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西方，政党推动政治进程，并非出于政党精英本身的创制能力，而是政党精英们希望通过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以此来实现执政的最终目的。因此，西方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断提出新的政治主张、设定改革目标，与谋求政治代表性牢固的民选基础形成巨大反差。
在西方，政党推动政治进程，并非出于政党精英本身的创制能力，而是政党精英们希望通过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以此来实现执政的最终目的。因此，西方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断提出新的政治主张、设定改革目标，与谋求政治代表性牢固的民选基础形成巨大反差。
政党目标与类型
根据迪韦尔热对政党的分类，现代西方政党可分为三种类型：群众型、干部型和信徒型。西方政党大多属于群众型政党，注重选举和选民要求，开放性地吸收成员；而干部型政党，如印度国大党，注重从精英中选拔成员，体系相对封闭；信徒型政党，是以领袖为核心的辐辏型结构政党，因形成因素单一而并不稳定。在迪韦尔热之后，库维尔根据当代西方政党新的组织形式对政党类型进一步细分，他认为有大约五种类型的政党，分别是大众型、精英型、兼容型、卡特尔型、公司型，并且这些政党类型的具体形式随着政治利益诉求达成目标的路径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演进。
笔者认为，所谓西方政党的组织形式不过是为实现不同目标所采取的不同手段而已。在现代西方社会，选择不同政权道路的政党在组织形式、参政手段、意识形态和历史经历等方面大异其趣，但都基于选举或革命的需求而产生。据此，现代西方政党则可分为选举型政党与革命型政党。无论是三分法、五分法，还是两分法，不同类型学意义上的政党均适应了人类近现代历史不断强化的自下而上的政治需求——民主政治下民众参政的需求、专制政治下人民革命的需求，而所有这些均经由政党的政治动员得以实现。
然而，在西方政党视阈下，政治需求并不是随机性的，而是将细碎、分歧的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进行系统整合的普遍行为。由此，抛开西方政党组织形式，在能力本位意义上来认识西方政党，那些越是有能力进行利益整合的政党，政治动员能力必然越强，而在成为执政党后，那些政党将随即转化为该国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在本质上，如果一个政党无法为民众根本利益服务、为政党自身确定长远的发展目标进行实践，即使依靠短期的有效组织和动员方式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政治领导，迟早也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成为西方政党政治的民主死锁难以开启的根源。
普遍利益的终结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政治乃至国际政治冲突中的阶级、宗教、民族、国家等利益诉求，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基本利益诉求格局。然而，这不仅反映了西方政党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国内外政治经济互动的特定时代特征，而且形塑了西方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工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保守党以及其他政党的普遍发展历程。在这段时期，西方政党逐渐成为选举活动、社会运动乃至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由内而外地演化着资本政治与社会利益诉求之间普遍化矛盾冲突的内在逻辑。
到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样化急速发展，影响着传统西方政党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与基础条件，传统西方政党在推动西方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引发了政党政治运行方式的变化。由于阶级利益的过度分化，西方政党寻求社会普遍利益共识的政治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代表性断裂”，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后，因社会中不同需求的急速积累，引发了政治动员、政治沟通、政府管理等方面更加尖锐的问题。当中产阶级成为西方社会的主体后，传统政治形态中坚固而统一的阶级利益意识很难达成一致，于是利益集团（行业协会、NGO等）取代了阶级，成为社会细碎化利益诉求的参政工具。然而，对于革命型政党来说，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原有的激烈革命化运动形态，已经被西方现代社会深层次的社会利益整合诉求所取代。于是，致力于新型社会发展方式与制度创新的政党发展，客观上就被置于政党推动社会成长的活动之中，并内在地嵌入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由此，西方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国家事务和政治体制运作中承担起了政治发动机作用。
代表性危机与政党转型
拉帕隆巴拉认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不仅对政党的政治行为，而且对政党自身的性质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在当代西方社会，政党政治的制度整合能力下降与社会公信力的丧失，逐渐让人感到越来越失望。然而，在社会系统论的意义上，西方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运行框架，决定了社会利益的聚合、表达首先需要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物质主义取向”的强大吸引力，在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中，政党政治作为协调复杂利益格局的有效力量，依然是各种利益代理人实现政治参与最为有效的路径。因此，政党代表性功能在现实上就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欧，政党始终保持着对选举的垄断和在公众中的重要影响，只是因其代表的利益过于狭窄、单一、片面，而无法在政党执行利益整合层面施展有效的复杂利益整合功能，始终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有限的政治影响。
在实现社会公共生活有序化的技术层面上，政党政治的作用无非是追求让人们能够参与并形成秩序的政治过程。当代西方社会，现代化变迁造成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态势，由此导致的对利益的追逐必然会更加剧烈。西方政党一旦无法有效整合社会利益分配，其代表性必然遭到削弱，政党政治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必定会被分割，进而很可能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冲突。
在政党衰落和冲突政治的情势下，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议题是转型。这种转型在官僚化和市场化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大部分革命型政党蜕变成为专业化和官僚化组织，并凭借政党严密的组织形式与国家和政府同构，从而执掌或对接政权。另一方面是选举型政党的市场化转型。如西欧社会民主党，从建立初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阶级基础和完备的组织结构的政党，转变为改良型的大众政党，坚持“政治市场”利益调节的参政方式，放弃过去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理想，不再挑战现存政治体制。选举型政党的这些转型举措（包括第三条道路）反映在英国工党和德、法等国转型后的社民党身上。应该说，市场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选举型政党衰落的速度，让更多的年轻选民重新加入政党政治游戏，促成了民主政治的短期发展，但长远来看并没有扭转传统政党的衰落趋势，短时间内赢得的选战并未促成政党政治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反，更多的人却在政党体制之外，寻求政治认同和政治代表性。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