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胡适: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婚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5 次 更新时间:2013-11-18 20: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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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  

  

   1960年7月17日的台湾《新闻天地》上有块豆腐干小文:《胡适博士有两名女秘书》,说的是——

   台湾新闻界采访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的新闻,比如反对党咧,比如反共救国会议或国是会议咧,比如关于中美学术合作咧,比如……都感到束手无策,不可能从南港(胡居处)获得第一手消息,因为胡现有两名拥有特权的女新闻秘书:一是《中央日报》女记者李青来,一是《公论报》女记者宣中文。凡胡博士重要发言,几无不通过此两名小姐之手。

   《胡适晚年谈话录》中也出现过几次宣中文的名字,其中一次是因消息写得不当,被胡适打了手心。这时候的胡适,已近古稀之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面对记者拣出的这些陈年剩余“小花边”,评说也简洁:胡适一生非常有女人缘,这源于他关心女性的天性。

   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而临窗有女生,他会走过去关上窗户。1923年,有个朋友娶了一个妓女,一同投宿胡家,胡适特意写信给江冬秀,请她千万善待此女:“他(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她)。”1955年11月,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吃中国馆子,怕她“一个人寂寞”。

   细心、体贴、绅士风度,但凡跟胡适打过交道的女性,多对他留下极好的印象。而那些爱过他的女子,也一生怀抱温暖。

   按照江勇振的说法,胡适生命中主要有3个月亮围绕:江冬秀韦莲司和曹诚英,其余若干星星在不同时期划过天际——譬如胡适在初识韦莲司的同时,与一位叫瘦琴(Nellie Sergent)的女子殷勤通信,此人在1927年成为他的第一颗美国星星;余英时教授从胡适日记中破解出,他在出使美国期间曾经与一位叫Roberta(昵称Robby)的女士有过往来,此人后来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平心而论,相比同时代有头有脸的人物,胡适的私生活算是检点的。

   梳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八卦,或者索性直接打量他的婚姻,都可以窥见主人公的品格。

   名分造就的爱

   1955年,张爱玲在纽约初见胡适和江冬秀。“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这桩姻缘是在1902年胡适刚满12岁时定下的。经过媒妁之言、算命、八字等必经程序,由寡母冯顺弟做主,胡适与40里外江村的长其一岁、属虎、缠足的江冬秀订了婚。未来的岳母也在这一年初春来“相”了女婿,满意而归。

   1908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信中有言“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矣……”,末尾再署“儿子嗣穈饮泣书”。

   台北胡适纪念馆存有一张1910年初的江冬秀小照:银盘脸、浓眉、宽鼻、阔唇,眼睛里有一种低回的哀怨。1913年跟婆家人的全家福上,双手攥着条帕子的江冬秀看起来稚嫩生涩,眼睛里同样欲说还休。两年后,韦莲司瞧见胡适口中的这位“表妹”,说她“面带戚容”。

   胡适的婚姻观早早定型,大体上保持了对中国传统婚制的认同,略带“子女也有发言权”的中西调和。他认定父母之命是合理的,因为父母拥有人生经验和爱子女的心,免除了西方未婚女子同男性的周旋、讨好和猎取,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女子的尊严和娴淑。至于爱情,他认为西方婚姻里的爱是自造的,而中国旧式夫妻间的爱是名分造就的,它产生于婚后,产生在彼此各让五十步、相互妥协磨合的过程中。

   他甚至描写其中东方式的美感:一对未婚男女经媒妁相联,彼此又见不着面,难免生出许多遐想,每每听见对方的名字,胸中有如鹿撞,直到新婚之夜揭了盖头……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顺从、抗拒,遐想、疑虑、矛盾、随缘,他在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里徘徊,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推翻这门婚事——他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34年诗人梁宗岱与发妻离婚事件中,他就始终站在女性一方——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开始登场。他要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期待“他年闺房之中,有执经问字之地,有伉俪而兼师友之乐”。

   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随着阅人历事,他认清了一件事:“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持鼓励态度。有一次,胡适在回信中道:“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你信上说,‘请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张。你大远的路,也管不来的。’他们听了都说,‘这是很漂亮的白话信。’”

   唐德刚看到过江冬秀这类“最可爱最质朴”的手迹,说其中错别字不少,措辞也常常不当。江勇振也看过一些,说尽管有错字,但其实蛮通顺的。无论如何,胡适性格中的“积极”和他的温存,让这些家书诞生并有了意义。

   江冬秀不一般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的出生地离胡适家只有15米,是同族本家。江冬秀是胡明父母的介绍人和证婚人。他说,江冬秀不一般,她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保守。北大那些年,各路爱慕者写给胡适的信足有两大箱,搬家时胡适要扔,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北大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江冬秀写信给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热恋曹诚英时,胡适动过离婚念头,被江冬秀携子赴死的警告给吓醒了。江冬秀最戒备的情敌可能就是曹诚英,但她懂节制。胡适住院,有天江冬秀推门进去,看见曹诚英躺在胡适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胡适要为徐志摩和陆小曼主婚,她因猜忌陆小曼闹过,但最终为要面子的丈夫留了面子。她知道韦莲司的存在,但她能够容忍丈夫保有这位遥远的“精神上的伴侣”。

   胡适跟朋友讲,我家里的那些书,我太太是不会去看的,我那些哲学和思想,我太太也是不懂的(居留纽约期间,进步到看武侠小说的阶段)。太太这边说,胡适是跟死人打交道的(那些书的作者都已作古),家里阴森森了无生气。执经问字是不大可能了,但不等于没有别的可能。

   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在纽约,江冬秀面对贼人大喝一声GO的段子是唐德刚讲开的。何炳棣则讲了另一段——在一次美好的午餐外加抽完一支烟的轻松情绪里,胡适把领带翻过来给他看一个小秘密:领带下端有一小拉链,内藏一张5元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

   不断有人发掘出江冬秀抓大放小、粗中有细、仗义疏财、大气豪迈的种种事迹,特别是她对官场的厌恶和对丈夫“千万不要做官”的劝诫,都被归为“自有识见”。1938年11月24日,胡适致江冬秀家信中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注:族人)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一些知识分子前辈因为敬爱胡适,可惜他一朵鲜花插在一坨小脚牛粪上,总爱捕捉江冬秀村妇的一面。江勇振却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没有念过多少书,却有办法让丈夫知道她的心,他们两个之间一定有着特殊的感情。

   胡适曾作诗《病中得冬秀书》:

   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我不认得她,她不认得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常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名分何以生情?良心而已,担责而已。

   1921年8月30日,胡适与高梦旦交流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在公开场合,胡适很乐意扮演惧内的角色,也爱讲世界各国怕老婆的笑话,这其实是一种“善待妇人”的姿态,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期待。知子莫如父,长子胡祖望曾对何炳棣说:“炳棣兄,请问哪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

   江冬秀一生爱好者,麻将也。在这方面,胡适也能适应并交流。“中研院”现存十几封家信中,有一封是已经做了爷爷的胡适跟老妻讲麻将的——

   饭后那几位太太要我把身上带的二百元台币拿出来“发饷”,要我打四圈牌。我打了四圈,居然一文不输,也一文不赢。过了一天,小报上登出来,说胡适之打牌,手气好,和了一副“双龙抱珠”。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双龙抱珠”,问起来才知道是你们叫做“大七对”!其实那晚上我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先输了,最末一个庄,我连了三个庄,最后我自摸“五门齐”,把输了的钱全收回了。

   唐德刚曾说,这位福相的、爱打麻将的太太是中国传统旧式婚姻中最后一位“福人”。这份福,有胡适的一半功劳。晚年胡适曾对秘书胡颂平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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