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布赞:美国例外论、单极和“9·11”——理解唯一超级大国的行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0 次 更新时间:2008-07-14 17:33

进入专题: 美国  

巴里·布赞  

【内容提要】人们该如何解释美国对外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明显地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而且这种转向随着布什政府的到来而戏剧性地加剧?在它能够持续多久方面可以说些什么呢?本文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种三层分析方法,首先是美国的例外论,然后转向单极的出现,最后考察“9·11”的影响。本文认为,单极和“9·11”有选择地放大了易于引起单边主义和超常安全化的美国例外论的诸方面。这些变化看来是相当深刻的和持久的,但不是永恒的。最终,它们将制造出在付出代价和失败方面的反压力,并引发对美国例外论的其它方面的挑战。

【关键词】美国例外论 单极 单边主义 “9·11” 自由主义 安全化

前 言

在当前世界政治的十字路口处,对美国给予关注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当今国际事务以及这种国际事务是否会演变成为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或政治结构而言,美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在当代国际社会地位中的社会性质如同其物质性质一样重要,甚至比物质性质更重要。它们之所以重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所声称的超级大国地位严重地依赖于它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因为美国如何扮演唯一超级大国角色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稳定及持久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似乎以新现实主义有关敌对世界假设作为基础的美国政策和大多数大国以敌友假设为基础的世界观之间显然发生了脱节。在日本和欧盟看来,由于美国的地位严重地依赖于这种“敌友”假设,因此,这种脱节正在对美国地位构成非常严重的潜在威胁,并带来一种产生极端相反效果的、不言而喻的风险。在美国国内,这种脱节被一些人(Kagan, 2002; Krauthammer, 2001)庆幸为纯粹是权力差异的作用,这种情形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排除了对此情形除了改变实力分配以外采取任何其它做法的可能性。美国政策辩论中的其它声音(Ikenberry, 2001, 2002a &b, 2003; Nye, 2002; Kupchan, 2002; Prestowitz, 2003)则完全意识到,美国在如何利用自己的单极时刻方面有着诸种选择,然而,却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权力分配本身将被看作是美国对世界维持着一种单边主义、军事化关系的一种坚定理由。

这种风险在于,美国正在急剧地脱离通过劝说方式去突出自身价值的做法,转向在这个方面采取的恐吓方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不仅在推动市场、国际法和多边主义方面,而且在建立一系列国际机制和政府间组织以强化评估和信仰的有约束力机制方面成就突出。换言之,这种对美国声誉的历史性称赞,在于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对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建立起多边主义和一种全球市场经济,并且轻视作为主要实践活动的权力平衡和大国战争。然而现在,美国政府却竭力攻击当年创建作为工具的许多机构;日益偏爱单边行动而不是多边行动;把善恶二元论式的“和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言论与“反恐战争”联系起来;主张例外权利而不是国际法;断言有权使用武力先发制人地反对它所选定的打击目标和强制性改变它所不喜欢的政府。简括地说,问题是美国是否在对一种多边主义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加以拒绝,并以一种更为帝国的方式去重新塑造自己。有关这种转变的实际证据是错综复杂的,不清楚的是,目前的事态发展只是代表着布什政府的特殊性呢(Daalder and Lindsay, 2003),还是说它代表着美国政治中某种更为深刻的转变。解释这种明显转变的有三个突出的东西:美国例外论、单极以及“9·11”。适当地讲,这三个东西可划分为一种分层的系列。美国例外论自建国以来就有了,单极是伴随着冷战结束而出现的,“9·11”的影响则是在10年之后所添加的。为了获得对美国行为的一定认识,除了有必要对它们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之外,还需要对它们进行分别考察。由于这种变化的潜在后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了解这种变化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

美国例外论

从美国例外论的角度思考美国对外政策,这是一种公认的传统。譬如Lepgold and McKeown (1995: 369)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例外论观点“认为美国人蔑视权力政治和过时的外交,不信任强大的常规军队和纠缠不清的和平时期努力,使用道德判断去看待别人的国内制度,相信自由的价值可以轻易地移植到对外事务中去”。Hassner (2002: 26-7)则有些更为粗略地观察到,“例外论带着一种倾向,认为由于美国的意图具有纯洁性以及它的政权的完善性,美国有权利去评判善恶、奖善惩恶,不承认从美国人民本身那里产生的权威之上的任何法律权威,把任何外界对美国意图持怀疑的倾向或将适用于其它者的标准应用在美国身上的做法看成是一种侮辱”。任何人读到这种用特定笔法写成的观点都会产生怀疑,因为从这个来自法国人之笔的观点中,可以容易地读到类似美国人所表达的观点(Prestowitz, 2003: 267-84; Bacevich, 2002: 32-54, 116, 215; Kupchan, 2003, 77-112)。关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价值将注定影响人类未来而使美国与众不同的观点,是今天美国政治言论的日常内容。关于美国价值是根本正确的看法,颇受这样一种事实所强化,即在20世纪的三场意识形态世界大战中,美国一直是赢者。

Lipset (1996)指出,美国例外论大量地解释了(对于美国人和其他者来说)在美国政体和社会行为方面何为善和有用的,何为坏和有麻烦的。Hoffmann ( 1981: 10)关于“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清晰地理解局部力量的灵感、雄心和困难”的观点代表了这样一种反复诉求,即美国在自己的对外政策方面应该多考虑那些影响外国社会和遥远冲突的问题和动因,而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国内凸镜对一切东西进行过滤。所谓例外论,是指那些把美国和其它国家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它们包括美国拥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它独特的历史轨迹、诸制宪结构的特异性,以及它们影响决策的方式。美国人所称的例外性本身并不例外。英国、日本、德国、中国或许多其它国家也可能会这么做。但是,由于美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例外论的具体特征和性质至关重要。在这里,我只能勾勒对美国行为构成影响的主要方面。突出的有四个:自由主义、道德论、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反国家集权制。

自由主义

美国无疑是西方政体中最为自由的一个政体。Lipset (1996: 尤其31—9页)注意到,美国的信念接近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价值(反国家集权、放任自流、个人主义),而且,美国政治中缺乏保守主义——就精英(或政体)对普通民众进行照看的贵族式义务和责任而言的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如果与它的经济自由主义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的话,美国则是西方政体中最为保守的了。Moravscik (2002: 352-57)指出,美国缺乏在大多数其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作为典型特征的左翼和偏中的政治集团。美国缺乏社会主义已经得到了广泛讨论,它意味着一些问题到了美国国内政治中会不同于它们在其它地方。不存在对福利权利或国家干预的普遍支持,也不存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反国家集权主义的一般土壤。人权问题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从意识形态上严格地区别开来,这种情形在其它工业国家是不典型的。Lipset (1996)大体上把美国放在一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层面的极端尽头,把日本放在另一端,把欧洲则放在中间。Lipset指出,个人主义巩固了美国社会的许多特征方面,从宽容高收入差别和微薄福利体系,到强调遵循游戏规则成为赢者,到相对高程度地参与自愿团体,以及致力于教育和从早期开始就一直作为美国生活中一个显著特征的机会平等。Moraavscik (2002: 354)强调,它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之间所造成的差异的程度不仅在于它的国内安排,而且还在于它对确立国际社会普遍权利所持的态度:“也许美国和其它民主政府之间一个更为明显的区别,在于社会经济权利的状况。从比较的角度看,美国有着一种相对非正式和不成熟的(即非社会连带主义的)经济权利概念,这在劳工和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尤其如此。美国不承认社会经济权利的这种倾向,这在前共产主义世界、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大部分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中间,几乎找不到相同者。

然而,尽管美国在有些方面(更多的是在经济而不是社会方面)信奉一种将自己与其它者区别开来的自由主义明确形式,而且使合作变得困难,但是,它还抓住了这种信念,即自由的价值是普遍的,自由价值所固有的道德和实践上的优越性给予它们权利去主张人类的未来。正如Patrick (2002: 7)所观察,“这个国家的诸自由原则的正确性来源于它们所假定的普遍性”,而且它们加强了美国对外政策中传教成分的基础。这种开明的普世论信念的力量,贯穿于布什政府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

“我们将在各大陆通过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去扩大和平”(Bush, 2002: 1)。“美国必须捍卫自由和正义,因为这些原则对各地的所有人来说是正确的和真实的。……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对人的尊严的绝对要求:法制、对政府绝对权力的限制;自由言论;信仰自由;平等公正、尊重妇女;宗教和种族宽容;尊重私有财产”(Bush, 2002: 3)。“进一步加强市场激励机制的诸政策是与所有的经济国家——工业化国家、正在兴起的市场,以及发展中世界有关的”(Bush, 2002: 7)。

自由主义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突出特征,并与它在创设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推动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有关人权的政治(而非经济)方面所起的主导作用是密切相关连的。但是,如同所有的革命性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依照它自身的想象谋求重铸国际社会的理想和在保存自我纯洁、抵制外国腐蚀之间经受着折磨。

道德论

道德论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颇为显著的特征。根据Lipset,对它的主要解释可以在贯穿美国生活中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中找到。对于现代化的进步腐蚀着社会的宗教努力这种一般现象而言,美国却是一个主要而强有力的例外者 (Lipset, 1996, 尤其61-2页)。“资本主义和新教派别价值的结合——它只有在美国被发现是占主导地位的——鼓励冲突和道德论。……在美国,……新教派别的道德论帮助制造了敌对状态,因为有关政治和社会的争论更有可能被看作是不可谈判的道德问题,而不是可妥协的物质利益冲突”(Lipset, 1996: 225-6)。许多受宗教驱使的争论譬如避孕、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等主导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在其它工业化国家里它们却不是核心的问题(Lipset, 1996: 23-8)。Lipset (1996: 尤其60-67页)竭力想说明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包括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特征所产生的根本影响。他用了大量笔墨谈论持不同政见的新教主义和国教或国家宗教之间的区别,把前者看作是加强美国人致力于反国家集权论的基础,包括它的低税和低的国家福利供给、个人良知的重要性、对政治及社会问题的道德说教观。相比之下,国家宗教则鼓励对国家的服从。在美国,美国例外论的这个侧面强有利地渗透到人们对战争和对外政策所持的道德态度,并有必要从讨伐和善恶方面对支持还是反对战争做出表态。美国需要把它的敌人看作是邪恶者。

同样地,这种说教性的、善恶二元论的倾向贯穿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并清晰可见: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这个世界被一场大的观念之争所划分:具有破坏性的专制眼光同自由和平等相对立”(Bush, 2002: 1)。“有人担心,用是和非的语言进行谈论有些不够外交或不客气。我不同意。不同的环境要求不同的方法,但不是不同的道德”(Bush, 2002: 5)。“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已经是清楚的:回应这些袭击,消除邪恶世界” (Bush, 2002: 5)。“自由和恐惧之间在交战,这种冲突不会快速而轻易地结束”(Bush, 2002: 7)。

这里的最后一点与华尔兹(Waltz, 1979: 112)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华尔兹认为,“国家如同人民一样,它们的不安全感是与它们自由的程度成一定比例的。如果缺乏自由,不安全感就得被接受。”长期以来,这种说教式的、善恶二元论的趋势一直显而易见地存在于似乎需要在讨伐的名义下所制定的美国对外政策里,譬如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铲除法西斯主义,经过里根有关把苏联说成是“邪恶帝国”,到布什的“反恐战争”。

孤立主义/单边主义

美国对外政策的讨伐特征是与它的孤立主义传统相联系的。在这种传统里,没有什么能够像生与死的问题那样能够唤起人们抵制美国政府漠不关心海外参与。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不相同,但它们之间有关联。孤立主义在美国有着长久传统。它可追溯到这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位置——直到50年前,这个国家因两个大洋而从根本上与其它列强相隔离。它也可追溯到它的建国之父们的渴望那里,既美国的政治实践不应该因参与欧洲权力政治均势而被腐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美国从这个国家总统自己设计的国际联盟中拉出来的力量是足够大的。当然,美国在文化和商业领域里从来不是孤立主义者,尽管它经常寻求在对外政策方面保持最低限度的努力(Bolton, 2000: 60; Schlesinger, 2000: 18)。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立主义是一种单边主义,因为它涉及到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参与行为。Schlesinger (2000: 18-25) 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单边主义者,不过,在讨厌参与权力均势方面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例外。回到杰佛逊那里,当海外权力集中对美国的自由构成足够威胁时,权力均势是必要的。传统上,这种恐惧的重点在欧洲,它说明美国参与了20世纪的三次世界大战。这种论点可以延伸到亚洲,起初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自作为法西斯轴心国成员日本的威胁)以及冷战(中国作为共产主义集团的一部分)的附属物,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另外的担心出现,即日本和/或中国可能会主导亚洲,并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只要其它大国相互成为敌人和对手,那么,地缘则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并允许它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但是,倘若某个大国威胁要统一欧洲(就像德国在20世纪的两次作为),或者说得更糟糕些,要统一欧亚(就像1945年以后苏联的作为),那么,美国就不再可以享受孤立主义的安逸了。

自从冷战开始美国变得不断参与大国政治角逐以来,单边主义的孤立主义侧面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尽管它的残留力量也许表现在美国政治的两个持久特征上。首先是定期的总统选举,总统不仅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和关注甚少,而且在最初的几年里不得不从零碎开始学习(尽管这种情形在许多国家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更不寻常的是通过许诺不做一个对外政策总统而能够获得当选,就像克林顿最初的做法那样。第二是迎合民众心理的防务政策,无论这类政策多么昂贵和令人难以置信,它们许诺确保美国免受攻击 (Lindley-French, 2002: 45, 72)。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建安全屏障——它曾一度由两大洋所免费提供——的想法在美国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里根有关国家导弹防御的“星球大战”设计,开始持续花费数亿美元开支以追求那种梦想 (Bender, 2003: 148)。

单边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偏爱单独行动,而不是与其它者的协调行动或者将自我约束于多边协定里。如同孤立主义方面一样,在是否根据自身的构想对国际社会进行重建,还是保持自我纯洁,免受外来腐蚀方面,这种单边主义也与上述对所有革命性国家来说所存在着的紧张矛盾有关。孤立主义选择保持纯洁性,反对重建国际社会(除非通过榜样的力量)。不过,单边主义在参与接触的环境下,可以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方式:通过帝国的行动去改变国际社会,或者主张保持与众不同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基础采取单个行动反对威胁 (Schelsinger, 2000: 27)。美国两者都做了,不过,对它目前单边主义的主要担心是,它似乎正在从多边战略中努力摆脱出来,而这个战略却是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非常成功地加以追求的。

在美国,强大的主权论传统巩固了单边主义在这个方面的基础,这种主权论意味着拒绝将美国的法律或政治从属于国际制度之下。就是否愿意使自己受约束于更高的国际法和制度问题,Bolton (2000: 51)把美国和欧盟成员国进行了历史对比:“美国断然拒绝丧失国家的自治”。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Legro (2000: 260)强调指出,美国一直渴望保持自身“在各种情形下决定自我方针的能力”;Posen and Ross (1996-7: 46) 指出,美国公众“反对把美国的自主权过分地放弃”给跨政府组织;Brown (2002: 333)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具有一种本能地反对国际管辖权高于美国利益的传统”。在美国,“新主权论者”(Spiro, 2000; Krauthammer, 2001) 和新保守主义者( 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1-16)采取了一种极为强硬的路线。他们相信,美国不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一部分原因是美国足够强大采取单独行动并可以使其它者跟随其后;另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脆弱和模糊不清;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多边主义对美国宪法及国内法的自主权构成威胁。Rabkin (2000) 利用美国所认为的一种积极的国际法思想,解释了这种单边主义,强调指出主权和互惠是作为接纳的关键。于是,关贸总协定和日内瓦战争公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许多有关人权和环境标准的多边协定则是不可接受的,尤其不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Rabkin, 2000: 113-19)。他指出,美国的根本要求是在每次努力时国际法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明确同意,根据国际法而从事的任何努力不得取代美国宪法机构的权威,国际法不得干预美国在美国国内如何对待美国公民(Rabkin, 2000: 111)。这种类型的单边主义具有各种动机。一方面,它涉及到主权和法,涉及到美国不愿意(与殴盟成员国形成对比)将自己的国内实践活动从属于凌驾美国法律之上的多边主义安排。另一方面,它涉及到民主以及这样一种认为:既然多边主义安排和制度不从属于美国公民的控制,那么,赋予它们权力支配美国公民也不具有合法性(Ralph, 2002: 16)。此外,它还涉及到对国家优势或国家安全的工具性评估,譬如,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利用在导弹防御方面假定具有技术领先地位),它还单方面地将所谓的“敌人战士”关押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并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Ruggie (2003)出色地将美国行为的这个侧面称为“美国豁免论”。

在考虑单边主义的这个侧面时,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种事实,即单边主义本身并不是坏的,或者说多边主义本身就是好的(Elliott and Hufbauer, 2002: 408)。有时候,偏爱单边主义而反对多边主义是颇为理性的。欧盟的补贴原则反映了这一点。一个良好的例子是,在军事行动中,多边主义容易导致行动没有效率,无论它在政治上的好处是什么。在单边主义和领导地位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困难的灰色地带。更为认识一致的领导地位形式是在行动之前进行劝说,采取一种明确的多边形式。站在前面进行领导可能起初看上去很像是搞单边主义。当其它者也跟随其后时,再回头看去它才成为合法的。譬如,Elliott and Hufbauer (2002: 397)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发起的一轮“进攻性单边主义”,对推动其它国家参与将“关贸总协定”转型为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多边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产生影响。这两种风格的领导地位还分别体现在美国领导的第一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单边主义或者多边主义主要还是一种关于形式而非内容的选择。多边主义可以用于达到非民主的目的(譬如实施种族隔离或共产主义统治)。尽管如此,多边主义本身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机制——作为对国际社会如何解决难题、如何维持秩序的普遍期待——的确有一些可取的成分。

反中央集权制和权力分立

美国例外论的第四个主题是不寻常的反中央集权制,它主要反映在美国宪法里所设计的颇为极端的权力分立中,而且已经可见于上述有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宗教的诸主题讨论里。在大陆欧洲的许多地方,尤其在法国和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政体与社会密切交织在一起,而且通常被看做是用于实现社会目标的重要工具。这种观点在美国则不常见。在那里,政体更经常地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威胁,是被加以限制在最低程度的东西,以防它妨碍社会对自我目标的追求。Lipset(1996: 20)注意到,独特的美国历史创造了一种没有封建过去的政体,并由意识形态而非通史所定义,对非正统新教传统有着强烈而深刻的影响:“美国开始并继续作为最反中央集权制、法律原则至上和以权利为向导的国家。”Lipset (1996: 44) 把宪法对权力的分立以及使选举官员占相当高的比例,看作是对这种反中央集权制的反映。这种分立的确为“无数和有权有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打开了大门,脆弱的党派结构以及一种比其他地方更加物质化、更加以特殊利益为导向、更加个人化的政党风格加强了这类游说者的影响力。Bolton (2000: 51) 使用类似的笔墨写到,美国的例外论扎根于一种强烈致力于自由的努力中,而自由本身又扎根于两样东西里:新教主义的个人主义传统和他所称的“美国制宪主义”。后者不仅反映了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的一种强烈的主权感,而且还深刻地致力于被看作是作为从根本上防止政府对公民生活进行限制和主宰的捍卫者的权力分立。

关于对外政策,主要的实际结果经常依赖于需要有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它是美国批准国际协定的重要障碍。没有哪个总统的党派曾经控制过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所有的批准必须是两党的合作(在面临外来威胁时期、冷战时期,这种合作比较容易;当外来压力并不能足以产生国内的共识时,它就变得艰难了)(Patrick, 2002: 8-9, 21; Lyman, 2002; Moravscik, 2002; 308-9; Jacobson, 2002: 428)。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权力分立给美国参与多边主义造成了一个严峻的技术障碍。不过,它也为更多的一般性反中央集权制和经济自由化情绪提供了表达的空间,并且为许多强有力的游说团体——它们在宪法的权力分立的范围内进行颇为有效的运作——创造了机会(Reisman, 1999-2000:76)。有些人(Ikenberry, 2003: 10)赞扬这种制度为局外者谋求影响这种霸权国家政策创造了“发表言论的机会”。另一些人(Prestowitz, 2003: 225-6) 则意识到犹太人和台湾人游说的巨大成功,指出这种制度的弊端:“我们的政府制度伴随着权力分立,给当权者少数主宰核心地位提供了方便,这些人有时候深受外国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外国因素的利益直接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杰西·赫尔姆斯作为有影响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漫长生涯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在美国政治过程中,一个占据主要职务的固执己见的个人如何能够给对外政策制订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美国,对联合国的不信任是与对政府的普遍不喜欢有关联的,也是与强烈地渴望维持民主管理有关的。那些旨在鼓励其诸政策由政体领导或由政府授权的国际协定,譬如以污染数据作为基础的环境政策和以福利条款作为基础的人权政策,偏离了自由的及反中央集权的情绪,因而在美国获得通过成为一道难题。美国趋于偏爱那些非中央集权行为体/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任何看上去像是授权给予政体的东西,将成为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政治划分的界限。在美国,不喜欢中央集权政体的解决方法,导致把国际措施指责为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在搞世界政府、反对个人及家庭的权利等问题。于是 ,美国本能地更加抵制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公民社会的诸协定,因为这个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要分水岭,而在其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却通常不是这样,或者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Moravscik, 2002)。这方面的一个良好例子是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理由是环境控制会导致出现一种受国家调控的经济 (Jacobson, 2002: 425-6)。甚至对于大多数国民非常明确赞成的公约,诸如废除所有形式的歧视妇女公约,参议院也可以阻止它们 (Moravscik, 2002:358-9)。这意味着看上去像是美国和欧洲社会之间价值差异的东西,实际上反映着政治程序上的差异。舆论调查表明,美国公众既不敌视多边主义,也不赞成单边主义,他们的主要不安是美国的过分参与和专横跋扈。不过,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并不很喜欢多边主义,因为它威胁到他们的权力( Kull, 2002)。宪法结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也在其它方面起着作用,譬如在治外法权制裁问题上,国会是这类制裁的主要发动者,而且经常与行政部门的愿望背道而驰(Maastanduno, 2002: 299, 313)。出于宗教原因,国内在譬如上述的堕胎等问题上所持的强硬观点,在美国会得到比欧洲更多的回应,也引起美国国内价值和它参与各种多边机制之间的紧张冲突 (Reisman, 1999-2000)。

美国例外论的这四个主题——用一种欧洲的视角看——指向一种大型的、强有力和极具影响力的政体和社会之间的特殊结合,这种政体和社会在许多方面是极为内向观察和自我参照的。这种内向观察和自我参照被归罪于大部分的政体和社会。不过,欧洲人至少从历史上抱着期待大国具有的一种更为朝外看的视角。在这个方面,一个诱人的对比是古代中国把自身看作是“中央之国”(Kang, 2000: 28; Lipschutz, 2002: 7-8)。所谓的“中央之国综合症”是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文明价值和标准的绝对重要的持有者。没有什么可以向其它世界学习。尽管这也许是一种太强烈的形态,以至于无法给出一个有关美国的确切图画,但是,美国的例外论,尤其当它在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中与国内政治的主流相结合时,的确倾向于患上“中央之国综合症”。Huntington (1999: 42-3)注意到,在美国作为仁慈领导者的自我关照和由于它的对外政策“完全受国内政治的驱使”而使它被广泛地看作是一种威胁之间发生脱节。Lindley-French (2002: 80)指出,“美国的权力在对外方面如此,以至于它趋于出口国内政策,而不是建构古典的对外政策”。这种仁慈的自我意象作为普遍价值的携带者和受国内因素驱使的对外政策之间的结合,把美国从这种观念中隔离开来,即海外的人们因为它的对外政策而反对它,甚至憎恨它,而非因为他们反对或憎恨它的价值。这个盲点在上述布什政府认为恐怖主义就是反对美国价值的这个特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Prestowitz ( 2003: 1-17) 敦促美国人有必要像其他人一样进行反思,说道“通常正是我们自己才是怪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才是局外者。”“我们的使命感和自我正确感使得我们难以倾听别人的声音。”

Steve Smith (2002: 84-5; 亦见Hendrickson, 2002: 4)由此注意到美国国际关系界的狭隘关注,担忧由于它使用坚固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方式建构“知识”,“当今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没有帮助公民社会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以及生活的诸多形式。”它导致美国没有能够理解为什么它在如此多的地方受到仇恨,为什么“9·11”袭击引来一定程度的支持,或者说至少得到理解,而且的确如此:“一种美国爱国主义的主流版本压抑了许多美国的批评者”(对反恐战争看法)。Smith把理性选择取向看作是有关认同和利益的固定假设,并在方式上使得它难以——如果说不是不可能够的话——去理解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动机,从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新的恐怖主义分子。“美国国际关系的霸权话语……从根本上删去了世界政治中的许多内容、有争议的理性观念以及任何其它的真理原则,于是,冒着风险用一种特定的、明确的政治方式去建构一种未来美国公民社会的共同感,而这一切均在合法、中立、不带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的伪装下进行的。”这种观点与Lipset (1996: 19, 31) 的看法相一致。Lipset认为,美利坚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着它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大众主义、自由放任等教义,意味着“凡是拒绝美国价值者乃是非美国者”。美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与其它地方更为排外的、历史的、有机的民族概念形成对比,并且为内向的、普遍的、美利坚自我概念和其它文化之间更加一般化的紧张关系打开了可能性。由于美国将自我展示为是一套价值而不是一种有机的、种族人群,因此,对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采取反对它的立场则是更加容易了。

例外论的诸因素可以说明各种意向和难题,但是,由于它们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它们无法解释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政策中一种戏剧性的、令人不安的变化。譬如,Kupchan ( 1998: 66) 注意到,“美国缺乏存在于德国和日本中的那种自我约束的社会努力”,不过,不清楚的是,对这种情形的解释是来自美国政体和社会的独特国内特征,还是来自美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它的唯一超级大国身份)。这两种解释都有意义,说明如果人们想要理解当今美国的行为,单单考虑美国例外论是不够的。

单 极

美国例外论吸引人们对美国内部的观察,以发现它的国内特征和进程如何影响着它的外部行为。极——在这里特别是指单极——则使人们由外而里地进行观察,以发现美国的国际地位如何影响着它的外部行为。有趣的事情是想发现由外而里的观点如何融入到来自美国例外论的长期主题里。单极强化了已经存在着的趋势吗?还是说它制约着受国内因素驱使的诸要求?如同两极一样,单极既有物质含义,也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在物质上,它意味着美国具有庞大的——而且在目前易于维持的——政治军事优势,而且就政治军事方面而言,有效地使其它大国不能与其进行抗衡。在意识形态方面,它意味着美国领导着一个西方国家阵营,其资本主义民主管理模式声称代表着(后)工业社会的未来方向,也没有对手可以与其进行抗衡。说它没有对手并非说它没有受到挑战。在伊斯兰世界、在非洲和亚洲更为专制的地方以及在一般政治左翼那里,存在着对它进行相当程度的反对。不过,到目前为止,伊斯兰世界尚未发展出足以行之有效、可持续和有说服力以至于提供一种另外模式的现代政治经济形式。因此,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像当时苏联那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国的市场共产主义具有特色,但是,看上去也不能被看做是对(后)工业社会未来的挑战者。左翼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外并未真正具有一个可行的其它选择。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个世界是单极的,由美国处于领导地位。

有关美国行为的两套观点源于单极,一个是关于单边主义,另一个是关于安全化。

单边主义

与单极和单边主义相关联的观点脉络是,前者应该引起后者。以美国为例,这意味着它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应该加强它所倾向的、已经体现在美国例外论中的单边主义。单极可以被看作是这种一般论点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即大国没有弱国那样乐意于多边主义,因为它们(由于它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而且由于助长了无本获利者)会失去更多,并得到更少(因为它们本可以经常靠自己的方式去获得)(Patrick, 2002: 9-10; 有关对立的观点,见Moravscik, 2002: 348-50)。具体就美国而言,Reisman( 1999-2000)注意到,美国作为对国际社会担负着“监护人”责任(它意味着美国经常在“采取必要行动”的名义下不遵守规则)和它作为国际机构的主要促进者(这促使它采取遵守规范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单极本身对于单极国家而言就是一种例外论形式,这个观点是由Huntington 所提出的。他认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夸大对主权的要求,并以它的特殊地位和角色作为基础要求获得特权(Huntington, 1999: 41)。这类观点表现在美国竭力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因为美国担负有额外的责任尤其是军事上的责任,它不能冒风险将自己的军事人员置于法律的威胁之下 (Brown, 2002: 329-33),而是理直气壮地声称它具有一套独特的“美利坚法律体系”适用自己 (Weller, 2002: 712)。有充分理由说明,如同大国或超级大国的地位一样,成为单极国家的想法可以迅速地扎根于这类国家的身份里,因此,它本身成为需要得到保护和保存的一部分而得到安全保障。

如果这些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人们就本应该期待会出现一种单极去激发由美国所为的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这种动向被广泛地认为是与2001年布什政府出现有关的。该政府不仅公开表示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冷淡,而且在新保守主义的鼓励下(Krauthammer, 2001; 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62-77),似乎开始采取具体行动铲除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倡导的多边秩序中的大部分东西。如果说这似乎是一个被推迟的反应,那么,人们应该记住,直到20世纪90年代很后期,单极才开始被认为是影响美国行为的一种社会事实。在那个十年里,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还是一个未知数,对美国的看法仍然受到盛衰论之争影响的笼罩。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持续的市场萧条、亚洲金融危机、进展缓慢的欧盟共同对外及安全政策合作、美国经济相对良好的表现、以及中国能够挑战美国作为全球力量尚存在着一段时间距离,所有这些都支撑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这个单极时刻可能事实上是一个持久的时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多边主义的热情减弱(Crossett, 2002: 56-8),以及布什政府使美国坚持一种更为单边主义的立场,似乎是抓住了时机。事实上,布什政府开始扭转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罗斯福所提出的倡议,即美国从长期单边孤立主义传统转向参与接触的多边主义。这种参与接触的多边主义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行为的特征(Legro, 2000: 260-62; Chace, 2003: 1)。

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的记录给人影响颇深;

20世纪80和90年代

·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拖延它对联合国和其它机构的成员国会费,明确表示旨在施加改革压力和削减它在联合国费用中承担的份额。它的欠款达到15亿美元,2001年实现了部分结算。Forman (2002: 447-48)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拖欠“它所参加的几乎所有的多边组织”的款。有关对应的观点,亦可参阅Gerson (2002) 和Karns and Mingst(2002)。

·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是该机构的腐败管理和持反西方(以及反以色列)的态度。

·1984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海洋条约法》。

·美国拒绝批准(已经签署的)《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部分原因是美国有23个州允许对年龄18岁以下者的死刑,还因为美国允许年满17岁者应征入伍。不过,美国批准了该公约的两个附加条文。

·美国对它1992年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持有许多保留,原因是担心自己的主权以及该公约对州与联邦政府之间平衡产生影响。

·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1979年废除所有形式妇女歧视国际公约》的工业化国家,反对者们提出的担心是美国主权以及堕胎权的含义。

·在尼加拉瓜推行美国的政策之后,美国于1995年退出它所接受的国际公正法庭的管辖范围。

·《1996年关于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条例》(关于先前美国财产在古巴的所有权问题)和《伊朗—利比亚制裁条例》(关于石油投资和贸易),把治外制裁延伸到那些违反美国制裁那些国家诸方面的国家。

1997年

·尽管有来自欧洲、加拿大和许多非政府机构的强大压力,美国仍然拒绝拥护地雷协定,因为军方担心禁止使用地雷将对美国士兵的安全构成影响。

·美国就《1997年化学武器公约》实施立法,严重地削弱了调查条款,而且似乎“允许美国为自身创设一个单独而且并不很严格的核实机制”(Smithson, 2002: 258)。

1999年

·美国参议院拒绝了《1996年全面试验禁止条约》,主要原因是激烈党派政治问题。

2001年

·美国拒绝赞成关于环境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美国单独拒绝《生物及有毒武器公约》的一项条款。

·美国通过拒绝规范国内公民的军事武器所有权和拒绝限制武器供应给反叛运动的方式,阻止达成有关《小型武器条约》。

·美国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谋求发展自身的导弹防御计划。

2002年

·美国拒绝拥护《国际刑事法院》,随后在欧洲和其它地方(Weller, 2002: 697, 705-12; Hendrickson, 2002: 5-6; The Economist, 22 November 2003: 29)为所有美国士兵、外交官和公民享有双边豁免权而竭力奔走。

·就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监狱问题,美国宣布拒绝遵守有关对待战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

·美国竭力反对《有关禁止虐待公约选择条款草案》,该文件本来允许对美国监狱(包括在关塔那摩湾的监狱)进行国际调查。

·美国宣布对钢铁的主要征税,以及一项19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

2003年

·在没有得到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行动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人们不能把刺激布什政府时期单边主义的动因归于单极,尤其不能将其放在2000年选举的阴影下,认为一个更为多边主义的戈尔政府本来有成为获胜者的明显可能。Ikenberry (2003: 18-20)也注意到,存在着重要抵消力量,反对把单极和单边主义相挂钩。不过,巩固对世界政治的这种单极理解与时间的巧合则是令人回味的,它正符合新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的预测。布什政府在环境及军备控制协定方面的单边主义,自然对2001年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毒品控制委员会起到作用。然而,尽管有这份长长的清单,但是,人们不能做出结论说,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多边主义。它仍然在参与主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支持北约扩展、在各种地区安排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中保持活跃(Patrick, 2002: 10-20)。Jacobson (2002: 416, 430)也指出,1997年美国迅速批准了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不清楚的是,目前这种单边主义的兴起是代表着一种主要由持强硬路线的“新”老保守主义者所支持的狭隘议程,还是说它表示着美国政治实体内部一种更为深刻的情绪。当然,有迹象表明,美国大众舆论的相当部分还是继续支持一种多边态势(Leffler, 2003: 1062-3)。也有由美国公民采取突出的个人举动,譬如特德·特纳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作为对美国政府削减支付给联合国极其下设许多机构的资金的回应。比尔·盖茨给予“对外政策”中艾滋病项目的数目可观的资助,可以被看作具有类似的色彩。更具群众基础的活动(譬如由“美国支持联合国计划生育协会委员会”所组织的“3,400万朋友”活动)旨在弥补布什从联合国人口基金中砍掉的3,400万美元(Guardian Weekly, 168:3, 2003: 29)。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指出,美国单边主义——与传统的美国例外论相一起——并非是新鲜的东西。这类行为一直是过去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特征,其中最为众所周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会拒绝了威尔逊总统的国联,以及1971年尼克松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的固定汇率机制。从实质上讲,目前的美国单边主义回合与20世纪20和30年代的美国行为不一样,使这次回合变得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与二战期间由罗斯福所倡导并在随后半个世纪里占主导地位的普遍主张多边主义立场形成相当程度的对比。布什政府对相当的多边主义明确抱有敌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突出表达的有关部门“自愿联盟”辞令,揭示了一种更为有条件的、工具性的和特定的态度,尽管它的确赞成或者说需要其它国家的支持。

如果把所有这些加以考虑,似乎可以保险地讲,单极补充着美国例外论中易于引起单边主义的诸因素。即使这种结合并没有使单边行为成为一种确定无疑的情形,但是,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确使它变得更有可能,而且肯定为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无论如何要致力于这类政策的政府提供了有用的资源。

安全化

从单极所引发出的第二套观点,对这种结构给单极国家安全感知所造成的影响给予关注。主要的看法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应该有一种高度的威胁感,而且应该在此基础上推行自己的政策。这种看法的理由可以从新现实主义致力于把权力平衡逻辑作为无政府状态结构的基本结果中轻易找到。华尔兹(Waltz, 1979)的理论坚持致力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超级大国将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所有其它大国构成威胁,从而引起这些大国与它成均势。因此,唯一的超级大国会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Huntington (1999: 44-6)支持这种看法,指出一个反单极国家联盟是“一超多强世界里的自然现象”。当然,最近最具影响的这种观点来自知名的新保守主义者Robert Kagan (2002, 2003)。如同新现实主义者一样,他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权力的物质分配基础上。简单地讲,Kagan (2002: 2-4) 的论点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有关善/恶及敌/友的极端论是它在权力分配中所处地位的结果,而且还是作为一种主要权力的功能。他把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政治风格进行了比较,指出“战略文化的不同并非天然地来自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民族性格”,而是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美国现在强大,欧洲虚弱。当权力地位发生对换时——就像以前那样——它们的战略文化也会发生对换,这时的美国就会不那么军事冒进,而是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更加倾向于商业、法和大众舆论。简之,在Kagan看来,美国现在生活在一种霍布斯式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它的权力招引来威胁,它凭自己的能力行事,欧盟则不会招引来威胁,因为它是虚弱的,追求多边外交,那是因为它没有其它的手段。Graham and La Vera (2002: 226-7) 和Lindley-French (2002)持相似的观点。他们指出,就美国招引来威胁是因为它的地位、诸政策和参与而言,在安全化和单极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这便制造了一种权力、威胁和安全化的封闭循环。这些观点均反映了单极化的物质方面,而且一直是单极化和安全化之间的主要链接物。

那些与这种解释进行争论的人们并没有去挑战这种观点的基本要素,而是补充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敌友”国际社会这一对立因素,在这种国际社会里,美国没有被别国看作是威胁,因为它们分享着一套自由价值,从而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得到接受。这里的主要立场是这样一种相当广泛的观察,即后冷战时期的多数大国是安全共同体成员,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发展,主要是排除了大国战争的危险。Kapstein (1999)出人意料地指出,多边制度和美国的物质权力一道所具有的效力,说明并不存在与单极国家进行抗衡的情形,而且为单极可能保持稳定提供了可能性。其突出点如其说是在这些论点中谁对谁错,还不如说对单极的诠释在美国——的确还在其它大国——作为盛行的社会事实而得到接受。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可以腐蚀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一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受到在意识形态上不平衡的资本主义推动而变得更为极端的自由主义实践,将引起足够的不平等去破坏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Kapstein, 1999: 485)。对它的测量可以从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中得到。另一个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即美国的行为,尤其在一种敌友国际社会中玩弄敌人和敌手的牌,将触发相应的反应。从这后种视角出发,最令人担忧的发展正是Kagan关于单极诠释,即单极将开始主导美国国内和其它大国的视野。它已经强烈地被放置在布什政府对单极的理解中,在那里,它为放肆的单边主义提供了一种便捷的理由。这两个流派在Calleo(1996: 63-4)的论点中得到结合,他认为,苏联的消失带走了威胁,这种威胁曾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减弱了它们之间竞争的声音,而竞争却是它们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自然特征。冷战是这场竞争中的间歇期,最终,正常的历史开始继续,“马克思主义的时钟”开始重新滴答起来。

就单极引发起对美国施加的结构压力而使它提升自己的不安全感的程度而言,这些压力可以在美国例外论所确立的特质中找到肥沃的土壤。最明显的例子是,孤立主义以及两个大洋的存在和一组在军事上脆弱的邻国的事实,限制了美国指望一个在外人看来显得过高的国家安全水平。Kagan (2002: 10; 亦见Lindley-French, 2002: 45, 72; Hendrickson, 2002)注意到,在欧洲和美国有一种广泛的看法,即“美国有一种没有道理的要求‘绝对安全’,它是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两洋保护下的产物”。如果单极在美国引起对威胁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便轻易地挑起对安全的高度期望,从而引导出所谓的“超常安全”:一种夸大威胁和求助于过分的反措施的趋势。关于超常安全的另一种思考是在Hendrickson (2002: 9) 从基辛格那里借来的“无力得到确保”术语里。对它加以补充的是单极和美国例外论中普世主义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外论中普世主义方面把美国看作是整个人类未来的政治体现,这种普世主义成分意味着美国有理由追求自身的国家安全,其基础不仅是保存一个独特的国家(对于任何国家来讲已经是一个强大实体),而且还是保护整个人类未来的福祉和权利。这种附加成分使得它更易于声称在追求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特权,而且轻视这种共识,即过分追求国家安全趋于自我击毙,因为它威胁到其它者,因而触发安全困境回应,而这些回应反过来提高了所需要面对的威胁程度。

有两个迹象说明,超常安全化的确已经成为美国行为的一个特征。第一个迹象是得到广泛关注的美国对外政策军事化 (Bacevich, 2003; 141-2; Lindley-French, 2002: 33, 43)。尽管美国有丰厚的软实力,但是,军事正在不断成为得到偏爱的工具。Prestowitz (2003: 161, 144)注意到这种军事化如何因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分立而成为可能,以及这种军事面孔如何成为海外对美国日益不满的原因之一。Bacevich (2002:122-7)认为,军事已经成为美国身份中的一个核心成分,并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关于维持军事优势的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共识。第二个迹象反映了第一个迹象,它可以从国家安全战略中所明确规定的颇高水平的相对军事开支及担忧中看到( Bush, 2002:29-30),即美国的力量“将足以强大到能够使潜在对手改变追求旨在超过美国或赶上美国实力的军事建设”。因此,美国一直保持着相对于其它主要军事国家而言的一种史无前例的高昂军事开支。根据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开支数据 (IISS, 2002),甚至在2001年——在9月11日之前——美国接近3300亿美元,其开支相当于其它11个大的军事开支国家的总和;是中国和俄罗斯之和的两倍;接近它的所有欧洲盟国和日本的总和的两倍。尽管这种军事优势的水平可能达到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的最高,而且明显缺乏来自任何其它大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但是,新保守主义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仍然担心美国防务力量的衰落,要求通过增美国军事开支使它目前的优势地位“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Kagan et al, 2000: i-v)。

“9·11”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部反应,或许可以解释美国对外政策明显转折的一系列因素中的第三个层面。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大量的评论,到目前为止,恐怕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美国遭受到一次强烈的集体创伤,该创伤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安全政策(Hassner, 2002: 8-9; Leffler, 2003: 1049)。更具争议的是这种创伤被布什政府加以利用、维护和延伸的程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种超常安全化政治环境可以帮助它实现它执政以来所确定的激进政治目标。“9·11”袭击不仅给布什政府追求他们的国内诸议程提供了大量机会, 而且在他们看来,也为重铸世界提供了机会(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78-97)。我的目的不是在此探讨这些问题,我的目标是探寻“9·11”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轨迹,并把这种影响与前面所做的对美国例外论和单极的分析联系起来。这里的论点是,单极和“9·11”在选择和强化美国例外论的特殊方面的两个阶段过程中起到连贯性的凸镜作用。单极选择并强化了引起单边主义和超常安全化的倾向。“9·11”甚至将这二者进一步放大了,并把一种对世界进行道德/善恶的解释经高度浓缩成思想后添加进去。不过,“9·11”还挑起了一个与美国例外论之间的潜在矛盾,其表现形式是因“反恐战争”而对个人权利所构成的挑战。

“9·11”袭击相当于对美国本土实施了一次空前的暴力。这场袭击的影响不仅被该袭击的极端恐怖和残酷性以及袭击的象征性光彩所放大,而且也被作为美国传统一部分的美国远离世界恐惧的高度安全感所放大。有这样一种普遍感,即神圣不仅被践踏了,而且以一种不断重复的方式被践踏着,因为它利用了作为美国生活方式基本特征的社会高度开放性。布什政府的回应是强化超常安全化和作为单极结果而正在实施的单边主义。布什宣战而不是采取警察行动,由此创造着一种国内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安全要求优先于自由和人权,并且创造着一种国际环境,在这种环境里,追踪恐怖主义分子这一首要任务,为美国的下述声称提供了理由,即美国在打击别国或在别国内采取单边主义及先发制人行动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利,也为建立一个比以前更为广泛的美国军事存在提供了理由。为了强化国家导弹防御背后的理由,威慑不再被看作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足够回应,先发制人被提了出来(O’Hanlon et al., 2002: 4)。“9·11”加强了新保守主义有关保持美国头号地位的计划,进一步增加其军事开支,甚至设法支持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而不顾它与把利用民用飞机作为导弹使用的新威胁之间似乎并无关系。

新的超常安全化强调狂热和虚无的恐怖主义份子和国家导弹防御,加上把所谓的无赖国家作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者。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引起强烈的有关道德观及善恶二元论的倾向,并伴随着一种有关文明与野蛮对立的普世话语(Salter, 2002: 163-7)。“自由所面临着的最为严重危险存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十字路口。如果化学和生物武器(加上弹道导弹技术)扩散——如果它发生的话,甚至弱国和少数集团可以获得灾难性的力量去攻击强大的国家”(Bush, 2002: 13),“就像萨达姆·侯赛因一样,当今的一些暴君对美国抱有刻骨仇恨。他们憎恨我们的朋友,他们憎恨我们的价值,他们憎恨民主、自由和个人解放。他们许多人不在乎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冷战威慑已经不再足够了”(Bush, 2002: 2),“当今最为紧迫的威胁根源······来自这些国家手里的少量导弹,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恐怖和恐吓就是它们的一种生活方式”(Bush, 2001: 2),“我们更多地受到来自愤怒的少数人手里灾难性技术而不是来自军舰和军队的威胁”(Bush, 2002:1)。以这种善恶对立的基本语言去描述战争的性质,自然把那些颇有道理的观点推到了边缘地位,问题主要在于,那些观点批评了美国的政策,而不是美国本身。

尽管国际社会支持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联系的担忧,但是,对布什政府更为自私地企图把所选定的“无赖国家”确定为联系二者的核心的做法却没有什么支持。布什的“邪恶轴心”讲话在海外反应糟糕,这不仅因为它制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把三个小国家(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作为它的主要安全担忧,还因为它排除了美国地位在中东所面临着的所有难题,尤其它强烈地支持以色列和各种腐败和专制的阿拉伯政权,它们是作为基地组织所带来的难题的主要原因。与冷战的对比是非常醒目的。那时,所指明的对手和安全化的客体是这样一种权力,它代表着一种似乎可行的另一种政治选择:人们可以容易地想象一个共产主义世界。后“9·11”的安全化的重点既不是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愤怒和被异化的少数者的混乱权力,加上极少数平民政府,以及它们有能力利用开放、技术以及由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引发的在一些地方的不平等、不公正及失败的国家。

“9·11”事件的性质意味着单边主义的加强主要表现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是与超常安全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美国的反应并非完全是单边主义的。起初,人们对美国抱以深切的同情,并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愿意进行合作。对阿富汗的入侵——作为第一个反应——被广泛地看作是合法的,并引得了许多支持。“反恐战争”的性质促使各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从警务和情报协调,到移民条例,货运和金融——进行广泛合作。“9·11”事件之后美国采取的最为明显的单边主义行动的三个例子是:主张有权进行预防性攻击,上述的剥夺战犯权利以及入侵伊拉克。

预防性攻击的权利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得到令人寒颤的确定。该报告明确表示要致力于“捍卫美国、美国人民及我们在国内外的利益,在威胁到达美国国界之前对其进行识别并加以摧毁……我们认为主动进攻乃是我们最有效的防御”。(Bush, 2002: 6)“我们要时刻防范那些所谓“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利威胁或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必要时,……我们将切断[用于]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进技术和材料”(Bush, 2002: 14)。“考虑到 ‘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的目标,美国不能再单靠以前的回应态度了。无力阻止潜在的袭击者,当今威胁的直接性、敌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可能产生的恶果等,这些都不容许我们做出那种选择。我们不能让敌人先袭击”。“美国长期以来保持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以对付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所构成的足够威胁。威胁越大,不采取行动的风险也更大——更迫切的情形是采取预先行动去保护我们自己,哪怕是敌人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确定。为了预测或预防我们的对手采取这类敌意行动,美国必要时将先发制人地行动。”(Bush, 2002: 15)正如人们广泛地注意到(O’Hanlon et al., 2002: 7),这种主张将传统上把面对紧迫的袭击而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权利面延伸到更加接近于采取某种预防性战争或更迭政权的权利。但是,这种做法既没有考虑到它在海外所造成的令人害怕的美国形象,也没有顾及到一个主要强国以如此方式改变国际社会规范、从而使其它国家政府也会提出类似权利和理由去使用武力的后果。

这种做法的后果在2002-2003年与伊拉克的对抗达到白热化时变得尤为明显。原本的多边解决办法——美英向伊拉克施加军事压力以支持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工作——很快变成了一种单边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美国显然不顾其它国家的看法,打算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和理由入侵伊拉克。该行动严重影响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而且使欧盟发生严重的分裂(Gompert, 2003: 43-49)。美英政府随后在战争理由方面提出的种种夸张说法,表明了单边主义的危险。伊拉克本身显然没有构成对西方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威胁,也没有确凿证据说明萨达姆政权和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似乎的确是被战争和随后的占领者所建构起来,占领者为萨达姆的支持者和本·拉登的追随者们提供了它们共同抵抗占领者的理由和机会。作为发动战争理由的诸情报出现漏洞,引起人们对整个先发制人战略提出严重质疑,它利用残缺的或错误的信息从军事上去打击它所不喜欢的任何人,夸大了一个“无赖”超级大国的恐惧,(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167)。把战争的理由转向推翻一个残暴、好战和专制的政权只是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尽管几乎无人会对伊拉克独裁政权的特征产生争议,但是,美国声称有广泛的权利更替任何它所不喜欢的邪恶政权,并通过明显的帝国政权和强加于人的“文明标准”去取代它们,这完全摒弃了后殖民时代所奉行的主权平等及互不干涉机制。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选择了植根于美国例外论中的一些特征,尤其是那些易于引起单边主义、超常安全化和善恶二元论世界观的东西,并在首次出现单极结构压力和“9·11”事件的创伤中加以放大。据此可得出结论:这些行为在效果上是过于武断的,同时又是潜在持久的。

我之所以说是潜在持久的,是因为政治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诸政策的后果——尤其是付出高昂代价且带来意想不到负面影响的结果——可以引发变化,哪怕一项政策背后的意义重大。战争——似乎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帝国主义的美国的伴随物——是臭名昭著的,因为它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极大地超过了行为体参与这些战争时的最初目的,越南战争便是一个例子,现在的伊拉克战争看来是另一个例子。在美国,对推行单边主义所付出的日益高昂的代价——资金上的和政治上的——已经存在着忧虑。在当前巨额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军费支出和减少税收的风险会导致重大金融动荡(Chace,2003:3-4)。此外,与第一次美伊战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盛顿的单边主义意味着没有什么其它国家自愿在伊拉克战争中高昂资金代价或随后的占领方面帮助美国。尽管2004年大选暗示着,即使失败的外交政策和明显的政府撒谎不一定会引起在选举中受惩罚,但是,不清楚的是,美国选民对这场战争及占领中的高昂军费支出还能继续容忍多久。不过,如果这些政策继续付出高昂代价,而恐怖主义活动及美军伤亡人数却无明显减少,或者说由人所操纵的民主在中东和东南亚出现端倪的话,那么,选举中受惩罚肯定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来。另外需要考虑的是政治代价,美国公众和政客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世人厌恶他们、孤立他们的程度甚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其它时期,在这方面,美国的政客们和民众不得不处于他们的历史上最不受喜欢和最为孤立的时刻。这种消极的反馈来自朋友和盟国们的挑战,这使美国声称自己是人类未来先锋的美德形象更加难以维持。不过,在这里,整个国家对批评意见的充耳不闻,意味着这种压力难以很快奏效。

因此,不清楚的是,美国的现行政策因一再遭遇挫折而受到破坏的速度是多少。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并没有在那个国家造就一个民主,随着地方军阀和毒枭们东山再起,建立民主的前景暗淡。在伊拉克的结果仍然不清楚,不过在笔者撰稿之时(2005年1月),前景绝不容乐观。布什政府的进攻型自由主义(Leffler, 2003: 1047, 1055)——即如果美国能在目前的那些专制国家里植入民主,那么,它将在该地区引导出“民主和平”——似乎漏洞百出。姑且不论从外植入民主困难重重,与1945年后德国和日本民主化进行错误的类比(在那里,两国受创伤的不仅仅是胜负,而是整个民族,而且在那里,社会保留着支持民主的根本传统)。就算占领军政权能够成功地在伊拉克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民主,这个国家有可能会因民族和/或宗教问题发难而陷入分裂,或者制造出一个政权像萨达姆一样仇视以色列。民主(以广泛的普选作为基础对政府进行移植和废黜的做法)不等于自由(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犯植根于宪法并受其保护)。植入选举实践要比植入自由实践容易得多,而自由恰恰是有关民主和平理念的关键。没有自由的社会里的民主易于产生极端主义。如果该占领没有成功地植入一种民主,或是发现民主只是制造了另一个它所不喜欢的政府罢了,那么,美国或者对另一场独裁统治撒手不管,或者不顾当地日益高涨的抵抗运动,采取公开的帝国方式继续留在伊拉克。正如Gary Sick(2002:6)正确地看到(值得称赞),美国尤其作为一种帝国的力量将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它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发现它的“强权加正义”是多么地难以忍受。

除了战争的不幸/幸运外,新的——或许是不相关的——而且经常是不期而至的事件也会对现状起正反影响。“9·11”事件就是一例。经济下滑或是政治丑闻都可能损害布什政府的权威。恐怖主义分子的新暴行要么会强化现行政策,要么使它受到质疑。

在中东,旨在保护以色列和各石油公司在该地区安全的新保守主义计划胜算极微。即使就美国占领伊拉克做出很乐观的设想,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问题的解决缺乏公正合理性,那么,它不会给该地区带来好的结果。美国对以色列给予或多或少无条件的支持而不顾它的诸政策,使得公正合理解决巴以冲突的可能性渺茫。正如Prestowitz (2003: 194, 211-12)指出:“以色列有些像美国的第51个州”。犹太团体及基督教会院外游说活动有声有色,对美国政治权力分立的结构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既阻止了美国对以色列过度施压,也意味着“有关以色列的辩论空间在美国少于在以色列”。鉴于该地区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及其许多冲突的复杂性,美国即使不受这些方面制约,它的任何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给那里带来和平与民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Buzan and Waever , 2003: part 3)。此外,美国增加它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使得许多国家的政体不稳,而且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火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活动,减少了获得“反恐战争”成果的机会。

美国对外政策中帝国转向的失败,不仅会在中东出现,而且会在范围更为广阔的西方出现。以敌人及对手的社会结构假设作为基础的美国政策,冒着成为一项自我实现预言的风险。在联合国和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已极大地损害了美国与欧盟及跨大西洋的关系。美国要阻止甚至扭转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尤其阻止它的共同对外及安全政策吗?虽然大多数欧洲人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美国的确有能力攻击欧盟的计划,或者通过不经意的破坏,比如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所造成的破坏;或者蓄意瓦解欧盟以防止产生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甚至一个旗鼓相当的同伴。Hofmann(2003: 16-19 )注意到,华盛顿“解聚”欧盟一体化的言论表明这种明显的故意瓦解欧盟做法在抬头;自入侵伊拉克以来,布什政府对于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愈加谨慎。欧盟内部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保持与美国友好”,倘若华盛顿强迫诸欧洲国家在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以及欧盟本身)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这种稳定也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伊拉克危机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它表明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裂欧洲,使欧盟无力在对外政策(除贸易问题外)制订方面反对美国(Gnesotto, 2003b)。有一种观点认为,美欧关系紧张只是一场游戏,就像冷战期间北约无止尽的危机一样,因此,在根本上是不严重的。例如,Nau(2002:18)认为:“美国没有对欧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做好准备。所以,它敦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言辞就像欧洲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抱怨一样令人怀疑。双方都没有真正想要各自所要求看到的结果。美国不想更大的欧洲影响力,欧洲也不愿美国退出领导地位,否则,欧洲就得自己牵头了。有关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的争论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不会越轨。”然而,正如Cox(2003)所指出的那样,来自美国新帝国的挑战足以从根本上令人质疑这种骄傲自满。这种看法也贯穿于Kagan(2002; 2003)的思想里。如果军事上的单边主义在华盛顿得以维持,而不是某个特定政府短暂出轨行为,那么,欧盟将会面临它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布什政府尚未把西方破坏到无可修补的程度,也许(也许没有)从第一任期的政策所造成的破坏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但是,西方保持连贯一致的问题仍然凭借平衡,其严重性乃是过去半个世纪所未遇的(Buzan and Gonzalez-Pelaez, 2005)。

一个帝国式的华盛顿将中国视为美国霸权的潜在威胁,这样会给日本带来类似深刻的问题。虽然迄今为止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宁愿搭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便车,但是,强烈而持续的中美对立会把日本放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前沿地位。如果欧洲和日本开始害怕或反对美国,一些极端艰难的选择就会随之而来。它们应该开始与美国保持疏远,重新思考它们搭车的态势,并且削弱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核心?还是它们应该接受一个更为赤裸裸、更加穷兵黩武,我行我素的霸权主义形式,而这种霸权带有宗主国君临天下的意味,要求其他国家承认美国的权力使美国站在构成国际社会多边主义框架的诸制度之外并高于其上方面具有合法性?如果日本和欧洲开始摆脱它们对华盛顿的长期忠诚,那么,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它应该被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灾难性失败,还是美国在可以任意凭借自身实力将美国所认可的美好生活观念强加于人类方面而付出的合理代价?

如果说失败——或者说美好前景——都有可能左右美国的政策,那么,受到当前美国政策负面影响的美国例外论的其它分支也会如此。它们中间最明显的是强烈地致力于作为美国宪法核心的个人权利、法治、权力分立等。超常安全化就其本质而言,赋予国家权力挟制公民社会,使法权和公民权受到践踏。过去,美国社会一直颇能容忍国家安全先于公民自由。其例子有二战期间美国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留、冷战初期的麦卡锡主义以及对有共产主义嫌疑人士的政治迫害。从长远看,想不损害它所要保护的核心价值观而又能维持安全诉求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反恐战争”能够延续多长时间并以何种方式,被用来作为美国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合法理由。尽管人们期望公民自由最终成为一种抵制超常安全化的反压力,但是,这种发展的具体细节将受制于这场“战争”如何展开下去。

在对美国大战略争论所作的一份仍然有用的总结里,Posen and Ross(1996-97)归纳了四种一般立场:新孤立主义:地缘保护着美国,而四大强国受制于地理因素,并相对受到欧亚均势游戏的自我限制,(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的假设);选择性接触:美国必须积极维持欧亚政治划分现状,以便避免卷入类似1917,1941和1947年那样的大国之间的争战,(主要是竞争对手假设);合作安全:在追求一种自由的秩序方面,美国扮演着领导者角色,(主要是竞争对手和朋友的假设);优先战略:美国的优先考虑是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防止出现竞争对手,将自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安插在各个层次上,(主要是敌人和竞争对手假设)。

甚至加上“反恐战争”,这些立场大体勾勒出美国长久以来的政策选择,而且它们仍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是,过去的十年一直是在后两种情形之间。随着布什政府上台后,有人认为90年代游离不定的对外政策出现急速转变(Kupchan, 2003:3-35),朝向采纳优先选择战略(“布什的对外政策革命”,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也有人提出它只是把数十年来渐次形成的“美利坚帝国”展示了出来(Bacevich, 2002; Prestowitz, 2002:19-49),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令人担心的是布什政府有可能将军事帝国主义的干涉延伸到全球范围。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行此道(Bacevich, 2002:69-71)。另外关于美国帝国在一个时期里已经存在着的观点,是与更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譬如Ikenberry(2001, 210-73)的宽容观点相对立的,这种宽容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霸权国家,主导着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秩序。不管怎么说,其关注是在布什政府及其应对“9·11”事件的推动下,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善恶二元论及超常安全化很快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美国的帝国触角过分伸张;暴露其帝国地位的现实,并且引发抗衡;损害它的自由的霸权国家稳定所依赖的达成共识的多边主义。

正如前引的许多作者所言,一个新帝国美国政策有可能引起越来越多的抵制和不断上升的成本。它也有可能破坏美国所需要的联盟和组织,如果美国想要实现它的诸多政策目标的话——从“反恐战争”,到谋求一个更为平和的中东,到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美国可能是头号国家,也有可能在军事上打败任何进犯者。它还可能拥有最多的软实力资源(Nye, 2002-3)。但是,它绝没有强大到能够不顾抵制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世界。正如苏联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军事力量能够取胜,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不能用于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软实力的本质要求维持和促进分享的价值,一旦价值观不能分享,软实力也就消失了。在更加极端的保守主义群体之外,有一种观点流传甚广,认为如果美国想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实现自己的目标(Ikenberry,2001, 2003;Leffler, 2003: 1062-63; Prestowitz, 2002, 267-84;Joffe, 2002: 178-80),甚至想将世界有序地转型为多极世界的话(Kupchan,2003,292-301),那么,它将最终重新发现多边主义。因此,仍然存在着一些变化的空间。尽管结构分析经常显示事件发生的一定必然性,但是,清楚的是,美国的国内游戏仍然是开放的。正如Waltz所观察,结构能够推动和影响事件,但是不能决定一切。美国单边主义、善恶二元论和超常安全化背后的动力的确是强大的。但是,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着的其他诸方面牵拉着这种转向,其中一些(最为明显的是公民自由)受到它的非常负面的影响。还存在着持续的单边主义和强有力的美国经济以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多边主义与全球自由贸易及金融体制的运行紧密相连,以至于很难想象在没有前者的情况而有后者的可能性。尚不清楚的是,“多边主义的药单”(Gerson,2000)是否是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一剂持久的良方。

对美国朝着帝国转向的后果进行思考的一个有效方法是,考察它对国际社会基本制度的影响。所谓基本制度,我是指构成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深层次的、经过有机演变的、有组织的诸原则及实践(诸如主权、不干涉、外交、均势、国际法、民族主义、公民平等)(Buzan, 2004a: 第6,8章)。基本制度存在于事先设定的、工具性的、国家创设用于管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政府间组织和政治制度(次制度)之下。这一观点的关键是多边主义的兴起和作为国际社会首要制度的市场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OECD,1998:80-81)。这些基本制度,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次制度,已经成为削弱均势、联盟、反霸、乃至局部战争等作用的关键因素。如果说多边主义本身由于美国对它不断攻击而受到贬低,那么,这些旧有的制度重新得到恢复也不是不可能的。 它可以扭转战争作为一种制度的颓势,阻止或扭转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律的兴起。极端地讲,它会对国家主权和不干涉政策造成很大的牵制,手段是通过宣称有权更迭一个政权,理由是它支持恐怖主义或试图获得可能被用来对付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可能使反霸权的均势逻辑得以复兴,使美国更被看作是可分享价值的威胁者角色而不是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们积累有关无政府状态下各次机构制度会促进合作的经验证明是相当重要的。不清楚的是,布什政府是否意识到这个事实,是否理解它的行为的累积后果。也不清楚美国在贬低多边主义同时又不危及其市场的情形能够持续多久,强大的美国企业利益在维持市场方面是否能够作为对单边主义的一个制动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领导地位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有能力建立一个共识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是不断靠评估和信仰而不是靠强制力而维系在一起的,并且是通过多种协调性的次制度的多边运作而起作用的。帝国却不是这样运行的。强制是它们的首要工具,忠诚是它们的第一要求。如果美国强有力并持续地朝着这个方向转变,那么,作为国际社会结构基础的后果将是负面的、巨大的和长久的。

(作者为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刘永涛 译。)

参考文献

Bacevich, Andrew J. (2002)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der, Peter (2003) ‘America: the New Roman Empire?’, Orbis, Winter, 145-59.

Bolton, John R. (2000) ‘Unilateralism is Not Isolationism’, in Gwyn Prins (eds.), Understanding Unilater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London: RIIA, 50-82.

Brown, Bartram S. (2002) ‘Un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323-44.

Bush, George W. (200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Students and Faculty at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1 May.

Bush, George W. (200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September.

Buzan, Barry (2004)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zan, Barry and Ole Wæ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zan, Barry and Rosemary Foot (eds.) (2004) Does China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Buzan, Barry and Ana Gonzalez-Pelaez (2005)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1).

Calleo, David (1996) ‘Restarting the Marxist Clock? The Economic Fragility of the West’, World Policy Journal, 13(2), 57-64.

Chace, James (2003) ‘Present at the Destruction: The Death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Spring, 1-5.

Cox, Michael (2003) ‘Commentary: Martians and Venutia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79(3), 523-32.

Crossette, Barbara (2002) ‘Killing One’s Progeny: Americ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54-9.

Daalder, Ivo H. and James M. Lindsay (2003)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Elliott, Kimberly Ann and Gary Clyde Hufbauer (2002) ‘Ambivalent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emerging Backlash: The IMF and WTO’,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377-413.

Forman, Shepard (2002) ‘Multilateralism as a Matter of Fact: U.S. Leadership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437-60.

Gerson, Allan (2000) ‘Multilateralism a la Carte: The Consequences of Unilateral “Pick and Pay” Approach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1), 61-6.

Gnesotto, Nicole (2003) ‘EU, US: visions of the world, visions of the other’, in Gustav Lindstrom (ed.), Shift or Rift: assessing US-EU relations after Iraq,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Transatlantic Book 2003, 21-42.

Gompert, David C. (2003) ‘What does America want of Europe?’, in Gustav Lindstrom (ed.), Shift or Rift: assessing US-EU relations after Iraq,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Transatlantic Book 2003, 43-75.

Graham, Thomas Jr. and Damien La Vera (2002) ‘Nuclear Weapons: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an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25-45.

Hassner, Pierre (2002) The United States: the empire of force or the force of empire?, Chaillot Papers no. 54,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Hendrickson, David C. (2002) ‘Towards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1-10.

Hoffmann, Stanley (1981) ‘Security in an Age of Turbulence: Means of Response’, in Adelphi Paper 167, Third World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rt II, London: IISS, 1-18.

Hoffmann, Stanley (2003) ‘The crisi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Gustav Lindstrom (ed.), Shift or Rift: assessing US-EU relations after Iraq,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Transatlantic Book 2003, 13-20.

Huntington, Samuel P.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2): 35-6.

IISS (2002)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2-2003,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kenberry, John G. (2002a) ‘Multilateralism and U.S. Grand Strategy,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21-40.

Ikenberry, G. John (2002b)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26, 284-310.

Ikenberry, G. John (2003)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www.odci.gov/nic/pubs/conference_reports/Ikenberry.htm

Jacobson, Harold K. (2002) ‘Climate Change: Unilateralism, Realism, and Two-Level Games’,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415-34.

Joffe, Josef (2002)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55-80.

Kagan, Robert (2002)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113, 1-29.

Kagan, Robert (2003)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tlantic Books.

Kang, Dave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57-85

Kapstein, Ethan B. (1999) ‘Does Unipolarity Have a Future?’,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64-90.

Karns, Margaret P. and Karen A. Mingst, (2002) ‘The United.States as “Deadbeat”? U.S. Policy and the UN Financial Crisis’,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67-94.

Krauthammer, Charles (2001) ‘Unilateralism is the key to our success’, Guardian Weekly, December, 22.

Kull, Steven (2002)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Multilateralism’,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99-120.

Kupchan, Charles A. (1998)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2), 40-79.

Kupchan, Charles A. (2002)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Knopf.

Leffler, Melvyn P. (2003)‘9/11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79(5), 1045-63.

Legro, Jeffrey W. (2000) ‘Whence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2), 253-89.

Lepgold, Joseph, and Timothy McKeown (1995) ‘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ception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0(3), 369-84.

Lindley-French, Julian (2002) Terms of engagement: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and the transatlantic dilemma post-11 September, Chaillot Papers no. 52,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Lipschutz, Ronnie D. (2002) ‘The Clash of Governmentalities: The Fall of the UN Republic and America’s Reach for Imperium’, unpublished m/s, draft of 29 September 200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W. Norton.

Lyman, Princeton N. (2002)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Domestic Factors’,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75-97.

Mastanduno, Michael (2002) ‘Extraterritorial Sanctions: Managing “Hyper-Un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95-322.

Moravscik, Andrew (2002) ’Why Is U.S. Human Rights Policy So Unilateralist?’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345-76.

Nau, Henry, (2002) ‘Alliance at Risk’ The World Today, May 2002, 17-18.

Nye, Joseph S.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ye, Joseph S. (2002-3)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4), 545-59.

OECD (1998) Open Markets Matter: The Benefit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sation, Paris: OECD.

O’Hanlon, Michael E., Susa E. Rice and James B. Steinberg (2002)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Preemption’, Policy Brief no. 113,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8pp.

Patrick, Stewart (2002) ‘Multilat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Ambivalence’,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44.

Posen, Barry R. and Andrew L. Ross (1996-7)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3), 5-53.

Prestowitz, Clyde P. (2003) Rogue N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Rabkin, Jeremy (2000) ‘When Can America be Bound by International Law?’, in Gwyn Prins (eds.), Understanding Unilater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London: RIIA, 106-25.

Ralph, Jason (2002)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 An English Schoo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ISA Conference, London, 16-18 December, 21pp.

Reisman, W. Michael (1999-2000)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rvival, 41(4), 62-80.

Ruggie, John Gerard (2003)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Exempt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forthcoming in Michael Ignatieff (e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lter, Mark (2002) Barbarians and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luto Press.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2000) ‘Unilater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wyn Prins (eds.), Understanding Unilater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London: RIIA, 18-29.

Sick, Gary (2002) ‘Imperial Moment’, The World Today, 58(12), 4-6.

Smith, Steve (200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2), 67-85.

Smithson, Amy E. (2002)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47-65.

Spiro, Peter J. (2000) ‘The New Sovereigntist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Its False Prophets’, Foreign Affairs, 79(6), 9-15.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Wedgwood, Ruth (2002) ‘Unilateral Action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44.

Weller, Marc (2002) ’Undoing the global constitution: UN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4), 693-712.

* 本论文主要选自我的书《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y, 2004)。

    进入专题: 美国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073.html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春季号(总第38期)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