就是把维吾尔族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而建立起来的藩部体制里。此体制让维吾尔族身处在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文化间的夹缝中，同时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变成一个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这是新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治疆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却未真正解决新疆根本问题。真正使新疆问题得到控制和改善是建国后，党组织建在基层特别是乡村+政治思想+阶级关系统领。但改革开放之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让新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新疆问题的缘由
人们不解和困惑，为什么近5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新疆为何突然间变得愈来愈不稳定？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新疆问题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严格的说，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在中央及新疆高层部分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及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的失误。
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
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却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是同月同日。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
然而，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却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
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
尽管后来邓小平听从王震建议，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已大伤，损失无法挽回，时到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地方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关系相对融洽，暴恐事件较少发生。毛泽东时代治理新疆具有八大特征：阶级关系和斗争遮蔽民族宗教等关系和矛盾；多种文化有基本价值认同：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工资福利与西藏成为全国最高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支边知识青年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光荣感和神圣使命；粮票布票等票证在全国高标准；党群关系一条心，这是各族团结的核心；对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糖布匹等实行低价优惠供应；公社化后自留地未“割掉尾巴”，城乡差距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10年，新疆生产力得到解放，开放态势明显，新疆问题一度缓解。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民族宗教体制和政策的固化及双泛主义思潮的渗透泛滥，新疆问题有恶化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法制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关系地位最高，民族和宗教问题暂时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实施高工资政策和利益分配较为公平，使得新疆问题相对缓和，呈现稳定祥泰的气象。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被经济建设取代，但未建构法律至上的机制和公民社会体制。事实上，在新疆民族宗教关系至高无上，甚至大于法律法制关系。
同时，新疆伊斯兰教发生了巨变，据统计，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增长），教职人员由3000多人增加到2.8万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学校及大中专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3倍。新疆有892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2.7座清真寺。特别是极端宗教思潮进入新疆对信教人士影响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尤其是这几年，在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极端原教旨主义在新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发展。一些穆斯林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现了诸多的偏差和失误。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
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再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和内地以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泽东时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内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族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由于实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战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疆少数民族中除了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和汉族人一样，其生活水平和质量与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小，还有一些内地富人来新疆经商，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拉大。
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加之，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差异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长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当地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当地的企业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第四是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加剧新疆问题。由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第五是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新疆少数民族的不满。部分汉族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
新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暴力和恐怖活动？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极端宗教主义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间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我以为，新疆问题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动，实质是泛伊斯兰、泛突厥和泛民族主义的叠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贫富悬殊、利益对立、文化隔阂、公民意识不足等，这一切也给新疆不稳造成较大的影响。新疆问题的求解不仅是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认同之道。
国家认同下新疆主体意识
新疆发展，促使我们思量一个问题：实施新疆发展主要依靠何种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区，抑或新疆自身，谁是新疆发展的“主角”？更进一步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驱动力何在，外部依赖还是新疆主体意识建构？
诚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可实现。
关于“援疆”有着不同的声音，“援疆小恩小惠换取稳定论”、“资源开发抵消援疆成就论”、“谁援助谁论”等等。我以为，在祖国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没有“支援”一说。“援”字本身就是对我们新疆人的歧视。
当下新疆社会撕裂的两个现象：一是汉族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挂钩，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势力”；二是维吾尔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民族和宗教联动，维护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倾向更为激烈。维汉矛盾对新疆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低估的。
60年来新疆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是强调“你属于什么民族”？“你的母语是什么”？“你所属宗教信仰”？“你所属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何”？总是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不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不是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历史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我们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问题都往“三股势力”这个大“口袋”里装，把所有新疆问题都贴上“民族”、“宗教”的标签来说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下，新疆各族群间的交融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往来和交流。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剥削阶级的消亡，各民族由阶级依附转化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形成了在民族认同感上的“人文生态失调”。
新疆社会撕裂趋势加剧的成因，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兄弟”，也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迷失及贫富悬殊的原因，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为纲的制度。弥合新疆社会分离，从国家层面上讲，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权限、民族关系和宗教管理必须置于法律关系之下；从新疆层面上讲，需要构建新疆认同及新疆人主体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各级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须担当发展的“主角”，建构新疆主体意识，并使之成为新疆发展的驱动力。
早在1982年我20岁，从新疆财经大学毕业时，由于主修经济统计学，当时我想对新疆经济做一个综合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在遍阅新疆各类图书馆和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的图书和期刊后，发现有关社会科学领域的书刊，基本全是内地或国外的“泊来品”，充斥着空泛的内地、国外经验，即依照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新疆问题，而这些对于新疆本土发展来说，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
1986年，我对全疆30多个县市跑了一圈，实际上，截止目前，我已经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探访和实地调研不止三圈。我认为，新疆和内地省区差异明显，应该依据新疆实情，进行针对性研究。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命题。地缘的多元性，决定新疆的发展必须在世界系统中求解；生态环境平衡是新疆发展的底线；资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发展是多维的、动态的，体现人文精神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近四年来，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变化，2012年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1463.89亿元（石油工业增加值1386.17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51.36%，50年来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占比第一次超过石油工业增加值，即从资源大区转向经济大区的第一阶段，向追求效益、质量、环保的第二阶段迈进。未来新疆建构现代产业体系，要重点发展以物流、旅游、文化、金融、特色农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污染小吸纳就业多的轻纺服装工业。对消耗大量水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化工如煤化工、PTX等高污染产业要非常慎重、科学规划、提高技术和环保准入标准，并在规模上适度限制，避免由于技术落后和开发粗放对新疆环境社会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害。
从地缘区位和成本管理以及保障新疆经济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行角度透视，新疆经济重点为铁路、公路和航空产业。新疆还需要与央企等各类经济组织组建合资的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能源银行、轻纺和旅游产业等，因为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的组建和运营区别于现在的分公司，更利于增加和促进新疆本地的就业和税收，提升新疆自身造血能力和民众分享资源开发成果。
有观点认为，“新疆一些大学生由于没有就业和工作，他们迷惘、彷徨，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学生家长为此而多方奔走，政府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焦虑之心不亚于学生家长。”我以为，如何建构体制和政策，可能是解决新疆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比如，在疆央企员工本土化率的制度安排，引导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制定等。
如果不改变“政策依赖型”思维模式，克服“等靠要和拿来主义”思想，全面实现新疆发展恐将成为空话。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对新疆优惠政策越多，人愈加变得懒惰，实际上对新疆越是有害。
此外，还要转变四个方面的观念：一是由“单纯供给型发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费者主导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向“支持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中小企业发展相结合”的转变；再次是由“聚焦疆内”向“以区内为主并开拓中西南亚市场”的转变；最后是由“注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相结合”的转变。
“交心为上”的思想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一位诗人写到：“让教育之风，吹掉南疆妇女脸上的面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先辈从来没有遮盖过自己女儿们的脸，所以我们这代人在尊重伊斯兰规则的同时也应该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但现在，不仅是南疆的乡村，就是乌鲁木齐这样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纱，身穿黑裙的女人们。维吾尔的艾德莱斯服饰的确很美，可在某些人眼里“不清真”，鼓动穿黑袍、蒙面纱。
从2012年起，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新疆经济发展了，社会结构等其它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其实，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在战略和政策不变的情形下，经济发展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区域，新疆社会结构的变革需有一个纲，我以为那就是对新疆各族群一视同仁，让他们不仅感到有尊严、被尊重，还有被尊敬的感觉。新疆的稳定首先是人心的稳定。
“交心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制为核心，平等公正博爱，民族间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7世纪汉传佛教最伟大的译经师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华文明；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福乐智慧》把伊斯兰思想注入西域文化。今天，我们需要当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契入并创新中华文明，这就是“交心为上”之思想。
近代历史上，封疆大吏杨增新口碑最好，可为“交心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庄哲学，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维吾尔兄弟都称老将军，树大拇指。对宗教、杨是逢节去拜，随喜，宗教界也称赞。
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也颇得人心，他是1944年10月4日赴迪化（乌鲁木齐）上任的。吴从1936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处理民族关系最高机关委员长，中国民族专家。1945年初他对当地各名族领袖们说：过去把汉回强分为二，认为汉族和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是不同的种族。这种论调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哈萨克为突厥族的一个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却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据历史的考证，维吾尔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维的后裔。由此看来，夏禹王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为黄帝轩辕氏，故维吾尔族同汉族一样为黄帝的子孙。从而可知，汉族维族同是一个祖先。
我的解读是：吴忠信之汉、维哈同缘说可能未必科学，但其用心则是真切而诚恳的。他想以此来确认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表达出对兄弟民族间的信任和尊重，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以抵制可能出现的独立思潮。
“交心为上”需要确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造成民族间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使少数民族遭受“污名化”，从而强化民族间隔阂，最终起了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作用。
“交心为上”需要体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如果把恐暴分子与一个民族挂钩，没有信任和尊重，新疆问题只会恶化而不会谐和。按照“交心为上”的思想，把暴恐分子和民众区分开来，暴恐分子再危险，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前途。
信任是交心的首要条件。近几十年来，新疆地州市的中共党委书记只由汉族担任的制度干部制度就是民族歧视的主要表现。从现代史上看，铁木尔·达瓦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担任过托克逊县委第一书记。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维吾尔族，而赛福鼎·艾则孜在上世纪70年代，更是担任过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此可见，关键还是在于对少数民族干部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
经济发展未必能够解决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没有价值观和文化引领，反而会加剧社会分化，制造族群紧张的状况。新疆的历史不应该是仇恨、暴恐、杀戮和战争的历史，“交心为上”，真正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卫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新疆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及其子孙要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新疆共识路线图
其实，2012年和田劫机事件、2013年巴楚县色力布亚镇4.23、11.16案、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案及疏附县12.16案、莎车县12.30案等暴恐事件等的发生，已释放出新疆问题正在升级的信号，有演化为“文化冲突”的态势。
新疆问题已呈现三个趋势：一是暴恐活动范围从南疆、向全疆，进而向全国发展，手段从砍刀、铁棍、土制爆炸品向信息化技术化发展，对象从主要针对在疆汉人，到包括军警系统、政府部门、公共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具有政府和汉族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所发展；二是维吾尔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加深，对于极端宗教思潮的泛滥，不仅政府担忧，部分维吾尔群体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似乎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换，2013年6月喀什、吐鲁番、和田多地爆发暴力事件之后，政府“抽调50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赴全区50个敌社情复杂的重点乡镇开展反恐维稳工作”，敌情复杂的乡镇，已经多达50个。
新疆暴恐势力第一次在北京实施恐怖袭击，使得困扰新疆的一个区域问题瞬间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虽然新疆问题求解复杂，但不能过于悲观。维吾尔族并没有中东那种极度主义文化基础，逊尼派是属于比较世俗的一派，讲究发家致富，喜欢物质精神享受并重，绝大多数人并不支持疆独，更不支持恐怖主义。即使新疆历史上极少数的几次极端原教旨主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维吾尔族整体唾弃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没有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
在当下，哈萨克人可以自由选择留在中国还是投奔哈萨克斯坦，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也都如此，他们留在中国是诚心诚意和汉、维吾尔等其他民族共处，他们不再有文化自卑感，同时也没有阿富汗和伊朗那种原教旨主义文化，乐于在大中华文化中享受生活，另外，回族人口在新疆增加迅速，且文化与汉族亲近程度较高。
反恐是维护稳定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把维稳等同于反恐；要把一般民众的不满、发泄，以及少数犯罪份子的刑事犯罪，同有组织的恐怖犯罪活动严格区分开来；要分清恐怖份子、恐怖组织与恐怖行动之间的区别；不要把对恐怖分子的愤怒，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恐惧和隔膜；不要避免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地区关联，造成某地区的污名化；不要把对暴力的还击，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歧视和敌意，那正是疆独分子想要的效果。
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可否是“交心为上”，建构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的机制？
新疆共识的路线图是：由民族认同过渡到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的进程，期间需要采取政治制度创新、“交心为上”、新疆主体意识培育、公民教育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族群平等交融、资源合理开发、增加民生收入等主要措施。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在解放初期，我们的解放军和干部到新疆之后，哪有今天援疆的财力？但是我们很快就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凭什么？就是凭人家看你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人家，真心帮助人家，真心地把少民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核心的、彼此信任与沟通的基础”。
新疆进步的标志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永远不说不可能；时时找问题，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克服并减少狭隘偏见和民族本位思想，凡事都应养成多从对方考虑的思维习惯，出现问题第一反应找方法，学会倾听和沟通，而不是找借口推卸责任或指责对方。
达成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必须改革和调整现有的政策法规，新疆不是汉族的新疆，也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加快发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可否在新疆规模以上的企业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民族劳动者，这要立法成为硬性指标，在疆央企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利用央企强大的教育系统，培养民族现代产业工人和管理者？能否着力实施公立民汉学校合并，达成相互学习语言，强化沟通，以实现新疆人认同和获得公平教育的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汉教育分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必须清除人为设置的族群差异，否则，孩子从小培养的族群记忆，会增大日后社会交融成本。
从“7.5事件”发端，至恐袭天安门和“昆明3?01”暴恐事件升级为全国性问题，此亦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端。新疆问题已不是简单的压制能解决的，还需中央层面对新疆政策有立意高远的根本性改革——不仅是政经方案，更不是暴发户思维——而是结合宗教的和文化的系统集成解决之道。这恐怕是世界难题。
唐立久：1962年出生新疆乌鲁木齐。1989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大学、政府和企业任职，现任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现代新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著有《不发达地区经济实证研究》、《发现新疆》、等9部作品，在国内外共发表论文100余篇。来源: 新浪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