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对着太多的关键性话题，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多个重要领域，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留待后人解决”这样的策略，期望以此克服改革开放的阻力，换取实际改革措施的推行。这种做法之后一直被视为一种政治“智慧”，然而延续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似乎是：每一代领导人都试图回避这些敏感话题，从而使得历史的“包袱”被不断后甩，其中的“智慧”要素也显得牵强起来，甚至颇有些“无奈”甚至“无能”的意味。地球人都知道，中国60年以来的历史有诸多的重要话题有待澄清，最为重要的话题应该算作“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断裂带”，它已经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而是涉及未来国家政治走向的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做法延续了传统的“模糊化处理”方式，明明是两种方向的斗争却被无端地说成是“不能相互否定”，甚至有“知名”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追溯到毛泽东身上，常识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中国之前时期政治经济形态的整体性否定，若非要把市场经济与文革的“策划者”联系起来，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意识形态的争论也许永远不可能说清楚，也很难给于“实证性”的系统检验，但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却可以对这种无原则的“和稀泥”政治策略发出警告，它会通过一系列的危机事件告诉我们“回避重大理论问题”的后果。首先我们可以看王东京先生不久前发布的这样一条微博信息：“数年前我在某欠发达地区调研，当地一市长告诉我，市府向国家某商业银行借了70亿元30年期的贷款用于城改。我问他这么大一笔钱将来怎么还？他说自己任期内给银行每年付利息就可，30年后的事天知道，那时我早已退休，管不了也不用管。”这是多么形象的一个隐喻！政府高层“逃避”历史和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地方官员就模仿式地“逃避”经济债务，上面的人连明确的方向都指不出来，下面的人还能去思考未来的长远发展话题？可以稍显武断地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短视”现象都是与意识形态的“混乱”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足以让人们变得极端急功近利，而不可能站在民族与国家的整体、长远利益立场来思考问题。
其实很明显，中国“地方债务”问题的另一连带问题就是“房市泡沫”。目前，有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正是依靠“房市泡沫”来维持的，房价调控之所以难以取得效果，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调控者”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中央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相对较小，那么它们为什么也经常选择默认房价不断攀升的现实呢？相信，这就与20多年前的“分税制”改革有关了，当时中央把国家税收的绝大多数都收归自己所有，而地方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只得设法解决财政刺字问题，作为市场最核心要素之一的“土地”自然被当成了救命稻草，“土地财政”因此生成，中央政府深知其中原委，自然不能将“地方政府”逼上梁山，只能是一面“高喊调控”，一面“默认事实”。土地被地方政府以“垄断性高价“出售，如何能指望房价保持在合理水平上？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和“房市泡沫”问题本质上就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生存而刻意或被迫地制造出来的，而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央政府的“短视”——为了解决一时之需而牺牲长远规划。
受意识形态的“骑墙”状态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难以真正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行，30多年的“蹩脚发展”终于酝酿出当下的中国经济情势：在不改变既有政治体制和社会分配格局的情况下，若要继续稳定就业、保持经济的相对高增长，继续“增发货币”是必然措施，如此不仅可以防止楼市泡沫的迅速崩溃、挽救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还能够防范因信用危机而可能导致的金融危机，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势必会给于优先考虑。但是这样做的最大代价就是“货币贬值”，等于让全国民众承担既有发展模式的“经济代价”，其中隐含的政治危机更加复杂，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败走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币”的持续大幅度贬值。显然，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生产”的问题了，而在于“分配”和随之发生的“消费”，而这个环节绝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分配体制问题，因此，即使通过盘活新的资源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来说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属于“癌症”，核心的标志就是：只要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任何的“纯经济”政策都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这也就是笔者在《市场的力量》一文中曾分析过的一个经济常识。
在这里讲中国经济问题的目的在于说明：缺乏长远考虑的政策虽然可以换取短时期内的所谓成就，却同时也会制造出无尽的风险，而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历史包袱的不断“后甩”。我们可以想象，若连续多届政府都如此“短视”，所积累的问题也都寄希望于“后来者”去解决，这如何可能？为了换取GDP的光鲜数据，前任牺牲了环境保护、结构调整、消费内需，到了特定时期又不得不放弃一些国际市场，最终将未来几十年的投资都提前“投下去”，那么后来者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这种经济“包袱”的不断后甩，如今已经到了似乎再也“甩不动”的时期！其实，政治“包袱”何尝不是如此？把一些常识性的理论话题无限地“留待后人解决”，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意识形态的分裂，可以想象的是，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要比今天显得更容易，而伴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峻化，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更加艰难。与此相似，有很多的外交难题包括领土争端问题，其实在更早的时期本应该给于解决，而当时的领导非要把这些问题“搁置”下来，今天才发现“后人”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已经大大提高，而不是像他们想得那样更容易了。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搁置争议”是什么政治智慧，恰恰相反，它更多地体现着一种“政治无能”，因为它经常会导致丧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总而言之，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伴随太多的“短视”，历史的包袱被不断后甩，由此而制造出无尽的经济和政治风险，领导者们为了掩盖自己的“能力缺陷”而大肆宣扬“通过发展解决问题”的观点，而其本质却是“推卸责任”。截至到今天，很多的问题似乎再也“推卸不下去了”，这当然集中体现为各种经济困境；但笔者却认为，更大的危机可能在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待经济问题真正浮出水面之后，中国社会当中不同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斗争就会从话语层面转化为行动层面，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远超过一般人的预料。可惜的是，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当前的领导层好像没有足够的智慧和魄力提前预防这个问题的出现，刚刚开过的这次会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结论，无尽的故弄玄虚、混沌式的话语表达、色彩鲜明的折中主义，已经深刻地暴露出传统思维的延续，历史的包袱被继续后甩；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风险只能是继续积累并不断加剧，直到彻底爆发，那时候的中国将变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国度”，而责任主体却“不好寻找”了。
若还需要保持那么一点不自信的乐观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某位政治能人的身上，他也许已经存在而未彰显，也许还有待历史（事件）的培育。被不断后甩的历史包袱既为他提出了无限的挑战，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当几十年积压的问题可以在他手中基本得以解决的时候，他也就注定需要担当起这份沉重的历史责任，可以断定的是，此历史人物将成为继毛、邓以来的新世纪政治新星，尽管其获得的道德评判一定是有争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仅仅是一种“期望”，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只是出于对另外某种局面的恐惧，笔者才自我安慰般地设想出这么一位“精英”，他若真能出现，真乃国人的万幸了，但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也没必要感觉意外，因为这才是中国历史的历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