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天琪:左摇右晃——远去的记忆

——第一章、第二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4 次 更新时间:2013-09-17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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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天琪  

第一章 故 乡

故乡是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圣殿,是心中永远的情结。故土难离,一直在家乡默默耕耘的人们自不待言。那些远在异国它乡的游子对故乡也总是魂牵梦萦:功成名就的要衣锦还乡,和故乡一起分享人生的光荣;为官为商的想造福乡里,让故乡和自己一起实现心中的梦想;年岁大了还要落叶归根,在故乡的怀抱里安享身后的宁静。故乡是我们生命的根,是祖祖辈辈起根发苗的地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名人,翻开他们的传记,总会有故乡一节,记述着那片热土给他们烙下的生命印记和对他们一生的影响。而近日连战和宋楚瑜在相隔五十六年又踏上大陆故土时,在紧锣密鼓的行程中都安排了回乡祭祖,他们面对故乡父老乡亲深情厚意的由衷感激,面对列祖列宗的虔诚跪拜,让每个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名人伟人如此,凡夫俗子也一样,对故乡的感情是相通的。

我少小离家,故乡生活只占了我有生之年的十分之一,但我却对家乡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向组织、向同事、向一切我相识的人说:我是湖南人。

在我眼里,湖南是一个让人依恋又让人骄傲的地方。她有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湖,美丽富饶的三湘四水,危峨雄奇的南岳衡山,神逸俊秀的张家界,扑朔迷离而又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她自古以来还是著名的粮仓,享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当我信手写下这些描述山川形胜的文字,感觉就像在描述母亲的容颜,想着家乡那丰富的物产,仿佛闻到乳汁的芳香。

而更让我心仪的,是湖南那敢于担当家国天下事的文化传承,那就是母亲的气质秉性、精神魂魄了。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曾有句俗语概括晚清以来各地人对国家的贡献: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这里有对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的高度认同和肯定。在我不多的历史知识中,我认为在传播和张扬湖湘文化精神上,曾国藩、左宗棠功不可没。他们在国家危难关头组建了湘军、楚军,使那些来自三湘四水的普通农家子弟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屡败屡战,在严酷的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见识了外边的世界。他们骁勇善战,威名远扬,以至于有了“无湘不成军”的佳话。这些农家弟子再也不满足于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和归宿,而是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人生信条。这就为近现代那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打下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列强入侵,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湖南才出现了那么多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使整个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们而改变。虽然他们的是非功过还有待历史评说,但湖南对于中国的贡献却是可以大书特书的鸿篇巨制。

在湖南我的家乡醴陵也是颇负盛名的。她地处湘东,和著名的煤城——江西萍乡相邻,也濡染着那里工业文明的气息。她是个山区却不闭塞,很早就有铁路与外界相连。醴陵的瓷器也很有名,与景德镇的瓷器难分伯仲,因而商业也比较发达。这些都让醴陵人更关注外边世界的风云变幻,并用自己的行动彰显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文化传承。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我们醴陵县就有四百多人投奔黄埔军校,从中涌现出了一百多位将军,成为中华民国时期的第二大将军县,故乡也因他们而添光加彩,声誉日隆。

我的祖父贺光谦将军就名列其中。

关于祖父的文字资料我仅在《湖南文化报》(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末版)上见过,是由彭坚先生撰写的《程潜和他的醴陵籍将军们》,文中以“醴陵将军组织哭陵”为小标题,对祖父贺光谦将军作了专门介绍。现转录如下:

“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这天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

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是孙中山的陵墓,它始建于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九年春完工。占地一百三十多公顷,墓室离地面七十多米,建筑规模宏伟壮丽。

这天,在中山陵发生了一件震惊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军官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事。当足有三百名身着笔挺将军服的将军们列队来到陵前举手敬礼时,他们竟然禁不住失声恸哭,其情景令人对先行者更加肃然起敬。

组织这次哭陵活动的就是曾任九十八军副军长,骑兵第三军军长的醴陵籍中将贺光谦将军。他因对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日益不满,又对蒋介石的统治无可奈何,于是组织了三百将官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这天上山哭陵,以发泄内心的怨气。响应者之多,令世人惊愕。

贺光谦何等人物?他乃黄埔第一期高材生,毕业后即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率部率先攻入惠州城,以一连的兵力缴敌一个团的枪械,以战功迅速升职。一九三五年又入德国汉诺威骑兵学校,以后官至中将骑兵第三军军长。驻守湖北荆门、麻城一带时,奉命担任狙击,全歼日军第七旅团,击毙日军旅团长一人,日军师团长亦受重伤,威名远扬。一九四八年八月,随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任二十一兵团第二军副军长,最终了却了多少年来压在心头的疙瘩。”

作为长孙,我很感谢彭坚先生对祖父那充满敬意的描述。祖父在文章中形象是那么高大,光彩照人,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但由于缺少资料,无从考证,我不知道这些叙述是不是历史中的祖父,或者是祖父的历史。因为如今的中国,历史真的有时会变成一个被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跟着时尚在不断的变。令人欣慰的是故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老人家,县志上已有他生平的记载。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但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也会越来越接近真实,毕竟历史是不能制造的。

除了彭坚先生的文章,小时候还在家里见过爷爷的许多照片。尤其是爷爷在德国汉诺威骑兵学校的,那些跨越堑壕和障碍的照片。爷爷骑着高头骏马,挥舞着军刀,纵身一跃,英气逼人,让我印象深刻。可惜这些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红卫兵沒收焚毁了。据妈妈讲,中山陵哭陵时,妈妈还抱着我随同爷爷一起上了紫金山,我也是这个历史场景的见证人呢。只是那是我才一岁半,还不记得事。

一九五八年,爷爷心脏病突发,爸爸妈妈带着我去郑州看望他老人家。那时他已被安排在河南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是个待遇颇高的闲职。虽然爷爷只有五十四岁,却须发全白。他躺在病床上,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还用那宽厚柔软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让我不禁热泪盈眶。从大人的谈话中,知道爷爷病很重。但这被疾病折磨的形容枯槁的老人我一见到就觉得很亲切,还伴生出深深的依恋之情。人说有血缘关系的人初次见面就有一种亲和力,是骨肉之香的吸引,这点我信。这是我对他老人家最初也是最后的印象。一个月后他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很少和我谈及爷爷,一是爷爷在郑州,我们在西安,少有走动。二来爸爸是个低调的人,在爷爷声名显赫时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军长的公子。而到了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形势一阵紧似一阵,人的历史功过翻云覆雨,鲜有定论。爸爸就是想说,也不知道如何说才合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文化的影响是爷爷投笔从戎的初衷。到郑州看爷爷时,爸爸已是戴罪之身,是等待处理的极右派分子,不能乱说乱动。能去看爷爷还是沾了统战政策的光。但也只是看看而已,身为人子,不能留下尽孝。其心之苦,可想而知。

谈及爷爷,不由得想起奶奶,我在郑州那些日子对她印象特别深。虽然我叫她奶奶,其实她是爸爸的继母,只比爸爸妈妈大几岁。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穿着当时已很少见到的蓝底暗花旗袍,举手投足,温文尔雅,看着比当教师的妈妈还精神,但给我一种仰视的距离感。听妈妈讲,她出身名门,其父曾是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本人大学毕业,受过良好的教育,嫁给爷爷后就做了全职太太。作为继母,在对待父亲以及后来我们一家人,她老人家基于人性的弱点,也未能免俗。说起这些,妈妈颇有微词。可在五八年爷爷突然去世时,一直在优裕环境中生活的她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五个子女、大的十几岁,还在上技校,最小的才一岁多,还嗷嗷待哺。她甚至来不及调整一下自己,就被压上了生活的重担。为了生存,组织上介绍她就近到一家蔬菜公司当会计,每月工资才五十元。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里家外一人操持,锱珠必计,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不但养活了一家人,还供养出三个大学生。我想,能诠释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母爱。母爱柔情似水,母爱坚强如山。是母爱让奶奶熬过了千百个蘸着黄连的苦日子,母爱重塑了人生,母爱能造就伟人。在中国近百年的苦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就是母亲。是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一个个家,哺育了一代代炎黄子孙,于是才有了这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民族解放运动,才有这绿水青山、人才济济的美好家园。

一九八八年我去郑州开会,曾抽时间去看望过奶奶,开门的恰巧是她老人家,我连忙叫着奶奶打招呼。因为是突然造访,事先也没打招呼,又是时隔三十年才再次见面,只见她老人家满脸警惕的把我挡在门外,用浓重的河南话说:“先别叫奶奶,说说你是咋回事吧?”我赶紧自报家门,请她老人家验明身份。这时她脸上才有了笑意,忙着把我让进屋,端茶倒水的招呼我。奶奶已是一个微微发福的退休老太太了,和一个姑姑住在一起,带带外孙做做饭。中式兰布褂有些褪色,衣襟上还隐隐的有油渍痕迹,满脸沧桑,已全然找不着我儿时留下的,雍荣华贵,举止高雅的影子。却显得很亲切、很慈祥。

说起爷爷还是让人感慨;我的叔叔姑姑们填写成分是革命干部,因为爷爷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因而在升学和工作上一帆风顺,甚至得到特殊照顾。而到我上高中考大学时,学校党组织认为爷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为蒋介石立过汗马功劳,他们的长沙起义是解放军兵临城下,不得已而为之。因而视作反动官僚。加上老家的地主成份,父亲又被打成右派,于是我就成了黑的不能再黑的黑五类子弟,二等公民,被打入另册,政治上倍受岐视。在那历尽坎坷、屈辱无奈的日子里,我心中都顽强的拒绝着堕落。想起爷爷,就想起“黄埔一期”“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闪光的字眼,胸中就涌起想精忠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决不做有辱祖上的不屑子孙,是我不可动摇的道德底线。湖湘文化也深植在我的心中,这种血脉相连的文化传承是割也割不断的。

一九九一年春节前夕,陪同从台湾回来的表舅回乡祭祖,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回了趟老家。此时已是我离开故乡三十九载,我以为故乡在我头脑里没什么印象了,谁知那种记忆犹如密封在头脑某个角落的茶叶,一踏上故土,沁泡在浓浓的乡情乡音中,它就原汁原味地舒展了、绽开了。当我看到那潺潺的溪水,幽幽的竹林,还有房前的鱼塘和晒坪,屋后那苍郁的山峦。儿时那在小溪里玩水捉虾,在竹林中追逐嬉戏,在皎洁的月光下听姥姥讲故事,在晒坪上捉萤火虫。那些快乐的场景一下清晰的浮现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让人陶醉不已。

回去的头两天,主要是帮表舅完成祭祀他母亲的仪程。说是帮忙,其实具体事情亲戚们早已安排妥当,我们只是和舅舅一起迎送客人,烘托气氛,以示郑重。但整个祭祀过程的繁复细致,礼节的讲究周全,让人深有感触。尤其是每每有客人来上香祭奠时,孝子都要行磕头大礼表示感谢。表舅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体弱多病,动作起来十分困难,我们都建议以鞠躬代替。但是他一丝不苟,不管来人年龄大小,辈分高低,一律磕头作谢,五体投地做的很到位。即使累得腰酸腿疼,要我们用力搀扶才能站起来,也不愿稍事休息。

表舅是解放前夕被抓伕去了台湾的,走之前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离家时妻子进门还不到一个月。他走后音信全无,妻子无奈改嫁。母亲孤苦零丁,贫病交加,不久就凄惨谢世,由乡亲们帮着草草掩埋。在战乱中这种故事总是不断的发生在老百姓身上,让人耳熟能详,真是时代的悲剧。

这次回来重修他母亲的坟茔,举行颇为隆重的祭奠仪式,是表舅多年的心愿。或许他就是要从这体力难支的磕头大礼中,表示对自己母亲养育之恩的怀念之情,而愈是劳累才愈能从中寻得心灵的慰籍吧?我不禁为华夏祭祀文化那繁复议程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所折服。在整个祭祀活动的安排上,更让人看到表舅的厚道和策划者的务实。凡来参加者,每人一条白毛巾戴孝用,另有一双解放鞋和二十元作为酬谢,实实在在没有一点虚礼,于是亲戚邻里能来的都来了。

那天阳光和煦,蓝天如洗。表舅披麻戴孝,擎招魂幡,满脸虔诚。紧随其后的是白花花的队伍逶迤而行,祭品如山,纸钱似雪。隆重而壮观。完满地了却了表舅几十年来的心愿,也深得乡亲的认可和称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却碰上了连绵阴雨。淅淅沥沥的,时大时小,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屋里阴冷潮湿,屋外道路泥泞,让久住北方的我们很不习惯。爸爸妈妈却兴趣不减的带着我们走亲访友,在老宅院落里寻找着流逝的岁月。我看到了我出生时的老屋,还有那张颜色斑驳却不失精致的大木床,陈旧中透着昔日的祥和和宁静。也看到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遣送回来蛰居的小屋,其实那就是靠着人家山墙搭的草棚。低矮潮湿,没有门扇和窗棂,它难以遮挡夏日的溽热和蚊虫,也无法抵御冬日的寒风雨雪。可它却无情的吞噬了父亲十三年的光阴。那可是四千七百多个被剥夺了尊严和自由,被侮辱被损害的漫漫长夜呀。冰锅冷灶,形单影只,一天天地熬着,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即使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八十多岁的父亲还常常噩梦缠身,不是梦见开批斗会被捆绑吊打,就是梦见被派重活体力难支,恶语相加,斯文扫地。梦中那恐怖的惨叫声让全家都毛骨悚然,他还因梦境中的挣扎多次跌到床下摔得伤痕累累。可见在阶级斗争魔杖点化下,故乡变成父亲噩梦伤心地了。

而今日故乡之行家人相伴,尤其是孙辈那五、六个半大小子,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不可限量的前程,给父亲带来希望和底气,很有一种荣归故里的感觉。

春节中的故乡还有一种风俗:每当有客人路过自家门前,主人都会燃放一节鞭炮,以表示欢迎和敬意。当我们穿行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中,那缭绕的青烟裹着浓浓的乡情,温馨着每个人的心田。我想,这才是故乡的应有情意吧?

这次回老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位本家叔叔,其实也就是我的同龄人,论年纪还比我小两岁。他高高的个子,其长相和举止颇像演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演员,显得睿智而潇洒。在这寒冷的冬夜,在浓浓的节日气氛里,大家围着红红的木炭火盆,举杯换盏,品茗啜酒,堂叔的谈兴颇浓。

说起改革开放前的遭遇,他的眼光马上黯淡下来。虽然新中国成立时他才一岁,是长在红旗下的人,却因是地主成分而要受到政策性的惩罚。他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用堂叔的话来说,他上学的整个开支,还没有现在他给女儿买一个书包的钱多。没上完初小就被迫辍学了,支书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只要出门能认得男女厕所,买东西认得钞票就够了。他们在村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更令人窒息的是,除了在批斗会上当陪斗,他们被排斥在村里一切社会活动之外,只能在家里老老实实呆着。他说那时村里有人盖房子,他自带干粮,不要任何报酬,若主人允许参加,就是给了最大的面子,要感激涕零了。

在那种环境里,谈婚论嫁就更不敢奢求了,能娶到不呆不傻不瞎不瘸的媳妇就算烧了高香。然而叔叔却是少有的例外,在村里年轻人中,各方面都拔尖的叔叔被一个贫农出身的姑娘相中,她不顾一切的大胆向叔叔表示自己的爱意。很快就被娘家得知,在那时这是自跳火坑的大逆不道,家里人都坚决反对,并且用很短的时间在外面找了个相当的人家把她嫁了过去。谁知刚烈的她在新婚之夜把衣裤穿得里三层,外三层,层层都打着死结。还手持利剪,硬是把新郎赶出了洞房,紧闭房门,进而绝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争取婚姻的自由,终于断了这门婚事。到了1977年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松动,娘家人也就不再坚持,这才有了婶婶如愿的婚姻。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盖起了新房,置起了时尚的家具,生活水平明显高出乡亲们一大截,说起这些来,坐在一旁的婶婶秀丽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盈盈笑意。

叔叔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生活了近三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处境才彻底改观。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许多趣事:

“改革开放之初,生产队允许大家养猪了。我一有时间就守着猪圈观察,很快我就发现,那些小猪崽只要小尾巴垂下来,不打卷也不甩了,那肯定就是有毛病了。我就按兽医交待的给喂土霉素,别人喂药都是硬灌,洒出来多喂进去少,我把土霉素用水化成糊糊,用毛笔蘸着往一个个猪崽嘴里一抹,然后喂点儿水,又快又省事。我又看些饲养方面的书,喂的猪就比别人的猪长得壮,出栏快。后来大家又选我当生产队长,我要求有职有权说话算话,生产队人多地少,我就抽出一些人搞副业,当年就把大家的收入翻了一番,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后来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干脆带着村里一些人到醴陵县城承包工程,挖土方、搞装卸,只要有得赚,什么活都干。当然还要脑筋活,要想车子跑的快,关键的地方还是要上点儿油噢。”

听着叔叔兴奋幽默的谈话,让人浮想联翩。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优秀人才,他们和土地一样,是当地的宝贵资源。那种所谓的阶级路线,人为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不仅是对天赋人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连我的婶婶都能抛弃偏见,慧眼识金的以身相许,相比之下,那里决策者的见识甚至还不如农妇,我不禁想起伟大领袖的一句铭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在培养后代的问题上,叔叔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两个孩子,一个学医,一个学农。他实实在在地知道,养育着他的土地还缺少什么。

十几天的故乡行成了孩子们的真正乐园,山上的竹林和茶园,川里的小溪、池塘、桔园甚至菜地,在他们眼里都是美不胜收的风景。尤其是家乡竹花山上的竹花石更为神奇:那灰白色的石头是一层层的砂岩,上面都有黑色的花纹,宛如工笔画里的竹林。株株苍劲,节节挺拔,疏密有致,千姿百态,飘逸灵秀,精美无比。千里迢迢回来,我让孩子们带上几块竹花石回去作个纪念。谁知他们挑花了眼,哪块都割舍不下,一下子选了几十块,沉甸甸的。好在他们说自己背,我也就顺水推舟,乐得赞成了。把它拿回去赠送亲朋好友,还别有一番情趣呢。

每天晚上孩子们也参与到大人的谈话中,他们知道了在家乡这山沟的茅屋里也能走出曾祖父这样的将军,知道了平平常常的上学机会在过去曾是如此艰难,于是他们懂得了珍惜,懂得了进取,知道肩上也有责任,这真是家乡给我最丰厚的馈赠了。连我六岁的小侄女都出口成章作了一首诗曰:我的家乡在湖南/湖南有个竹花山/山上的美景看不够/家乡的歌儿唱不完——让人惊叹不已。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建议:有机会都带孩子回家乡看看吧,去体会乡情、亲情,去亲近大自然,那里总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耄耋老人了,他们牵手相携走过了六十个春秋。共同锻造了自己的银婚、金婚、钻石婚。他们的爱情也象这些高贵的名称一样,令人赞叹:既有冲破门第观念的奋力抗争;又有为了相聚在战乱中千里跋涉、九死一生的执著追求;还有忍辱负重、生离死别二十二载的苦苦等待。他们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能在古今中外一切经典爱情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俄国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用这话来形容他们的爱情,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父亲出生在一个传统而又开明的小康家庭里。由于祖父投身军旅,南征北战,居无定所,只好把年幼的父亲寄养在故乡的曾祖父家里。父亲的亲祖母去世早,管家的是曾祖父的续弦,又有年龄相仿的叔叔和堂兄弟们,作为长房长孙的父亲并未受到特别的照顾和溺爱。一大家子人在一桌吃饭,常常是父亲看见桌上还有点儿自己爱吃的菜,就再去添饭,谁知转身回来菜已被别人倒进碗里。急得他直跺脚抹眼泪的,但由此早早地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在家乡的父亲并不感到孤寂和冷落,常言道:同年的叔侄如兄弟,父亲和几个相仿的叔叔堂兄弟们,也玩儿尽了小男孩所能想到的一切花样,淘气得让大人目瞪口呆。夏天他们住到谷仓里,在架着木板的房梁上玩着官打捉贼的游戏,上窜下跳的,直到深夜玩尽兴了才罢休。这时肚子饿了,他们就跑到灶房去做饭,还到曾祖母房间隔壁的储藏室偷些腊鱼腊肉做着吃。父亲说,这时的饭比平时不知要好吃多少倍。

曾祖父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常教育父亲要积德行善,尊敬长辈,平等待人。雇的长工和家里人一桌吃饭,农忙时他们还有酒肉,吃得更好一些,从无上下之分,相处得十分融洽。曾祖父还教育父亲说,如果在路上遇到迎面来的人,只要比自己的年龄大,一定要让路。要站在傍河靠山不好走的一边,把安全、平坦的路让给对方走。对于租出去的土地,每逢灾年,应佃户的要求,父亲还会替曾祖父去察看灾情,回来让曾祖父酌情减租。耳濡目染,父亲同情贫苦百姓,从不颐指气使,甚至不惜委屈自己。

父亲说起解放前的一件事,我记忆颇深:有次放暑假,父亲要到十几里外的舅舅家去,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这是抬脚就到的事。可曾祖母一定要父亲坐轿子去,说要不然有失身份,无奈之下父亲只好顺从。一出村没走多远,父亲就让轿夫把他放下来,执意要和他们一起走,轿夫拗不过只好依了他。夏日的早晨,艳阳当空、清风拂面,山道弯弯、峰青竹翠,溪水潺潺、鸟雀啁啾。好天气、好景致、好兴致。父亲和他们说说笑笑,一路前行。在只剩下几里路时,轿夫一定要父亲再坐上去,说不然就不好交差了。父亲在轿子上依然心里不安,觉得年纪轻轻的坐轿子是作孽,总想给轿夫减轻一点负担,他以为双手在轿子两边撑起身体,屁股不挨座位,抬轿子的就会轻一些,于是就一直这样撑着。到家后看着累得汗津津的父亲,轿夫大惑不解,问清缘由后又好笑又感动,父亲待人的准则由此可见一斑。

小时候的父亲就是这样,经济上衣食无忧,但又不贪慕虚荣,也没有纨绔子弟那种大手大脚的奢靡作风。

五、六岁时父亲就被送到县上的新式学校去寄宿读书了。用父亲的话来说,还没有饭甑高,够不着盛饭呢。也是由一起上学的亲戚们照顾。父亲聪慧好学,成绩名列前茅。他最得意的事是那年中考,因为各校招考的时间不一样,班上一个疏于学习而身强体健人高马大的同学请父亲去代考,父亲不答应,他不由分说背起瘦小的父亲就跑,硬把父亲塞进了考场。结果父亲三下五除二答完了卷子,等半小时后监考的先生开始核对准考证时,他已离开考场了。父亲替他同学考取了一所挺好的技术学校,父亲本人则考上了著名的长沙一中。

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日寇已打到了湖南。这时祖父在重庆军次,就让父亲转往重庆就学,更幸运的是他上了南开中学,这所学校抗战时从天津迁到重庆沙坪坝。那里有著名的教育学家张柏苓,有现代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有科学的教学体系,有严谨良好的学风,有一群胸怀报国之志的莘莘学子。仅父亲所在的班组就走出了三名共和国工程院院士,他们是朱光亚、邹承鲁、郭可信。学有所成者更是遍及国内外,比比皆是。当然,只有像父亲一样中了“阳谋”当了右派的几个人除外。他们坎坷一生毫无建树,满头白发两手空空,九一年南开同学聚会,这是让他最难堪最自卑的事。

高中毕业后,父亲又考上了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经济系。也是一所知名学府,当时迁在贵阳。

父亲生于战乱,长于战乱,但他的生长环境是平顺的,受的教育是完整的、现代的、高水平的。尤其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学校都没有关闭,他也就没有停课和中断学业,是非常幸运的。同时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民主法治的治国理念,形成了平等自由的公民意识,这都是十分宝贵的。因为这是国家稀缺的政治资源,是建设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自“五四”运动擎起科学民主的旗帜到四十年代末,能接收到这种教育的人数并不多。国家理应善待他们,让他们学有所用,以贡献绵薄之力。遗憾的是这种教育所形成的治国理念和公民意识后来被认为是最毒的毒草,国家大政上主政者不容置喙,由此也埋下了他人生的祸端。

说起一生的命运,母亲万分感慨,她说她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因为她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同时她又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她找到了相伴一生的知心爱人,还有六个孝顺的儿女。

的确,母亲的童年充满了苦涩和坎坷,外祖母因为不能生养,从一对江浙来的钱姓夫妇手里抱养了母亲。据说这对夫妇因为要继续逃难,前途未卜又子女多拖累太重,只好忍痛割爱。外祖父是铁路上的中层干部,还是个财路颇广的实职,因而家道殷实。他是个传统观念很深的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因此瞒着外祖母又娶了一个青楼女子作侧室,另居一所且已有身孕。但刚烈好强的外祖母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难以接受,一气之下回了乡下娘家,而且再也没有回去。外祖父在愧疚之余,给外祖母买了几亩薄田聊补家用。外祖母回乡下和唯一的弟弟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很清苦。

外祖母是一个有主见有魄力的人,她从自己辛酸的经历中悟出,一定要让女儿读书识字,才能自立自强。然而经济上的拮据,让母亲早早的就体会到上学的不易。那时妈妈也在学校寄宿,隔一段时间家里都要给学校灶上送米来,否则有断炊之虞。每到那些日子,妈妈就在课间到校门口去看,望穿秋水,坐立不安。而每学期一到放假,妈妈的心就悬了起来,生怕下学期的学费凑不齐而被迫辍学。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继而一年紧似一年,从来都没缓解过,少女时代的妈妈与快乐无缘。

这一年,家里又发生了重大变故。外祖母的弟弟——妈妈的舅舅在赶集时被军队抓作挑夫,连吓带怕,病死他乡。家里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两家都成了孤儿寡母,日子就更是雪上加霜了。那时妈妈已知道自己的身世,生怕自己言行不慎伤了外祖母的心,显得格外乖巧懂事,真是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古话了。妈妈在学费难以为继时,不愿再给外祖母添愁,还停学教了一年书,才攒够上完初中的费用。

虽然不愿让外祖母再为自己操心受累,可眼看进一步深造的愿望就要成为泡影,心比天高的妈妈格外着急。也是吉人天相,她趁外祖母走亲戚的空隙,和同学一起到长沙投考师范,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那可是颇负盛名的长沙第一师范啊!上师范免收学费,管食宿,学校甚至还把节余的杂费也发给学生作零用钱,这样的结果让外祖母也欣慰不已。妈妈也终于可以一心扑到学习上了。

长沙第一师范是一所进步向上、民主空气浓厚、颇具革命传统的学校。妈妈在学习之余,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当时日寇大举进攻,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而妈妈的班主任更激进,他给学生讲俄国十月革命,讲普罗大众解放运动,妈妈回忆说,这个老师可能是个地下党员。母亲一直和命运抗争追求平等和自由,班主任在她眼前拓展出一个广阔的世界。母亲更加积极自觉地投身到民族救亡和民主进步活动中去了,处处显示着自己的才干和在同学中的号召力。

妈妈至今还保存着她们班的毕业照,照片下方题写着一行字:新生的、觉醒的、进步的三十六个。妈妈在照片的右上角。只见她侧身、昂首,年轻俊秀的脸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显示着向旧世界挑战的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我想,这是妈妈年轻时的真实写照。妈妈靠自己的努力,已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她在上学期间还结识了几位闺中密友,她们把这种友谊保持了七十年,衍生出很多动人的故事,甚至在孙辈中搭起千里鹊桥,把友情变成了亲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父、母是小同乡,两家相隔四、五里路,不过一个在山脚,一个在平川。又都在长沙上学,往返间就有了结识的机会。三十年代的学校风气很开明,男女生之间的交往已不再为社会和舆论所诟病。而聪慧、俊秀、好强、活泼的母亲是引人注目的,父亲就以书信频频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对于父亲的追求,母亲颇有疑虑,两家地位悬殊,且有姥姥的前车之鉴,因而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作为学校比较醒目的女生,母亲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我文革前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国字脸,浓浓的剑眉下,眼眸清亮,鼻若悬胆,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衬得嘴唇丰满而生动,除了一米六的个头略显遗憾外,也算是无可挑剔的风华少年。直到有一次母亲外出被恶犬咬伤,伤口溃疡久久不能愈合,父亲频频去看望,表示出即使母亲的腿有不测,他也愿意伺候一辈子的拳拳爱意,终于感动了母亲。

对于悬殊的家庭地位,从相爱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相约:一定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绝不攀龙附凤,坐享其成。相信只要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力量跨越家庭之间的鸿沟。

青春和爱情是美好的,当这两样都拥有时,更是幸福无比。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未来,让他们无所忌讳。

一天,他们和几个学友结伴还乡,细雨霏霏,远山含黛,桃红李白,娇艳欲滴,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农夫们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冒雨插秧。只见一片片明镜般的水田在他们手下变成了绿毯,围着青堂瓦舍的村庄渐次铺开直到山脚下面,和苍郁的山峦连成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时妈妈的一位女友突发奇想,说此时如果父亲也如此这般的打扮起来,站在水田里插秧,不知会是个什么模样?荒唐的想法顿时引起阵阵笑声。又有谁能想到,一语成讖。二十年后一场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荒诞剧在这片土地上悄然上演。父亲真的就这样,在农村一干就是十三年呢!这个场景让他们记了一辈子,一想起来就唏嘘不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长沙也成为中日两军会战的主战场。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后,危险已经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应祖父之召,父亲到重庆去读书。而远在醴陵的母亲的安全,深深地牵动着父亲的心,他们鸿雁传书,表达思念之情,短短两年,往来的书信以厚积盈尺。但是祖父对父亲的要求是经济上自立后,方可谈婚论嫁,这也是父母自己的初衷,父亲想让母亲到重庆的想法也难以启齿。

然而形势越来越严峻,长沙失守后醴陵城里也来了日本兵,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正在醴陵西乡小学教书的母亲也被安排向深山转移。为了更加安全,也为了和父亲相聚,母亲决定到大西南——抗战的大后方去,这个想法立刻得到同事和朋友的响应。他们五男三女,在学校领了些大米,带上简单的行李就上路了。在这只小小的队伍里,年龄大的二十出头,最小的才十四、五岁。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充满危险和艰难的里程。

妈妈常常心怀感激地向我谈及自己的母亲,说她母亲两次重大决策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一次是决定让她读书上学,一次就是支持她去逃难。那时妈妈二十出头,风华正茂,在兵荒马乱中要去千里之外的大西南,一路潜在的危险难以预料。一般的家长是难以割舍的,一旦发生不测,姥姥将失去唯一的依靠,面对的必然是青灯孤影的凄凉晚年。留在家里固然放心一些,然而危险总是和希望并存,只有勇敢地去做才有希望。在战乱的年月里,和父亲相隔千里,生死两茫茫,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一纸婚约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和变化莫测的时局的磨难么?有主见、有魄力的姥姥终于做出了同样是勇敢的决定。

其实从妈妈陆陆续续的谈话中得知,姥姥的许多想法做法,比如给小时候的妈妈缠足,给成年后的妈妈几次选择亲事等等,在妈妈的反对声中姥姥都没有坚持。这都是当时的大事,事后看来这些放弃都是英明的,同样影响着妈妈的命运。

当妈妈和她的伙伴们踏上逃难的里程,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刚开始还能搭搭汽车、扒扒火车。走走停停,到后来就基本是徒步了。到处都是难民,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村庄,残垣断壁,满目凄凉。幸亏他们背的有米,饿了可以在废弃的民房里寻锅做饭,还有力气走路。在路上经常遇到敌机来袭,它们投掷炸弹,俯冲扫射,险象环生,妈妈他们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尤其是当他们快赶到衡阳时,被湘江隔挡着,暮色中的衡阳城隐约可见,滚滚的江面上没有一条船。夜幕即将降临,日本兵随时都可能出现,恐怖的情绪揪扯着每个人的心。妈妈急中生智,大声向对岸高喊着“我们是抗日救亡的学生,救救我们吧!”那无助无望,悲凉凄切的声音在浓浓的暮色中飘荡着,终于感动了一艘补给船,把他们接到对岸。“得救了!”“得救了!”至今妈妈都记得上岸后他们跳跃欢呼,喜极而泣的激动场景。

随后他们又跋涉在通往西南那崇山峻岭的崎岖山路上,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谷底。这种艰苦的旅程一直到贵州的独山子才结束。在那里妈妈接到爸爸寄来的路费,坐车到了贵阳。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满头满身的虱子,面容枯槁,险些失了人形。

他们终于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他们的壮举都影响了他们自己的一生。那个年纪最小的男生考上了贵阳的一所无线电技术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随单位又迁到了台湾。五十多年后和妈妈取得了联系,写给妈妈的第一封信就说,妈妈是那次大迁徙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他今生今世的指路人、大恩人。由此可见妈妈年轻时就有过人的胆识和气魄。

爸爸妈妈都没讲过他们劫后余生相见时的情景,因为相比之下,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妈妈千里跋涉的壮举感动了并不固执的祖父,四五年抗战胜利,恰巧父亲大学毕业,祖父为他们举办了颇为隆重的婚礼——在重庆,在已经改名为胜利大厦的盟军司令部。由祖父黄埔同学又同乡的刘斐将军当证婚人,刘斐将军还即席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万户欢声奏凯旋,

将门今挺虎儿贤。

中秋佳节成佳偶,

还望闻鸡猛着鞭。

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庆气氛中,在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里,婚礼的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宴会厅华灯璀璨,宾朋满座,大厅里回旋着《婚礼进行曲》的华彩乐章。文革前我见过父母亲的结婚照:在一对挛生小姐妹的陪伴下,妈妈身着一袭裙裾曳地的白色婚纱,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雪白的衬衣,鲜红的领结,穿笔挺的黑色西装的爸爸也是英姿勃发。客人们一定会连连赞叹,这一对新人真乃天作之合。他们那里知道,一个是显赫的军长家的公子,一个是清贫的乡村小学教师,从相识相恋到相爱相知,再到走上这婚姻的红地毯,他们也经过了八年的漫长岁月。如今他们希望象十五的月亮一样,圆圆满满再也不要分开。

或许妈妈还在心中告慰那远在千里之外小山村里,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大的母亲,自己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自强自立的工作着,还找到了自己的知心爱人。或许爸爸觉得终于可以呵护自己的心上人了,再也不要受世间那风雨的侵袭,再也不要被命运之神无情的摆布。当客人散去,回到温馨的新房,宛如梦境。

新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又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甚至以为所有的坎坷和苦难都被抛在了昨天,由此迈进了生活的幸福之门。

在婚丧嫁娶的问题上,我们的管理者和媒体总是喋喋不休的教育和批评老百姓,别把婚礼或葬礼搞得太铺张浪费,却往往收效甚微。可是想想,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辈子能当主角风光一下的,也就是这两回。谁不想有个美好的开端和体面的结局呢?

父亲虽然是“高干子弟”,却并没有得到家庭的多少荫庇。儿时在老家是继祖母管家,如今又是继母管家。个中苦涩,却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按自己当初的想法,婚后不久父母就自立门户另起炉灶了。妈妈为了照顾生病的姥姥,就又回到醴陵乡下去教书。

父亲是个极重感情又对家庭富有责任心的人,总想辞掉在省城乃至南京政府部门的工作,放弃那些令人眼热的待遇,回乡下和母亲在一起,哪怕是过清贫的日子。妈妈说起爸爸在长沙复兴银行工作时,因为暂时还不能把妈妈和我接过去,准备辞职回乡,妈妈赶紧去信劝阻,要爸爸以事业为重克服困难三思而行,谁知信刚寄出爸爸已经回来了,看着爸爸那相见后兴奋快乐的样子,妈妈心里也只有感动的份儿了。为此,祖父常批评父亲是男儿志短,儿女情长。父亲却认为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干什么工作都一样,心安理得的在家乡当起中学英语教师来。

希腊一位哲人说“性格就是命运”,父亲是性情中人,淡泊名利,注重亲情。一生平平淡淡,却能颐养天年;他说如果追求轰轰烈烈,可能解放初就够镇反的杠杠,早就命丧黄泉了。

当时国共三年内战,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在战乱中备受煎熬。由于乡下缺医少药,我还失去了一个妹妹。那时我才三、四岁,懵懵懂懂,还不知道悲伤。只记得好像是深秋的一个正午,灰蒙蒙的太阳无力地挂在天上,收过庄稼的田野显得很荒凉,门前鱼塘边的几丛芦苇在秋风里瑟瑟的抖动着。远远地看见田埂上,妈妈把小妹紧贴在怀里哭着一路走来,很悲哀的样子。姥姥闻声赶忙迎上去,接过妹妹劝慰着妈妈,原来病重的妹妹夭折了,后来就见舅舅抱出去埋在后山的竹林里。

“贫苦夫妻百事哀”,爸爸和妈妈深深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无奈。父亲还常常说起,那时一位姓肖的阿姨接济了两担谷,才解了家里断炊的燃眉之急。教育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那段难以为继的日子,让父母相依为命感情甚笃。

解放初直至一九五七年,是父母结婚后最舒心的日子,也是最值得我们怀念的日子。只是相对一生实在是太短暂了。

一九五一年,父亲响应号召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在西北局财政委员会工作,五二年就把我们全家接来了。那时父亲的才干和人品深得西北财委领导的赏识,他精通业务,工作认真,办事有条不紊,待人接物十分得体,落落大方。几次代表西北财委赴京,到政务院汇报工作。又作为西北局的代表,到新疆清理国有资产。谈意见、谈工作,条理清楚又富有操作性,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受益匪浅。他努力改造思想,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得一次傍晚时分,一辆黄包车把他送到家门口,下车后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原来爸爸是支援夏收割麦子全力以赴消耗殆尽,连走回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种种表现,用当时西北财委领导的话来说,不看档案还真不知道父亲是“高干子弟”出身。后来大区撤销,父亲想到母亲所在的工厂搞财会工作,领导认为是大才小用,而安排去了西安市计划委员会搞工业计划,好让他继续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干,再一次全面地肯定了他。这样的单位,不是政治上信任的人是绝对进不去的。几十年后的今天,父亲还为自己当时选择到西安,遇上这样的领导而深感庆幸。

母亲来到西安后,也几次调整工作,最后分配到大华纱厂职工夜校教书。大华纱厂当时是西安乃至西北最大的工厂,原来的工厂主是蒋介石的儿女亲家。那里被看作干部的输出地。上级特别重视给工人扫盲,以尽快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因为形势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干部,特别是工人出身的干部。因而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妈妈出身贫苦,又是师范毕业,理所当然的受到学校的信任和重用。妈妈全力以赴,诲人不倦,对于求知心切的学生更是不厌其烦,在工人中口碑极佳。学生里被提拔当了领导甚至当了大领导的,如今见到妈妈还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叫着,一幅恭恭敬敬的样子,让妈妈很有成就感。

工作顺心如意给父母亲精神上带来极大的愉悦,象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事业型的。全心全意、勤勤恳恳,事业(更准确地说是工作)是生活的中心。西安给了他们全新的感觉。

记得那时节常常有人来家中做客,主要是湖南家乡那边来西安工作和出差的,更多的是考到西安上大学的年轻人。爸妈用地道的家乡话和他们交谈着,让客人宾至如归。招待客人更是倾其所有盛情款待,满桌子的菜让我们跟着大快朵颐。家乡寄来腊鱼腊肉时,爸妈做好了常常摆到院子里,和邻居们一起享用,湖南人的好客和豪爽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夫妻两个都参加工作的很少,像他们那样在单位都很出色的更不多见,他们琴瑟和谐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让邻里羡慕不已。

快乐是生活的本源,更是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快乐是个魔术师,一旦拥有它会让你和你的生活丰富多彩,趣味无穷。快乐是个催化剂,一旦拥有它会让你和你的生活充满活力,青春不老。那时我们家充满了欢乐。

妈妈常回忆说,那时的父亲简直是另一个人。他热爱生活,除了和我们一样在日常随意的生活中享受着其中的乐趣外,他还能制造“热点”,发掘“热点”,让生活更有滋味。

父亲吃菜口味重,嗜咸嗜辣,他说这起码有两大享受,一是吃饭的时候够味儿够刺激,那就是一个字:香!二是吃完饭后口渴难耐,这时沏上一杯热茶,细细的品上一口,滚烫的水伴着茶香由舌尖直奔喉咙的感觉,那又是一个字:爽!

他脚气严重,妈妈催他去看医生,他不去。他说脚气也能带来别样的享受;脚气犯的时候其痒难耐,抠起脚来那个舒服劲儿让人过瘾,而后用热水烫脚那个舒服劲儿又过一回瘾,这种享受妙不可言还无可替代,所以脚气不能治。这些话听起来荒唐,细想却不无道理,爸爸的“歪理邪说”让我们都忍俊不禁。

父亲生性随和、爱热闹,多才多艺,能拉京胡唱京戏拉小提琴拉手风琴唱歌,口琴吹得也不错。在院子里常和同事们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是公认的活跃分子。甚至还设想让我们姊妹每人学一样乐器,组织个家庭小乐队。他也动员妈妈去参加舞会,不过妈妈工作忙,他往往不能如愿,现在说起来还对妈妈有意见呢。

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也陆续到齐了:我(四六年夏),大妹(四七年冬),二妹(五零年夏),二弟(五二年冬),三弟(五五年夏),四弟(五六年冬)。

父母的童年都有缺憾,他们用爱加倍的弥补给了我们。作为老大,我得到的更多。记得我刚上小学时,第一天开学就让全校的老师瞠目结舌,远在新疆出差的父亲给我发来了贺电,这在当时的轰动效应就像今天中了彩票大奖。

那时,我们家在市郊的大华纱厂家属区,爸爸每个星期六才从城里的机关回来。他总是记着给我们带糖果、连环画、玩具等小礼品,每个星期六带着猜测和期盼,到离家不远的十字路口迎接爸爸,是我们儿时最快乐的时光。

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那么慈祥,总是和颜悦色地和我们一起玩。讲故事、做游戏、教我们唱歌,带我们去公园。在教育上父母特别注意维护我们的自尊心,从来没对我们说过一句重话,更别说打骂了。常常是对谁的行为不满意,一个特别的眼神就会让我们难过半天,自责不已。他们言传身教,一点一滴的培养着亲情,培养着良好的家风。

比如父亲常对我们说,家里八个人吃饭,那桌上每个菜每个人只有八分之一,不能光顾自己捡好的吃。我们姊妹六个,大的让小的、小的敬大的,从未争吵过。吃饭时假如人未到齐,那留下来的菜肯定是最好的,如果有鱼,一定是鱼的中段,如果有肉,一定比平均数多,这已成惯例。

无论家里谁有困难,大家一定伸出援手,有一回小侄儿动手术,弟弟不但没花钱,大家支援的钱交完住院费还有富裕。我参加工作去了南泥湾农场离家远,可不管什么时候回家,必定是热饭热菜的等着,扑面而来的亲情让鞍马劳顿一扫而光。有一次春节回来,全家大年初一到公园玩,我被小偷偷走了六、七十元还有粮票布票,那是我和爱人一年的积蓄。当时在我们家算是一笔巨款了,大家都十分失落扫兴。妈妈笑着劝慰说,折才得福、折财免灾。带头掏钱给我们凑回农场的路费,那时弟妹们都还在插队,经济上十分困难,都倾其所有,三元、五元的凑,甚至连毛票都掏出来了。小弟刚下乡,分文皆无,还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等我分了红一定补上。那份浓浓的亲情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节假日全家聚在一起聊天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在父母精心呵护,和风细雨,潜移默化,言传身教、行胜于言的教育下,我们懂得了自尊自重,自立自强。父母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心,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事业。还有包容、坦诚、正直、乐观、豁达的品格。让我们一辈子受益无穷。

在后来那物质匮乏、政治环境日益险恶的年代里,作为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细胞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这种人类至真至纯的情感——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绞杀和污染,变得复杂、诡秘起来。父亲成了阶级敌人,党要我们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他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我们,也只好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母亲力图用自己的爱阻挡来自外界对儿女的伤害,独自承受着痛苦。我们面对人生,有这些也就足够了。

从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就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认定他们的知识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是一种原罪。他们被喻为“毛”,只有经过无休止的彻底的思想改造才能附着到工人阶级的“皮”上。而且主政者至死也没有认可知识分子们达到了这个标准。

像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深受湖湘文化的沁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作为人生信条,以赤诚的报国之心,关心时事,用自己的理念审视世界,对于偏离正常轨道的社会氛围忧心仲仲。他们政治上不盲从,思想再改造也不着调,达摩克利斯剑就一直在头上悬着。肃反镇反时他单位就突然来人搜查过我们家,连顶棚上的芦席、床底下的砖都翻遍了,总怕窝藏有反革命证据。到了一九五七年那场精心设计的“阳谋”,终于让父亲落入陷阱。本来新中国给了他施展才干的机会和舞台,他对新中国充满感情。没想到满腔热情地给党提意见,提建议,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当时父亲的言论和报上点名的大右派林希翎如出一辙: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依据提出质疑;对计委这样的单位,建议党派内行来领导;还说有的党员居功自傲云云。组织上还专门调查了一番,验证他们之间有无联系。

反右的批斗会扑天盖地而来,为了邀功请赏以图升迁;为了表明立场以求自保;为了洗刷自己反戈一击;昔日的同事都义愤填膺,非要父亲承认自己是“蓄意反党”。然而没有想到,平日里随和的父亲,没有傲气却有一身傲骨。面对不容辩解的高压政策他毫无惧色拍案而起,说砍掉脑袋我也不会违心的承认反党,继而愤然退场。最终落得个“极右分子”的帽子和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但他始终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画押(二十二年后,被折磨得精神和身体几近崩溃的父亲,面对要认识错误才能取掉右派处分的要求,仍然拒绝执笔,在生命和真理面前不改初衷的选择了后者)。

有人说当右派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早早的出局,不用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违心的说话办事了,不用向巴金老人那样,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悔恨,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这只是局外人的调侃,不关疼痒的黑色幽默罢了,当右派的日子身心俱损,度日如年,有多少右派没能熬到“改正”的那一天啊!

父亲当时被押送到陕北马兰农场劳教,时年三十七岁,正值盛年。是事业上可以一展身手的成熟期,是家庭里扶老携幼的负重期。因言获罪一顶右派帽子就把他给“废”了,到“改正”之时已是年近六十的垂垂老者,空耗了一生。更残酷的是受到身心的双重折磨,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种折磨达到了极致。

如果说“画地为牢”以前只是个历史典故的话,经过主政者建国十七年的精心打造,对于“阶级敌人”的父亲已成为现实: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改造口号)否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不能随便外出,不能脱离监视者的视线,还要随时汇报思想,否则就是抗拒改造;即使想逃跑,没有介绍信没有粮票你寸步难行;你不能去死,否则你的妻儿老小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邓拓们万念俱灰,含冤九泉时口袋里还要装上“万岁,万万岁”的条子,奢望高抬贵手放过家人);即使你的表现无可挑剔,也是条冻僵的毒蛇,“人还在心不死”只是反扑的时机未到而已;你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同情,那样会使别人成为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动摇分子。总之,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关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不到尽头。

尤其是株连政策,对父亲伤害最深。记得我刚到农场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琪儿,今天你坐着大卡车去农场的时候,我没能去送你,因为我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一个人躲在小厨房里痛哭了一场。孩子,你从小就那么优秀,学习一直名列前茅,我一直把你看成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你品学兼优、却不能继续深造上大学,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我牵连了你,是我害了你啊,为此我深深地感到内疚。——我慈祥的父亲,在我上小学就打电报祝贺我的父亲,而在我走上工作岗位这人生重要时刻,只能背着人默默流泪作别;我刚强的父亲,在自己蒙受冤屈、横遭批判,在尊严丧尽、凌辱加身时都没掉过一滴眼泪,此时却只能以泪洗面。这是何等压抑、何等惨痛的心境啊。

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在几十年的逆境中,从未放弃做人的原则:坦诚、善良、爱心。也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甚至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一刻都没放弃他心爱的英语的学习。

父亲有一篇小文章记了这么一件事:在老家劳动时生活很苦,隔壁一户贫农,孩子多负担重,更是苦不堪言。这时队里有几个去参加修水库的名额,去了可以额外的分些粮食,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好事。可是这户贫农却因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不能成行。当时父亲有两条薄被,一条铺的一条盖的并不富裕,却还想借一条给他去修水库用。和家里那些亲戚一商量,大家都说此行不可取,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说你腐蚀拉拢贫下中农,得不到表扬还会受批判。但父亲想扶危济困,还是执意这样做了。当时已是初冬时分,父亲一条薄被一半铺一半盖的将就着,南方的阴冷潮湿让父亲彻夜难眠,甚至于把稻草帘子木头椅子都压到身上来取暖也无济于事。而后来的结果正如当初预料的那样,在工作组的动员下,那位贫农果然在批斗会上揭发了父亲。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父亲并不后悔。他只是调侃的说:人说雷锋是傻子,我比雷锋还傻。

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太多太多:还有一次父亲到几十里外的醴陵县城去担粪,回来时买了几个馒头准备路上充饥用,看见一个面带菜色的妇女怀抱着骨瘦如柴的婴儿在路边乞讨,便把馒头都给了她,还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零钱,让妇女给孩子买点蜂糖冲水喝。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父亲还挤出一点钱来,接济一位五保户直到他去世。那时家乡没有菠菜,还让我们从西安寄菜籽,他想试种推广,因为菠菜含铁富有营养。他就是这样坦荡的面对厄运,从未丧失生活的信心。

一九七七年母亲去湖南接父亲时,公社的干部说,不是这顶右派帽子,父亲比雷锋还雷锋。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当“改正”后的一天,我和父亲探讨,是什么力量支撑他熬过这儿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的?父亲沉思片刻说,是信念。他的学识告诉他,他根本没有错,更没有罪。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因自己的学识而获罪,又因自己的学识获得力量和勇气,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他说他所做的一切从来不是为了赎罪,只是听凭心灵的差遣,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只是为了让良心舒服一点。这种在任何时候都不失做人的根本,不改善良的本性,恐怕就是现在人们所赞美的贵族精神了。

从我父亲往上数三辈,还没有活过六十岁的男子,而我父亲如今已八十有六,还精神矍铄。妈妈常开玩笑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这和遇事豁达、长年的体力劳动不无关系。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一九五七年从天而降的灾祸并没有让妈妈乱了方寸,一方面,她相信宣传,认为父亲只要过好“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党很快就会让他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另一方面,为了不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她只能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还是平时那幅慈祥亲切坦然沉稳的样子,不露声色地说上一句“爸爸学习去了”,就让我们一点也看不出家里发生重大变故。而那时我不过十二岁,小弟还不足两岁。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想象,那是需要何等坚强宽广的胸怀啊!

妈妈出身贫苦(这是解放后妈妈的护身符)政治上要求进步,又是业务尖子,在学校的地位是很优越的,她也是打心眼里拥护党,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努力和党保持高度的一致。父亲的右派问题,使她所处的环境陡然险恶起来,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再有不测,这个家就算完了。于是她在领导面前要百般小心,工作上不能有一丝差错,还要承受一些同事的白眼和诋毁。一来政治运动就积极主动向党交心,时时刻刻表示坚决与父亲在思想上划清界限,更是几十年不变的主题。

妈妈也以几十年不变的、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组织和同事的认可,赢得了学生的尊重。而她最引以自豪的是:从教几十年来,她没请过一天病假,没缺过一堂课。

妈妈从骨子里是不相信父亲会反党,更不愿给父亲雪上加霜地提出离婚。虽然离婚是当时明哲保身的有效手段、无可指责,又有组织上的暗示和好心人的明劝,但是妈妈始终没有这样做。她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内心深处呵护着那份纯真的爱情,没让它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政治上身处逆境,家里的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妈妈以五十几元的工资养活我们八个人,生活还在贫困线以下。而我们又都处在长身体,要上学的重要关口。妈妈只有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老鸟,克扣自己,把一切都给了嗷嗷待哺的我们。在那个令人色变的饥饿年代,妈妈又是得肝炎又生浮肿病,命悬一线,也是强撑着才走过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红卫兵强行遣送回老家,经济上也需要接济,我们更是从牙缝里省。寄钱时害怕别人说和父亲划不清界限,妈妈常常让妹妹到离家很远的邮局去寄,还常常变换地址,以规避风险。其实危险会随时发生,只要是从西安寄的钱,不是妈妈还会是谁呢?

王宝钏十八年的寒窑坚守就被传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与她相伴的只是贫穷;相比之下,妈妈该是当之无愧的万世楷模了。

那时我们姊妹六个还颇为争气,个个品学兼优,期末的三好学生人人榜上有名,还都是班级和少先队的优秀干部,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亮点,它给了妈妈不少宽慰。妈妈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个个的送我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鼓励我们学习雷锋,做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可一遇到招工等关键时刻,由于父亲的牵连,我们都过不了政审关。二妹插队时表现极佳,在为生产队打柴时,以九十斤的体重背了一百多斤木柴,爬了几十里山路,天不亮就出工,天黑透才到家,那时她才十八岁。可深得贫下中农赞扬的妹妹,就是招不了工。一次次落选让妹妹悲愤交加,继而绝望。她在一次招工时给妈妈捎信中说,再招不了工,她就不想活了。吓得妈妈连夜坐火车来到生产队,向招工的据理力争,生产队也积极出面,才勉强让妹妹进了一个县办造纸厂,而且是最苦的工种——男孩子干着都吃力的纸浆工。眼看别人的孩子进国防工厂、进大企业、回西安。而自己的孩子表现再好也摆脱不了被歧视的境况,这种巨大落差的折磨还不止一次,每个孩子的招工都让妈妈的心像油煎一样。

待到我们谈婚论嫁时,一个“黑”、一个“穷”,也让好强的妈妈颇费周折,受了不少委屈。记得大妹和大妹夫谈恋爱时,他哥哥带着说客和两包点心找到妈妈,居高临下不容分辩的让妈妈劝说大妹妹,不要耽误了他弟弟的前程。面对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妈妈不失礼貌的回答道“谢谢你们来看我,我们家不缺这点东西,我的女儿也不愁嫁不出去。你该去说服的是你的弟弟,而在这一点上我恰恰帮不了你,实在是对不起”。绵里藏针又掷地有声的话让他们无言以对尴尬离去。妈妈就是这样得体大度地维护着我们家的尊严。

二妹还回忆起一件事:文革初期的一天,红卫兵来抄家。先把妈妈押到一边开批斗会,让她站在一张凳子上,面对来来往往的邻居们低头认罪。又把外婆和弟弟们关进厨房,而让她站在房间里接受抄家。他们凶神恶煞的把家里掀了个底朝天,把衣服被褥抛撒一地,肆意的践踏着。还挖地三尺,找什么金条、首饰、存折,整整折腾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只好胡乱抄没了一些旧相片和书籍(还是鲁迅全集)收场,他们离开后家里一片狼籍。来的红卫兵可都是妹妹的同班同学、妈妈的学生呀,妹妹是班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威信高、平时最受同学的拥戴,只因为是黑五类遭此奇耻大辱。而且有冤无处伸、有泪无处流。此时妹妹是屈辱、悲伤、愤怒、绝望——百感交集,把胸中装的满满的,还像团火样的翻腾着。虽然一天粒米未进,嗓子里像堵了块棉花,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去。看着外婆做好的饭,却没有一点胃口。端着面条勉强吃了两口,胃里一阵痉挛“哇”的一声又吐了出来。这时妈妈的举动让妹妹惊呆了:只见妈妈先腾出一块能落脚的地方让大家坐下来,然后自己端起碗慢慢地吃着,一口又一口,整整吃了两碗。妹妹想:身同此景,心同此理,自尊心极强的妈妈,痛苦肯定还更深一层。素爱整洁的她面对如此凌乱不堪的惨景,嚥下这两碗饭,那要何等的胸襟、气度、理性和力量啊? 或许也很简单,妈妈什么也没想,它只是做母亲的一种本能——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我不能倒下!

“妈妈真伟大”结束回忆时,妹妹满眼的泪花。

妈妈就是这样在单位、在儿女面前刚强地挺立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是“泰山崩于前脸不变色,无端受辱而处变不惊”的女中丈夫。设身处地我也想不出,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如何抚慰自己疲惫的灵魂。

一九七七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一些,妈妈就冒着极大的风险从醴陵接回了父亲。那时父亲已只身在农村劳动了十三载,精神和身体都到了崩溃的极限。不这样,真不知父亲能不能熬到七九年。

他们为落实政策,双双奔走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刁难,非个中人难以体会其中的艰难。那时对反右的结论还要留个尾巴,非让父亲写个认识,承认错误。倔强的父亲拒绝执笔,还是妈妈捉刀,草草交差。此时他们都已是年届六旬的垂垂老者了。

“改正”后,父亲被分配到市物资局属下的金属回收公司西郊分公司,当财务股长。他又老骥伏枥地在单位多干了五年。恰逢调工资、评职称,二十二年都没有动过工资的他,本应受之无愧,当他知道名额有限时,又一次的把指标和名额让给了更需要的人,淡泊名利莫过与此。他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单位所有人的敬意。他在工作中同情弱者,尤其是来办事的农民,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为了让他们能早点办完手续,自己常常放弃午休。他是公认的好人,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是老百姓的最高评价了。

妈妈在第三代人身上又倾注了大量心血,八个孙子带了个遍。

直到父亲退休,他俩才真正过起了颐养天年的幸福时光。妈妈喜欢旅游和忆旧,爸爸就陪着她走。山川名胜、探亲访友,他们俩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走完了大半个中国。一九九五年,父母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到美国探望了我的二弟。他们把自己身上那无处不在的爱,也带到异国的土地上,送给每一个相识的人。弟弟的邻居惊叹“他们是上帝派来的朋友”,一个美国老太太邀请他们陪伴自己住,一住就是四年半。父母思念我们想回国,去意已决,临走时老太太还一再挽留,惋惜不已。我是在翻看妈妈的日记才知道的,我真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而骄傲。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人震惊,那是妈妈应邀参观一户人家,恰巧那家也有六个子女。他们个个学业有成,家家生活幸福。老两口一生事业硕果累累,相濡以沫,颐养天年。相比自己坎坷的一生,妈妈写道:

我看到他们家六个可爱活泼的孩子,一下子触到我的痛处。我们的六个孩子小时候不也都是天真活泼,不也最可爱的吗?我们不也是应该有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吗?我再也忍受不住辛酸的泪水夺眶而出。待回到他们的客厅,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泪水怎么也抑制不住,我真怕人家笑话,就催着明哲(我的父亲)向他们告辞了。回家后我真想大哭一场,我不禁要问,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党,你为什么不爱护你的人民?你把那些最最善良的人、忠心为国家的人、最有能力的人都推进了火坑,都打进地狱,都无辜受辱,都变成奴隶,愚昧无知,你的国家还要发展吗?这样你的政权就能巩固吗?恰巧相反!

我们只是亿万人之一家,只是受了屈辱和折磨。而多少国家要人、主席、元帅——他们家破人亡。这是什么世道?野蛮、无知、恶霸!可怜的中国人啊,至今还被奴役,只是为了生活在挣扎,在活命。哪有什么生活的享受,活着就不错了。经过这大屠杀的洗礼,能活下来就算幸运。

而今天的美国,不管他政治上怎么样,起码他不杀害无辜善良的老百姓。我们所看到的老人、儿童,一切为人民的各种设施都那么完善,公共场所设备都那么周全,而所有的百姓表现得那么有教养,文明、礼貌、友好。有爱护公共财产,保护一草一木的高度自觉性,怎不令人敬佩!

我们从小就盼望有一个强盛繁荣的祖国,从小就痛恨外国人欺侮我们,我们诅咒帝国主义,我们骂洋鬼子,也痛恨清政府的卖国求荣和腐败,但现在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们是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只是一个统治阶级推翻另一个统治阶级,他们都是当官做老爷,鱼肉老百姓,一个比一个厉害,甚至变本加厉。翻开所有的历史,历代王朝,上至秦朝焚书坑儒,那一代也没有比“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死的人多,我们只是受了大半辈子的罪,断送了两代人的前程,比起家破人亡的真是万幸。最大的幸运是孩子们争气。在国内的不行,再奋斗只是温饱而已,天瑞(二弟)的奋斗才是人生价值的自我体现。真正享受人生享受生活,争得做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不长他人的志气,也不灭自己的威风,但我们骂人家又有什么用?你再骂也骂不出一个平等自由博爱而又强大的中国来。我真想把我积在心头几十年的苦水都倒出来,把几十年受损害受侮辱的灵魂洗刷干净。

看着一个耄耋老人饱蘸苦水的沧桑笔触,我们的灵魂能不为之振颤吗?能不为老人那种为生命最起码权利的呼喊而动容么?弟弟曾来信说他留居美国的原因,就是为了不再当二等公民。想起在国内那些年的生活,他悲愤地写道:我可以忍受贫穷,但不愿再忍受屈辱;我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尊严。当年许多老科学家为了实现强国梦,远渡重洋,学成归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不受冲击的,或者关进牛棚、或者下放农场,受批判作检查,颜面扫地。满腹经纶,却眼看时光白白流逝,空怀壮志,扼腕长叹。今日他们的子女为了事业和尊严,又有多少人要远渡重洋去获取,这不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么?

所幸的是有邓小平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国家踏上了坦途。尤其是近几年,胡锦涛、温家宝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国家经济飞速发展。

在他们回国的短短几年里,妈妈在美国见到的我们基本都有了,孙子辈中,有房有车不在少数,妈妈说,家庭装修和衣着时尚比美国人还讲究呢。她老人家终于苦水倒尽,可以安享天年了。

有一首歌的歌词中写道: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珍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这正是父母亲现在生活的写照。前几天老两口又拌嘴了,起因是父亲说母亲是他的初恋,而那时母亲还和一个学长有书信来往。母亲则辩解说,那时我们的关系还没确定嘛!听到后我忍俊不禁,他们已是望九之年,他们的爱情还是那么年轻!

退休后我拿起笔,想写一写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悟。落笔起始就怀着感恩之心写了故乡和我的父亲母亲,因为故乡是我的根,湖湘文化沁润了我的灵魂。而父亲母亲给了我生命,他们宽广的怀抱是我起飞的平台,他们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他们高尚的品德和人格,让我知道如何为人,如何做事,让我一生受益无穷。他们无私的爱,在我人生艰险的旅途上,撑起了一片蓝天,让我努力前行时从未感到过孤独。

尤其让我庆幸的是,爸爸妈妈健康长寿。让我在六十岁还能得到他们的关爱,享受做儿子的幸福。也让我能尽孝,在回报他们养育之恩时,心灵得到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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