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关键词: 协商民主；嵌入性治理资源；城市治理
一、现代城市治理需要协商民主
城邦的治理是政治学的开始，柏拉图对理想国的设想，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治理的现实考虑①，都表明了城市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源头。因此，讨论政治民主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讨论城市治理的问题，而现代政治民主的问题起源更是与现代城市的兴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城市的民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现代民主具体实践的核心。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城市空间内的关系，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的大量集聚，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阶段，尤其是1994年以后，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中国过去的发展没有社会的发育支撑，缺乏市场的资源配置，而国家与社会分权之后形成了新的发展主体，市场是一个主体，社会是一个主体，自然本身也是一个主体。这些主体如何在城市空间内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效的整体发展？如何寻求一条建构现代社会良性治理的路径？这成为中国城市治理中的核心议题，也承接了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建设都是要为现代社会的整合寻找一个有效率的载体。在进行国家主权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力图建立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各个阶层参与的协商政治结构。1949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从而完成了国家整合的任务②，确立了中国民主的基本形态，即以民主协商为主要内涵的政治协商制度。“文革”期间，这一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运转，带来了国家层面的政治危机。③
马克思认为，人民民主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展开，人民不仅仅决定国家事务，而且决定个体事务，民众在社会生活上也具有统治的地位。因此，人民民主的运行必须同时具备两大特性：广泛地动员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发表意见，有效地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诉求集中为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意志，并转化为国家的集中行动。④
如何呈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理念，构建民主参与的平台，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就与解决民生问题、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路径，也就必然在社会治理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中展现出来。
因此，民主的理念共识和制度建设如何在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中得以实现，即民主如何“嵌入”⑤到社会发展的实践当中，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更是民主能否得到有效提升的关键。对于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推进民主建设的国家而言，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嵌入”关系：如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民主制度的发展能嵌入其中，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那么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就能形成一个合理的、现代的发展逻辑。
任何国家的民主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问题，民主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是有历史条件的，都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结果。中国试图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民主制度的完善，同时，又期望通过多元的协商参与方式，形成政府(国家和政党)与社会的互动。这在中国的政治建设中产生了政党层面的政治协商、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协商、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协商和基层治理中的基层协商等多元、多层次结构，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现代化建设的制度支撑。
协商民主的这一体系化建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商政治的提升，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社会协商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协商民主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建构了自己的制度形式，实现了作为一种资源的“嵌入”，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形式。
二、理论回顾：协商民主的发展
（一）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困境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取得突出发展与治理绩效的政治结构不一定是民主的政治结构。关于社会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嵌入性”，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热点。⑥普沃斯基进行了经典的问题概括，即民主政权与权威政权能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有效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权转型之间存在着何种因果关系。⑦
李普塞特在提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时，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经济发展越好，民主就越能持续”。⑧而达尔和亨廷顿等人则对许多国家进行了分类和量化研究，提出了经济收入水平和政治民主进展程度的具体关联度。⑨
在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下，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形成一个持续的问题解决机制，这在韦伯式的发展模式(Weberian Model)中可以得到检验。
图1 伊文思(Evans)和罗齐(Rauch)模型中韦伯式国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⑩
在韦伯式模型中，它有一个前提，即“官僚是不同于政客的，只要他们与受雇佣和晋升的资质规则支配的长期生涯相关。规范、对精英领导阶级提供的服务的共享信仰和国家发展目标不仅削减了腐败的诱惑，而且随着时间的进行，产生了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对公民服务的承诺的能力和信用。结果是国家不断增长的组织能力——它进而赋予和激励有改革倾向的统治者通过经济增长而不是掠夺来增加财政收入”。(11)因此，经济发展与政治治理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关系。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许多量化研究认为两者关系比较复杂，但都得出肯定性关联的结论，即“经济发展的水平看上去是决定政治民主的决定性解释变量”。(12)
亨廷顿认为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传统的政治模式很难继续统治下去，这就要求产生新的政治制度来整合不断多元化的社会所提出的要求，并且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内执行公共政策。(13)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困境在于，国家社会主义似乎很难避免政府持续减弱的政治责任。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在中央计划的制度框架内融合并依赖市场机制，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机会主义和不法行为的收益。威权的政治权力也可以采取一些政治民主的措施，但它并不等于是民主政治。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个体腐败逐步增加的现象，“在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这为党的去制度化和对政治制度有深远意义的改革铺平了道路”。(14)
东亚地区的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似乎证明了经济发展是能和民主政治同步进展的，因此，“经济增长如果持续进行，并且成果被普遍享有，那么在长时段上观察，经济增长会带来民主的成长和持续，但是未必是这样，尤其是短期内的考察”。(15)例如普沃斯基发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民主政权的出现，但民主政权在富裕国家比在贫困国家更容易持续，同时政权类型对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没有影响，只有威权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才会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16)但在一个经济发展节点上，民主政治的诉求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功验证了非民主的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一个多元社会成长得越快，中国也就会越早达到民主变化不可逆转的那一点。”(17)
这一分析视角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民主化的模式及其内在结构是一个先验的形式，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前方，因此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是否构成嵌入关联的理论逻辑，可以用图2演示：
图2 民主与经济发展关联演化图
互为因果而非嵌入的民主与发展关系范式，构成了对民主演化的外在评价系统，即民主化必然是经济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并没有考虑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主模式的内生转型结构的“民主嵌入发展当中”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认为民主制度必然能推进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直接而迅速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把两者的内在结构简单化了。在一定意义上讲，上述理论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前提，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关系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解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18)
关于中国民主发展模式、方式和时间节点的讨论已有很多，但“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不是理论对经验的解释，而是从经验抽象理论的过程；不是政治现象的孤立考察，而是政治现象的全景性透视”。(19)自传统社会瓦解以来，无论采取何种价值判断和分析路径，中国民主的建设路径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都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问题。“现代化的模式化，往往带来民主化的模式化，而民主化的模式化则必然是民主的西方化。”(20)但基于西方视角的民主化路径，往往带来一种西方标准化的关联结构，“实践证明，在这样的政治发展中，治国理政者往往既不能有效地把握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不能有效地把握政治发展的大格局，结果导致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受挫和失败”。(21)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构一个民主发展的实践路径，是中国未来国家建设、社会建设和政党建设三个重要议题中的核心问题。
（二）协商民主的发展功能：嵌入性资源
中国在1949年后60多年的发展中，从最初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促进生产发展的理想尝试，到随后的恢复市场民主，然后再发展到基层自治的民主，这一探索始终围绕着如何建构一种人民民主的有效的实践形式。
“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22)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缺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很容易建成民主制的形式，但实质上却是“国家制度的人民”。中国民主的实践形式要使得“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23)因此，人民民主要从一种价值理念在现实中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寻找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中国之道。在此，如何承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的智慧，充分重视“协商”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创造出一种协商民主的社会治理方式，使得中国的发展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全面建设，就成为一种政治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语境下对于协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的重视，不等同于西方语境下的恳谈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也有人翻译成商议式民主，或者直接翻译为协商民主)。从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考察，恳谈式民主寄托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民主或选举民主功能缺失的弥补，或者说是修正和发展的厚望，即恳谈式民主理论通过把民主的重心从投票选举转至公共领域以及对其进行判断与证明的实践之中，试图在交往形式日益制度化的话语载体上，解决对话性政治(共和主义)和工具性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不同的片面性和分割性。关于这一民主的条件和过程，多位学者提出了种种见解，如德雷泽克(Dryzek)(24)、科恩(Joshua Cohen)(25)、麦科考伊与斯库利(Martha L. McCoy & Patrick L. Scully)(26)、古德曼与汤姆森(Gutman & Thompson)(27)等。整体来看，西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恳谈式民主的图谱如图3所示(28)：
图3 恳谈式民主在西方民主发展逻辑中的位置图
中国的实践是从改善民生所需要的经济发展开始，从社会民主、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通过各个层面的民主协商来解决各种社会治理问题，从而建构起协商民主，构成了一种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并不是弥补竞争性民主的不足，而是一种把竞争性包含在内的民主实践。我们强调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同时强调党内民主与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强调社会事务的协商解决，同时强调社会民主的发展；强调基层协商共治，但同时强调基层民主的发展。
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协商民主”的基本逻辑内涵就是：以人民作主为基点，以协商合作为中轴，以创造治理为使命，以形成发展为动力的人民民主实践形态。它的侧重点在于，在民主发展中强调协商而非对抗，把民主的协商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效资源提升出来，从而实现社会更加有序的良性发展。也就是说，民主的进展不是外生于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内生性地嵌入到发展当中，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态势。所以，中国协商民主最为突出的表现特征，就是以民主的发展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民主的品质。
图4 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结构图
三、协商民主的展现形态：基于杭州城市治理的观察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城市的民主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最重要载体。在现代城市社会主体日益发育的情况下，基于分权而建构的协商民主的多元实践形式，已经构成了城市的基本治理方式，也构成了现代民主的内在本质。“民主促民生”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实践，其中尤其以杭州经验最为典型。它围绕民生问题推进民主建设，在城市治理的各个层面上均以协商参与来提升民主建设的质量，它不仅是人大的意见整合与政府决策的民主公开，而且是政协的协商参与、党委决策的开放式参与，还包含城市基层和社会组织的协商民主自治，形成多元的民主协商结构。因此，协商民主在城市治理中的发展模式回应了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也回应了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治理挑战，同时，在理论上回应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如何关联的关键命题。所以，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资源嵌入到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创造了一种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和经济协商的多层复合结构。
协商民主通过调动群众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形成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呈现出突出的协商结构、路径和功能，因此，它实际上就是把民主的各种协商形式融入到人民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形成了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从而也就提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个实际结合点。(29)
（一）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众参与方式
协商民主在现代城市治理中提供了一种社会各个阶层参与的基本方式。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观察，政府试图以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力量来解决民生难题，让社会民众通过协商的方式来享受民生问题解决后的便利，即通过民主渠道促进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而合理的解决，最终达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30)协商使得民主建设从民众生活本身入手，回归了生活本身。
2009年杭州市上城区整合了“社情民意信息直报点”、“社会舆情信息直报点”、“草根质监站”、“和事佬”等各个政治和社会协商平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街道(社区)民主民生互动平台——“湖滨晴雨工作室”。他们聘请各界人士担任“民情观察员”，收集民情民意，同时在解答民众的需求和问题中进行协调。从居民层面观察，社区居民参与到工作室组织的各种交谈、恳谈、讨论等活动当中，就民主民生问题“建言献策”，同时，新闻媒体和企业也进入到这一参与机制当中。(31)这一协商民意平台的很多“金点子”被当地政府决策时采纳，例如老年人免费乘车等全国领先的决策，关于社区设施建设、环境卫生、老年人服务等方面的建议。(32)同时，杭州“红楼问计”等举措也有针对性地把重大城建设计方案“送出去”展示，让市民主动走进市政工程建设的现场，提出意见。
在这些制度的激励下，杭州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不断高涨，例如1999年开通的“12345”市长热线，截至2009年6月，受理量已突破158万件。2009年1月，杭州市在“两会”前将《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征求意见稿同时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市民参与踊跃。(33)
在具体的参与制度模式上，杭州市形成了“四问四权”的工作机制：问情于民，落实知情权；问需于民，落实选择权；问计于民，落实参与权；问绩于民，落实监督权。使公共政策从制定、执行到评估监督都有民主的机制和程序，从而保障民生问题能得到符合民意的有效解决。(34)
因此，协商民主坚持“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提升了社会对于城市发展和政府管理的认同度。社会主义民主的许多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很难落实的原因，不在于民主的制度设计困难，而在于政府习惯了传统的全能治理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无法形成决策的协商空间，民众也缺乏把民主参与当成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途径，因此，城市政府的决策开放就能为协商民主搭建一个基础平台。所以，协商民主不仅为保民生、促民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能的实现载体，证明了民主不仅仅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手段”，而且也诠释了民主是一种具体的参与方式的内涵，从而在本质上回应了“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在内在逻辑上回应了中国“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
(二)协商民主是一种政府决策方式
政府决策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这是人民民主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政府决策中实现公民的决策参与，就要使民众有机制、载体和途径参与到政党的政治决策和政府的行政决策中来，从而实现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否则，现代社会治理就缺乏一种有效的路径。
城市公共治理要在理念上确立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具体载体上建立让市民参与城市公共决策的组织平台。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与代议制度还不能完全充分地表达和代表民意，所以公民直接参与决策有助于打破公共决策的封闭状态，提高治理的效能和制度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公民的民主素养。
杭州市通过把民主机制渗透到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的每一个层面，力图构建协商的立体结构，使得民主参与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日常形态：(1)市民代表参与(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报名或手机短信报名，从报名者中按名额抽选列席会议，或通过互联网视频连线，就相关议题发表意见与建议)；(35)(2)广泛的社会参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手机网站等收看会议视频直播，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手机短信上发表意见与建议)。(36)同时，杭州市政府还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直接参与政府常务会议。这就形成了一个互动的态势：市民有权对政府决策发表赞成或不赞成的意见，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同时，政府及时予以回应，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切实融入政府决策。
“协商”与“开放”的理念贯穿于政府决策的全过程，包括决策事项的酝酿、调研、起草、论证，直至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都是向市民和媒体开放的。杭州的开放式决策已完成了由市级层面向所有区(县、市)级政府的制度化延伸，(37)因此，“开放式决策”构成了整个城市的公共决策的基本行动规范。对杭州民众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4%的民众完全赞同‘开放式决策’能改善政府形象，35%的民众基本赞同，两者相加的比例高达99%”。(38)
这样，就解决了民主嵌入社会发展的问题。民主的发展成为地方发展的一种内生资源，而没有呈现出民主发展与社会发展“两张皮”的现象。“从中国30年的实践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样的道理：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必然，但是能够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民主化，一定是既能带来政治进步，也能带来经济和社会成长的有效政治发展。”(39)协商民主的当下实践，就是这一逻辑的实现和提升。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创造了社会发展的效益，也实现了人民民主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政府与政党也在这一“协商”中，逐步明确自己的行动空间，建立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规则，从而也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群众路线。(40)
（三）协商民主是一种现代城市的治理方式
所谓民主治理，就是强调治理体系和过程的参与、公开和透明，通过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对话和决策过程，来促进公共部门的责任性和回应性，而现代城市社会的治理，必然要求建立一种立足于民主、合作、高效、开放的公共治理体系。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即使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从来没有把对政府的期待完全替换为对民主化的期待，只是他们内心更能够把两种期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现实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能够创造有效的经济和社会进步”。(41)因此，只有民主获得发展，社会发育的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才能有序扩展开来，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资源嵌入到发展当中，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可持续性和信心。
杭州从民生问题的解决入手，通过“把生态还给自然、把生产还给市场、把生活还给人民”的“三还”(42)，把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形式嵌入到杭州的城市治理当中，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
区域发展的困境是如何处理好市场、社会、政府与政党的利益共享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协商民主就具有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内涵结构和逻辑路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础，协商民主通过嵌入而不是隔离于社会发展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基于发展所形成的新主体——自然、市场与社会——创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民主模式，形成了政府与社会“分权”战略上的共同协商和合作：通过分权，激活社会和市场，从而培育出发展所需要的各个行为主体。这样一来，社会治理中所体现的协商民主，就在制度层面上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城市社会的公共治理方式。“以民主促民生、以民主促发展”的发展理念，使得协商民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持续的制度创新保证了民主、民生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具有战略高度的治理方式。
“民主促民生”实际上赋予了民主很强的治理功能，而协商民主实际上意味着民主是要能创造发展的，而创造发展的前提是必须创造出一个能融合各个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从杭州经验来看，“三还”就形成了一批参与协商民主的新的主体力量以及新的权力关系，以及一种现代的治理结构形态。
（四）协商民主是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方式
发展的关键是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体、新的权力结构产生发展的动力、行动逻辑和发展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把民主的要素嵌入其中，用民主的机制去动员各方力量，去整合各方资源，从而创造多层次的空间，所以，在政府与社会分权以后，基于协商所形成的新型整合就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但协商民主并不仅仅停留在促进发展或作为发展资源的单纯形态展现，而是通过社会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政党领导的优化、治理结构的改善和政府政策的供给巩固和发展起来。在人民民主的逻辑下，我们将民主要素嵌入进社会发展中，使得各种社会主体不仅有活力，而且形成合力，形成共同协商和共治。这种活力和合力就构成了整个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这样，民主就作为发展的一个“嵌入性”资源，成为发展的动力与载体。这是解释杭州实践的基点，也是反观整个中国社会治理的起点。
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进路径，实际上是要实现政府领导与社会多元参与在各个领域中的有机统一，因此，协商民主实践产生了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是党的领导所产生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分权结构；二是政府的民主管理所产生的决策参与关系；三是公民参与所产生的共治关系；四是市场与政府合作所产生的经济关系。
因此，政党通过“协商”的合作模式，而非“替代性”选择模式，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要求，把民主的发展任务和发展的民主渴望统一起来，形成了内生的民主模式。它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在“把生产还给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行为载体上培育多元的社会行为主体；通过“把生活还给人民”的社会生活结构，把民生发展问题依靠民主的方式进行解决，建构了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最终实现把“生态还给自然”的目的，实现人民作主、市场活跃与政府自律的共进模式。
四、结论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主演进模式采取的是“协商民主”的取向与路径，它把人民民主的内在合理性进行了有机的转换，把民主作为一种资源嵌入到了社会治理当中，调整了民主的具体制度安排，从而形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内生性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协商民主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发展中国家培育民主的可行性经验，它提供了一种破解中国民主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制度死结”的可能性。民主的发展品质是在社会进程的每一个具体实践步骤中体现出来的，通过协商民主的发展，不断地积累现代民主资源，可能使中国民主政治在到达一定阶段后展现出新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因此，协商民主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柏拉图著，张造勋译：《理想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为了与1949年后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区别，此次政治协商会议被称为“旧政协”，1949年后的政协被称为“新政协”或“人民政协”。
③参见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林尚立：《中国民主的政治逻辑：以人民政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⑤“嵌入(embeddedness)”概念是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分析市场行为时解释社会行为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⑥也就是发展中的D-D关系范式。例如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1992; Edward Friedman，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1994; Chalmer Johnson,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1995;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1993;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1990;Seymour Martin Lipse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1981.相关的争论文献很多，恕本文不一一列举。
⑦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刘忠瑞、胡元梓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World Politics 49,January 1997:155-183;Brown，Review of Przeworski et al.’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June 2001;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⑧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1959):75.
⑨例如民主化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人均收入)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等判断。
⑩(11)(14)维克多·尼：《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载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主编，罗教讲、张永宏等译：《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12)K.A Bollen, & R. W. Jackman,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1985)(August): 438-457.;L.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eds. G. Marks & L. Diamond Reexamining Democracy(London: Sage, 1985)93-139.
(13)S.P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1984):193-218.
(15)Larry Diamond, "The Shape of Global Democracy,"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5.2(2008):77-86.
(16)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7)Larry Diamond, The Shape of Global Democracy,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5.2(2008):77-86.
(18)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政治体制逐步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如同苏东那样急速瓦解和向民主化彻底转型的条件下取得了进展，但中国虽然提供了一个发展转型的典型，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治理绩效如何完成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转换关系。
(19)(21)林尚立等著：《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285、286页。
(20)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22)(2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页。
(24)John S Dyze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Joshua Choen,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on Legitimacy," eds. Alan Hamiln and Philip Pettit, The Good Polity: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9)22-23.
(26)Martha L. McCoy, and Patrick L. Scully, "Deliberative Dialogue to Expand Civic Engagement: What Kind of Talk Does Democracy Need?" National Civic Review 9.2(2002): 120-128.
(27)Amy Gutman, and Dennes Thomps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eyond Proc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0.2(2002): 153-174.
(28)协商民主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Gutman，Amy and Dennes Thompson“Deliberative Democracy Beyond Proces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0.2(2002)：153-174.)。“关键在于交往前提和程序，它们赋予了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形式以合法化的力量”。(哈贝马斯著，逢之译：《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文化研究》第2期，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另一个纬度阐述了协商民主产生的必要性。全球化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要求，这种多元化的交流需要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来反映和表达，同时个人的反思性提高也需要对话和协商来表达利益和意愿。(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杨雪冬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页)
(29)林尚立等著：《复合民主：人民民主促进民生建设的杭州实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林尚立：《复合民主：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形态》，《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30)郎友兴：《浙江杭州“以民主促民生”：以社会民主为重点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学习时报》2009年8月4日。
(31)多家媒体都与湖滨晴雨工作室建立了联动机制，就社区民众关心的热点和民生问题，开设动态专栏跟踪报道。辖区内的1400多家企业也参与民情观察、交流信息、协商恳谈。
(32)丁春早、韩福国：《公民参与视角下的民意表达和政府回应——基于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协商治理机制的分析》，《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季度研究报告》2012年第二期。
(33)于2002年开通的“96666”效能监督电话，到2006年8月，共受理群众投诉30302件，反映机关作风和效能问题10469件，占总量的34.55%。在政府门户网站和新闻媒体上向市民征求实施项目建议和意见，征集办公室每年都收到提建议的来信、来电、电子邮件、传真等1500件以上，各类建议6000条以上，民情民意调查网络收到各类意见建议5000条。参见伍彬主编：《综合考评与绩效管理——杭州的实践和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4)“三问三权”等表达形式也由此从地方的实践上升到中央的政策文本当中。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人民日报》2008年12月0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中广网，2008-12-10)
(35)《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人民政府开放式决策有关会议会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杭政办函[2009]99号》,2009-03-12, http://www.hangzhou.gov.cn
(36)《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人民政府开放式决策有关会议会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杭政办函[2009]99号》,2009-03-12, http://www.hangzhou.gov.cn
(37)杭州市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实施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市长令第252号)(2009年8月6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开放式决策有关会议会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2009年3月10日)。
(38)对于这一决策体制的社会意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对杭州市各个阶层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课题组共发出问卷220份，其中在杭州市研究室的协助下，对登记在册的曾经与会人员发出问卷60份，回收60份，回收率100%。针对杭州各区的普通市民发出问卷160份，回收157份，回收率98.13%。
(39)(42)林尚立等著：《复合民主：人民民主促进民生建设的杭州实践》，第27、43—57页。
(40)“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41)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韩福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复旦学报》2013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