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16 次 更新时间:2005-06-07 22:13:57

进入专题: 胡适  

智效民 (进入专栏)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

    

  上篇:在中国公学

  

  一、担任校长之前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这所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二、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页)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限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三、沟通文理学科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经屡有申述,在此恕不赘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

  

  四、抵制“党化教育”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在这方面,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

  

  五、 树立良好学风

  

  树立良好学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但什么是良好学风,却似乎无人追究。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胡适全集》第3卷,第7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谈,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至于后者,却需要多说两句。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页)。

  1928年7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比如革命者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他还说:“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当时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除了上述“两条戒约”外,胡适还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著《胡适传》第354页)。

  

  六、 重视同等学力

  

  胡适重视同等学力,不仅表现在聘请教授方面,还表现在招收学生上。他虽然不管具体事务,却对许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结束以后,教务处总要发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学生查询文凭真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智效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适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28.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