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积水潭附近的一家小书店淘来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亲历者记忆》（杨天石、朱地主编）。书中的文章都是曾发表在刊物《百年潮》上的。这些文章中，有两篇是关于《红旗》杂志的回忆，分别是牛欣芳的“《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关键时刻”和苏星的“《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我看着这两篇回忆文章都挺面熟，肯定以前在网上见过。以前只是大概地粗读，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次则不然。不但认认真真地看了几遍，又从网上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感觉收获很大。《红旗》和《求是》作为杂志地位颇不一般，在历史上也不是扮演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两种杂志的背后，都有不少故事。把他们的前世今生捋过一遍，心中还是有不少感慨。

2008年7月4日，各大媒体上都发布了一则新闻：《求是》暨《红旗》创刊５０周年，胡锦涛致贺信。这则新闻说：

据新华社电 从《红旗》杂志到《求是》杂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中央机关刊走过了50年的不平凡历程。4日上午，求是杂志社举行纪念创刊5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和离退休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贺信中指出，《求是》暨《红旗》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自创刊以来，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着力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回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暨《红旗》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求是》杂志的工作，对《求是》杂志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寄予厚望。求是杂志社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贺信精神，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改革创新精神办好《求是》杂志，让党中央放心，让广大读者满意。

仅从新闻字面上来看，给人的印象是《红旗》和《求是》都（一直）是党中央机关刊，而且《求是》已经创刊50年了。而真实情况则不尽然。这则新闻中的“《求是》暨《红旗》”的表述方式，也相当地不寻常，其中大有文章。

苏星的回忆文章清楚地反映了《求是》和《红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并不依赖苏星的个人回忆才说得清，而是有中央的决议、文件和大事记白纸黑字在那里摆着。但是，如果不是读到苏星的回忆，而是仅仅看到2008年7月4日的新闻，则很难想到其实如此。那则新闻的这种效果，谁能不说是一种精心的有意而为之呢？这本来就是笔杆子的长项。

1987年，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高扬、王忍之、周杰等人，苏星（时任《红旗》副总编辑，主持工作）也出席了会议。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

这项决定当然得到了执行。

苏星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胡启立有个讲话。

胡启立讲了几点意见：一、应肯定红旗的全体同志在中央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作出了贡献。虽有些问题，总的成绩应该肯定；二、目前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主要靠公家订阅、读者范围狭窄的问题；三、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当前的问题是，1988年第l期如何处理?我倾向于不必急急忙忙，要有准备工作。第一期照发照印。看从几月份开始再改革前进。不是否定过去的工作，要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从零开始，会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先提出方案。

胡启立的讲话包含的信息很多。

要撤销红旗杂志社，这已经是个传了很久的事情。苏星当然并不意外。实际上此前的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调整了红旗杂志社的领导班子。同意熊复同志辞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职务，红旗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同志主持；免去马仲扬同志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同志的顾问职务。苏星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实际上《红旗》已经没有领导班子，由我一个人负责了。当时外面正盛传《红旗》杂志社将撤销，我当时想我也不过过渡一下而已。”“我只有一个想法，站好最后一班岗。”杂志社要撤销，当事人心里不好受。所以胡的第一点意见“应肯定红旗的全体同志在中央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作出了贡献。虽有些问题，总的成绩应该肯定”是一种常见的客套安慰话。而且，高级领导人的客气话绝不是随便说的，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实质内容：“有些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也不至于到了撤销的地步。

那么红旗的问题是什么呢？胡启立并没在这个场合提及。

但是红旗的问题，红旗人自己心知肚明。

红旗在文革中就是那赫赫有名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红旗》杂志的威风在文革达到鼎盛，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大本营。当时的行政体系一片混乱，那么高级的领导说倒就倒，朝不保夕。但是“两报一刊”可是党中央来主办，是直接发自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所以，全社会都会认真拜读，以期从中嗅出什么味道来。一些害人无数、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文章，就是首发于该杂志。这当然是2008年7月4日的大会不会提及的。

但这还不是中央下了决心撤销红旗杂志社的主要原因。毕竟，文革中“两报一刊”半斤八两，都是当时的帽子棍子批发站，坏事做的一样多。“两报”并无撤销之虞。

问题出在真理大讨论。

钱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录》（载于《湘潮》2009年第8期）为《红旗》记下了这一笔：

“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神州大地,作为中共中央权威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从1978年5月到11月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没有一篇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这与编辑部负责人抱着“两个凡是”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实践标准”一文刚刚发表,《红旗》杂志哲学史学组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文章的观点,主张杂志参加这个讨论,但被总编辑否决了。

《红旗》的沉默被革命元老谭震林打破了。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红旗》杂志奉行“不介入”原则,对谭震林写来的稿件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编辑部只得告知谭震林说,有中央领导告知《红旗》“不介入”,你的文章要据此修改。谭震林不为所动,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话击中了《红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德高望重,稿子又是约他写的;用吧,则违反了“不介入”的方针。《红旗》杂志总编辑只好把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审阅。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应该介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叶剑英也在谭震林的文稿上画了圈。汪东兴先是批道:“退熊复同志办。”随后又答复请示说:“只好如此。”

其他人的回忆也曾提到：《红旗》杂志新来的总编辑（指熊复）走马上任之际，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他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文章有问题。对此，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面，甚至两个版面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讲话。但是，“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讲话，还很难说。”他认为，目前应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他甚至质问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理论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

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这位总编辑得知后明确表示：《红旗》杂志不要参加这场讨论，并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宣称：《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有人曾向他反映，《红旗》因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而受到责难，他回答说：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删掉了，而且还在继续发表带有“左”的内容的文章。自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至11月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很受人们的欢迎。可是，《红旗》始终无动于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议论。

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位总编辑依然若无其事，反而说：你们感到被动，我才不被动呢！在11月8日召开的哲史、文教组座谈会上，这位总编辑还说，我是能见华主席的人！有什么被动的。现在中央就是不让《红旗》杂志表态。他甚至说，不要怕这种人，这种跳得高的人，自己就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我暂时不点名。（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4298649.html）

牛欣芳的<《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关键时刻>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相当清晰。《红旗》内部并不乏明白人。

《红旗》的僵化、顽固、不思悔改和看不清大局，，让自己走到了穷途末路。

中央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还有更为深层次的考虑。这就是胡启立所讲的第三点意见。

老《红旗》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毛泽东对这份刊物的重视。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作出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红旗》的定位是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但是，这个“最高权威”，事实证明，并非体现在学术水平上，而只是体现在它是全国独一份的“党刊”，它由中共中央主办。它的声音直接来自党中央，来自毛主席。《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说白了，谁的靠山也不如它的靠山大。它提出的观点、理论，谁能争的过？又有谁敢于质疑、挑战？那和反党有什么差别？所谓权威，实则威权而已。

《红旗》的学术理论水平到底如何？通过某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略窥一斑：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 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23岁开始讲学，学问是慢慢学来的。耶稣年纪不大，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年轻人抓住一个真正，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办刊物，只要方向不错，就对了。”“现在我们要办刊物，是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6篇就够了。总之，10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现英雄豪杰的。”“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谭延恺、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http://52wmf.blog.163.com/blog/static/8942082201342134325713/）（摘自《党史博览》2008年1月 作者：杨永兴）

这揭示了《红旗》的底气来自何处。有了毛做后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再怕教授，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其实，党内真正的理论权威，最为博学的陈伯达，那时并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有所怕，说明他敬畏学术逻辑。毛鼓励他不要怕，教给他的却是政治逻辑。陈一度迷失，晚年却不失清醒。

党内其实也曾有过真正对搞清理论问题有兴趣的人。但只要他们与毛的观点不完全一致，结果立刻便不妙。这方面的例子是山东大学的前校长华冈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杨献珍。在1962年11月杨献珍就因为公开提出“合二为一”的新概念挑战了毛泽东主张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了大批判大迫害。到1964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的文章多达500多篇，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有8年之久，那么受“合二为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研究室的孙定国、黎明自杀，在解放军里面有一个“五好”战士仅仅因为撰文接受了“合二为一”的观点就被判处死刑。杨献珍好歹还能活到文革之后，华冈则惨死在文革中。

一句话，毛泽东就是中共最高的权威，当然也是最高理论权威。毛的《红旗》也就成了只说一边道理的“理论园地”。里面的文章几乎成了说一不二的圣旨。谁也不会幼稚到去和《红旗》讲道理的程度干傻事自讨苦吃。

毛死后，《红旗》的党刊地位并没有改变。党中央仍然要为《红旗》刊载的文章背书。而《红旗》则吸取了部分真理大讨论的教训，谨小慎微，可是这样以来理论锋芒和理论水平也就谈不上了。1983年，邓小平为《红旗》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鼓励，而红旗的表现则是吃力。

因此，胡启立清楚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 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道理说得也很清楚。作为一个学问有成的经济学家，苏星自然理解。他感到棘手的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善后工作，并不简单。

苏星回忆：我简单地汇报了社内的情况。我说，《红旗》现在有240多万国内外读者，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考虑，党中央应珍惜这个渠道。胡启立说：这件事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能从消极方面理解。不是不办理论刊物，要继续办。还要加强。会上还有人说：一、《红旗》照常出版，照常发稿；二、第二步积极考虑归属，组织划到中央党校。《红旗》不动，不宣传，共同研究一个办得更好的方案，作好准备以后再改名字；三、根据情况再作改革，研究对象、人员、机构改变、改名字。去掉中央委员会主办，由中央党校主办，要说清楚。胡启立说，在第二步，待遇、人员不动，隶属关系变一变。会上还提出，中央机关都要精简。党校是中心，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有好处，使理论教育和实际工作结合得更好。高扬说：我们管确实有困难，大家都是书本知识。《红旗》在理论刊物中是第一位，总得最后把关。我们的班子不行。

最后，胡启立说，刊物要加强，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办得更好。改革开放需要加强理论工作。不是不办理论刊物，要继续办，还要加强。会上指定周杰、高扬、苏星成立三人小组起草报告，包括目的、要求、任务和转变的程序。

12月25日，周杰召集我和高扬开会。我在会上提了四个问题：一、领导体制何时改变?现在编委会不健全，希望党校派领导干部来，交接时间不宜太长；二、社址动不动?现在地址同印厂、机场、外边联系方便，干部聚居，以不动为宜。但动不动决定于将来杂志的规模；三、是否改变核算体制?现在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基本上自负盈亏，财务状况还好。如果改变体制就要到党校吃“大锅饭”；四、干部去留。干部大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素质较好。现在要人的单位不少，应保留骨干。讨论中，高扬表示，党校派不出人来，体制也不能动，并请周杰拟第一步方案。

这段话反映出，撤销红旗杂志社是板上钉钉的事，但双方都不想把这帮人搞得灰溜溜的，尽量顾及颜面。

中央党校的领导高扬是个政治经验丰富的高级干部。他对原《红旗》的人员的成色应该心中有数。红旗杂志社本来就庙挺大，和尚也不是善茬。他的策略是服从中央，但尽量留下缓冲带，不想搞成一锅粥。说白了也是一种自爱。

苏星回忆：3月12日，胡启立、芮杏文找高扬和我讨论落实方案问题。胡启立讲了三点意见：(一)关于刊名，改变决定得报政治局。我们是从经济问题考虑，传到香港就会扯到政治问题上来，作出歪曲，这样对我们不利，给人一种不稳定的错觉。倾向于按决定想办法落实。高扬同意胡的意见。(二)改名以后，新刊是党中央委托党校办的全党公开理论刊物。杂志的“格”一切照旧。(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办刊的指导思想。以改革统揽全局，认真宣传两个基本点，办得生动活泼，使读者喜欢看，面目一新；根据胡启立的意见，方案小组确定，《红旗》出到6月15日停刊，新刊7月1日创刊，重新拟订方案，上报中央。

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

路透社北京５月１日的一则电信”中国在一家高级党刊发行３０年后宣布停刊”，反映了外部世界对这个事件的观感：

中国共产党今天在它的一家高级理论刊物发行３０年后宣布它停刊，由一家比较生气勃勃和比较不偏不倚的杂志取而代之。 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对《红旗》副总编辑苏星的采访记。苏星说，由毛泽东于１９５８年创刊的这家党的喉舌将于６月停刊。一家新杂志《求是》——意思是“追求真理”——将从７月开始取代它为党的理论刊物。苏说，《求是》将办得“生动活泼，使读者喜欢看”。他没有谈《红旗》停刊的原因。中国人士说，许多政府部门和机关由于面子上的原因，订阅了《红旗》，但是由于它的文体华而不实，专谈马列理论，读者寥寥无几。新杂志《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最著名的四字格言“实事求是”中的两个字。这句格言强调要切实解决在毛鼓吹的意识形态纯洁性方面的问题。苏说，这家新刊物将作为探讨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所产生的问题的讲坛，防止片面性，刊登各种不同意见。他说，它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即指强硬路线的左倾主义和亲西方的主张。

《红旗》终于在1988年走到了尽头。——中央文件白纸黑字：撤销红旗杂志社。

只是，那时人们还想不到，历史前进的道路有多么艰难曲折，后来又会发生多少故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