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历史学家应更多介入公共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7 次 更新时间:2013-12-27 23: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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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宇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界史博士、当下最有知名度的外国史学者之一,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钱乘旦走上治史之路极其偶然。1978年,“文革”结束,中国高等教育在艰难中逐渐恢复。尽管对于无数绝望中的青年来说,这意味原本锁住未来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迷茫依然是他们的主流情绪: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考上,不知道自己想读什么,适合读什么。一切都和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一样,有待从头开始。

   “我属于老三届插队的一批人,在乡下很无聊,也没事干,就多看了点书。后来就有一个机会,考1978年的研究生。之前我读过外语,似乎是应该报外语系,但非常偶然地,我在招生简章上看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我突然感觉历史似乎更对我的口味,在乡下也看了不少东西,结果就考上了历史系。”面对时代周报记者,钱乘旦笑谈往事。

   197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只招三个研究生,钱乘旦成为其中之一。在南大,他见到了后来的导师蒋孟引。蒋孟引,号百幻,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1929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深造,以论文《论1856一1860年的中英关系》获得博士学位。与雷海宗、周谷城等被现在称为民国大师的学者一样,蒋孟引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

   当年,蒋孟引只有钱乘旦一个学生。两人在历史系第一次相见,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不认识老师。学生说自己是被分配给老师的,老师就对学生说,那你跟我学英国史好不好?钱乘旦说好。蒋孟引说,那你就好好学。

   蒋孟引开始带领钱乘旦看书。南大历史系里有一个特藏室,放的都是外国出版的历史书籍,大部分是英文的,也有一部分是俄文的。蒋孟引不多说话,挑了几本,对钱乘旦说,你拿回去读吧——一段师生缘由此开始。

   采访中,钱乘旦反复强调蒋孟引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乃至人生成长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自己选择了一个现在看来极为正常、当时却颇有些敏感的研究课题“英国的议会改革”之后。“蒋老师鼓励我大胆去做,没有问题,只要把材料做实就可以了。”钱乘旦回忆。后来这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历史》,是这本核心期刊首次发表一位30岁以下学者的论文。

   1985年钱乘旦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史博士,并获得奖学金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研究。

   2006年,纪录片《大国崛起》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钱乘旦担任这部纪录片的学术指导。早在《大国崛起》拍摄之前,他还曾为中央领导人作“专题讲解”:2003年,他与另一位世界史名家齐世荣教授一起,向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讲解《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钱乘旦说:“跟领导们沟通得很好,他们对世界历史是有兴趣的,但是这样的讲解还是比较少,应该多了解一些。”

   目前,钱乘旦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并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接纳为通讯会士——这被外界视为对中国世界史研究水平的认可。

   虽然行政职务繁多,钱乘旦目前还在北大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并继续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谈及最近热门的“院士”话题以及文科是否也应该评选所谓的类似“院士”?钱乘旦表示可以有,但不一定要叫院士,他坦言文科评院士很难,“因为会面临官员是否应该被纳入的问题”。他认为可以由教育部出面评一批“部聘教授”。

    

   苏式学术体系的“祸与福”

   时代周报:现在外界都比较缅怀民国时期的学人,认为诞生了很多大师。民国时期的人文社会学研究是不是确实高于1949年以后?如何看待前后阶段的不同?

   钱乘旦:未见得后不如前。民国时期,中国有历史学,有历史学家,但没有世界史这样的学科,这个领域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是不受承认的。包括像我的老师蒋孟引、周谷城、雷海宗等一批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公认为世界史专家的,在民国时代,他们如果回来,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找到教职,教外国的历史是可以的,而且定会分派他们去教外国的历史,但如果想升比如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等,就必须写中国史的论文。换句话说,教书是教书,但研究则必须写中国史,所以现在常说,那些老前辈中西贯通,其实都是给逼出来的。你不这么弄,你永远做小助教,被逼的,没办法。周一良本来研究日本史,但回来以后没办法,只好去啃隋唐五代。好,做出来了,写了几篇文章人家都认了,认了以后就可以做教授了(笑)。

   因为不认外国史研究,因此在民国时代,外国史的学术研究水平其实并不高。当时学界不把外国史当学问来看待,觉得只是一门知识,教课是传授知识但不是学问。当时的理论是中国人做不了外国史研究,今天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没有资料,条件也受限制,那会还在打仗嘛。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受苏联的全面影响,虽然对选题的局限性比较明显,但另一方面,世界史作为一个学科,开始被学术界承认和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有世界史的,你要学苏联,你就要承认世界史也是一个学科,结果就接受了,所以才会有像雷海宗这样的一批人,不仅教世界史,而且可以做这方面研究。这很有意思。另外,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世界史教研跟1949年以前几乎一样,没有世界史研究。也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曾长期受苏(联)式理念左右,这对中国的世界史教研有何具体影响?

   钱乘旦: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之前,没有所谓的外国史或者世界史这样的概念。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没有研究外国历史的概念。鸦片战争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英国,就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历史、政治制度等,但也仅限于介绍或翻译一些文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中国开始出现研究型的东西,基本是关于西藏问题、中英关系等。到了二三十年代,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学外国史了,如我的老师蒋孟引,他属于第一代在英国接受历史教育,然后专门做英国史的中国学者。还有留美后研究日本史的周一良,留美的雷海宗,留法的沈炼之,复旦的周谷城等。这以后才有真正的英国史研究出现。但他们那一代人,基本上是接受西方教育,所以这批老前辈老先生们都是使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和选题的。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全盘苏化一边倒,几十年间的理论、思想基础、选题都是苏联式的。具体到英国史,也完全按照苏联体系,如一般的教科书以及人们所关注的内容基本都是两个革命加一个运动。两个革命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个运动即工人运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一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它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英国人的叫法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不用“资产阶级”这个定语,全世界差不多没有人这么说了,可是中国人已经叫成习惯了。

   在中国,和英国相关的历史就这些,教科书上也如此。所以当时的学者做选题,基本就是在这三大块里面做。不过这是世界史的状况,中国史不同,有它几千年的传承,所以中国历史可以按照传统去研究,哪怕是乾嘉学派的方法,就算重复也不会被说什么。而外国历史怎么研究就没人知道了,一直受苏联的影响,带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时代周报:“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世界史教研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钱乘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学生和老师们其实都很惶恐疑惑。是完全恢复过去的那一套做法,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新的设想、新的尝试?大家感到“文革”甚至“文革”之前的做法似乎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但该怎么做呢?不知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批学生可以说是一个尝试甚至是一个实验,就是要摸一条新路。虽说如此,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又不可能摆脱很多惯性。比如说当时的课程设计,我们是世界史第一批研究生,但招收我们并不是为了学位,国家并不是要建立学位制度,只是因为研究生比本科生要高一点,所以中国应该培养研究生。

   那这个研究生要怎么培养?说实话,老师们心中没数。我的老师蒋孟引,1930年代伦敦大学的博士,当然接受过完整的学位和学术训练,他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至少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成为博士的,但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去做?就不知道了。基本上,第一批研究生的导师,差不多都是那样,那些老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幸存下来的那批老知识分子,被请出来教研究生,他们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和我们之间其实已经隔了一代,尽管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只能去尝试。即使如此,基本上还是沿用“文革”以前的课程设置和主要教科书,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用。

    

   中国公共史学太糟糕

   时代周报:你是纪录片《大国崛起》唯一的学术指导,他们如何找到你的?

   钱乘旦:2003年,我和其他教授给中央政治局做专题讲解,有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大国崛起》的策划人了解后,立刻萌生了以这样的题材做一个片子的想法。我当时在澳门工作,策划人通过执行导演电话联系我,说有这样一个想法,问我愿意不愿意?我那时候感到犹豫,因为我一直是做学术的,害怕不伦不类,但觉得试一试也好,所以同意了,合作也就开始了。

   时代周报:对《大国崛起》这类面向公众的历史纪录片,你是否认可?特别是其讲述历史的方式和出发点。

   钱乘旦:其实,这样的形式在中国非常不成熟。事实上,尽管最近几年特别是《大国崛起》播出以后,又产生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弱小和不成熟。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非常突出,许多极优秀的学者参与到公共史学里去,如BBC的“英国历史系列”,做得非常好。但我们这里,有关公共史学的影视作品,不但少,品质也相差太远,需要大力加强。而且很多文艺作品经常戏说,其实是瞎说,弄得非常不严肃。很糟糕。

   时代周报:围绕《大国崛起》,有各种批判的声音,有人认为该片只是关注各大国成为霸权的历程,没有关注这些国家内部人民争取革新改良的历程,透露出一种奇怪的实用主义思维。你对此有何想法?

   钱乘旦:我所了解的情况可能相反,当时片子出来后,确实有不同的说法。但主要是批评这部片子关注怎样成为大国,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罪恶的方面。其实这部纪录片非常明确,就是讨论这些国家如何从弱变强,当中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片子课题本来就说这些,很多内容,一般的中国观众本来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些说出来后,引起了大众震动。这就是公共史学的力量。

   如果我们拍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主题,当然是另外一个角度,会提及劳动民众的苦难等。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批评角度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对那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我们的片子不是没有说—包括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这些都有提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取决于有没有民主制度,英法崛起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成熟以后才成为大国的,事实是:英法民主制度成熟时,大国地位已经丢掉了。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第一是由于公众对历史不了解,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不了解;第二是有些人有先入之见,不根据事实说话。我们学历史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真实历史是怎样就是怎样的。

   时代周报:目前国内公共思想界存在一种思路,只关注英国崛起称霸世界的历程,但认为现在的英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也有人认为英帝国的解体是英国的失误,甚至归咎于英国民主体制。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钱乘旦:这是对历史不了解的想当然说法。一般学界公认,英国民主制度从1832年开始起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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