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8 次 更新时间:2013-09-05 12:56:07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增长困境   增长依赖  

陈彦斌   姚一旻   陈小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付出了高代价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并与社会的“高增长依赖症”存在强烈冲突,中国因此而陷入了增长困境。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增长困境产生的根源。传统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根治当前的增长困境,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从而抑制“高增长依赖”: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并重”;深化社会改革,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转变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将“人治”转变为“法治”。

  [关键词]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改革;增长困境;增长依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12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92%,而同期全世界年平均经济增速仅为2.87%。中国GDP总量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居至当前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80年的1.9%稳步升至2011年的10.5%。2012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然而,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频发、贫富差距拉大和产能过剩等困扰中国宏观经济的难题。这些难题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困境问题,其他问题大多是伴随增长困境而产生的。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困境是什么呢?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导致了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还引发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社会冲突,而且当前这种“高代价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但是,就业形势持续严峻、居民收入偏低、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和精英人才大量流失等问题的存在已经使中国社会患上了严重的“高增长依赖症”。“蛋糕已经不能再继续做大”,而中国社会仍然强烈要求“把蛋糕继续做大”,这便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增长困境。能否破解增长困境,直接关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能否继续取得卓越成就、社会能否和谐稳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这也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一、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表现

  

  中国经济的增长困境集中表现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与“高增长依赖症”之间的强烈冲突。下面将就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和不可持续性,以及“高增长依赖症”的主要表现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高速经济增长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高增长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高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资源消耗量大幅增加,石油、煤炭等能源产品和支柱性矿产品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2011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21.3%[1],而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却只有10.5%;2009年,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石油方面,国内原油产量早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石油消费需求,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2011年和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均提高到56%以上,预计2020年将超过60%。煤炭方面,2009年中国开始变成煤炭净进口国,此后煤炭进口量骤增,2010、2011和2012年的煤炭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31%、20%和30%。与对能源的消耗相似,中国对铁矿石、铜、钾等主要矿产资源的消耗量也逐年增加。2001年以来,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50%以上,其中2004、2005和2009年都突破了60%;精炼铝、精炼铜和钾盐的对外依存度则分别达到53%、69%和52%。

  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产能扩张,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环境承载能力日趋脆弱。环境污染主要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等。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地下水、内陆河流湖泊和海水均遭到严重污染;2007年中国废水排放量排名世界第一位,比第2~10名的9个国家废水排放量总和还要多。二氧化硫和粉尘等大气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使大气污染非常严重;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2]以重金属(镉、砷、铬、铅)为主要污染源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峻,目前土壤污染面积已经超过200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超过1/5。

  环境污染不但影响了居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国家环保总局和OECD联合发布的《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显示,2001—2003年,全国约有3亿人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1.9亿人患病,而且每年有约3万名儿童死于腹泻;预计到2020年,大气污染将导致中国城市每年有2000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55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60万人过早死亡。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环境污染成本占GDP的比重始终在3%左右,这严重侵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而《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更是指出,到2020年中国因为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健康损失将达到GDP的13%。

  (二)高增长导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投入巨大,这是高增长付出的另一个代价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财富差距则更为惊人。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国家;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3]与收入差距类似,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4][5]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最富有的1%家庭掌握了全国财富总额的41.4%。[6]中国财富集中度之所以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超级富豪的存在所造成的,2013年中国大陆富豪数量已经达到1012人(含隐形富豪),占全世界富豪总数的25.6%。[7]

  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社会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无论是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有非法群体性事件、违法活动和犯罪活动等),还是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有民间纠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都呈现出骤增之势,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峻的挑战。[8]比如,1993年全国非法群体性事件只有8709起,而2009年和2010年则分别达到了11万起和28万起。[9]再如,1994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只有1.9万件,而2008年则达到了69.3万件。

  在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高压之下,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开支迅速增加。“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维持社会稳定当做重要任务。地方政府通过扩大编制和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方式确保社会稳定,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0]中国财政的公共安全支出已经从2007年的3486.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6304.3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6%。维持社会稳定的高额开支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广州市2007年维持社会稳定的支出高达43亿元,占一般预算总支出的比重高达16.4%。[11]

  (三)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过去30多年平均接近10%的高增长已经难以重现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08—2011年的平均经济增速比1978—2011年的平均增速低0.38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下滑趋势,年均增速仅为7.8%。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性趋势。[12]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速将分别比2000—2010年下滑2.3个和4个百分点。[13]可以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视角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就总需求而言,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当前及未来出口增速和投资增速都将显著放缓;就总供给而言,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储蓄率的高位回落而逐渐消失,TFP增速也将由于制度红利的衰减和技术进步放缓而显著下降。[14]

  (四)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因此,“保增长”或“稳增长”事实上成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高增长依赖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走低,而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形势(尤其是高端劳动力市场就业)仍将严峻,这需要中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从而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来容纳新增就业人口。1979—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34,2001—2010年则降至0.05。尽管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频频发生“民工荒”现象,但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大量高端劳动力依然面临着就业困难,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已经从2006年的1.05下降到了目前的0.9,拥有大专和本科学历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高达13.4%和11.9%[15],因此,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第二,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必然需要“高增长”以提高其收入水平。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92年的69%跌至2008年的57%;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都显著上升。[16]相比之下,1996—2006年,绝大多数OECD国家家庭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处于72%~80%的范围内[17],比中国高出15~25个百分点。此外,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非常悬殊,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处境更加不利。而当前“限高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很难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希冀通过加征财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向高收入群体征税”的做法在短期内并不现实。[18]

  第三,中国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明显不足,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严峻的民生压力需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进而要求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以获取相应的财政收入。一是,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6.2%,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21.7%。二是,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已经升至4%,但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010年已经升至4.3%。三是,目前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四是,城镇保障房覆盖率偏低,即便“十二五”期间完成供给3600万套保障房的规划,保障房覆盖率也只有20%左右,仍大幅落后于新加坡(85%)和日本(44%)等国家。[19]五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不仅将导致养老金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加重政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负担,从而加剧财政支出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民生财政支出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部分群体民生状况的滞后程度远比上述总量指标所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这就更加需要民生财政支出的支持。

  第四,为了避免精英人才移民所导致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双重流失”现象进一步恶化,需要高速经济增长来保持中国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以富裕人群和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社会精英严重流失问题。社会精英的流失意味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将对国家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挽留住精英人才,中国必须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便用收入的快速增长来弥补教育、法制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缺憾。[20]

  

  二、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从“增长崇拜”到“增长依赖”

  

  (一)“增长崇拜”与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必要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1989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部门领导人在走出国门之后,也被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震惊,实现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愿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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