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刚:中国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2 次 更新时间:2014-03-03 13: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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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刚  

  
摘要:协商民主是在通过对话、协商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公共决策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为人类建构完善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实现路径,是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向。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历史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制度结构和实践探索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继续推进竞争性民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实践,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协商民主;制度优势;比较研究

    

   民主就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掌握在人民手中,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权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人民通过对话协商形成共识来行使权力,就是协商民主。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定位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指明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当代中国自主实践、自我探索的产物,在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特色和优势。

    

   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发展方向

   协商就是通过对话、讨论等方式进行建设性的交流,注意倾听并理解他人,进而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协商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协商民主则是在协商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公共决策的民主形式,是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从代议民主到协商民主,既是民主本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是现代民主政治逐步走向完善的必然趋势

   民主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中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雅典的直接民主是人类赖以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原始版本。但直接民主导致的多数对少数权利的侵害,参与无序导致的混乱、冲突和动荡,以及更大规模人口和广阔疆域导致直接民主的非现实性,使现代民主选择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在代议制下人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是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政治最为稳定的治理形式。但是,西方民主由此更多关注的是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平正义,民众参与不足。协商民主更多地强调公民有能力参与政治过程,强调公民直接地、充分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只有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协商共识为特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才能真正落实民主精神。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

   (二)协商民主能够不断扩大公民参与渠道,并建构起理性解决公民诉求的机制

   稳定的公共生活和繁荣的民主政治是以社会中多数人的积极参与为前提的。随着世界范围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参与已经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日常生活领域。人们更加关注自身权益、关心公共事务。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缺乏构建共识的机制,那么,这种不断扩大的参与就会由于缺乏社会安全阀而对既有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协商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从而建构起理性解决政治参与诉求、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三)协商民主能够积极推动利益表达、利益沟通和共识达成,有效提高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

   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各国普遍面临着利益结构调整、权力滥用与腐败、环境恶化与生态保护、贫富分化严重与权利保障等各种严峻的挑战。许多重大决策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大、利益相关方更加多元,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更加全面,科学民主决策面临严峻挑战。政治决策只有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即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加以实施。[1]协商民主能够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能够使决策程序更规范、决策过程更民主、决策结果更科学,有效地防止或消除决策的随意性、短期性、盲目性。

   (四)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建设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地区、领域和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习俗和传统的差异而产生了多样性的利益诉求;因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社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人们的社会认同也逐渐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协商民主因为承认利益多元化,主张更多地包容不同利益需要、更好地开展协商对话、更主动地寻求共识,谋求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合作互补,能够为推动社会建设、应对社会风险,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和谐共存的秩序。

   (五)协商民主包容差异与多元,能够积极有效地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历史、传统、种族、宗教差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既是稳定的,也是随历史而变化的。这些差异产生了普遍的冲突和分歧,从而使既有的民主体制无法应对其面临的挑战。协商民主承认多样性并鼓励政治生活参与者张扬理性,崇尚包容、参与、倾听、尊重、理解,为分歧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合作的途径。当今世界舞台上活跃着的各种力量,都可以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在遵从共同的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就各方利益要求进行沟通、交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从而化解暴力、冲突与战争,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矛盾和争端。

   (六)协商民主超越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认知,形成了一种既尊重人类、也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治理模式

   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给当今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人类无法有效地消除这些危机。因此,人类必须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这种治理形式,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上的协商民主。“不仅在人类之间存在民主,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存在民主,尽管并不是在自然世界,或者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任何简单模式中存在民主。”[2]协商民主尊重自然为当然行为主体,期冀人类与自然相互尊重与理解。只有经由广泛参与的协商政治之路,才能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

    

   中西方协商民主各有不同的历史基础和发展路径

   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协商民主的要素,但是,中西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发展路径则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历史基础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源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基础上,为着应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而提出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照顾和维护各方利益,在行政过程中强调磋商和听取并尊重不同的声音。

   “三三制”政权成为一种民主施政、政治协商的政权形式,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初实践。1948 年4月底,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和赞成。1949 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协商民主的实践。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第一次较为正式地提出协商民主的思想。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4] 2012年在系统总结国家机关、政协组织、社会领域、基层政治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总要求,并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定位、发展目标、制度形式、实践平台、具体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部署。

   中国的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观念奠定了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中国的协商民主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5]周恩来也说:“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6]这些观念指导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1996年起逐步实行的行政处罚听证、价格决策听证、立法听证、行政许可听证,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实践中开始了广泛听取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民主立法。2000年通过并实施的《立法法》赋予立法听证以明确的规定,进一步促进了公众参与、利益表达和透明立法;基层政府和社会的“民主恳谈会”、“居民议事会”等,进一步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实践。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之间、社会生活领域以及基层政治生活中的协商实践,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源。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党和人民不断进行实践探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发展。

   在西方社会中,雅典的直接民主是西方协商民主雏形。而到了近代,美国在1787~1789 年制宪过程中,13个州的代表集中在一起,就美国宪政建设和国家构建进行了长时间慎重的协商讨论,这是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一个典型个案。20世纪后期,西方自由民主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自由民主过于关注个人主义和利益;实际政治主要操控在少数人手中,广大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议程之外;按照多数原则的投票活动,实际上只是简单地聚合选民的利益倾向,投票的结果无法保证满足公共利益;国家权力重心从议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议会权力衰落,行政权力日益扩张,民主制度结构存在失衡的危险;多民族文化冲突以及道德冲突的加深无法通过既有制度来化解等。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存在着政治制度的大规模异化,或者最低程度也是对政治的冷漠。[7]为有效应对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西方国家开始逐步尝试协商民主实践,例如通过公民陪审团鼓励公民参与,通过共识会议探索决策民主,通过市镇大会和协商大会等形式容纳广泛的公民参与等等。西方国家的这些协商民主实践是在既有政治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探索和尝试。

   (二)发展路径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系统总结自身民主政治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是与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紧密相联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是为了应对自由民主的困境,试图通过恢复直接民主、公民美德和理性之治来弥补代议制的缺陷而提出的。

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实践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经验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通过体制机制和程序建设,在实行自由公开平等的选举的过程中鼓励对话、沟通和协商,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提供了初步经验。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之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党派性的联合组织仍继续发挥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的政协进行政治协商”;“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8]从组织机构角度来看,人大和政协共同构成了我国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政协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从1982年宪法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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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野》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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