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5 次 更新时间:2005-06-01 13: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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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一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是个分支,属于更大的主题即"历史与理论",或"历史考察与理论研究"。不过,也许这个分支本身仍有疑问,亦即所谓大战略理论是不是真正的理论。当然,按照狭隘的科学主义信仰,被一些著名的大战略学者强调为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或广而言之战略)(例如,见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参见Peter Paret, "Clausewitz," in Peter Paret ed., Th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1986), chapter 7.)似乎并无真正的理论可言,因为用一位反复呼吁警惕这种信仰的杰出战略史兼战略思想家的话来说,"政治科学家……倾向于假定简约主义的、系统的和量化的方法才构成好的科学",或者真正的理论,"尽管事实上物理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对此越来越少有把握"。("他们试图在政治领域内应用从牛顿时期直到19世纪末在所谓’硬’科学领域造就了种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的方法。然而,政治科学缓于承认自己模仿的那些科学自那时以来一直并非静止不变。"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gaire Woods, ed.,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 . Oxford, 1996, p. 33;又见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expand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1994, pp.382~388.)然而,如果按照其本来性质恰当地拓宽"理论"的定义,同时又不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与一般更宽泛的宏观思考混同起来,便能够认为理论就是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事态内在机理之足够简洁和抽象的表述即命题(proposition) 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据此,大战略理论当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理论,而且就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而言,它与理论资格被广泛公认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即使仅仅大战略概念本身,就在本质上包含理论以及理论与政策的关系,这至少是因为在缔造战略时,决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明示或隐含地依据"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假设,即他们的(哪怕只是隐含的)国际政治模式"[Christopher Layne,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onolulu, Hawaii),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2004).]。

  

  二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的关系隶属于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近2500年前,修昔底德就非常自觉地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考察中提炼他的理论性思考论断,即他所谓人性使然而经久地适用于未来的往昔道理,(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ex Warner ,Harmondsworth, UK, 1976, p. 48.)同时非常自觉和辉煌地用这些论断实际引导或便利他的战争史考察,而从19世纪初期兰克创始现代历史学直至今天,历史与理论的联系更是始终不息地得到思考和讨论。在这些联系当中,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功能,连同反过来历史研究和理解对于理论的合理构建和有效应用的功能,列于最重要的位置。

  

  关于前一类功能,我曾在三年多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将它们概括为启示、"定焦"、梳理、总结和升华功能,连同对于被认识到的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有力推广功能。(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所谓启示和"定焦",首先在于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论逻辑必定存在的重要方面。它们的存在所以往往需要理论的提示和凸显,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多半集中关注具体的局部事态、从而不免视野较窄的历史考察者忽视,后者往往因此完全缺乏对于这些重要方面的起码意识。也就是说,用理论来对照,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阐释和理解是否足够周全。理论的启示和"定焦"功能还在于,它们可以提醒历史考察者去洞察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而且使他们在这么做时一般便利得多。没有这种提醒和帮助,历史考察往往就将是过于经验式的和纯然"朴素"的,就很不容易、甚至极少可能拨开所有较大规模历史现象系统必有的高度繁杂的表象来洞察内在关键,而这样的"朴素"考察者当中那些具有较精细的智识本能和较多智慧的,则难免会由于大千世界的流动不息和自相矛盾而困惑。反过来看,例如,国际体系理论的启示和"定焦"曾帮助历史学家抓住近四个世纪里现代国际政治的若干基本要素,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New York, 1995, Part I.)理论的甚至更重大的启示作用还在于,它们有时可以提示人们从一整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这里的道理同其他学问领域的一样:视角的创新一般是最大的创新,提供了近乎全系统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的很大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启示作用就是这方面特别重大的典范。

  

  理论的梳理功能在于,理论本身出自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反过来又通过其概念、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每个有过在现代中高等教育体系中就学或教学经历的人都会懂得,这甚至对任何系统的知识记忆来说都是必要或近乎必要的。至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功能,则在于使历史考察能够或便于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出深层的机理,或者说"读出"其内在秘密。由此,历史的本质涵义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最后,理论还有其推广功能:理论性的模式、概念甚而术语大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它们得以广泛传播和经久延续,从而产生重大的实践影响,虽然理论在此过程中往往会"牺牲"掉它原有的一部分(甚而大部分)精细、灵活和非教条性质。因为,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化和凝固作用,那么许多史家(特别是现当代的史家)单纯通过"专业性"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百姓、而且国务家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休谟《论均势》一文(David Hum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 N.J., 1986)而得到非常广泛信奉的"均势"概念和模式,也许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又如,修昔底德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述中,非常明确地用利益、恐惧和名誉来理论性地概括国家间争斗的根本缘由,这经17世纪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强调和演绎,(见《利维坦》第13章。霍布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位英译者)几百年来不知影响或塑造了多少国务家、政论家的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思想!

  

  三

  

  谈过了理论对历史研究和理解的一般功能,就可以方便得多地展示大战略理论对战略史考察的作用,因为现在仅靠个案的例解就基本上足够了。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在大战略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有其重要地位,而他在这方面的首要贡献是他1976年发表的名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1世纪至3世纪》。(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Baltimore, 1976. 他的另一部大战略理论名著为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1987. 关于大战略理论缘起和发展的一番简说,见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二节)他不是一位专业的罗马史学者,《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可谓他"半路出家"、为写作该书而"恶补"罗马帝国史的结果。因此并不奇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罗马军事史家之一更可以对他的某些基本论断提出严重异议。然而,即使是这位权威的专业学者,也称赞该书是"被恰当地称作本世纪由一位并非罗马史专家的人撰写的罗马史最佳书籍"(Arthur Ferrell,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Paul Kennedy ed.,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War and Peace,New Haven, 1991.)。激励和主导勒特韦克写作这部重要的大战略史(并且是迄今惟一著名的罗马帝国大战略史书)的,是他在写作之前肯定已有、而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发展和优化的系统的大战略理论观念。

  

  这在虽然比较简短但异常杰出的该书导言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它开宗明义地指出,由其异常经久和非凡力量表现出来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主要归因于帝国初期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如果罗马帝国的力量出自战场上的战术优越,出自军事指挥才能的优越,或出自较先进的武器技术,那就几乎没有什么要解释的,虽然有许多要描述。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罗马的战术差不多总是对头,但并非显著地优越,而且帝国时期的罗马士兵,并不以其锐气和热忱著称。他不是一名决心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的武士,而是一名追求升迁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罗马的武器远非普遍地更先进,而是往往劣于那么经常地被帝国打败的敌人所用的武器。帝国的世纪性生存也不可能是靠有幸连连获得伟大的将才来保障:罗马军队有许许多多能干的士兵和某些伟大的将领,但它的力量来自方法,而不是来自幸运的将才。")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大战略根本目标具备优秀的战略性素质,即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和内在平衡。用勒特韦克本人的话说,"对罗马人而言,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一个正在演进的文明的两大必需是健全的物质基础和适当的安全。对罗马人而言,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战略性治国方略的难以捉摸的目的,在于为此文明提供安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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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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