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依畴:民间司法公正观念的神话表述及其特征

——明清文学中“城隍信仰”的法文化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 次 更新时间:2013-10-14 23: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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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依畴  

    

   内容提要: 传统中国的小民百姓如何看待司法权和司法公正?民间的“城隍信仰”给了我们部分答案。城隍神是传统中国民间信仰诸神之一。作为保护城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神灵,城隍神实为古代中国司法之神。这样一种土生土长的神灵信仰,相当深厚地承载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于安全、公平和秩序的认识和期待。本文从对明清民间文学中的城隍神作为“法司”的角色特征的考察出发,通过对“城隍神司法”与世俗司法的比较,试图对古代民间鬼神故事所传载的传统中国百姓的司法公正观念做一个初步梳理,并试图做一些法律文化解读。这一解读,相当程度上是在试图解读中华民族法律观念的某些遗传密码,也是从社会病源学视角对当代中国官民司法公正观念的传统盲区或局限做一个初步诊断。

   关键词: 城隍神;鬼神故事;城隍审判;司法公正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灵信仰和超俗秩序观念,城隍神信仰就是传统中华民族最有民族特色的宗教观念之一,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核心是自然和谐。中国人重视自然秩序与社会人事之间的联系,以人格化神灵为主体的天道自然观往往成为一种信仰,主宰着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经过历史人格化处理的城隍神就是这样的产物。在古人的观念中,城隍神是冥界的全知全能的法官:一切善行,他都能够知晓,并会对好人佑护有加;一切邪恶,他都会明察秋毫,并对作恶者严惩不贷。这种观念已经成为民族的心理积淀,在广大民众心中经常产生普遍的心理暗示作用。这种心理暗示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世俗司法的期待、理解和认知,影响着人们参与诉讼的行为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司法衡平或正义的实现方式和程度。城隍神信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朴素的正义观念,它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个性的“基因密码”或“精神DNA”。对这一密码的法律史解读或法律文化解读,不仅有助于认识城隍神角色的文化特征,更有利于真正认识城隍神信仰所包含的特殊秩序的理念属性,以及进一步加深对传统中国民间法律文化特征的认识。事实上,在世俗司法的黑暗中,人们通过“城隍神司法”的构想或憧憬,表达着古代中国民间特有的法律正义观特别是司法公正观;这些假借城隍神角色表达的法律观念正好体现了古代中国民间法律观念的独特性质。这些观念,又成为今日中国司法和法治建设无可回避的民族土壤。要让自外国移栽过来的“法治文明”特别是“司法独立”这棵大树根深叶茂,对民族观念的土壤进行分析和改良是非常重要的。

    

   一、城隍“司法官”的特殊任职资格及其监督制约

   要认识城隍神信仰的法律属性,有必要先对城隍神的“法司”(执法之司)角色与职能做一个基本阐释。城隍神虽是古代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法律与正义之神,但并不一定就是按照今人的司法概念“专掌司法”的神祗。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中,没有近代司法独立意义上的司法概念,而且司法执法任务也不是只有城隍神一神来负责。由于它在古代中国神谱中不是专职司法神灵,所以本文谈它的“司法职能”只能是就中国古代特定意义上的司法而言。

   在民间信仰中,城隍神担负很多“公务职能”;“司法职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城隍神的“公务职能”,大致可以划分为“一般执法职能”和“司法职能”两大部分。在民间大众心目中,并没有真正区分城隍神的“一般执法职能”和“司法职能”。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笔者将二者作适当的区分。至于我们说城隍神“执法”、“司法”,是就他“执”、“司”民间法律观念所规定或百姓心中憧憬之“法制”而言,并不能完全像世俗执法、司法一般理解。本文不就城隍神被委以多少具体“公共职责”进行探讨。而仅就城隍神的“司法职能”,亦即他作为人们心目中的司法审判之神的属性予以展开。城隍神的作为阴间司法审判官、刑罚执行官和法纪监督官的三大职责功能合起来,就是它在古代中国意义上的“司法职能”。

   清嘉靖年间所修《夏津县志》中的《重修城隍庙记略》一文,较为全面地表述了城隍神的职能:

   应祀神明,惟城隍为最。其名肇于古史之造字,其用著于《周易》之系文。至稽祀典,则自汉迄今,遂为天下之通祀。其所以祀之者,得非以雨旸不时,神其干之;蝗蝻伤稼,神其祛之;疠疫之灾,神将拯之;寇贼奸慝,神将珍之;贪残蠹政,神其鉴之;忠孝贤良,神其福之。运其机于冥默,著其功于昭明,此皆神之能事。[1]

   这篇庙记,列举了城隍神的几大职能。如调节晴雨、驱虫逐兽、除祛疾病之类,这属于“一般执法职能”。不过,笔者在本文里要特别分析的是城隍神制裁“寇贼奸慝”、“贪残蠹政”和保护“忠孝贤良”之类的职能,这相当于今天警察和法官合一的职能,这正是古代中国人民心目中“法司”的正常“司法职能”。关于城隍神的“法司”角色职能,笔者发现,有两大特征不能不特别关注。

   (一)城隍“任职”资格必须格外廉明有德

   作为冥界的官员,城隍神的“选任”资格特别值得关注。从民间传说看,其“人选”一般来自凡间。凡间某些德行能力特别了不起的人,死后可以获得神格,出任某个地方的城隍神。城隍神的这种产生方式,也是中外神话传说中神灵“出仕”最常见的方式。除这种“人类转任”方式外,也有别的鬼神转任城隍神的情形。郑土有教授在其《中国城隍信仰》一书中,将城隍神的出身原型分为六大类:地方官型、功臣型、正直者型、行善者型、神能者型、善鬼者型。[2]前五类为人型城隍神,即凡人死后担任城隍神;第六类为鬼型城隍,即职司其他事务的鬼神转任城隍神。

   因为执掌审判、行刑和法纪监督,所以“出任”城隍神就需要特别的资格,亦即须特别具有公正廉明的品格。在民间传说中,城隍神的选任资格非常严格。只有生前品德特别高尚、功绩特别卓著、能力非凡的英雄,死后才有可能转任大小城隍。若生前为官,则必须是廉洁公正、铁面无私、不畏权势者;若生前为民,则必须是积德行善并有特异功能者。

   廉明有德的官员死后转任城隍,这是城隍“选任”中最常见的情形。在民间传说中,某地廉明有德的官员死后,马上到阴间充任城隍,继续以另一种方式管辖同一个辖区,人们希望他继续保佑本地百姓。如东晋人桓彝曾任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在苏峻之乱中,桓彝举兵讨贼,壮烈殉国,不久就被宣城百姓尊为城隍神。[3]清乾隆时,两淮盐运使图公“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爱谆谆,人以为百余年来无此好盐政也”。传说他73岁去世之时,托梦后人说:“我将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4]大约同时代的武昌司马唐配沧,“素有孝行,卒于官”。据说死后他也托梦于家人:“冥司念我居官清正,敕为武昌府城隍。”[5]乾隆年间嘉兴知县张某,“辛巳进士,海陵查太守虞昌之业师,素行正直”,一日忽然喃喃曰:“嘉兴府城隍也。彼升任去,举我代其职。”果然就“不饮不食,三日遂亡”,[6]这也就是去冥界任职去了。

   德高望重、素行正直、积德行善的平民,也有可能在死后“出任”城隍。如乌鲁木齐人纪永宁,“嘉靖三十一年地震时,曾捐资掩埋瘗伤死者四十余人”,他力行慈善事业,死后被任命为当地城隍。[7]此外,在民间传说中,城隍神的选任,有时还需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进行。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开篇《考城隍》就描述了这种公开考试选拔方式。

   透过这些传说,笔者发现,城隍神无论是阳间官员死后转任,抑或是阳间平民死后“出仕”,都特别强调他们的资格或任职条件:德望、功绩、能力,特别强调他们品德高尚、爱民恤民、公正无私。这寄托了人们“澄清吏治”的强烈愿望。因为人们在俗界看到的官吏,无耻、无能、残暴者比比皆是,国家的“重典治吏”屡屡无效,贪污腐败、贪赃枉法难以遏制。在这样的现实痛苦之下,人们通过创造城隍神故事,表达着一种强烈的“选拔贤能者为司法官”的愿望,这正是孟子所主张的“惟仁者宜在高位”的思想。在以上的故事中,“司法官”(城隍)都是用各自一生的德望绩能作为任职条件,都是经过了民意和天意双重审核考察。百姓通过这类神异故事的编造传播,实际上为国家司法官吏的选任提出了远比俗世国家选官任法官更高更苛的条件,也表达了对国家吏治恶化的愤慨。他们认为,只有符合这样高尚标准的人出任司法官,才能保证司法公正。没有这样的高尚的人,司法公正就不可预期。

   (二)城隍行使职权亦受严格的监督

   城隍神虽然有着严苛的任职资格要求,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出仕”后每时每刻都公正无私,秉公办事。与俗世的官吏一样,城隍神难免也有受蒙蔽、懈怠、失职渎职的时候。因此,在民间神异传说中,城隍神也是受到其他神灵的严格监督的。

   对于渎职失职的城隍,他的上级神灵一向公正无私,严惩不贷。清人袁枚《子不语》记载了一则城隍神渎职被革职查办的“案例”。康熙年间,陇西地区一位私塾学生撰文怒斥当地城隍接受恶人祷告、收受祭品、纵容邪恶的行径。这篇文章被老师无意中当废纸烧掉了。这一烧,文中的“控诉”就歪打正着地传到了冥界,陇西城隍马上被追究并“依法”革职。当晚,城隍托梦于那位老师:“我……被行路神上奏东岳,登时将我革职拿问。”[8]按照这一故事,城隍受贿渎职,民间的控告马上被东岳大帝受理。作为上级神灵,东岳大帝依法将陇西城隍革职严办。这就是说,在民间神异传说中,上司神灵对下级城隍有着严格的监督关系。

   城隍神办案似乎还受到与自己平级的其他神灵的监督,这情形有些像今日的审判监督。《子不语》载,杭州的城隍神因醉酒神志不清,下令错抓了无辜的沈秀才。将其拘至冥界后,城隍神不听沈某的分辨,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滥加答杖,导致沈某五脏俱伤,无法还阳。城隍神因酗酒白白残害了一条性命。沈某的魂魄不服,转到关帝庙投诉。关帝马上受理并纠正了这一错案,改判沈某投胎山西并获得未来高中进士的补偿。第二天,杭州城隍庙里的城隍塑像无故粉碎,这显然是暗示城隍神因为渎职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9]

   对于有些腐败堕落危害百姓的城隍,天帝有时还直接委派新城隍去剿灭并取而代之,这是最高最严厉的监督模式。《子不语》载,乾隆年间,德州人李倬被天帝任命接替德州城隍之位。上任前他对友人说:“(帝)命我为德州城隍。……德州(原)城隍为妖所凭,篡位血食垂二十年。我到任时,彼必抗拒,吾已选神兵三千,与妖决战。”[10]这是说,原来的城隍与妖怪厮混在一起,危害一方百姓。天帝任命新的城隍“替天行道”—借助神兵的力量剿灭渎职的城隍,并斩除妖魔。这个故事表明,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天帝随时在监督着天下的每个城隍;一旦渎职失职,就可能受到最严厉的制裁。而且,天下每个有德的人都可能被天帝选中去当对“渎职城隍”执行法纪的行刑官。

   对城隍的监督,除了体现了有罪则罚以外,也有论功行赏。出色履行职责、公正廉洁的城隍,也会受到上级神灵的嘉奖,这就和阳间官员有政绩时论功行赏一样。对阳间官员来说,最大的奖赏莫过于升迁,冥界的城隍神若任职非常出色,同样也会得到升职的奖励。唐人尉迟枢《南楚新闻》载,唐懿宗年间,一位姓尔朱的先生到城隍庙中祭祀,忽然庙中城隍对他说:“愧子频年相知,吾将舍此境,故明言与君别尔。”尔朱先生惊诧地问:为何要离去?城隍答曰:“吾当为湖南都城隍,上帝以吾有薄德于三峡民,遂此升擢耳。”[11]三峡地区的小城隍(县级),因为任职出色,素有政绩,所以被天帝擢升,派到湖南地区去担任都城隍神—相当于州(省)级的城隍。

这些神异故事,实际上传载了人民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城隍神作为超自然的神灵,虽法力无边,但在人民的憧憬中仍会受到严格监督,仍会因为渎职失职而受制裁。这与人们司空见惯的俗世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作恶多端而逍遥法外的事实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憧憬,表达了人们对国家执法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其滥用的美好愿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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