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王道理想的世界主义回归——儒家政治哲学与国际秩序再平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3 次 更新时间:2013-10-12 14: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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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进入专栏)  

  
摘要 中国的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要在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共同利益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家哲学正在由原先单一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向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结合。因此,重提儒家的王道理想,发掘儒家思想的普遍性面向,是建设新的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不能仅仅搬运“王不待大”、“以小事大”这样一些孟子的语句,而是要根据儒学的整体精神来建构一个新的王道。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全球政治 世界秩序 王道

   一般而言,现在主要的儒家思想的论述所针对的是中国的内在价值重建和国家认同的需要,这固然是适合这个时代的需要的。然而,任何缺乏更为广阔的价值基础和更为普遍的人类意识的思想都会因囿于一时一地的利益考量而失去其持续的影响力。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国家与族群的视野。这个视野可以让我们在讨论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时候,找到一种极为重要的参照系。

   儒家思想与全球政治

   如果说有一种超越国家与族群的政治考量,那么其合理的表述就是全球政治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政治的基本单位要回归到个人。

   在儒家的观念体系中,对于个人的理解存在着复杂性。首先,儒家的个人是一个自主的人,因为独立的人格是儒家式责任感的承载体。因此,任何个人道德意识的培养必须以养成一个自足和自主的个体为目的。其次,儒家的个人肯定不是原子式的个人。因为儒家更愿意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人生而存在于各种关系网络中。与基督教的人生而有罪的意识不同,儒家的观念或许可以描述为人生而有责任。

   当然,儒家的个体观念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公民”的维度,“公民”是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方式。公民的维度意味着将道德上的个人转变为一个政治上的个体,因为公民是相对于国家和共同体而言的,更有利于将儒家的责任伦理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的综合体。由此,儒家的“民心”和“民意”才能在现代社会里找到现实的发挥其作用的制度化方式。

   儒家的王道观念中的“民心”和“民意”,要落实为公民的意图和公民的选择,才能把儒家的国家天下的观念和个体意识结合在一起。这样做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而是因为从最为根本的立场上来说,相对于民族和国家,人之为人是最重要的。惟其如此,儒家王道天下观念才能转变为现代中国的世界理想,王道政治中的道德意识,才得到一个真正的落实。这在儒家的传统表达中就是“民本”。“在人君上面的神,人君所凭籍的国,以及人君的本身,在中国思想正统的儒家看来,都是为民而存在,都是以对于民的价值的表现,为各自价值的表现。可以说,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①

   以民为本,以及政治合法性以民心之向背为转移,其前提是民的自主性,儒家的自主意识由天赋天成的良知自足而得以建立,但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导致了政治上的双重主体,即在理论上的民本和实际政治中的君本,并最终导致民本的落空。“尽管以民为本,而终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②这所谓的“跳出一步”,就是确立一个能够落实以“公民”为主体的制度设计,在这样的制度中,政治共同体中平等的成员能够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公共政策,并通过协商在各种替代性的政治安排中作出选择。唯有如此,这些成员才能有效地抵御来自于国家或强力政治人物的“无限制的压力”。

   如果要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为全人类的政治秩序寻求根源,王道政治的道德特质必须依赖自主自足的个人,并将这样的道德上的完满之人转变为有责任的公民。这样也势必要相信他们的政治能力并赋予其赞成和否定的权利,以使政治权力不成为为某一利益集团或国家团体牟利的工具,这样,全球化时代的王道政治才不会导致传统中国政治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的二重性悖论。

   王道政治的重建过程其实就是王道政治对勘现代政治的原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对民主和自由这些原则的否定,而是在看到民主原则和个人主义的缺陷之后寻找一种解决方式。

   首先,儒家的天意民心合一的想法,的确能够解决人心之自私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类行为的短视。民主机制作为一个理性的架构而缺乏感情的关照,因而难以在价值上获得延展。而儒家的王道理想特别注重亲情,它落实在传统的世界秩序中,最为核心的观念是推崇以“天下一家”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如前所述,在原始的“天下一家”含义中,有家长式的等级意识,但是天下一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以一种亲情而不是敌意来看待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远近”而不是“敌友”,这与近代西方以利维坦式的敌对和利益冲突为基础的政治哲学截然不同。

   其次,儒家对于慎思和明辨的重视,会发展出对于现实政治路径的理性选择的可能,而不仅仅是凭单纯的道德冲动来作为行为的唯一准则。这样的慎思和明辨意味着对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选择。这与自然人或功利人的解说不同,理智的选择表明人有能力在基于个人或社群的私利和立足整体、长远的公利之间寻求平衡。在这样的思路下,便可能发展出对于人类整体利益的重视。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儒家基于个人出发而以“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政治路径。

   从今天的情形看来,“天下一家”意味着我们要寻找一个超越现有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理解当下世界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并不是霍布斯式的仇恨,而是被现代性所忽视和否定的“人类良知”和“道德律”。只有确立了人类之间的亲近感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新的世界格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建立在人类良知之上的政治,在孟子那里被称为“仁政”。在孟子的逻辑中,政治秩序的基础确定在“道德”(不忍人之心)而不是“霸权”,建立在“吸引”而非“让人屈服”。儒家通过对于天道和民心两个维度来理解自己道德原则的基础,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来理解文化的多元性。这也正是《王制》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精神。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是让“远者来”,通过对于基本的道德原则的坚持,儒家坚信教化和榜样对于别的国家的吸引力。

   对于道德力量的忽视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反思的“现代病”,而怀疑基于道德之上的理性选择能力,更是现代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传统儒家将人的认同体系,建立在个人—家—国—天下之间这样带有包含性和超越性的体系之中,这就是说,个人的身体虽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但是它们的意义一直存在于对自身局限的超越之中,其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天地一体之仁爱之心。

   由国家迈向“天下”:超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体制,其规则和合理性正面临着全面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共同体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的体系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机制和相互关系规则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紧张。正视这样的现实的唯一可能就是对主权观念进行反思,③从而建构一种能兼容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制度架构,来恢复超民族国家的“天下体系”。

   从具体的制度形态看,全球社会的形成催生出一批形式多样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管理实体,如跨民族国家机构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虽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但同时也以不同方式被纳入新的国际政治实体和组织,以及新的跨民族共同体和区域性结构。这样的组织状态,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设想的以取消国家为目的的公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依然被尊重,只是试图引入新的主权和利益衡量机制。

   超国家联盟的一个典型形态是欧盟。欧盟既不是一个国家联盟,也不是一个跨国家的“国际政权”,因此,被认为是理论上未予以定义的模糊的政治形态,也有人称之为“类国家的超级结构”。这样的新形态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对于主权的认识,因为在这样的体系,成员国已不再是自己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而这样的让渡并不是因为强权的压制,而是为了增加竞争力而自愿让渡一些权力。虽然最近的希腊危机对这样新的类国家结构提出了质疑,但是,欧盟的尝试起码为我们建立一种超国家体系提供了例子。贝克说:“倘若欧盟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际组织,那么,它究竟是什么?依我们之见,它的统治秩序的核心就在于,它告别了过时的、僵化的国家观念,发展出一种可供选择的关于国家、社会和社会结构的新构想,从而克服了欧洲研究中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偏向。”④为未来的世界提供详细的路线图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任何实践都会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量的国际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大多数国际组织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出现的超越国家的公共事务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去处理,比如绿色和平组织、红十字会等。这些组织就其目的指向来说,是超越国家的,其活动的方式是跨越疆界的,因而这些组织具有超越主权的特性,从而也与传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对于利益的追求的“自然本性”不同。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个危机深重的星球来说,“各国和各族人民必须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有着超越国家界限的某些利益和目标,并且通过资源共享和实行跨国合作(而非个别国家的单方行动)可以最好地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这种看法,这种全球意识,或许可以被称为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各国和各民族应当相互合作而不是只专注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更不应以不合作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⑤

   对于全球秩序的建构来说,联合国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机构,因为在现有的体系中,世界上没有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性组织。在解决国际问题时,联合国具备了部分超国家的特性,也就是它已然成为进行国际干预活动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机构,只有联合国才有权宣布对某些国家的行为进行制裁和干预。

   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安全问题,那么联合国所产生的作用就更大,比如在气候和环境领域。从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到1997年的京都会议,一直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我们能看到人类为了共同的气候目标所做的努力。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之一,联合国从创立之始就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多人认为联合国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超越国家的高度上,所以,它在处理国家利益的纷争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不足,“《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在措辞上笼统而模糊,因此宪章不包含任何战略,也没有任何资源。结果是,每个具体问题都会引发一场多边谈判,如果主要参与方不认为谈判符合自身国家利益,那么成功的希望就非常渺茫。……集体安全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⑥联合国的困境最典型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尤其是在这些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国家的利益往往会被置于国际利益之上。因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内部,而不是国际社会。

   福山等人看到了国际规则在具体执行中的困难,因此,他转而支持由一个强权国家来维护国际秩序。当然,在当下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只能是美国。福山认为,即使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给全球社会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有时候,它们类似于社会政策的意愿清单,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强力国家,国际法便会陷入困境。由此,福山提出,过早地否定国家力量,“一方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建立有效的国际制度来取而代之”,⑦这样就难以造就合理的国际秩序。

国际组织在体现全球正义的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多不足,很多人甚至认为现有的国际组织甚至导致了全球更为严重的贫富差别。基于此,笔者认为,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的联盟虽然与合理的国际秩序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这些组织的存在是逐渐培育“全球正义”的一个阶梯,从而成为迈向新王道世界的一个过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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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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