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追怀李慎之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8 次 更新时间:2005-06-17 16: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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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泥  

  

  慎之先生逝世两周年,国内发不出来的旧文一篇。

  愚公家的门前有大山,阻塞交通,不便与外联系,他动了念头,要发动子子孙孙,来把挡路的山搬掉,于是就有了名垂千古的 “ 愚公移山 ” 。

  但我们称赞这人的傻子精神,无非是知道,这个“榜样”不能模仿,不可学习。万一能仿可学了,谁还歌之颂之,让它千秋万岁呢?

  因此,所谓“愚公”精神,就是不顾常识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却不一定是真能奋斗到底的精神,可以落实、操作的精神。李慎之是“现代版”的愚公,他继承了愚公精神,却又推陈出新,一切从常识出发,把愚公精神从悬空不实的虚界请下来,坐实在大地上,变成可模仿,能学习了。可像他这么敢从常识出发的人,毕竟很少很少,其“傻子”精神才零零稀稀,让我们觉得距自己特别的遥远,知其可而不为。

  如我,本是想不到要来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追怀先生之精神的,因我拢总打过三两次交道,而且都是为别人去打扰,预先安排好了,我去见,对他谈不上了解,只是他长我近 50 岁,就格外有所训戒,对我聊得多,印象就特别深,把他敬为我的前辈乡党。

  好在我还读过他十来篇的东西,约略了解他的想法、态度,就可以说说他了。

  

  一

  

  第一次,我登门扰他,是为一本书。

  1999 年 7 月底,我读研究生满一年,朋友准备为我出书,邀我去内蒙开笔会,同时接受约请的还有北京大学钱理群、三联书店许医农以及清华大学秦晖、上海大学朱学勤等先生,朋友也准备为后两位出文选。但他肯出人家的东西,却没有合适的编辑运作。回京以后,见我恰好休了暑假,忙叫我去他大兴的家里住两天,把自己的书稿编出来。然后又让我顺便将《问题与主义 —— 秦晖文选》、《书斋里的革命 —— 朱学勤文选》、《自由的言说 —— 徐友渔文选》一道编了。

  盛情难却,我为他义务劳动,一住十几天,饱受蚊子和酷暑折磨,直到新学年快开始,才返校,把没有处理好的秦晖的稿件也带了回来。

  8 月 28 日,朋友来电话,问我秦晖的稿子怎样,我说看完了,写得不错,很有现实意义。他一听极高兴,问比朱学勤如何。我说各有千秋。文采上不及,但深度上超过了。

  他哈哈大笑,这才说,秦晖请了李慎之做序,你和李先生联系一下,明天把秦晖的稿件送过去。

  我对此没有准备,要推辞,朋友说他来不及亲自送,手头无稿子,路途太远,就麻烦我了。

  我不好再拒绝,就要了慎之先生的电话,怕他白天不在,晚十点打过去。那边上口就批评:我早睡下了,每天我准时九点休息,你怎么这时来电话?

  我的心咯噔一下,很愧疚,也有点委屈,忙说对不起,这才说了做序的事。他说知道这件事,秦晖在电话里说过,明天他任何时候都在。

  我听出来,老先生不太愿意多说话,就道了晚安,连怎么走、他住几号楼都没问。只好又去电话问秦先生,他却也记不太清,说了大体的路线和楼号,大概住 6 单元的 602 。

  我照他说的方位,在日坛路下车来,摸过去,穿了一个工地,七弯八拐,好不容易打听到楼号,一见傻了眼,正过来倒过来反复数,却怎么都数不出 6 单元。楼也才四五层,何以 “6” 字当头?

  莫不是 “206” 吧?

  我按着新的发现去敲门,门开了,却不是。人家也不知道这楼上有没有 “602” 。于是我就怀疑是楼号不对了。

  走出来,我四处转,想找个六层以上的。转了好久,都没有找见。没办法,才又一次去电话询问。慎之先生这次的语气很和缓,告诉我,就是那栋楼,不过单元和楼号秦晖都说差了。

  我往回走,按了门铃,好长时间无动静。

  要不是刚通过话,我都以为里面没有人了,心里同时在怀疑是否摸错了单元。好在下了决心等下去。

  隔了足足有一两分钟,我才听见响动,淅淅而来;正诧异,那声音移到近前,门被拧开,慎之先生亲自开的。

  他容色停匀,头发没有一根白的,戴一副无边眼镜,清清秀秀的样子,精神挺好,也就 60 来岁。

  那怎会这么慢条斯理呢?

  我疑惑着,微微欠身,叫一声 “ 李老师 ” 。他招呼我进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脚,极不便利,走路颠着,一步一步往前挪,那样艰难。

  关上门,我随他一起往里去。注意到仅仅是个三室一厅,很简陋,几乎未装修。我就想,他退休前已到 “ 部级 ” ,按理不该住得这么小,后来才知道,他退休早,没有人为他调换房子。现在只有一个小女陪他,其他全出国定居了。自 1997 年 6 月中风后,他脑里主管腿脚的那块组织死了,左手和左脚这半片身子,都不听话,出不了远门。

  到客厅落了座,我就把秦晖的书稿送上,信口道出自己的感受,说:这是讨论当今中国现实问题,最见深度的一部书稿。

  慎之先生批评道:年轻人,不能这么说,你看过多少书?

  我的脸红胀起来。他接着自己的批评:这样的断论我都不敢下。我看过了,如果写序,倒可以说。

  我辩道:我的看法只代表自己一个人的嘛。

  那意思是可以说得,不这样写就是了。

  慎之先生却不依不饶,教导我说话要谨慎。

  我腹诽道:真是个 “ 慎之 ” 啊!说话都有这许多禁止讲究,还叫人开不开口啊!

  他已捧起稿子来翻看,当即又埋怨,说字儿太小,改动也多,他看着吃力。

  我见他几乎要伏在书稿上了,就想,让老人家这么着聚着眼珠子,看这种涂涂改改的文字,确是难了些。

  他移开目光,告诉我,和秦晖不熟,他愿意给他写序,是因为秦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秦晖可能不知他的性格,他为人做序只看干净整齐的打印稿。现在这样子他不想看。

  我为难起来,忙说:时间很急,他们叫我赶快送来,请你做序,再换可能就来不及了。

  他说:那不行,书稿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做笔记,看完了,如果有想法,我才愿意写。我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这件事。

  我一听,觉得那边肯定等不了,就告诉他:那就来不及。

  他不慌不忙,说他就得这样,否则就不做。并说,自己一年只写三五篇文章,学陈寅恪,不求多。

  天啦,这又是一个 “ 慎 ” 嘛!

  可是陈寅恪晚年写了不少大部头,恐怕并非一年就三五篇文章吧?但我再不敢乱说,只道自己看过他不少文章。

  他问在哪里看的。我说好多书上都有他的序文,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寒哲编写的《艺术人文七小时》、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悼念钱钟书先生逝世的专集等。《徐友渔文选》里还收了一篇呢。

  他说不知道徐友渔会收他的文章,是什么内容。我说是谈哈维尔的那篇。他笑了,告诉我寒哲是某某的女婿,他才写了序。悼念钱先生的那本书编得不好,他的放在第一个,却又是删,又是改的,还是重要地方的变改,就不是那个意思了。而谈哈维尔的那篇,一直发不出来。

  我默然。后来就问他和钱钟书的关系,告诉他,钱先生可算得精神、学问上影响我最大的人,我记得你好像与钱先生同乡,无锡人,我也是江苏泰兴的。大家都是老乡了吧?

  他兴致高起来,只承认我是梅兰芳先生的同乡。问起我的年龄,说他有四个女儿,最小的都比我长 20 岁,他今年 77 了。这才说他和钱先生世交, 30 年代就认识,两个人父辈上就是朋友,从小他父亲就叫他 “ 应学钟书 ” 。钟书的堂弟和他还是中学同学。问我看过钱的什么。我说已出的基本全看了。问我看过《管锥编》、《谈艺录》没有,我说看过。

  注释你也能看吗?

  我说:能懂。

  我只说能懂,而不说能看,是因上面的中文我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 洋文 ” 却很少认识,但跳过去对正文的理解没有影响,每个洋文也多有中文注解。但我不想说太多解释说明的话。

  后来才明白,他这样问我,是由于他曾对钱先生发表过这样一段意见:

  抗战胜利以后五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总不如 30 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

  就这一点而论,钱先生的信心比我还强。我有一次同他谈到现在的后生很难读懂他的书了。他倒说: “ 十步以内,必有芳草。 ” 还说从现在青年人寄给他的信看, “ 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也! ”

  他追问我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后生们的情况,是否果如自己断言,或如钱先生那么预见的。就他接触的人士来说,像我这样 20 多岁,可供面对面进行调查的,怕是再无第二个了。

  他告诉我, 1978 年他就读了《管锥编》,特意去祝贺,钦佩钱先生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也没有理睬 30 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先生只淡淡一笑,摇手说, “ 天机不可泄露 ” 。

  我就关心起钱先生,问:钱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中庸的?

  他问何种意义上的中庸。我说就是吴宓定义过的,那种至高的、难以达到的境界。

  他点点头,告诉我吴宓是他老师。钱先生是那种 “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 的人,但他认为钱还不够 “ 中庸 ” 。

  我又问:钱老师为什么不站来说说话?

  他有点急了,说:那是要打成 “ 右派 ” 的啊!我就是 “ 右派 ” ,知道吗?我从燕京大学毕业,就去了延安,是 “ 老革命 ” 、 “ 老干部 ” ,于光远、胡乔木也都是我的老朋友,都成 “ 右派 ” 了!钱先生他怕惹祸,才闭口不再说话的。

  他后来能够说话了,为什么依然不说?我又问。

  习惯了。人不站出来说话,成为一种习惯以后,也就自动免开尊口。

  慎之老这样答,我当时虽还不能完全接受,但也算一种解释,就转问他对钱先生长篇小说《围城》的看法。

  他说 40 年代看的,没留下印象。他每去看钱,什么都谈,惟独不谈《围城》。他只看一个人的小说,鲁迅的,别人的全不看。

  难怪我临走前,他问我们学校的头儿是谁,我告诉他几个名字,包括写了《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他都没听说。

  我就发表起个人看法,说:从艺术性看,《围城》可以排在 20 世纪小说的前五位,起码我是这样排的。

  他不肯同意。我便问钱先生自己对它如何看,他说比较自负。

  我就请慎之先生送我几本著作,他却说自己无学问,一生还没出过书,全是零散文章。

  我万没想到,堂堂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没出过书。而当他得知我正在出书时,说:你这样年轻就出书啊?我要到 80 岁时,才想出集子。

  他这样说,使我想起钱理群老师在《书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感叹孔庆东和摩罗等人,都 30 好几、快 40 岁的人了,还有说他们出书太早的,而鲁迅、胡适、郭沫若那一代,都是 20 挂头就出过好多部著作的,由此见得年轻人出道何其难,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扶持青年一代成长有多迫切。所以我觉得,慎之先生在这方面怕又是过于 “ 慎之 ” 了。

  况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高寿,能活到 80 岁不简单。非等 80 岁才出书,在他也许可以,绝大多数人,包括陈寅恪,真要这样,就不定出得来。起码读者多半不认帐。

  我只能这样想,却不能说。加之聊得很多了,就想把话题拉回自己所来的目的上,担心他真要花一个月时间做序,灵机一动,说:李老师啊,那部书稿的序可能要得比较急,你就挑几篇看看,别的翻一翻,赶紧做篇序出来嘛。

  他不禁又怪我,拍拍稿子,说:你啊,千万别学现在你们那些老师教的,要学我。钱先生读书也是一个字一个字过的。钱先生和陈先生做学问都很严谨,随便的事,于做学问上,不能谈。

  老先生一段话,说得我有点无地自容,脸上烘烘然,好在我读书从未投机取巧过,也是很踏实的,现在不过权宜之计,也没想先生较真,想来老辈子人的治学与为人全是这样一致的,我在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师单少杰就曾感叹,今天的人太灵活,灵活得丢了做人的起码底线。这该算得做学问的 “ 底线 ” 吧?我是否就是那种 “ 灵活 ” 得过头了的人呢?

  我只好说,原稿先放这儿吧,请你慢慢看着,回去后我和他们说说,再让他们重新出一份样子送来。

  当然,能不能出,何时送,我都做不了主,也无法过问、不必过问。

  辞别下楼后,我上了长安街口,找到一个磁卡电话亭,把拜见慎之先生的情形简要对朋友说了,问他等得等不得,并说李老师要再出一份新样子。朋友果然说,来不及,你还是回去把稿子拿回来吧,要是有空,再送新的请他做序。

  看来他不想请先生做序了。

  我只得再回去。仍是慎之先生开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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