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也谈中日交恶困局与一战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 次 更新时间:2014-01-27 11: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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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玮  

    

   1月22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现在的日中关系和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似。英德两国在一战前贸易往来非常密切。但英德间的经济关系这并未阻止1914年大战的爆发。”

   安倍上述言论随后被中国外交部严词批驳。2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两度为安倍辩解,称,安倍是想强调“必须要避免这一情况再次发生”。24日,日本政府表示,“报道造成了安倍未明确否定武力冲突的印象,引发了误解。”

   不管安倍所言的具体含义何在,但以一战前国际局势比喻眼下大国关系,早有先例。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就曾以英德关系类比中美关系。他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多是解决经济等实际问题,缺乏战略互信。这种情况若不改善,有可能如19世纪末英德关系从合作走向对抗。确实,互信的缺失,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没有政治互信的经贸关系并不稳固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曾经历“蜜月期”。1982年5月底6月初,时任总理赵紫阳访问日本,在同铃木首相会谈时,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三项原则”。同年11月24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谈时,在三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相互信赖”。翌日,时任中国外长吴学谦和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对此予以确认,由此形成了“中日关系四原则”。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次以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方强烈反应。翌年,中曾根不仅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且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中方反应的认识: “虽然距战争结束已经有40年,但是不幸的历史伤痕依然深深留在亚洲近邻各国国民的心中。”中曾根坦诚的态度获得了中方谅解,中日关系没有因此遭受严重破坏。

   2001年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后,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使“相互信赖”遭受严重破坏。2006年安倍初任首相,不仅即行“破冰之旅”,而且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使中国关系很快走向“暖春”。但是,2012年底再任首相后,不仅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且鼓励甚至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相互信赖”几乎丧失殆尽。

    

   极端民族主义具有导向战争的强大推动力

   中日“相互信赖”的丧失,与两国民族主义的对立冲突,密切相关。日本内阁府《与外交相关的舆论调查》显示,70、80年代,日本民众对中国 “有亲近感”的比率,大致维持在70%左右。1982年为72.7%,首次超越美国的71.4%。正是在这一年,双方领导人确立了“中日关系四原则”。但2013年底,80.7%受访者“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指出:“日本新内阁充斥着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更倾向与中国对抗。”他们有没有民意基础?答案是肯定的。否则,无法解释安倍和数以百计的日本国会议员为何无视中方严厉警告,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民众对中国逐渐丧失“亲近感”,与日本政府和媒体借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无关联。但中国是否也因对此进行反思?一位日本媒体的总编对我说:“在中国反日游行队伍中出现‘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之类的标语,以及中国影视作品对日本‘妖魔化’,不仅使‘亲华派’日益孤立,而且使‘中间派’加入反华阵营。”这番话使我深感触动。去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愿与日本国内有良知、爱和平、重友好的人士一道,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同维护历史正义和中日关系大局。”

   这种声音应更多向中日两国民众传递。

   必须强调,自近代国家形成后,民族认同取代宗教认同,具有强大凝聚力。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则具有导向战争的强大驱动力。一战后,德国在民族复仇主义的旗帜下冲破凡尔赛体制,日本在“一君万民”的旗帜下冲破华盛顿体制,是形成东西方战争策源地的主要原因,是一战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因此,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警惕民族主义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

   而一战的另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和平的秩序必须维护。有史可鉴,一战后日本和德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和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突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约束,之后无视国际社会警告并退出国联,是二战的真正起点。去年底,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访华时强调,《开罗宣言》对于稳定战后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应该维护。个人认为,世界应该更多一点这种呼声。但遗憾的是,“当今许多政治领袖在和对手国打交道时,仍然怀着‘慕尼黑心态’”。“绥靖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是否足够深刻仍值得反思。

   但“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日交恶困局行至今日,已经到了要极力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乃至爆发武力冲突的时候,需要相关国家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秩序,更需要当事国领导人做出明智抉择。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是中日矛盾冲突的焦点。就前者而言,2006年3月,宫本雄二赴任日本驻华大使时表示:“一旦政治领导人做出决断,靖国神社问题终能找到解决办法。”至少,参拜靖国神社并非首相职责。很多日本首相都能做到不去参拜,安倍也不是必须要参拜不可。同样就钓鱼岛问题而言,去年9月29日以“亲日”著称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日本《读卖新闻》表示:“共有主权很难,共有资源则不然。实际上,日中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完全可以获得‘双赢’,也有可以实施的手段。”这个建议,值得日本政府认真考虑,承认存在争议,应是开启双方对话途径的重要前提。

   日本著名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告诫他的国人:“日中全面战争是由一颗子弹引发的”。而一颗子弹背后的推动力是如何不断被积累起来的,才是值得中日双方深深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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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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