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周自齐-清华学堂首任监督

——与孟凡茂先生商榷,兼谈清华学堂开学的前前后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3 次 更新时间:2014-02-20 22: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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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政  

  

   说到清华大学的校史,就离不开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很自然地就要说到清华学堂的首任领导。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是在1911年4月,从1914年起就不断有文章介绍清华的校史,特别是在清华的多次校庆时,都有学生写文章回顾学校的早期历史。这些文章中都提到,清华学堂初期的三位领导是由筹备学堂的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与会办范源廉和唐国安兼任,按当时学校领导的称呼就是正监督和副监督,相当于现在学校的正副校长。近百年来研究留学史和清华校史的专业人员不计其数,清外务部和游美学务处的一些奏折,以及清华学堂暂行章程等,都是大家所必读的基本史料,并没人对周自齐担任清华学堂首届监督之事有过异议。这从海峡两岸的清华校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校史稿》、《清华大学志》、《清华漫话》,以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金富军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清华园》一文可以看出。

   在清华百年校庆之前,孟凡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清华学堂的第一批领导人”(下面简称孟文),仅从游美学务处最初起草的清华学堂暂行章程中一句条文“本学堂监督以游美学务处会办兼任,总理全堂一切事宜”的定义出发,推理出既然范源廉和唐国安是游美学务处的会办,那么“清华学堂首任领导人是范源廉和唐国安”的结论,清华学堂的创办人周自齐不在其中。他在以后的版本“关于周自齐 – 兼职总办,未任监督”一文中去掉了这句话,换成了两个猜测,“从章程判断,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不应兼任清华学堂监督”,和“1911年8月起,唐国安与范源廉同任学堂监督,而周自齐不再过问学堂事务”。孟文认为当时是存在着两套领导班子,分别管理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作者觉得这是个新发现,以往的研究者一定是漏看了这个章程草案。但孟文中并未给出周自齐没有兼任清华学堂监督,和“不再过问学堂事务”的任何事实依据,反倒是引用了几篇早期文献,都是说周自齐是清华学堂首任正监督,范源廉和唐国安是副监督。因为这些历史文献所述与暂行章程条文不一致,被孟文主观认定是错误说法。

   为了了解这一段清华校史,我查看了大量涉及清华学堂首任领导的早期史料,有些同时也谈到1911年清华学堂开学的前后情形。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所选的史料是一些与周自齐同时期的历史人物的书信、文章、和回忆录。这些人有的是清华学堂的代理领导,有的是同时期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和清华的学生家长,有的是周自齐当时在外务部的同事,有的是清华学堂早期学生或最早就到那里并任职多年的美国教员。他们都是当时清华学堂的当事人或者知情人,讲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身边的实际情况。按照他们的一致说法,当时清华学堂的首任领导是由游美学务处一正二副的三位领导兼任,其中周自齐是主要领导。没有一个人的说法和孟文的结论一样或甚至接近。作为清华校史研究的学术讨论,现将文献中的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一、历史文献对清华学堂首任领导的记载

   1. 1912年3月27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说,“清华园,周子廙为之监督。以周管理财政,遂成近水楼台。闻已登告四月杪开学,…令郎如决拟进彼,进京后,复必当为介绍也。”在写这封信时,严复已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他的三子严琥又是清华学堂1911年的学生,作为同行和学生家长的严复对清华学堂的事情及其主要领导当然非常清楚,并主动表示如熊纯如的儿子决意上清华,他一定会向清华监督周自齐介绍。严复对周自齐是熟悉的,一年之前周自齐还出面游说严复担任溥仪老师之事。

   但是,严复在1912年4月16日给熊纯如的另一封信中却说,“诸世兄拟入清华学校,原可为力,但此次重行组织,以张伯苓业已辞职不就。.… 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这封信中说清华领导已经改组,清华现在归唐国安管了,入校需要经过考试。但我一直比较了解这个人,帮忙介绍应该没有困难。看来身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严复对清华最近的人事变动非常了解。在上面两封信之间的二十天中,正如严复所说,清华学堂确实已经更换了领导。这是由于周自齐在1912年3月28日被任命为山东省都督,将于5月3日上任,范源廉在4月8日被任命为教育部次长。于是唐国安接替周自齐升任清华学堂正监督,总管全校,此时清华学堂还在复课前。严复在这段时间的这两封私信,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当时清华学堂的前后主要领导和他们之间的人事交替,以及人事变动的时间范围。

   2. 颜惠庆在《颜惠庆自传》中回忆当时清华学堂时说:“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兴办的。当时该校正在筹建中。由周自齐和学部的范源廉担任总办和会办。由于周自齐在外务部的公务繁重,无法继续承担总办的工作,故推荐我接替他”。颜惠庆在这里说的是1911年夏天周自齐随载振亲王访问英国期间,清华学堂和游美学务处的工作都由他代理,当时已经是学校在4月开学以后的事了。颜惠庆说的都是关于学校的事情和学校的领导,在他的叙述中清华学堂的领导和游美学务处的领导就是一回事。该书是译自颜惠庆所写的英文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英文版中查看他所使用的是哪些英文词。我后面还要解释为什么在1911年6月他还说“当时该校正在筹建中”。

   3.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后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办清华游美预备学校,因退款关系,清华亦归外部掌管。于是,在海淀清华园遗址,开办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自齐)为校长,范静生(源廉)副之,以高中程度为止,毕业后择优送美国大学深造。” 这又是一个与周自齐同时期他身边的人写的回忆,说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为校长”。曹汝霖与周自齐当时在外务部一起工作,是级别相近的官员,对周的工作自然很清楚。周自齐1909年10月因丁母忧按清末惯例被解职,他在外务部的工作就是由曹汝霖所接替的。顺便说一句,被解职的周自齐一个月后再回来时,虽仍留部,但当时已是只有游美学务处总办一个职务的“全职总办”了。相当一段时间内,他在外务部就是顶替一下他人和陪同亲王出访之事,以前在外务部的工作如编写“外交讲义”等也因此中断。按《周自齐传》的作者分析,丁忧回来后周自齐的工作已转向游美学务处。

   4.  严桢在1913年8月号《中华教育界》上的文章“前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唐介臣先生传”(该文基本是翻译孔宪立发表在英文上海共和西报的悼念文章)中提到:“先生乃任清华学校副监督,正监督为现交通总长周自齐君。校设副监督二,其别一副监督即前教育总长范君源廉也。” 唐国安1913年8月22日病逝,不到一个月就在报上发表纪念文章的作者,不会连他一年多前在清华学堂的职务都搞错。唐国安的病逝在当时教育界是一件很大的事,严桢的中文文章又是很快发表在国内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中华教育界”上,读者都是教育界人士。可见文章中所说的唐国安在清华学堂的副监督职务在当时教育界里是人所共知的,否则他在翻译的时候就会改正了。

   孟文中提到严桢文中关于清华监督这段话了,但首先认定这话是错误的,然后去找原因。这篇纪念文章发表在1913年这么早不可能是以讹传讹,所以怀疑是严桢将游美学务处总办的英文 Director of Bureau of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错译成清华学堂监督,并指出清华学堂监督的英文应该是 Director of Tsinghua College。孟先生显然是没有看原文,也不了解翻译者是何人。我在1913年9月13日的上海共和西英文周刊上查到了孔的这篇文章 The Late Mr.Tong Kai-son,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Mr. Tong’s next appointment was that of Assistant Director of Tsing-hua College with Mr. Chow Tzu-chi (周自齐)”。严桢将唐国安在清华学堂的职务Assistant Director of Tsing-hua College 翻译成清华学堂副监督完全正确,没有孟文所怀疑的翻译错误,而且严桢是中华书局英文部编辑,编过英汉双解词典,英语水平不容置疑。

   孟文还怀疑“可能当时外界并不清楚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关系,从而认为游美学务处总、会办就是清华学堂正、副监督”。严桢当时是“中华教育界”这份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的撰稿人,对教育界的事情是清楚的。更重要的是,严桢对清华的历史不是一般的熟悉。在这篇文章之后不太久他就在1915年4月的另一份教育期刊“中华学生界”上发表了文章《清华学校小史》,用数千字笔墨记录了从1909至1914年清华学校成立的前前后后。这大概是最早的介绍清华校史的中文文章了,我们恐怕不能说他不清楚清华的事情吧?事实上,孔宪立的英文文章只说了周自齐和唐国安是清华学堂的正副监督。因为是悼念唐国安,文中没有提及范源廉,是严桢在中文文章中为了更准确,又加上了清华学堂另一位副监督范源廉。我下面将引用的文献则全都是清华校内师生的说法。

   另外,当我考证唐国安在清华学堂的任职时,所查到的绝大多数文献,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只要是提到他在清华的具体职务时,都说他任清华学堂的副监督和以后清华学校的校长。少数文章更加准确地说他在清华学堂任副监督、监督,这说的是1912年4月在周自齐离校后,唐国安升任清华学堂正监督一事。

   5. 理查德.阿瑟.博尔特(Richard Arthur Bolt) 在1914年写了北京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 Peking》一文,这篇英文文章是清华学堂早期参与者介绍学校初期历史的经典文献。作者1911-1916年在清华任校医及生物课教员,他1911年2月就到清华学堂了,是学堂早期历史的见证人,而且写这篇文章时人还在清华。他在文章中说,“当1910年清华园移交给游美学务处时,清华学堂即处于周自齐的领导之下。他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唐国安和范源廉的协助,通过他们的努力,校园在1910到1911年期间增添了许多新的建筑,足以容纳500名学生”。他又讲到了1911年夏天开始的改组,“在唐国安和周自齐返回学校后不久,游美学务处的改组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变动更促成了改组的实现,周自齐被任命为山东都督,范源廉当了教育部长,张伯苓辞职以便集中精力于南开校长一职。 唐国安升任清华学堂的监督和以后清华学校的校长,在1912年4月周诒春被任命为清华学堂副监督和教务长。”(注:这里是将原文中周诒春的职务Vice-Director翻译成学堂副监督而不是英文为Co-Director的学务处会办)。因为清华学堂和游美学务处是同一批领导,博尔特在通篇文章中对学堂的三位领导和学务处领导并不加以区分,这应该是当时所有清华学堂教员们的看法。那么清华的学生们是怎么看的呢?

6. 1914年清华年刊英文版《The Tsing Hua Annual 1914》中“学校的过去与现在”这一部分中有一篇清华同学所写的文章“校史”,其中对清华学堂的领导和游美学务处的领导也是不加区分。这本清华学生出版的年刊是为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而写,并献给在上一年中病逝的清华学校的首任校长唐国安。唐国安的照片放在首页,在这篇“校史”一文中放进了另外两位学校前领导周自齐和范源廉的照片。文章中说1911年清华学堂开学后,“尽管困难重重,但学校的第一学期顺利结束,展望未来前景广阔。这时唐国安不在学校还在欧美,周自齐随同载振亲王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大典,因此颜惠庆和张伯苓分别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的代理监督和教务长”,“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的领导们(the officers of the College)都离校转任他职,周自齐被任命为山东都督,范源廉当了教育次长,张伯苓在更早些时候就辞职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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