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中国政治研究:告别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5 次 更新时间:2013-10-21 21: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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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人瞩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中国能够在缺少明晰区分的产权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吗?中国会遭受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祸害吗?强大的国家监管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试验沿着既有轨道进行吗?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了解:是什么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粘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够像其实际表现的那样有效运行?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大量因素促进了改革以来的成功。

   关键词:中国政治;转型;威权主义;革命传统

    

   在毛泽东去世将近30年之后,中国依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实际上,人们也许有理由认为,基本政治变革的前景在今天看来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明朗,当时,中国领导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尽管历时较短。但是,虽然政治发展看起来陷入停滞,不过中国的经济继续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这样来看的话,如下现象就不令人惊讶了,即学术界对于村民选举和其他“民主化”现象的兴趣近些年因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论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就像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发生的那样,中国能够在缺少明晰区分的产权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吗?中国会遭受权贵资本主义(它已经削弱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带来的祸害吗?或者,即使中国稳步朝着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方向发展,强大的国家监管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试验沿着既有轨道进行吗?人们对于这些问题远没有作出清楚的回答,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如下问题的了解非常有限:是什么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粘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够像其实际表现的那样有效运行?此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局面相同。?

    

   比较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直因为它在后毛泽东时代重新关注从公民社会和民主化到产权和寻租行为这样的问题的比较研究而充满活力,但实际情况是,很难将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改革进程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例如,不同于斯大林建立的集体农庄,在毛泽东建立的公社里,农民以集体决定的工分而不是国家工资的形式获得报酬,并且土地所有权属于生产队而不是国家。这意味着,虽然许多中国农民积极支持重新回到家庭农业以取代挣集体工分,但是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依然存在极大的争议,它是造成当今中国农村许多冲突和暴力的原因。但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威权主义政权也明显不同于普通的威权主义政权,在普通的威权主义政权中,军人通过意料之外的成功行动(而不是革命动员)获得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管理破产的国家。?

   “东亚发展型国家”(它为分析该地区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范式)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对于跨国比较而言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或普通的威权主义更有前景的理论框架。此外,就像通常所指出的,中国庞大的国家规模及其异质性导致了将它与日本(更不用说“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进行比较虽然很容易,但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种比较的适用性有限。?

   就国家规模和多样性而言,唯一能够与中国进行大致比较的案例当然是印度,它在最近这些年也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该计划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1991年印度发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危机之后,该计划变得更加紧迫)。这两个亚洲大国极其不同的改革模式提醒我们注意到它们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虽然这两个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都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在所有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指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工业化、总要素生产率、出口、资本流动、外债等等)方面,中国都远远超过它的邻国。此外,在非文盲率和预期寿命这样的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方面,中国的表现也明显优于印度。?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差异的学者对于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影响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评价。阿图尔·科利(AtulKohli)将印度相对黯淡的改革结果归因于其多元主义民主导致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僵局。遵循类似的思考脉络,T.N.斯瑞尼瓦桑(T.N.Srinivasan)指出,在中国,“由党掌握的企业控制权使得中国比印度更容易实施其改革……中国改革的成功部分要归功于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社会”。与之相反,让·德雷兹(JeanDreze)与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强调,“虽然印度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中国,但是,这其中不包括中国更具威权主义色彩的制度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Bhagwti)将印度的特点概括为是一种“不能做什么的模式”(themodelthatcouldn‘t),他认为,不管怎样,“威权主义政体看起来既不是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

   无论如何,事实依旧是,中国当前发展的基础正是在其威权主义的高峰时期——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在革命(它从农村发起并获得胜利)成功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对农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发生过农民革命,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受害于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所描述的忽视农业带来的“困境”。其结果导致了大量农民的长期贫困。即使如此,毛泽东的革命政权还是应该为它在提高其大多数人口的生活质量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而受到赞誉。尽管中国在作出努力的过程中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它与印度的对比是鲜明的。巴格沃蒂在将印度与中国进行对比时指出:“印度的管理者低估了提高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和教育程度的生产性作用,因此对它们的投入不够。”就像德雷兹和森所承认的,“中国之所以能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领导层在消除贫困和减少剥夺方面作出了更大的政治承诺”。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所撰写的著述中将中国在改善农村生活水平方面相对于印度的成功归因于“政府遵守了消除贫困和减少剥夺的承诺,并且,当时中央计划的权威得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支持,激发了以独特方式动员起来的人口的巨大力量”。如果没有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基础性的健康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毛泽东个人将所有这些举动视为革命议程的体现而加以捍卫,并通过一系列群众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实施),那么,中国后来的经济成就是无法想象的。就像费正清在改革初期所指出的:“农村的工业化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不管是否存在污点,他的遗产留在了农村。”?

    

   革命的回归?

   因此,应该对当前那种认为中国的革命传统“正在随着农村开始成为21世纪主要的经济势力之一而被削弱”的流行观点,加上限制性条件。人们可能反而会认为,中国在改革时期实现的令人惊讶的经济跨越只能以革命历史为背景来理解,这一革命历史在很多方面依旧极其重要。当然,中国缺少连贯性的法律和金融制度(这与其革命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可能迟早会给其维持经济活力带来不可逾越的障碍。无论中国的政治制度最终是否会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束缚,但中国革命遗产中的大量因素确实促进了当前的成功。尽管人们勇敢而冷静地努力“与革命告别”,但中国的革命历史还没有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就像费正清在邓小平改革时代的高峰期所警告的:“尽管中国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现代化,但它依旧面临着社会革命的问题和危险。”?

   中国的革命传统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它必然同苏联模式(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和指令经济)一样重要。毛泽东进行群众动员的手段产生于革命斗争,但经过调整而适用于革命之后的治理国家的任务,这是中国成为例外的关键所在。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Schwartz)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注意到了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与俄国版本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有助于理解中国当前的局面,它既不同于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同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像史华兹所看到的,任何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后果的认真研究都会使人们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异作出评价,更不用说中国与那些既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也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国家之间更显著的差异。?

   中国革命遗产中的某些因素确实促进了市场改革的成功实施,这一令人奇怪的悖论还需要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进行全面的考察或解释。当然,人们已经将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些具体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先例联系起来。特别是,最初的乡镇企业制度通常被归于集体时代的遗产,例如社队企业以及干部管理制度的持续影响。但是,虽然许多学者已经探究了地方经济结构(有时存在时间很短)的根源,但极少有人试图清楚地阐明更大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性构成要素,而这些经济试验就是在这一政治制度之下进行的。中国研究专家们效仿研究拉美和东欧的学者,一般会援引“体制转型”(regimetransition)这一概念,尽管在中国的历史中,后毛泽东时代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它之前的毛泽东时代。无论当前的政治条件是否还会持续很多年,它们的区分性特征肯定值得我们仔细关注和分析,就像上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曾经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所进行的关注和分析那样。?

   如果它属于“转型性质的”,那么,当前的政体如何牢牢掌控了权力30年,并平稳度过了一系列有可能导致不稳定的领导层交替(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等),同时主导了完全可以说是任何国家不曾经历过的速度最快的持续的经济变革和社会文化变革?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当前的政体保留和再现了中国革命遗产中的许多要素。在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向后毛泽东时代的威权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因为它向一个更加民主的未来“转型”而完全抛弃它的革命历史。相反,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的交接班已经形成了“革命性威权主义”的名声,这种革命性威权主义具有惊人的持久力,它能够经受住严重的并日益加剧的包括社会和区域不平等在内的各种考验,虽然这些问题确实摧毁了那些没那么坚固的政权。如果我们记得现在将其称为“中国”的这一地理实体的形成(它是清帝国扩张的结果,先是由国民革命军,然后再由共产主义革命军将其重新统一起来)是相当晚近的事情,那么,中国取得的上述成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黎安友(AndrewNathan)在最近的自我批评中坦承:“在天安门危机之后……许多中国研究专家和民主理论家(包括我本人)原本预测该政权会因为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而走向崩溃。事实却相反,该政权重新巩固了自身。”黎安友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后毛泽东时代该政权如何努力做到了将精英交替过程制度化以便克服各种帮派主义趋势,从而避免了许多人曾经以为是中国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机。认识到政治稳定取决于社会支持(或者在最低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默许)以及国家的制度化,黎安友承认“来自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许多证据都表明……该政权作为一个整体依旧享有高水平的接受度”。为了解释该政权享有的这种令人困惑的受欢迎程度,黎安友指出了各种“输入机制”(inputinstitution)(包括地方选举、信访部门、人大、行政诉讼、大众媒体)的作用,这些机制“使得公民能够表达他们的不满,同时不会给政权整体造成潜在的威胁”。?

中国的政体令人瞩目地生存了下来,对此的其他解释集中关注了各种社会力量。在引用了富有影响的强调无产阶级或产业劳动者是民主化的先锋的社会科学文献后,中国研究学者发现无论是新兴的企业家群体还是人数已经减少的国有工人群体都没有迫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无产阶级”通过一个由各种政策和制度构成的网络与该政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表现出的对政治稳定的兴趣要高于对政治改革的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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