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布赞:后西方世界秩序下的核武器与核威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1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49

进入专题: 核武器   核威慑   后西方世界秩序  

巴里·布赞  

内容提要:全球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化时期。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秩序在如下几个方面面临包围:霸权分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重、全球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以及环境变化等带来的各种威胁。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事件表明,作为世界秩序核心的英语世界,已失去其主导力量。目前的发展格局将朝着多元化的后西方世界秩序发展。在此秩序下,没有超级大国,只有大国,并且这些大国大多比较自我封闭,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争夺全球霸权的现象。文化差异将比意识形态差异更为重要。文章首先将这一秩序的轮廓做一大致勾勒,然后探讨这一秩序对未来几十年核武器与核威慑所要扮演的角色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最为关注的着眼点是,全球格局从全球层面向区域层面的转变以及复杂的核扩散与核威慑态势。

关 键 词:核威慑  核威慑扩散  全球国际社会  核扩散  命运共同体


本文旨在对我们正在步入后西方世界秩序这一说法进行认真思考。本文的目的有二:第一,对这一新兴后西方世界秩序(the emerging post-Western world order)的一些主要特征加以简要描述。第二,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在此新兴后西方秩序中核武器可能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论文第一部分的立论基础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后西方世界秩序考察的在研项目。①论文第二部分是对此前我的两篇文章②所阐述的关于核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人们在国际安全研究发展过程中关于核武器与核威慑问题的种种思考。人们对核武器与核威慑的大部分概念和担忧至今仍然很有意义,本文旨在思考在我们逐步迈向一个更加去中心化、区域化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核武器与核威慑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种思考必然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后西方世界秩序将表现为何种形式?关于这个问题,我这里所表达的看法,有些人可能不会赞同。在那些不同意我看法的人看来,我对核武器与核威慑未来发展的猜测只不过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抽象假设。这种猜测或许缺乏科学的严谨性,不过,本文对关键问题均有概述,并对探讨问题的依据做了系统阐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大概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吧。我们面临的未来在许多方面是未知的,但对这个假设进行详细构想无疑是探索未来多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下文首先将对后西方世界秩序可能表现为何种结构进行推测。在此之后,本文将依据这一假设,探讨思考核武器与核威慑问题的七大关键问题:核技术、核现状、核扩散、核威慑思维、核军备控制、核战争和核禁忌。本文在由此得出结论的同时,考察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何种后果,同时将核武器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整个人类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本文推测,未来二三十年内在国际关系这张大牌局中,不会出现改变整个牌局的怪牌,也就是说,不会有突发性的形势巨变,不会有大规模核战争,不会有全球性瘟疫,也不会有全球经济或基础设施诸如此类的大规模崩溃。③


一 后西方世界秩序


其实早在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剧变之前,国际上就普遍认为,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秩序多个方面面临包围,全球国际社会(GIS)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甚至危机时期。④我这里所谓的“西方世界秩序”,指的是从1820年前后到2008年这段时期,主要西方国家中的相对数量较少的一部分国家不仅在财富与权力方面,而且在现代性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都主导着世界。尽管在此期间,核心大国之间曾就现代性会以何种政治和经济形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继续发展这一问题发生过三次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⑤,但西方秩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现代西方核心国家中的主导国家是英国和美国,或者说得更宽泛一点的话,是英语世界(Anglosphere)。

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崛起,在物质财富和思想形态上,都在逐步侵蚀着西方的相对主导地位。这是一个深刻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它重新定义着权力、财富与权威在全球国际社会的分配。这一过程于19世纪晚期始于日本的崛起,它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团体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性变革。去殖民化进程破坏了西方殖民秩序中的政治秩序,而西方秩序中更为稳固的经济文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则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正在逐步瓦解。同时,作为冷战的最大赢家,全球资本主义似乎正在陷入巨大危机:不平等严重损害其政治合法性,自动化和全球化通过大规模就业破坏其财富分配模式。从更为宏大的视野看,地球日益拥挤,人类不仅越来越相互依存,而且面临着种种不断加剧的命运共同体问题——气候变化、全球性疾病、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全球经济和生物圈的种种不稳定现象等。全球国际社会过去曾长期遭受大国战争的威胁,但是现在,这种威胁不再如此严重;与此同时,其经济秩序也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愈加根深蒂固。然而,尽管如此,全球国际社会显得很不稳定。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使得英语世界失去了其在全球国际社会核心中长期扮演的领导角色。全球正在经历着一个向后西方全球国际社会的重大过渡。有趣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一些美国评论家曾表达过这样的预见性观点:美国如果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缺乏公民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持,而不是来自任何外部挑战者的崛起。⑥现在这似乎真的发生了。“后西方”似乎是最好的一种说法,当然这倒并不是说西方会像罗马一样完全消失,而是说它会成为众多财富中心、权力中心、文化中心中的一个。⑦

关于后西方世界秩序,我有六大假设。这些假设的来源和论据均可在上文所述的著作中找到,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加论证直陈己见了。

第一,尽管存在当前这些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将依然是全球的基本经济结构,因为没有一个明显可以替代它的结构能够创造出如此规模的财富及权力,支持其政治合法性。这意味着,世界贸易与全球金融尽管可能会遭受比2016年之前更多的限制,但依然会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

第二,权力及合法性的分配将继续变得更加分散。就国家而言,将不会再有超级大国(视世界为其辖区的大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多个大国(其影响力超越一个地区)和区域性大国(其影响力主要集中于本土地域)所主导的国家集团。⑧因此,世界秩序依然(从经济角度讲)是全球秩序,但从政治角度讲,比如就其权力、文化、权威而言,则会去中心化。由于不会有任何国家争夺全球国际社会的主导权,因此也就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多极性”。这种结构我们似乎可以用这样的术语来称呼它:“多边主义”(plurilateralism)⑨、“异极性”(heteropolarity)⑩、“无人世界”(no one's world)(11)、“多节式”(multinodal)(12)、“多元式”(multiplex)(13)、“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red globalism)(14)和“多秩序世界”(multi-order world)(15)。我会将其称为“深层或嵌入式多元主义”(deep or embedded pluralism)。我们有理由预期,这一秩序在形式上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而且一些大国之间在其影响势力范围内存在争夺主导权的竞争。权力的分散还会出现在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但分散的形式十分复杂。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不仅会通过提升自身的力量来挑战自己的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乃至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更或与其结盟。

第三,未来几十年后即将主导全球国际社会的大国将会是那些内向得有点“自闭”的国家。(16)有时候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自我封闭式的,它们与其自身的社会环境脱离联系,而且在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的时候完全无视他国对自己会有何种看法、做出何种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会不断出现刺激–过度反应–刺激–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于是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变得非常困难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的都仅仅是自身的利益、关切和“正义”,而完全无视他国的利益、关切和“正义”。这种刺激行动–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现象已经在美中关系、俄欧关系、美俄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中出现。

第四,人类越来越受到共同命运的打击,这些共同命运,有些出于自然,有些出于人为。这些危及人类生存的威胁包括:目前颇具规模的核扩散问题、核战争问题威胁着地球,使其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全球恐怖主义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社会和政治混乱;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通过自然进化或是人工合成出现的新型全球性疾病,宇宙灾难导致的对地球的威胁;大规模移民,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内部或网络空间自身)崩溃,人工智能崛起并与人类形成竞争。(17)与更为传统的国家与团体之间的相互威胁相比,这些来自共同命运的威胁将越来越主导我们的安全议事日程。当这种“共同安全”(即与其他国家共通的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的时候,其重要性就可能超越“国家安全”(即与其他国家对立的安全)问题而要求我们对其加以关注。(18)

第五,就其结构而言,国家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而且尽管出现过一些断层,但有明显迹象表明,其基本制度的深度和广度正不断扩大。但是,西方和自由主义制度不断削弱,非西方文化圈的财力、权力和合法性不断增强;于是,目前国际社会的全球性结构变得比过去几十年更碎片化和多样化。民主与独裁体制之间持续不断的分歧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文化方面,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

第六,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不断扩散意味着,世界将经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才能改造或重塑政府间组织或政权,这些组织或政权仍然体现着西方对世界的主导作用的延续。新兴国家建立政府间国际组织,实际上打响了这一改造斗争的第一枪。

上述这些假设同时也暗含着,我们对全球国际社会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有如下三个预测。第一,全球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着一段深刻持久的过渡期。第二,目前正在出现的情况不会是什么“重归未来”,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几乎与关于极化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第三,这个正在出现的全球国际社会将会呈现一种强烈的介乎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之间的多元结构。

全球国际社会正在摆脱长期存在的西方为主导的核心–边缘结构形式,带头者是美国,核心国家相对较少,边缘国家很多。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大国和区域大国越来越突出,且核心国家不断增多,边缘国家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多种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作用和拥有的权力都不断增强,而互动能力和共同命运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重塑了整个全球国际社会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个新兴的后西方全球国际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标准结构将与西方–全球模式显著不同。全球的物质力量的分布将更加分散,规范合法性也会更加分散,而且会来自多种文化背景,这一结构包括自由主义、但不再由自由主义所主导。这种文化多元性将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还会存在于国家与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之间。

然而,这种迈向文化和物质多元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要倒退到前现代时期的状况。在前现代时期,文明是半自治式的发展,世界有多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些中心大多数相互联系甚微。但在这种新兴的全球国际社会中,权力和规范合法性分散分布这种现象出现的背景是,各国持续、深刻、不可避免地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属于西方权力与自由主义的文化,即使它再次重现,也绝不可能以自治的方式出现。这些新兴大国或许正在重新发现和追溯其文化根源(如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美国至上”之于美国、斯拉夫文化优越论之于俄罗斯),但它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体系,如工业主义、理性国家、人类平等、民族主义和市场体系等相互融合。现代性已经融入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就像对于西方一样,现代性已经是其追求财富和权力必不可少的因素。新兴大国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前现代形式的文化融合。现代性改造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同时也改造了所有其他和它发生碰撞的文化。因此,虽然这个新兴的全球国际社会可能比西方主导时期更具文化多元性,但它依然与现代性的思想和制度具有共同基体,这也是其在形成过程中留下的遗产。这种共同的现代性恰恰就是何以这个原初的全球国际社会制度依然如此强大的原因。

这个新兴的后西方全球秩序内部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压力,这种压力推动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于是产生一种更加多元化、多层次的全球国际社会形态。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强烈渴望在政治、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经济上存在差异化,这种渴望与权力和文化合法性的分散分布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那些可能成为大国的国家呈现自我封闭的发展趋势。所有这些都表明,国际社会具有一种强烈地朝着更加区域化、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差异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不过,与此同时,规范化的国际社会结构相当稳定,那些推动共同命运的力量,如维系全球经济的力量,使得大量全球层面上的合作势在必行,否则,各个国家和民族就必须接受财富大量减少、实力大为削弱和安全难以保障的后果。一方面,各国在区域化的过程中努力复兴多元文化、推进权力分散分布;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又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两方面的推动力预示着,未来几十年的难题将会是如何在去中心化、没有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协调这两方面的关系。这种结构性压力指向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全球国际社会,即在文明观驱使下,一方面区域性差异化、次全球差异化发展明显;另一方面,处理共同命运问题的需要又维系着全球多元化的存在。

没有任何广义上所谓的政治正确或者道德正确的普世价值能够取代西方占主导地位时期所采取的自由主义框架。现代性将沿着多条(而不是一条)政治和社会路径展开。中国、俄罗斯、伊朗、法国(19)、印度等国家长期抵制美国/西方霸权,提倡多极化国际秩序,它们将如愿以偿。但是,传统中所谓的“如愿以偿”,并非真能如愿以偿。无论结果好坏,各个区域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没有了超级大国和国际主导意识形态,全球秩序也将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是用一系列具体的功能性的协议和制度来处理人类公认的、但不再属于意识形态论争的共同命运问题。美国和苏联甚至在零和博弈层面上未能达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全球国际社会退缩到了有限的几项具体的功能性协议。从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召开,各国从分歧走向共识,这表明,为了共同威胁,出现了具体功能性合作。(20)这种合作是否能抵挡住特朗普的打击,我们尚需拭目以待,但就目前来看形势良好,因为中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依然在履行各自的责任。这种转变将在新的政府间组织的框架之中得到体现。这种结构是一种多极结构,即存在多个大国而无超级大国,而且这些大国都不是传统模式下的大国。这种“多极化”出现的环境是一种高度全球化、高度互相依赖的共同命运的环境,其关键特征在于多个大国都是自我封闭发展,它们都无意寻求世界霸权,或者根本没有足够的物质实力和观念合法性来实施世界霸权。同时,还有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它们有的支持这种国家体系,有的挑战这种国家体系。


二 嵌入式的多元化秩序下的核武器与核威慑


这种后西方世界秩序是我们前所未有的东西。表面上,它可能表现出一些与之前世界秩序相似的地方。多个大国并存,这似乎与1945年之前多极世界类似,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两个国家,这似乎让我们感到像是回到了冷战时期两极对立的状态。但这些相似之处只会让人们生出更多误判而不是获得更多启示。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全球实力分散,从来没有来自多种源头的文化权威和合法性,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主导国际体系的情况,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同时,人类也从来没有共同面临过如此惊人的潜在的共同威胁。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环境下,核武器与核威慑议题将会如何发挥作用?本部分内容将详尽梳理学界有关核武器、核威慑问题研究中长期讨论的数个主题,并将这些主题与嵌入式、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后西方世界秩序联系起来。这些主题包括:核技术、核现状、核扩散、核威慑思维、核军备控制、核战争和核禁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核武器与核威慑有其自身的逻辑,最明显的就在于新技术如何影响军事选择与军事关系。但是,核武器与核威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环境,比如,冷战期间与冷战之后的行为就有所不同。

(一)核技术

冷战期间,核技术的改变是核武器与核威慑发展的重大驱动力。这由两方面力量之间强大的相互作用造成。一方面,核武器、核发射与核探测系统取得快速的技术进展;另一方面,美苏双方军备竞赛异常紧张。核武器与核发射系统都处于S形发展曲线的中部和底部阶段,提升空间很大。从轰炸机发展到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发射的弹道导弹,从单弹头发展到多弹头,准确度从几千米发展到几米,所有这些发展都对核威慑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核技术的驱动力大大放缓。其部分原因是,很多核技术都已成熟,已达到S发展曲线的顶点,进一步提升空间相对较小。轰炸机、导弹、核弹头本身以及核发射的速度与准确度,都是如此。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超级大国结束竞争,核武器的竞赛热度大减,导致核武库大量缩减。相关技术尚未成熟的领域主要是弹道导弹防御(BMD)和反潜战(ASW)。众所周知,这两项技术相当困难,若想取得转型性突破,困难很大且费用很高,但并不是没有可能。

在后冷战时期,一旦没有了任何超级大国甚至大国,或者没有了任何核竞争,大家对核技术变量的主要兴趣就会集中在核武器小国之间以及核武器小国对美国的追赶。相对较小和不太成熟的核力量,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得不重新经历冷战早期的许多技术发展阶段,从而达到相互确保摧毁和二次打击的能力。以色列同样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它知道自己不会永远是中东唯一的核武器国家。中国和朝鲜主要为了对抗美国。两国都想建立起安全的核威慑(确保摧毁性打击)来对抗美国,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两国在技术上都需要有很大进步才成。中国一直打的是持久战,尽量避免与美国触发军备竞赛,但同时又一直在慢慢地、稳步地建立一流的全谱核力(full-spectrum nuclear force)。朝鲜无力实现这样的宏大目标,所以公开寻求增强核实力,一方面保护自身不受他国入侵(发展战术核武器,以韩国和日本为核打击人质),另一方面直接发射远程导弹打击美国。

那么,这些动态因素将如何可能发展出一个嵌入式的多元主义世界呢?由于不会有超级大国,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对抗,因此冷战期间紧张的核对立和政治对立很可能不会重新上演。当然,中美在东亚地区存在大国竞争对立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并非出于任何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很多核武器技术业已成熟。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中国目前追赶美国的模式将持续下去,而美国则会继续发展或者加速发展弹道导弹防御和反潜战。反潜战的突破对美国来说失大于得,但弹道导弹防御则能够满足美国应对朝鲜甚至伊朗核威胁的需求。

如果中美任何一方企图占有地球太空轨道,那么两国竞争将可能发生更为剧烈的转变。当然,两国内部必然有人拥护互相竞争这一措施,但其代价将会非常巨大。另外,在包围地球的云层中已然存在大量碎片,中美之间的竞争如果非常活跃的话,云层碎片将会增加,这将导致地球太空轨道根本无法使用。对这一后果的担忧遏制了中美竞争趋于活跃。(21)

核武器小国将会继续保持目前的追赶模式,毕竟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就是这样做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局部竞争者在技术条件发展的同时是否可以保持自身的稳定。因为在过去,技术更为发达的国家可能在关键时刻为它们提供情报与保护,从而起到了帮助这些国家保持稳定的作用。

(二)核武器与大国地位

核武器自从发明以来,就对大国以及超级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二战之后,核武器对于美苏称霸极为重要。英、法、中也都把获取核武器作为跻身大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当务之急。日本和德国,尽管其经济迅速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尤其日本甚至超过了苏联,但它们仍处于大国行列之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核武器。

核武器与大国地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印度。印度一直期望世界承认其大国地位。20世纪70年代,印度一度放弃了所谓的“和平”核试验,在20世纪90年代又热衷多种武器试验。印度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被排除在核武器国家行列之外。但当美国有意用印度来制衡中国的时候,该条约对印度的阻力变小了。美国在付出一些外交代价之后与印度达成了核武器协议,事实上承认了印度的核武器国家地位,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印度的大国地位。在嵌入式多元主义世界秩序下,财富和权力更加分散,文化特殊性和文化差异化更加合法,有可能还有一些国家同样希望获得大国地位,巴西、德国和日本恐怕也有此愿望。如果果真如此,其他大国可能承认这些国家的合法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以印度为先例。2017年3月,一次旨在禁止核武器的联合国会议遭到有核国家的联合抵制,这说明核武器对大国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三)尚未解决的核扩散问题

核武器与大国地位之间的这种联系告诉我们,存在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亟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控制核武器扩散。正如巴里·布赞和勒娜·汉森(Lene Hansen)指出的那样,自1945年以来,对核扩散的忧虑一直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最为长久的话题。(22)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下,最有可能期望成为获得大国地位的国家可能很少,但还有一些其他动机促使一些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期望能够获得核武器能力。这里,技术上的驱动也在发挥作用。人类利用核技术的时间跟电视、电脑、喷气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古老。不论是在科学术语中还是作为一项发电应用技术,关于核技术知识、核技术能力与核材料储备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很多国家现在要么没有核武器,要么并不想拥有核武器,但一旦有此需求,它们有能力相当迅速地生产出核武器。日本、德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瑞典、南非、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国家仅仅是其中的一些最有可能的国家而已,它们一旦决定建设核武器,其核武器研发周期会相对很短。(23)还有一些国家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拥有核武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朝鲜和伊朗。很多国家要想建成自己的核武器,仍然需要几十年的研发周期,但自1945年的几十年以来,核能力的广泛传播已经使核武器研发周期有所缩短,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核武器国家。

目前的核大国集团有可能愿意打破核不扩散原则的惯例,增加一小部分成员国数量,接纳新的核大国。但尽管如此,它们不太可能容忍那些较小的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发展核武器。大国集团始终会反对自身成员之外的核扩散,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依然是:第一,从核武器国家自身利益来说,允许核武器扩散,将会模糊它们自身的身份主张。第二,从集体利益来说,核武器扩散将增加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此,对大家所有人都是威胁。如果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合法的大国,这将对大国集团中的英、法、俄这样走下坡路的国家有利。

政治敏锐性和技术扩散联系起来,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既有趣又十分困难的问题,那就是“核扩散”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最明显的分界就是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已通过核试验证明其具有核能力)的国家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区分。然而,这两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的关键就是“研发周期”问题。研发周期长则可达数十年(对于几乎没有核工业能力的国家来说),短则可至数秒(对于那些“仅需跨线”的国家来说,它可以否认实际上拥有核武器,但实际上几乎可以马上跨过这根红线制造出核武器)。比如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核工业,先进的空间项目,还有大量的核燃料储备,显然研发周期较短。研发周期短,这就具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优势,一方面,它们具备一些有别于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地位和借口;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来自大国的政治压力。我们似乎可以将寻求短周期核武器研发能力视为是核扩散的一种形式,伊朗和日本即是采用这种战略最明显的例子——虽然日本的做法有所不同。研发周期短的国家可以采取一种“隐式威慑”战略,基本的意思就相当于说,“别欺负我,否则我会迅速成为核武器国家”。世界上如果有多个研发周期较短的国家,明显要比各国研发周期总体较长更容易遭受众多核扩散的威胁。

有四种主要动机促使非大国行为体寻求核武器与短研发周期:生存、提升国家地位、延伸威慑的破灭和恐怖主义。这些动机互不冲突。

1.生存

生存动机主要说的是那些被一个或多个大国、被强大邻国或者被整个国际社会视为“违法乱纪者”的国家和(或)政权。(24)这些国家担心本国政权会因为外来攻击而遭到颠覆,它们不得不上马可靠的自主核武器计划。以色列就是这类国家很好的例子,它走研发核武器的道路已经很久了。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也曾短期实行过这一策略。当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朝鲜、巴基斯坦,可能还有伊朗。朝鲜在两方面都受到威胁:其一,担心韩国可能会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其二,在美国、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眼里,朝鲜是一个既疯狂而又危险的政权。巴基斯坦担心自己被领土更为广大的邻国——印度吞并或征服。它们双方都已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政权被一些邻国以及美国认为是一个极端主义的、危险的政权。伊朗具有相当强的核能力,并被广泛认为期望成为核武器国家。

2.提升国家地位

尽管提升国家地位的原则不同于生存原则,二者经常是同时存在的。比如,伊朗、巴基斯坦和朝鲜,在怀有生存动机的同时,都还有提升国家地位的动机。伊朗自认是文明国家,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中心和保护者。在某种程度上,它视自己为大国,尽管在可预知的未来,它被大国集团接纳的可能性并不大。巴基斯坦不愿承认自己弱于印度,它也总把自己看作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对于朝鲜来说,核武器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资炫耀的成就,从而提升了金氏家族的地位,增加了该政权在国际谈判中的砝码。在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世界政治秩序下,一些区域性大国可能也会出于这种提升本国地位的动机而在本地区寻求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有些地区内部并无大国,于是,区域领袖这个空缺就任人争夺了。非洲和中东显然就是这样的地区。毫无疑问,谋求区域领袖地位无疑是促使伊朗有意获取核武器的部分原因。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被推翻之前同样也有类似企图。一个世界,如果没有超级大国,各个大国都是自我封闭的,那么,像非洲和中东这样的地区,大家就很有可能只会让它们自生自灭、自谋生路了。这种状况可能会更胜于以往。在这种情况下,控制足够资源的区域性大国,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或许还有南非,它们很有可能会认真考虑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其目的要么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地位,要么是为了抵制周边区域性大国发展核武器的行动。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些抱负远大但能力不足、因此核武器研发周期较长的国家,可能也会参与其中。尼日利亚和埃及就是明显的例子。

就提升本国地位这一动机而言,全球层面与区域层面之间依然存在相互作用的空间。比如,如果巴西打算走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来获得大国地位的话,那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阿根廷就会极为认真地考虑重启自身的核武器发展规划。这就类似于巴基斯坦和印度,较弱的一国不愿承认自己逊于领土更为广大的邻国。

3.延伸威慑的破灭

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了延伸威慑政策,将盟友置于自身的核保护伞之下,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巩固自身在盟友中的领导地位,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遏制这些国家的核扩散野心。苏联对中国的延伸威慑保护在20世纪50年代破灭,但美国对其北约和东北亚盟友的延伸威慑保护一直持续到冷战之后。然而,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此持有异议。他谴责北约,让日本自己去搞核武器。这从总体上表明,特朗普想让美国收回许多国际承诺,并强烈支持俄美两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言论引起了美国盟友的恐惧,使它们开始担忧,万一被美国抛弃之后它们应该如何应对。在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美国政府看似已经不再公开表示要收回延伸威慑的承诺,但特朗普的言辞削弱了这一承诺的可信度,并把延伸威慑破灭的问题重新摆到后西方世界秩序的日程之上。

受此影响的国家主要有日本、韩国和德国。对这些国家来说,失去大国的延伸威慑保护,甚至其可信度的削弱,都会使其暴露在生存问题之下。德国将会面对一个不受遏制的俄罗斯,日本和韩国会面对朝鲜这样的核武装国家。对于德国、日本甚至韩国来说,国家地位问题可能会再次需要考量。如果欧洲放任自流,那么作为该区域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将不得不面对欧洲领导地位问题,而欧盟和北约长期以来一直抵制这个问题。如果美国抛弃东北亚,那么日本,甚至韩国,将会处于类似巴基斯坦和阿根廷那样的境遇,力图与强大的邻国维持平等地位,更不要说,它们与大邻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

4.恐怖主义

国家间的核扩散问题已经够让人难以应对了,可是现在还存在核扩散发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恐怖组织的威胁,这就令人愈加担忧了。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在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世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也都成了权力分散的受益者。大量证据表明,恐怖组织对如何才能获得核武器很感兴趣。即便如此,目前最普遍的观点是,这些恐怖组织很难获得核武器。但是,万一它们真的获得了,核武器与核威慑的安全动态将会彻底转变。只要试想一下,任何一个地方,即使只有一座城市遭到恐怖分子的核武器的焚毁,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会是什么,其威胁程度就会变得十分清楚。这种威胁,不仅仅是对当地造成灾难性的威胁,也不仅仅是像超级大国核战争那样对整个地球造成全球威胁,这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威胁。如果恐怖分子真的拥有而且使用了这些武器,那么民主将难以维持,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而这将意味着我们所有人所生存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警察国家。(25)因此,这虽然可能性极小,但代价极大,思考核威慑问题的人对此问题早已熟悉已久。然而,即便如此,由于恐怖组织没有固定领土,因此,产生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思维很难应用到它们身上。没有固定领土,这一点使打击报复恐怖主义行为这一问题大大复杂化,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本身已经是全球反恐战争问题中的难题之一。鉴于这种极端主义非国家行为体消失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对这种类型的核扩散的忧虑将会一直成为国际社会议事日程中的问题之一,也许甚至还会成为其中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四)趋于本地化的核威慑

在核时代大部分的时间里,核武器与核威慑主要集中在全球层面。冷战期间,世界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上,核威慑理论就是在这个高度紧张、高度风险的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冷战之后,由于没有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对手,这种全球层面上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关注有所减少。俄罗斯仍有强大的核武器能力,但它既没有挑战美国的动机也没有挑战美国的能力。当时,中国正在崛起,但距离达到核均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各国核武器发展的程度来看,地区核竞争就是一场余兴表演。到冷战结束之际,阿根廷和巴西已经搁置了它们之间的核竞争,南非也放弃了它的小核武库。中东仍然存在这样的忧虑:是否会有哪个国家出来挑战以色列的核垄断。冷战之后,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和经历大变革的伊朗都想挑战以色列,但都没有成功——尽管伊朗已经大大缩短了核武器的研发周期。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部署核武器互相对抗,印度部署核武器对抗中国,南亚出现了第一个完全成熟的区域性核竞争。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稳步增长的核军事力量,出现能够再次与美国抗衡的对手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人们依然普遍将这种竞争看作是美苏争霸的重演,即,这是一个早已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与新兴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层面上相互竞争的问题。从嵌入式多元主义视角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正在逐步失去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中国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因为权力和合法性更大范围的扩散将导致任何国家都无法拥有成为超级大国所必需的资源相对优势或合法性。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只有大国和区域性大国的世界秩序。因此,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是两个大国在东亚势力范围的竞争,而不是针对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

如果发生上述的一些核扩散情形,那么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下,核威慑问题将由一系列区域性问题所主导。如果美国放弃延伸威慑,那么英、法、德作为一方,俄罗斯作为另一方,都将必须解决自身的核威慑关系。东北亚同样如此,因为,如果日本认定美国的保护不再可靠,它需要自己提供核威慑来对抗中国和朝鲜。有鉴于日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如果韩国做出同样的决定,局势将变得更为复杂。关于东北亚核扩散动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朝鲜谋求获得洲际核打击能力的野心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中国是否愿意通过为朝鲜提供延伸威慑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对中国来说,需要采取新的立场和重新思考其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就中国在亚洲寻求区域主导地位而言,这是符合其目标的。而且,核武器国家利用延伸威慑来削弱同盟国获取核武器的动机,这在美国对欧洲和东亚的政策中,都存在可借鉴的先例。

每一个区域性核威慑的形成都会受到该地区特定技术和政治条件的影响。有些地区在技术上相当先进(如东北亚、南美洲),而有些地区则是从零开始(如中东、非洲)。核威慑思维在冷战时期运作得非常成熟,看似不太可能有太大变化。但是,在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那种思维有何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也将根据当地条件而产生巨大变化。

(五)核军备控制

核军备控制成为冷战期间核威慑的一个关键特征。这一部分是由于国家思维,即,各国政府都希望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成本。美苏之间的大部分军控协定即是如此。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民间团体——尤其在一些民主国家——的反核情绪,这些民间团体有时会组织大规模的反核运动。民间团体的反核与和平运动的传播并不均匀,比如在英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较为强盛,但在法国,就远非如此。联合国内部也有压力,非核国家力图限制核武器国家,并力图最终消灭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一些其他超级大国协议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大部分《弹道导弹防御协定》则是由国家思维推动的。

冷战军控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部分做法及其背后的思维均基于一个二元核关系假设。这一假设使我们更容易把核对等、核稳定等问题视为支持核军控的基本概念。有时,中国被视为超级大国核威慑体系的一部分,但其核能力还不足以削弱该二元假设。冷战之后军控变得不再那么紧迫,美苏之间签署的一些协定也有所失效(如《战略武器限制条约》),有时甚至遭到完全废弃(如《弹道导弹防御协定》)。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状况介乎这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它依然有效,但又不足以防止意志坚定的国家在该规则下缩短核武器研发周期。它遭受削弱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印度已达成协议,二是核武器国家未能履行协议义务放弃核武器。这里的第二点主要体现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不断失败,同时,一些国家力图达成禁止核武器条约,从而造成各方关系紧张。

以上勾勒的是一种更加区域化的核威慑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似乎有理由假设,军控的意愿会再次上升,但这种意愿更多的是出现在区域层面上而非全球层面上。如上文所述,针对小国采取核不扩散或反扩散措施很可能依然是大国集团一个强大的全球目标,虽然我们很难预测大国集团在追求这一共同目标时效果如何。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尽管几乎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有分歧,但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促成了两国成为大国集团的仅有两个成员。但是,这种紧迫感同时也表明,既然在对抗小国核扩散问题上大国之间能够协调一致,那么,大国集团扩大、增加更多成员也是可能的。所有大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资本主义,所以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冷战期间大大减弱,这也对大国之间的协调一致产生了促进作用。(26)总体来说,民间团体似乎不太可能发挥多大重要作用,这一部分是因为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比冷战时期大大降低,另一部分是因为地区之间的情形差异很大。比如在俄罗斯和中国,除非政府有意,反核运动是不大被允许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存在反核情绪的明显迹象,但在像日本、德国、韩国、阿根廷和巴西这样的国家,民间团体在核武器决策上则可发挥重大的作用。无核国家可能依然会通过联合国框架施加的压力,但其效力将比以前有所减弱。

除了核不扩散问题,其他诸多军控问题更有可能与具体区域性措施相关。为了共同的生存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区域内部的核竞争对手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可能会在限制部署部队、增加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协议。也就是说,本质上依然是冷战时产生出来的军备控制二元思维,在很多类似的情况下可能会不太适用。在今后这个更加去中心化的世界中,关于核问题的考量将会更具多面性,因此本质上会更为复杂。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下,分析家与决策者需要谨慎,以避免在核威慑和军控问题上陷入这种不合时宜的二元思维之中。大国之间,中国和美国不仅仅需要考虑对方,还要考虑俄罗斯。印度在考虑巴基斯坦的同时,不得不还要考虑中国。同样,中国可能也不得不需要考虑日本。俄罗斯可能在考虑美国的同时,还要考虑欧洲和中国,如此等等。如果核关系沿着这种思路展开,那么我们就需要特别努力地思考一下,军控如何稳定这样的多边核关系。

(六)核战争

从一开始,核威慑就一直主要作为防止战争的一项战略。一旦双方同时都认识到各自的核威慑发挥着作用,双方核力量足以毁灭对方,那么,大家会非常容易地计算出,核武装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将会导致相互毁灭,这种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存在太大成功的希望。当然,有些人考虑核战争,主要是在“有限核战争”的名义之下进行考虑的。冷战期间美、苏军队中存在一些极端分子,现在核大国军队也有些极端分子,他们把核作战作为一种真实的、可能采取的选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虑有限核战争,主要是考虑如何使得核威慑更为严谨,不留漏洞。筹备有限核战争、爆发意外战争以及战争升级并失控,这之间存在固有张力。这种结构性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后西方政治秩序,尤其在政治恐惧和仇恨非常强烈的地方更是如此。然而,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到冷战结束之时,核威慑理论越来越复杂、详尽,并或多或少地停留在了生存性威慑的这一思想之上,即,限制战争的主要因素是核战争对所有参与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这种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哪怕其可能性极小,也不会对避免战争这一思维产生太大影响。这一基本认识在各国心中很可能会跟过去那样牢不可破,使得各国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发动核武器战争都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选择。然而,这种思维很可能不适用于那种更加极端的虚无主义恐怖分子。这种思维是否适用于朝鲜、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朝鲜,这是大家真正担忧的事情。朝鲜领导人火爆的核言论意味着,朝鲜到底是失去了理智还仅仅是其用以掩盖其弱势的一种方式?

核武器使理智的核武国对待诉诸战争这样的做法异常慎重,同样,军控思维也会对为了防止核扩散而采取的措施加以限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有些情况下,一个大国可能会考虑先发制人,通过军事行动率先摧毁另一个国家的核能力:如,美国对苏联和古巴,苏联对中国,以色列对伊朗,可能还有美国对朝鲜,都会如此。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原因有二:第一,无法保证百分之百成功。第二,各国都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只会在几年后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也许,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对萨达姆在获取核武器方面取得明显进步的担忧,是小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动机之一,尽管伊拉克当时尚未拥有核武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思维不再适用于后西方世界秩序,尤其是有些国家已经获得一些核武器能力。如果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防止核扩散措施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通过在防止核扩散制度之内,限制相关技术和材料的交易,来使各国获取核武器变得困难更大、费用更高。但如果一个国家下定决心,不顾任何代价发展核武器,那么大家显然会认为,即使是大国也没有什么保险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

(七)核禁忌

可以这样说,长期不使用核武器,这在道义上会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诉诸核武器。(27)各国所承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补充并加强了这种思维。尽管根据记载,1945年之后,多个国家都曾考虑过,甚至威胁过要核攻击他国,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这么做过。对于后西方世界秩序来说,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核禁忌是否会继续有效?这个问题主要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理由也许比较软弱——核禁忌已成为国家之间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个理由比较强硬——核禁忌反映的是一种大家对卷入核战争的理性恐惧。如果日本和德国成为核武器国家,它们似乎可能受到这种道义上的和现实上的双重考量的强烈影响。长久持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融入这种道德规范。但与这些国家完全相反,有些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则很可能既不受道义上考量的影响,又不受现实考量的影响。这样的组织肯定对获取核武器怀有兴趣。一旦它们获得了核武器,核禁忌几乎不可能对它们的想法起到任何作用。对这些组织来说,目的决定一切——只要符合组织的政治目标,它们就会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恐怖组织也不太会出于对报复性打击的现实恐惧而有所顾忌,因为它们并无明确的领地,报复打击对它们无从下手。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局部核威慑,即敌对国相互之间的深刻恐惧和仇恨可能削弱甚至打消核禁忌的道德考量。从其毫无顾忌的核威胁言论来看,朝鲜似乎可以说就是上述的极端主义的例子。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都害怕自己的生存遭受威胁,因为邻国对它们的存在怀有敌意。以色列对自身生存怀有恐惧,而伊朗怀有一种救世主式的使命,在这二者之间,道德约束恐怕不太可能发挥太大作用。


三 结论


本文通过上述梳理意在说明,核秩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延续,但是,后西方世界将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在弹道导弹防御和反潜战技术上的突破将极大改变博弈规则。大国集团可能将那些加入集团的国家的核扩散合法化,同时依然力图拒绝接纳弱小国家。核扩散问题不会消失,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大量恶化。其中,有两种情况最令人担忧。一种是区域内不稳定的核威慑关系,尤其是这种不稳定因素既有政治因素又有技术因素;另一种是核能力扩散到了极端主义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对于后一种情况而言,这将深刻地、多方位地改变博弈形势。

但是,尽管核威慑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是对历史的延续,但同时,核威慑的总体环境正在发生一场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也需要我们加以考虑。核时代开始于1945年。在核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核武器在人类大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核武器是第一个,也是几十年来唯一一个人类可以用来物种自杀的手段。正因如此,核武器标志着人类物种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但幸运的是,人类生存下来,尽管不是没出现过灭绝的危险——最显著的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但是逐渐地,核武器已经不再是唯一一种具备这种人类物种自杀特性的武器了。正如上文关于“存在遭受威胁”的文献所述,人类现在拥有种种可以终结自身生存的手段。从高能物理实验到全球变暖、全球污染和工程病毒,再到自我复制的纳米技术(“环境吞噬”)以及所谓“奇点”的到来,即,高于人类的某种形态的智能,决定把人类像寄生虫一样对待。人类现在也更加意识到来自自然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同样会导致人类灭亡:太空陨石击中地球,超级火山,自然演化的病毒等等。这里所描述的更为广阔的背景意味着,现在人类生存岌岌可危,这种危机要么在几十年前不存在,要么虽已存在但是人类尚未理解。这种背景的变化并没有削弱核武器议题的重要性,但的确让我们将其放在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观察。现在,核武器仅仅是许多威胁物种生存的技术之一,尽管在冷战中,人们可能认为核武器有助于解决意识形态对抗问题,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可能会有许多命运共同体问题主宰世界政治,其中核武器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目前还很难看清。控制核武器的扩散和使用,目前只是全球国际社会议程上日益增长的紧迫性命运共同体议题中的一项。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评阅工作,感谢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硕士(MTI)研究生韩宁宁同学的翻译工作以及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主任王文华教授所进行的审校工作。文责自负。

注释:

①Barry Buzan,“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Decente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5,No.1(March 2011),pp.1-23;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t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0,No.1(January 2014),pp.71-91;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Barry Buzan,“Great Powers,” in Alexandra Gheicu and William Wohlforth,eds.,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②Barry Buzan and Eric Herring,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London:Boulder Co.,Lynne Rienner,1998;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③在此,十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第一稿提出的宝贵修订意见。

④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London:Penguin,2009; Charles A.Kupchan,No-One's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Cambridge:Polity Press,2014;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⑤当然,俄罗斯到底是否属于西方,仍然有源源不断的争论,就连俄罗斯人自身对此也尚未确定。参见Iver B.Neumann,Russia and the Idea of Europe:A Study i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1996。在此,我把这个俄罗斯/苏联尚未解决的挑战看作和德国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样,是西方核心圈中独裁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⑥David Calle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cy Journal,Vol.16,No.3(January 1999),pp.11-19; Ethan B.Kapstein,“Does Unipolarity Have a Future?,” in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p.468,484; David A.Lake,“Ulysses's Triumph: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ecurity Studies,Vol.8,No.4(Summer 1999),p.78; Michael Mastanduno and Ethan B.Kapstein,“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in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20; Richard N.Haass,“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Vol.78,No.5(September-October 1999),pp.37-49; Peter J.Spiro,“The New Sovereigntists: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Its False Prophets,” Foreign Affairs,Vol.79,No.6(November/December 2000),pp.9-15; Charles A.Kupchan,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Alfred Knopf,2002,pp.25-38.

⑦Richard Baldwin,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2016; Oliver Stuenkel,Post-Western World:How Emerging Powers and Remaking Global Order,Cambridge:Polity,2016.

⑧Barry Buzan and Ole ,Regions and Pow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⑨Phil Cerny,“‘Plurilateralism’: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al Conflict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Order,” Millennium,Vol.22,No.1(March 1993),pp.27-51.

⑩James Der Derian,“The Ques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llennium,Vol.32,No.3(December 2003),pp.441-456.

(11)Charles A.Kupchan,No-One's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2)Brantly Womack,“Beyond Win-Win:Rethink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an Era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9,No.4(2013),pp.911-928.

(13)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Cambridge:Polity Press,2014.

(14)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t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0,No.1(January 2014),pp.71-91;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15)Trine Flockhart,“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37,No.1(2016),pp.3-30.

(16)Dieter Senghaas,“Towards an Analysis of Threat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us von Beyme,ed.,German Political Studies,London:Sage,1974,pp.59-103; 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Colchester:ECPR Press,2007; Edward N.Luttwak,The Rise of China vs.the Logic of Strategy,Cambridge 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3-22; Barry Buzan,“The Post-Western World Order:Assumptions,Rationales,Predictions,” plenary address for WISC Conference,Chinese Taipei,April 1,2017.

(17)Martin Rees,Our Final Century,London:William Heinemann,2003; Nick Bostrum and Milan M ,eds.,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Nathan Wolf,The Viral Storm:The Dawn of a New Pandemic Age,New York:Times Books,2011; David Mills,Our Uncertain Future:When Digital Evolution,Global Warming and Automation Converge,Pacific Beach Publishing,2013; Thomas Homer-Dixon,et al.,“Synchronous Failure:the Emerging Causal Architecture of Global Crisis,” Ecology and Society,Vol.20,No.3:6(September 2015),https://www.ecologyandsociety.org/vol20/iss3/art6/.

(18)Cui Shunji and Barry Buzan,“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9,No.2(June 2016),pp.181-210.

(19)法国主要反对西方国家中的美国霸权,而不是反对西方霸权。在此基础上,它长期置身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控制结构之外。而其他呼吁多极化的国家,大多数既反对西方霸权,又反对美国霸权。

(20)Robert Falkner,“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New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2,No.5(September 2016),pp.1107-1125; Robert Falkner and Barry Buzan,“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as an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aper for ISA's 58th Annual Convention,February 22-25,2017,Baltimore,Maryland.

(21)Daniel Deudney,Dark Sk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22)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3)研发周期指的是一个国家从决定生产核武器到制成核武器所需的时间。

(24)Derek D.Smith,Deterring America:Rogue State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Gerry Simpson,Great Powers and Outlaw 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5)这种政治方面的威胁主要对民主国家是个问题,其公民将遭受巨大损失。对那些已经生活在独裁主义的警察国家中的人来说,他们的损失要少得多,甚至可能注意不到太大不同。

(26)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t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0,No.1(January 2014),pp.71-91.

(27)Barry Buzan and Eric Herring,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London:Boulder Co.,Lynne Rienner,1998,p.165; Nina Tannenwald,“The Nuclear Tabo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rmative Basis of Nuclear Non-U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3(Summer 1999),pp.433-468; Nina Tannenwald,“ Stigmatizing the Bomb:Origins of the Nuclear Taboo,”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4(Spring 2005),pp.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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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安全研究》 2018年0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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