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家利益遍及全球。两国政界、学界异常关注究竟将如何处理彼此关系。
习近平主席、奥巴马总统在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上，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前景作出积极的表态，是这次峰会的一个亮点，体现出习近平强调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这至少表明中、美两国关系又可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局面。倘若今后北京和华府能够求同存异，冷静地处理双边及多边事务，则两国可能合乎理性地步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境况。
历史魔咒发人深省
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稳坐世界龙头老大的宝座。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直逼老大的地位，相当惹人注目。在西方战略家心目中，未来中国必然会呈现对美国老大地位的挑战的态势。2010年1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番话勾勒出美国决不愿意轻易让出龙头老大的地位的立场。
按照外界对奥巴马此番说话的解读，则设若中、美关系处理不当，两国关系必然会陷入有关“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漩涡，以及总结得出由此衍生的两国关系必然深度恶化并且最终崩盘的结论。况且，最近在中国周边险情频传，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风险加大，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磨刀霍霍，来自南中国海邻国的警讯连续不断，而美国也加大了在亚太地区向中国挤压的力度。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矣，值此大国崛起未竟之际，来自境外的挤压行动有增无已，罡风阵阵，拂面而过。此情此景，恰似“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奏曲，好像中国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重大挑战了。
有鉴于此，近年不少中国学者及民间人士大声疾呼，中国成为“老二”违背了本身的意愿，是“被”老二的，以及中国不要做“老二”等的呼声，不绝于耳。须知，国际社会已经视中国为世界“老二”了，这种看法业已定型，属于既成事实，并不以中国学者不愿做“老二”的呼声为转移。何况，美国判断中国是否将成为直逼美国龙头老大地位的咄咄逼人的“老二”，是以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为依归，而决不会为中国学者及民间人士敬谢不敏的呼声所左右。
早在2009年冬，笔者正是于美、中两国可能陷入“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漩涡的前景，着手撰写题为“盛世危言：中国周边危机四伏”的文章，最终刊登在《领导者》双月刊总第32期上全文发表。这篇文章论述了美国可能终将把中国视为最现实并且最大的挑战者，西方国家可能从四面八方围堵中国，以及由此诸种负面因素被导入中国内外环境而招致不利的后果等。迄今为止，事态发展说明，笔者的预测不幸而言中。
然而，倘若有人认为美、中关系必然会陷入有关“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漩涡而不能自拔，断定中、美关系最终必定崩盘，则大谬而不然矣。他们的观念不啻历史宿命论。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的系统的记载，称为历史。人类社会是不断往前发展的。历史可能会重演，却不会简单地重演。况且，在信息社会，节奏超快，瞬息万变，对中、美关系构成影响的动态的内外因素千变万化，认为中、美关系最终必定崩盘的结论，显然是绝对化了。“绝则错”，古今皆然，岂有他哉。
中、美两国是否能摆脱历史魔咒的桎梏？前面所谈的，仅就摆脱魔咒之举的紧迫性和可能性而言，并不涉及可行性。而由探索可行性进而发展成必然性，在学术上以及在政策操作上，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观努力和客观结果互为因果，此乃至理名言。今日笔者坚持认为，假如中、美两国领导人作出主观努力，及时而且到位，则作为客观结果，可能影响甚至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这是可以预期的。尤其是在热核时代，世界各大国均置身于“地球村”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基此，只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具有大智慧，就有可能摆脱有关“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魔咒的桎梏。
峰会开启新的历史起点
诚然，上述估计的前提乃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作出及时而到位的主观努力。如果这一前提付诸阙如，则中、美两国最终滑向激烈而漫长的冲突的前景不能排除。至于冲突的后果对于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无须赘言了。
近年中、美关系风波迭起，跌宕起落，其源出于关于“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魔咒的惯性作用。在多数情况下，美国决策层依然表现出灵活性，不为已甚，中国决策层则摆出妥协的姿态，腾挪移位有术。况且，国际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多样性挑战，例如朝核问题对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的挑战，这使得美、中两国既无法独自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美、中关系大体上还留在合作的轨道上，只是一路踉跄前行而已。
迄今事态发展的趋势显示，美国作为稳坐老大宝座绝不轻易让位的老牌帝国，而中国作为国力快速上升直逼老大地位的新兴大国，无论彼此竞争如何激烈，合作总还是两国关系的基调。这就为今后中、美关系的正确定位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展开了对美国的工作访问。6月7日下午和8日上午，习近平同奥巴马在加州度假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另有一场晚宴，两人还一起散步。本来按照计划，两人相处6小时，结果两人共处时间超过了8小时。由此可见，在习、奥两人之间已经建立了比较友好的个人关系。
当代国际关系显示，两个大国最高领袖之间是否建立诸如彼此理解、信任之类的私人关系，对于双方在危机处理的阶段能否作出理性的对策，至关重要。习、奥两人在峰会期间是否能碰撞出思想、友情的火花，是否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颇大的影响。对北京而言，面对的是未来三年多美国的最高领袖；对华府说来，尤其是如此，因为面对的毕竟是未来十年内在中国操舵的最高领袖。
在峰会上，两国元首同意，中、美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概括为：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是双方从未来世界风云和中、美关系走向着眼从而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又强调改善和发展两国军方关系的重要性，中方将应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在会晤中，习近平还向奥巴马表明了中国在钓鱼岛、南海、台湾、网络安全和朝核诸项问题上的立场。
与以往不同，这次峰会显示，美国已经开始逐渐接受中国是一个地位趋向于“对等”的新型大国。估计今后在涉及中国的重大问题上，美国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将与中国进行磋商。假若笔者预估不错，这无疑是习近平出手不凡的首轮外交的亮点。
在短期内，习、奥峰会想来不致于产生显著的效果。然而，习、奥峰会的长期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在今后中、美处理重大国际危机的关键时刻。在此类关键时刻，美、中两国最高领袖私人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度和信任度，是否信赖对方在危机处理时不会作出非理性的对策，从而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美军剑锋指向亚太
“知易行难”，这是读者耳熟能详的规律。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自然还会经历一波三折的阶段。尽管两国行政部门都有努力推动合作的良好愿望，也难免重重障碍再现。例如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再说，两国国内都存在近乎刚性的“政治正确”的框框，一旦触动底线，双边关系可能立即由合作转入对抗。过去三十年以来，这一动态变化屡试不爽。
何况，中、美两国关系在互动过程中，不但会被国内政治掣肘，而且还会囿于本国大战略的框架以及受制于本国同盟国的既定的多年关系。有鉴于此，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迟早还会面临反复的甚至是严重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动态变化之一，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6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主题讲话时强调，美国将继续落实去年宣布的亚太战略，美国空军将在亚洲保持60%的海外军机和飞行员的比例，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将在亚洲发挥先前的作用，并将优先把包括定向能激光武器在内的最先进的武器系统部署到亚洲。
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去年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宣布，至2020年美国将在亚太地区部署60%的海军力量，增派八艘军舰。哈格尔是在帕内塔宣布的往亚太地区增兵的基础上作此宣示的。
哈格尔还表示，美国军力聚焦于亚太地区并不局限于对照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对减少而已，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开支的绝对数，在必要时也会增加。至此，局面已经相当明朗化了，亦即美国海、陆、空三大军种的作战部署将持续向亚太地区倾斜。
同时，哈格尔指出：“美国同中国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是在亚洲执行‘再平衡’政策的重要一环。”“美国和中国确有分歧，重要的是以持续、互相尊重的对话为基础，解决这些分歧。”他强调，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将有赖于美、中两国更密切的合作。
当年老罗斯福总统在一次演说中曾经援引了一句非洲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由此可见，当前美国为防范亚太地区出现战乱而采取的措施是坚强有力的，同对方接触时的语言是温和、理性的。
值此中国崛起的关键节点，以美、欧、日西方国家为主导，外部世界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挤压行动。据估计，今后源自境外的挤压行动还会持续加剧。对中国而言，不容乐观。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许多西方官员、学者依据一次、二次大战之前以及冷战期间大国相处关系的历史经验，经过系统的研究以后认为，世界资源有限，崛起国通过一场体系争战，才能取代霸权国而主导世界秩序，得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冲突迟早不可避免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正在作两手准备，说到底，无非是遏制、接触并举，合作、防范（乃至对抗）共存。
近年“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西方甚嚣尘上，溯自欧美民众在心理上无法理喻的感受以及多数战略家在对历史的理解上缺乏与时俱进的才具。明代名臣王阳明曾经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务之急，中国官员、学者应当向西方政界、学界和媒体剖析明白，中国的崛起既不会挑战当代国际格局也不会危及美国对国际格局的主导地位。诚如下文提到的各个层面的阐释，只要分析到位，破其“心中贼”，未必不能做到。
惜乎中国官员、学者囿于既定的套路，仅从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角度去解释，显然是一厢情愿。如此说辞及做法，无异缘木求鱼。当前“中国威胁论”的阴霾越来越浓重。狭义的美、中双边关系以及广义的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多边关系，日后均会经历剧烈的互动、变动。
在此情况下，中国官员、学者无视日益逼近的威胁，迄今未对美、中关系互动的内外要素认真作一番研究，而一味诉诸于对西方战略家解释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希冀未来能化干戈为玉帛。彼辈仅打算以低廉的代价，获取最佳的效果。这一做法极其不利于北京领导人拟定适宜的宏观战略。长此以往，欲求化干戈为玉帛，可谓一厢情愿，岂可得手乎？这种作风至少也说明彼辈始终缺乏从事战略研究时至关重要的危机意识。
新型大国关系研究付诸阙如
以美、欧、日西方国家为主导，外部世界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挤压行动，而针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首先在西太平洋集结出现，构成来自外部世界的主要的军事压力。这说明中央军委不久前确定的东南沿海及西太平洋是中国主要的战略方向的依据不是空穴来风。
中国领导人迭次强调，中、美两国需要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至于中国学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性的系统研究，迄今付诸阙如。如果中国领导人仅凭“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八字真经，或者包括三层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的十四字真经，尝试以抽象的语言取信于注重务实的西方国家的领袖，则显然是低估了西方战略家的政治智慧了。
上世纪的史实证明：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不惜代价地反复展开，最后以一方被彻底击垮而告终。
于是，西方战略家比较倾向于相信霸权国与崛起国（亦即“老大”与“老二”）必然冲突的论断。目前这一论断在学界、政界已经形成了气候，似乎颇难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毕竟星移斗转，时代不同了。至今“老大”、“老二”之间关系包含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也与过去崛起国（如德国、日本、苏联）民族的历史性格有着巨大的区别，体现在地缘政治上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岂能一概而论呢？探讨当代中、美关系的底蕴以及未来走向，不能也无须误入上世纪“老大、老二”之间关系的历史怪圈。
随着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内政诸因素的变化，无论华府还是北京，都不应该再套用旧理论或者冷战理念来阐释中、美关系了。所谓上世纪“老大、老二”之间的关系，既是历史魔咒，也是宿命论断。
尤其是在核时代，这个宿命论断不应该影响甚至左右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不应该也不致于朝着全面而持久的争战的方向演变。诚然，要打破这一历史魔咒，还需要两国决策层具有大智慧，先决条件是北京领导人需要具有大智慧。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为何迄今中国政府仍未组织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这个具有紧迫性的课题进行系统而周全的研究呢？即使难得有几篇短文试图对此进行阐释，也是不得要领，仅隔靴搔痒而已，远不足以在西方战略界产生解惑的功效。
课题研究具有紧迫性、可行性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美国的关系并不一定会陷进“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冲突”的历史怪圈。如今美、中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甚至是严重的不可逆的倒退。究其实质，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中、美两国说来，不但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对此，必须予以全面、深入的考虑，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据笔者所知，关于中方提出的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目前仅在美国就有数个课题组正在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这项建议究竟是基于战略性的判断，还是出于策略性的运用；如果确是基于战略性的判断，是否具有可行性。这些研究报告将为华府考虑是否真正在战略上接受中方提出的建议提供参考。
然而，中方自己对于这个建议，却至今仍然停留在八字或十四字真经的层面。中方自己不进行深入的研究，仅停留在表层，浅尝辄止，势必在此项研究上落后于美方。对比如此鲜明，岂非咄咄怪事？难道中方提出的建议，还要美方来落实细则吗？难道北京认为美、中关系“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吗？
在美方看来，这无非说明一个问题，即中方提出这个建议时，多半视为权宜之计，仅作为策略上的运用而已，亦即缺乏诚意。否则，又怎么能解释前述现象呢？
想当初，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力邀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商谈，称毛、周二公“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期望之殷，似乎无以复加。及至毛、周二人莅临重庆，蒋介石周边智囊人物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尚且没有采取具体行动，为国共和谈的方案准备片纸只字，可见诚意欠缺，一时沦为笑柄。后来乃由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等人交上预案，为双方签订《双十协定》起到了作用。
如今习近平、李克强正推行新政，贯彻高效、清廉的施政作风。想来习、李二公不会让美国学者在新型大国关系细则的研究方面专美于前吧。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确实耐人寻味。在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上，稍早举行的习、奥峰会可能会产生风标似的、不容低估的作用。
倘若中、美两国领导人作出及时而且到位的主观努力，客观结果则是足以影响甚至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在北京领导人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过程中，另有一点值得关注。鉴于本届美国政府无暇从事远期的战略研究，而相关课题主要由智库承担，而至今美国智库尚未对此作出主动的、系统的探求（有研究计划而已，成果远未出台），因此，今后由美国政府作出“及时而到位的主观努力”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在外。
鉴此，中、美两国领导人是否会作出及时而到位的主观努力，还要寄望于中国领导人。只有在中国领导人大力启动了这一程序化的努力之后，才能说动美国领导人跟进，顺着这一方向的各项努力措施才会在两国机制化、体制化。
既然是中方提出了这个建议，则美方对此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美国确认新型大国关系，对美方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据笔者研判，美、中两国要在新型大国关系上达成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指双方要切实地认识到，美、中两国之间，无论如何，毕竟共同利益大于彼此矛盾。至于有人认为这两个核大国迟早会刀兵相见，更是丧失理性的推断。下面是笔者在诸个层面对这个判断作出的论述。
中、美互补型经济互相依存
19世纪末叶，欧洲列强矛盾加剧，经济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德意志邦联内部诸邦统一的过程中，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为了清除绊脚石，先后在1864年、1866年、1870年战败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1871年，德意志诸邦真正统一以后，德意志帝国终告成立。其后德国国势持续膨胀。
一次大战前，英国尽管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却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和丰富的海外资源，世称“日不落帝国”，影响力遍及全球，综合国力仍居世界首位。而在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经济、科技发展迅猛，短期内崛起于欧洲，自然希望获得与其新兴国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1860年代，英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25%。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却是英国的两倍。至1913年，英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份额下降到10%，德国的份额却剧增为15%。一战以前，论重工业，德国更是超过了英国。
况且，英、德两国都是工业强国，产业结构相似，两国经济的竞争性远大于互补性和依存性。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强国，表现出不甘于现状的急躁、盲动情绪，将英国视为主要敌手，急于在全球获得更多的殖民地与原料产地，为之蠢蠢欲动。
与一次大战前相比，二次大战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状况令人颇有异曲同工之感。19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笼罩住欧、美国家，各国经济久久欲振乏力。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采取扩军备战的政策，德国从经济大萧条中复苏比较快，加上纳粹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有关“生存空间”理念的执着，对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石油、粮食等资源的急迫需求，要求打破一战产物即凡尔赛体系，于是战争的乌云罩住欧洲大地。
至于日本，在美国切断对日本的战略物资的供应以后，则出于对石油、橡胶、铁矿石等战略物资的紧迫需要，寄希望于从东南亚国家取得这些战略物资，以及日本对于“海上运输生命线”的执着感，构成日本大本营（直属于天皇的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以大本营命令的形式发布天皇敕令）作出对欧、美国家开战的决定的动因。
至于冷战期间美、苏两霸之间的对峙，则与英、德冲突和日、美冲突不同,主要是两大阵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的产物。美、苏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尖锐对立,尔后发展成为两个政治阵营、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殊死较量，最后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
华约国家又被意识形态的“铁幕”隔绝，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外。当年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如果两大阵营同处于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之内，彼此矛盾或许尚不至于如此不可调和。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复杂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中、美两国的综合关系与历史上“老大、老二”之间的冲突机制截然不同。全球化浪潮席卷方张，冲击力无远毋届，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将彼此的国家利益变得无法彻底剥离。如今美、中两国高低端经济互相依存，美国各大公司又在中国存有重大的经济利益，情况与过去迥异。
中、美两国属于同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同1978年相比，中、美贸易额增长了三百多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如今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美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近5000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中、美两国经贸、人员交流异常频繁，每天两国商品和服务数额达到十多亿美元，每年三百多万人次穿梭太平洋往返于两国之间。近十年中国始终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彼此经济依存度给两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多年来，中国又是美国主要债权国之一。中国不断增持美国公私债券（包括国债），从2002年的1810亿美元，增到2011年的17270亿美元。中国承购的巨额的美国债券支撑了美国对海外巨额资金的需求，亦即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国政治、军事机器的有效运转。
中、美两国存在着高度依存的经济利益，别说全面开战，哪怕是长期在军事上对峙，都是两国不可承受之重。这就决定了两国在对待是否公开敌对的问题上，必然慎之又慎。若非万不得已，不致于走此下策。
联合国生机勃勃
一次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国际联盟是维持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方法，并提出了“集体安全”的概念。在这个构想中，国家自愿放弃一部分主权给国联，以换取集体安全和国际法的保障。于是，国联成立。然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国际联盟盟约》，从此最强大的美国实行了孤立主义，自外于国联，致使国联从一开始就软弱无力。欧洲外交家始终仅着眼于传统的均势政策，而忽视了国联所揭示的集体安全理念。二次大战的爆发，昭示了国联的失败。
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为了避免重蹈国联的覆辙，安理会的组织形式昭告于世：五大常任理事国均拥有否决权。这就将传统均势思想与集体安全概念结合起来，成为至今联合国仍保持生机的主要原因。联合国遵循富有创意的“预防性外交”与系列性维和行动，在大国协调以及平息地区性冲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军事危机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美国侦察机拍摄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大批核导弹的照片，以此为由，对古巴实行了武装封锁，并对苏联施加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一时间，美、苏两国均摆出不惜诉诸核大战的姿态，一场核大战一触即发。在美、苏两国领导人进行紧锣密鼓的交涉之外，联合国也大力进行了干预。
在危急时刻，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提出以确保古巴安全换取苏联撤离核导弹的大胆建议。10月30日至31日，吴丹亲自访问古巴，劝卡斯特罗同意撤走苏联核导弹和轰炸机。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终于接受了吴丹的劝说。古巴导弹危机本已濒临核战争边缘，此刻方才宣告结束。最终一场核大战同人类擦肩而过，诚人类之幸。联合国成功地调停古巴导弹危机之举，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彰显这个国际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功效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近年高度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不但视为宣示本国外交政策和增加国际话语权的场合，而且视作体现大国地位和作用以及诉求并实现自身利益的场所。中国不但从未寻求挑战这一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而且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参加联合国各分支机构的活动，增加本国在联合国维和费用中摊款的比例，增加了派遣维和部队的数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扩大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充分体现出中国是当代世界负责任的大国。
国际制度的逐渐完善堪称本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重大进展。在当今信息时代，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联合国比当年国联更有生命力。今日联合国在大国协调以及平息地区性冲突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远非二战之前国联曾经起过的作用所能比拟。日后联合国在调停国际纷争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决不能低估的。一旦“老大、老二”之间发生冲突，这个现成的国际平台足以提供斡旋、调停的作用。
中国战略文化与以往崛起国不同
数千年以来，在儒教的熏陶下，中华民族养成了独特的历史性格和战略文化。在本质上，中华民族不尚武，不但重文不重武，反而有些以尚武为耻。在中国历代煌煌将星中，时人将登峰造极者称誉为“儒将”，被称誉者也往往以此为荣。
崇尚儒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将武力的象征--剑、枪、战利品和战争奖章--视为不祥物。中国有一句格言说，“善战者不言战”。历代名将都回避夸耀他们在军事学上的造诣，并且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刘伯承元帅百战余生，平日在家观看战争影片时，不屑或者不忍观看描述战斗的场面，就是一例。
在当代，中国军界领导人通常轻视西方“尚武（强调军事打击）”的战略传统，而宁可采取一种低调的“柔武（对战争能避则避）”的战略文化。“柔武”是基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概念。在危机的早期阶段不让威胁凸显，以及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宁可发动“膺惩”式的短期战役行动，极力避免在境外从事一场持久战。1962年，解放军在边界重挫印度军队以后，不是乘胜追击，而是立即收兵；1979年，解放军在中越边境战争中，突入越南境内甚深，却迅速撤兵回国。由此可见，这一经典式的传统至今在中国流行。这种战略文化蔑视积极、主动地寻求战争，而把回避战争誉为智慧和道德力量的标志。
在中国，从顶层决策设计到战场实践的复杂流程中，孙子传统思想仍然起到指导作用。在军事院校和各军兵种指挥学院，从阐述人性的基本观念开始，教授们往往指出，在西方，人性被认为本来就是邪恶的，以致西方人夸大了法治的重要性，依靠法院对个人实施惩罚及纠正人们做的错事。相反，中国人崇尚孔孟之道，他们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或者是中性的，强调教育和个人修养的核心是“仁”。在中国历代政坛上倏起倏落的法家观点，从来就没有在中国政坛上持续地占据主流的地位。
就战略文化的层面而言，西方战略家崇尚强权政治，针对社会不良行为，更加强调个人的责任，反映在国际政治上，动辄以军事报复的威胁来支撑谈判中的要求。总的来说，中国人宁可从事一轮又一轮的外交努力，尤其主张各方在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认为“和为贵”，通过谈判和妥协达成共识，才是体现了外交技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和战略文化，是在历史的熏陶下，历经数千年方才养成的。不言而喻，今日中国领导层的决策自然会受到本民族的历史性格和战略文化的惯性影响。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和战略文化与以往崛起国（如德国、日本、苏联）民族有着巨大的区别，所以，识者有理由相信，今后中国领导层根本没有意愿去挑战美国作为世界龙头老大的地位，遑论有无能力去进行这一挑战了。
积极防御与“非攻”一脉相承
东西方在历史性格和战略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也体现在对于如何以使用军事力量作为达成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手段的不同看法上。这种差异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尤其在国际危机的初期阶段经常屈服于外部世界的压力，而在危机升级以及正面冲突似乎不可避免的紧急关头，出乎意料地突然诉诸武力。
这是由于中国领导层认为，一旦他们判断军事冲突必定不可避免，宁可打一场小仗、中仗，以避免打一场大仗。这是弱势者的相对有效的战略选择。不过，中国战略家认为，西方人常常过早地终止谈判而采取军事行动，常常拒绝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进行耐心的探求。
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持有“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观点，为了夺取主动往往过早地采取好斗的姿态。中国人的传统却是“非攻（放弃进攻宁取自卫防御）”，这种传统观念的延伸促成了解放军最重要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制定。
当然，如何理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也有两层含义：这个战略在本质上是“防御”性质的，无论如何，在战略层面上尽量维持和平，绝不先发制人；然而，一旦假想敌已经在战略上采取军事行动或者甚至仅是敌对的、重大的军事部署，北京得出一场战争委实无法避免的结论，则从全局观念着眼，不能束手待毙，这时就要重视该战略在“积极”层面的作用，于是就在战役层次发挥主动出击的作用，而这是符合“积极防御”的主旨精神的，况且，毛泽东、邓小平均曾经把“积极防御”称之为“攻势防御”。
一个中国字“武”常被用来表示“军事力量”。这个字反映出在中国战略文化中对于使用武力的被动式的感受。“武”字的字根或动态的部份是“止”，意即“制止”，而另一个组成部份即静态部份是“戈”，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兵器。在不少中国字中存在这种矛盾现象，以微妙的方式解释有时被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行为。
就军事作战室的术语而论，西方人注重对手的能力，中国人却强调对手的意图。换言之，西方人的强项是微观研究和定量分析，而中国人却擅长于宏观研究和定性分析。有时两者在这方面的区别还在战争计划制定上被引伸为：相对于西方人在战略上强调攻击对手的强势节点，中国人在战略上却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
最近几十年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宏扬他们的科技威力--他们的硬件。在凸出“硬件”的趋向和弘扬知识或“软件”的美德之间存在的差别，确实反映出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别。中国知识分子“重道轻器”（穷究理义或者注重道德修养而忽视科学技术）的传统影响的痕迹远未消失。
中央军委领导人和战略家试图把迄今未能把解放军打造成一支更有作战力的军队以及未能大力推广先进技术的进程归咎于“重道轻器”的观念的影响。技术劣势确实缩小了中国战略选择的范围，增加了导致战略上失败的可能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中国军方正在竭尽全力，以求缩小本国同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
历史上中国从不对外扩张
一般认为，随着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总会试图调整乃至改变国际体系运行的规则，扩大势力范围，以至诉诸领土或领海的扩张。英国作为海洋霸主，工商业和军事打击力量之强大，足以睥睨全球。19世纪后期，普鲁士统一了德国，打破了1814年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欧洲均势。
上世纪初，德国对外扩张的声势席卷方张，直接对英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终于拉开了一次大战的序幕。1930年代，希特勒德国为了打破凡尔赛体系对德国的约束，有选择性地对外使用武力，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一一被置于德国统治之下，二次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日本是对领土扩张有着巨大野心的另一个强国。1930年代，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军部获得了对日本政府的控制权，帝国扩张政策获得了国内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对于国土狭小、原料紧缺的现状，日本民族有着深切的忧虑，期待着建立一个地区霸权，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以推动日本综合国力的增强。
日本军部兵锋所指，首先是向中国扩张，得手后又趁法国在欧洲被希特勒德国战败，夺取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地。于是美国得出日本军力将在亚太地区大举南下的结论，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切断对日本的战略物资如石油、橡胶、铁矿石等的供应。随着美、日关系日益紧绷，1941年日本海军航空兵袭击珍珠港，并向南攻占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的多处殖民地。美国以举国之力参战以后，日本扩张主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接下来，向国外急剧扩充势力的例子是苏联。沙皇俄国一贯奉行对外大肆扩张的军事外交政策。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衣钵，实行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在苏联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实行的专制主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二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就露出对外扩张的本性：对东欧诸国实施严格无情的控制；占领了波兰的部分领土，又将德国东部的部分领土划给了波兰；试图将朝鲜变成卫星国；尝试在伊朗北部开拓势力范围，等等。乔治o凯南在其“长电报”中解释了苏联的扩张行为的根源，令美国决策者更加坚信苏联不可能停止扩张主义。苏联接连对外扩张的行为，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警觉，揭开了冷战的序幕，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围堵态势自始至终贯穿了冷战时代。
接踵而来，苏联又把扩张主义引申应用到中国。自1960年代后半期至1980年代前半期，前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此即毛泽东所称的“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此情此景，催生了美、中、苏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中国与西方国家联手对苏联长期实行的遏制政策，是前苏联崩溃的外部因素。
在对外扩张这一点上，中国国情则完全不同于以上三个崛起国。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人内敛的民族性格，在中国历史上，促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地理区域和汉族的内聚趋势。
从整体而论，中国主体民族向来不尚武，对外扩张一说，与历代帝王的施政方向相比，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对外扩张的，当以元朝、清朝最为著名，可是这两个朝代都是北方强势民族以异族入主中原的身份建立的，违背了中国主体民族的意愿。一旦强势异族入主中原久了，即受到中国人偃武修文的传统的影响，不但不尚武，反而积弱久矣，沦为境外强国予取予求的对象。这一点，反证了中国人基本上与强势的扩张主义无缘。
多位外国专家对笔者提到，唐朝、明朝是汉族，也有对外扩张的历史记载，又作何解？笔者指出，唐朝、明朝皇室恰恰不是汉族血统。唐朝拓展国土并不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治下实现的，而是在唐高宗李治、皇后武则天执政期间完成的。李治父系本是西凉王室后裔，李治曾祖母独孤氏、祖母窦皇后、母亲长孙皇后都出身于鲜卑望族。所以，李氏君主以鲜卑族血统为主，不过实现了汉化而已，其基因仍是以鲜卑族血统为主。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出身，有资料显示，朱元璋本是回族人，并不是汉族。
这样算下来，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异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可能汉朝是一个例外。东汉以积弱闻名，无需详述，西汉拓展国土一度声名卓著者，也仅汉武帝一人而已，而汉武帝也仅是对匈奴获胜而已。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在末年史无前例地颁布了《罪己诏》，反省思过，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
况且，如果秦始皇果真传位给长子扶苏，秦朝不会仅历三世而亡，也轮不到刘邦建立汉朝。秦灭六国，自秦朝开始，上下两千年皆为秦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指出，“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就揭示了这一点。柳宗元是唐顺宗在位期间“二王八司马”倡导政治变革阵营中的中坚份子，他以政坛过来人的身份得出的评断，自然是有道理的。因此，汉武帝的扩张行为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足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产生影响。
直白地说，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积弱已久，根本没有采取扩张行动的发展趋势。近年民间一直在呼吁重塑尚武精神，却积重难返，何况，即使中华民族实现了重塑尚武精神的目标，是否对中国崛起的进程真正起到了正能量的推进作用，笔者尚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
此外，二次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时代告终以后，尽管领土争端依旧存在，可是强国推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已经不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固然中国同周边国家还存在着领土争端，可是某一方以直接运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被视作理所当然。纵使中国民众也不会容许当局凭恃武力称霸于东亚乃至全球。纵观历史今日，都不能得出中国可能成为扩张主义强国这一结论。
质言之，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以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历史性格和战略文化，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挑战以至颠覆美国龙头老大的地位。既然中国不会挑战以至颠覆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怎么会陷入同中国闹得鱼死网破的一场激烈对抗呢？
中国传统上不重视制海权
中华文明的内向性不但来自中国历代汉族帝王从来没有对外扩张的传统，还来自中国历代帝王向来不具备海洋意识，目光仅关注于中土。在传统上，中国历代帝王缺乏海洋意识，从来没有在海上与别国争霸的意念。这与世界霸权国家素来重视海权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之前，在欧洲列强的战略博弈过程中，对英国的世界老大的地位构成直接挑战的，终究还是世界老二德国建设大海军的举动。德国在政治、经济、海外殖民地以及生存空间诸领域的挑战，对霸主英国的威胁毕竟还是间接而迟缓的，而德国急剧扩充海军的举动对英国的威胁却是直接而迅速的。
德国海军的壮大昭示着将有又一次的海上扩张，对英国海洋霸主的地位构成了直接而迅速的威胁。面对着德国势力的扩张和挑战，英国无法达成妥协，就此拉开了一次大战的序幕。而希特勒德国急剧扩充海军和空军，势难中止，也是促使英国挺身而出，联合法国，与德国迎头相撞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战略上说，这也至少在当代反映出一种陆地-海洋的二元观。多少代以来，西方战略家呼吁取得制海权，最近又强调对天空和外层空间的控制权。而中国战略家们，从孙子到目前在北京的将军们，却一直不重视制海权，而是陆地的守卫者。当前他们关注国内的政治稳定远甚于国际危机。毕竟中国领导人难得会将国际冲突和危机置于国内稳定和领导层的政治权力之上的地位。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往外投射时贯注于不同的方向。中国人视线内向，表现出一种自得其乐的心态，而西方人则视线外向，似乎永不安分守己，只顾对外扩张和控制。在中国人眼中，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性格不急躁、不急于求成的美国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都派出官员出使外国，最有名的壮举如汉朝外交家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和明朝郑和下西洋等。然而，即使在中国强盛的年代，历代帝王始终没有利用陆上交通和航海业的优势，致力于开辟新领土，对外实行扩张主义。
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强有力的商业市场需求去推动对外扩张，而且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往往着眼于内政的需要，例如郑和下西洋就有为明成祖寻觅建文帝的含义。及至清朝建政之初，清廷更是出于杜绝郑成功反攻大陆的宗旨，明令“片板不许入海”，禁止同海外贸易。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仍然致力于奉行闭关政策，其实同当初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内向型的中华文明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国情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截然不同。
中国人在传统上不重视制海权，在全球战略上，自然也不会对美国海洋霸主的地位构成挑战。未来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国的地位不会受到来自中国的重大挑战，这是可以未卜先知的。
核武器抑制大战爆发
核武器问世以来，在核武器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边界冲突。核武器已经成为制约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1969年，中、苏起初在珍宝岛接着在新疆爆发边界冲突，也仅局限于团一级的武装冲突，始终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边界冲突。这年秋季，莫斯科策划对中国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核突袭，为此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最终戛然而止。
原因之一，即中国核武库尽管还处于雏形阶段，却已经有了可怖的报复能力，毕竟迫使莫斯科在下决心之前要考虑更周全一些。何况，中国举国动员加强战备数年矣。孙子《九变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苏联对付中国这样的大国，又做好了战备，突然袭击不易奏效，而陷入一场持久战，显然不符合全球战略利益，不得已而求其次，于是进入不战不和的阶段。
原因之二，是美国以核威慑逼迫莫斯科不得轻举妄动。那年10月，白宫正在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10月25日，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主要的战略轰炸机群奉命满载核弹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机场跑道上紧急起飞。后来美国学者斯科特o萨根和杰里米o苏里引用解密文件，在文章中谈到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10月27日和29日，18架满载核弹的B-52轰炸机在北极极冠上空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这批轰炸机往北飞行，沿着加拿大海岸飞向苏联，以椭圆形的飞行轨迹朝着苏联方向飞，然后返回美国。”
此时，华盛顿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此情此景，加上美国核轰炸机已经升空，均给予莫斯科明白无误的警告。尽管中国军队早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对此却不予置理。
北京很快获悉美军已经采取“异常的”戒备措施，于是对中苏边界争端的立场愈加坚定。针对莫斯科的冒险行径，中、美两国配合默契。莫斯科迫于中、美的压力，终于打消了对中国实施核袭击的念头。核武器成为制约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大多数国际政治分析家都认为，核武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武器，其特大型杀伤力超越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武器。这一极其特殊的武器终于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一场尖锐对立的冷战变成了一段“长和平”。
核武器巨大的毁灭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承受之重。1945年在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只相当于15000吨高爆炸药，而今天远程导弹足可携带威力百倍于广岛原子弹的核弹头。以远程导弹作为核弹头的运载工具，一个核大国仅需要30分钟即可发动一场洲际战争。核武器惊人的毁灭能力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代价，也提高了核战争的门槛。这意味着，在核时代，一个核大国以军事手段追逐政治、经济目标，在目标和后果之间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说到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成为终极武器，是核大国手上的政治武器，而不是用得上的军事手段。
核武器面世以来，确实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模式。其后果在下述领域直接影响了大国相处的规则，涟漪所及，甚至波及国际关系的各个角落。
首先，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危机”的形式，而不是以“战争”的形式体现出来。二战结束以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过直接对抗，包括三次柏林危机（1948年、1958年和1961年）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等。在危机期间，美、苏两国都小心谨慎，都给对方台阶可下，以避免任何可能触发战争的意外事件。
其次，令人可怖的核武器终于迫使超级大国在事实上奉行谨慎规则。在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迎头相撞。为了避免迎头相撞的惨烈后果，代理人战争或者称为间接的边缘战争应运而生。严格说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前苏联入侵期间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均属于这类战争。这就意味着即使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碰撞，以武装冲突表现出来，也是间接的、有限的，都给对方台阶可下，以避免触及核武器这一终极的军事手段。
再次，自从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以来，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界，核武器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观念于今为烈，大多数人把核武器视为不可使用的武器，充其量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核武器问世以来，核大国之间逐渐形成一项共识：必须明确区分常规武器与核武器；只有在发生总体战的极端情况下，才能把核武器用于军事目的。
最后，再玩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佩斯在2007年3月底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佩斯指出，相对于中国是否有同美国打仗的意愿，“我更想知道中国是否有同美国打仗的能力”。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对有核与无核国家、核大国与核小国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差别。假如中国有能力与另外一个核大国进行一场核战争，应当明确告诉别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他还表示，“一个人仅表达自己的善意而不去展示自己的能力，这不是明显在误导别人欺负你吗？”。解读一下最后这句话，其潜台词似乎是一旦中国国防事业“有所为”，制造出能在未来战场上制衡美军的装备，则美国不但不会同中国交战，甚至也不会轻易同中国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军事对峙。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事实上奉行谨慎规则”这一条也适用于美、中关系。无论如何，美、中两国都会尽量避免在重大领域发生直接的、重大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即使今后美、中两国发生大的风波，华府和北京仍然会发现周边存在或许可以信手拈来的转圜的机会。
中国受益于当代国际格局
一战爆发前，位居老二的德国对龙头老大英国积怨已深，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二战爆发前，老二德国对现状不满，举国对《凡尔赛条约》有愤懑之感，要求通过战争打破当时的国际格局。而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崛起，从外部因素观之，乃拜当代国际格局所赐，对现状是满意的，在主观上根本没有要打破当代国际格局的诉求。
在一次大战爆发前，德皇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经济充满活力。然而，近代西方殖民体系基本定型,对殖民地的瓜分已经完毕。德国作为后起大国，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相比，生存空间有限。德国为了改变不利的竞争地位，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严重不满，与老大英国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
一次大战结束以后，由战胜国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对德国过于严苛，在德国国内普遍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按照条约，德国要割让八分之一土地，支付巨额战争赔款，陆军人数被限定为十万人，还被迫放弃海外殖民地。19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在德国，工业生产萎缩，债务剧增，人民购买力急剧下降，德国民众经历的苦难尤甚于其他欧洲国家。
德国魏玛共和国政府进退两难，在财政上左支右绌，罗掘俱穷，在国际上又受到排挤、压榨。国内货币飞速贬值，中下阶层家庭财政捉襟见肘。德国民众对当时的国际格局的不满与怨恨与日俱增，恰为趁势崛起的纳粹党徒所利用，于是绝大部分民众改变立场，转为拥护希特勒，支持希氏以武力打破不平等的凡尔赛体系。局势演变到最后，则二次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美国在冷战后建立的国际格局，则是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新的国际格局：第一，在国际格局的原则和规则上，各国业已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原则和规则确立了对权力的限制；第三，原则和规则不易变更。
当代国际格局是以主权国家、自由市场、国际制度、集体安全等一系列实体和概念组成的，虽然反映了霸权国的利益，却未必有害于其他国家。中国受益颇丰，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当代国际格局是一种自由开放的国际格局，只要参与国长袖善舞，都能够从世界自由市场中获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自由市场中获得了快速发展所需的巨额投资、原料、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二，中国崛起有赖于世界秩序的稳定，而美国作为现行格局的领导者，为现行格局的稳定提供了公共产品。中国崛起迫切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这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持有的核心概念。尽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可是当代国际格局仍然是稳定的、和平的，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第三，中国经济和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特别高，例如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5%，总计每年从国外输入十几亿吨各种矿砂、石油、煤和农产品，加上向国外输出、输入数量庞大的工农业产品，绝大多数经由国际海运进行。繁忙的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国际海上通道仰赖美国海、空军保护，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得以维持。
一名美国高官告称，美国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费，在亚太和中东地区维持了海上运输安全，可是在海上通道上只看到穿梭往来的中国货轮，美国同海运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美国做了赔本的买卖。他指出，中国是以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搭乘了当代国际格局的顺风便车，赚大发了。
第四，今年1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中国谷物进口激增，2012年进口谷物7700多万吨。当前中国由于土地沙漠化的不断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灌溉井无水可用，五分之一的耕地已经遭到重金属污染，每年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除了大豆、食用油和食用糖以外，小麦、玉米也已经供应不足，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
如果按一个人一年吃800斤粮食计算，2012年进口粮食相当于养活了1.9亿中国人。既是结构性矛盾，岂能轻易解决？中国主要是从美国、加拿大进口粮食。美国及其盟国养活了二至三亿中国人。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正是仰赖于当代国际格局。
第五，中国还从当代国际格局中获得诸多益处。在安全领域，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在国际重大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在经济领域，中国坐享世界贸易组织多年来致力于降低贸易壁垒的成果，并从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获得了为数巨大的贷款；在民生领域，中国从世界卫生组织获得预防和管理跨境传染病的经验。
上述事实证明，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迅猛，在开放的世界自由市场、稳定的国际格局和二战以来创立的各项国际制度中，中国得大于失，获益无穷。基此，中国决无理由去挑战乃至颠覆美国主导的当代国际格局。这就从大战略层面上确保了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
中国无意加入国家集团
自从一次大战以来，全球主要大国屡次组成了彼此尖锐对立的两大集团，国际关系空前紧张，以致两次触发了世界大战。一次大战前，以英、法、沙俄这三个国家为主组成了协约国，德、奥、意三国则组成了同盟国，与之抗衡；二次大战的参与方则大同小异，是以德、意、日三国为一方的轴心国同以英、法、美、苏、中为另一方的盟国之间的战争；在冷战时代，美国、苏联则策动组成了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而紧张对峙，而代理人战争，无所不用其极。
如西方学者所言，盟国集团的“固定化”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逻辑是：即使一个国家在一场战争中遭到惨败，或者资源不足，难以继续作战，也会因期望盟国给予援助而受到鼓舞，因而继续进行战争。1904年，英国迫于德国国力日上，抛弃了半孤立政策，同法国结盟。1907年，英、法同盟又扩展到沙俄，形成“三国协约”；德国见势不妙，也加强了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于是列强都把自己僵硬地与两极的一极绑在一起，外交灵活性消失了。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引起一场大战。
无独有偶的是，在二战爆发前，新的同盟体系又告成形。首先柏林-罗马形成轴心，接着德国、日本为了打破凡尔赛体系以及重新瓜分世界，在1930年代中期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接踵加入，“柏林-东京-罗马”轴心国终告形成。英、法两国与之矛盾无法调和，只能刀兵相见，最终中、苏、美三国也加入反对轴心国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决意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美国则经由马歇尔计划将西欧纳入到势力范围，华约、北约相继破土而出。两大阵营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形成不容调和的结构性的矛盾。两大阵营为了争夺“中间地带”，代理人战争不绝于缕。
两次大战和冷战的历史揭示，同盟体系的固化是一场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恰恰缺乏同盟体系的固化这一促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乃至走向军事对抗的外在条件。
迄今美国的盟国遍及全球，一系列盟约足以保证美国与其盟国在战时的同盟关系。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无意使用武力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未与任何国家缔结与美国对抗的盟约。
当前中国受到外部世界的强力挤压，即使本国经济想走向世界，也处处受到限制，处于形格势禁的境地，仍然无意改变既定的外交战略，既不当头，也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对抗。基此，仅从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同美国的矛盾尚不致于急剧恶化，纵使两国关系逐步迈向结构性的矛盾，也不致于受到盟国或者盟约的牵制，决不是不可调和的。
中国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高
中国是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特别高。繁忙的出入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战略资源是指攸关国家工业命脉的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矿业国，人均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2010年，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中国只有三分之一的资源足以保证供应。
目前，中国每年要花费近千亿美元进口铁矿，花费2500亿美元进口原油和成品油，花费近300亿美元进口煤炭。根据海关数据，2012年中国进口原油2.7102亿吨、成品油3982万吨，进口煤1.9亿吨。
换言之，每年中国要花费巨额外汇，在国外购买十几亿吨的石油和各种工业矿砂，从繁忙的国际海运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回中国。加上经由管道从俄国和中亚运来巨量的天然气，制成数量同样庞大的工业产品，再经由国际海运航道运往世界各地。中国每年还从美、加等国购买近一亿吨的粮食，弥补国内口粮的短缺。以此，中国得以维持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是这样运转的。
如果当代国际格局由怀有敌意的大国联盟主导，在此严峻的国际情势下，则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经济运行以及进出口贸易的最佳状况，是在本国或国家集团体制内部自行运行，不受境外敌对势力的干扰或影响。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大国也不能过分依赖战略资源和口粮的海外供应渠道。当年前苏联经济体系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内部运转体制，基本上就是这样。
当前中国不此之图，是一个大进大出的局面。往好处说，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际原料产地和国际市场，搭乘了全球化的风便车，综合国力屡创新高，打破了国际历史记录。
然而，这一局面恰恰说明当今中国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严重地受制于外部世界，处于形格势禁的境地。一旦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在军事上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时，则必然与国际主流社会“绝缘”，大进大出的经济局面必然被打破，届时中国危殆矣。
目前国际上有十六条战略性的海峡和水道。国际海上通道仰赖美国海、空军保护。今日中国既没有与美国敌对的能力，也根本没有控制全球战略资源的能力。基此，中国在决策理性的情况下，决不会挑战美国主导下的当代国际格局，中、美两国矛盾自不致于急剧恶化。
中国人宗教观不足以挑战美国
中国历史上，宗教冲突往往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最严重的是以“三武一宗”著称于世的大规模灭佛事件，却从来没有爆发过宗教战争。历史上发生过以宗教名义的起事，远者如东汉末黄巾军以太平教名义起事，近者如清朝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却是起事者同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两个宗教之间的战争。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宗教战争，在中国政治、社会和民族习性层面，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中国人对外来事物兼容并包，杂拜鬼神，信仰不专一。中国人要想早生贵子，就拜“多子观音”；要想发财，就拜“赵公元帅”。而观音菩萨源自佛教，赵公元帅（赵公明）却是道教供奉的财神。两者教源迥异，却同时被中国人顶礼膜拜。什么都信，其实是什么都不笃信。心目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意味着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就使得中国不具备狂热的社会和宗教氛围。
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从正面说，这种平和的心态有助于民众不走极端，也容易从外界接受新事物；从反面说，则是献身精神不够，民族凝聚力不足。
其二，在所有爆发宗教战争的国家中，宗教已经全面渗入政治和社会层面，甚至是“政教合一”，这是该国家国内或该国家同境外爆发宗教战争的前提。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政教合一”，宗教战争的前提不存在。
中国佛教和道教都鄙薄在行为上走极端，也不屑在政治上躁进的行为。排他性极强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不占支配地位。因而狂热性的宗教意识从来没有在中国宗教信徒的心底里生根发芽。
其三，自从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的地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屹立不倒，在中国政坛及思想界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各界精英无不崇奉儒家学说，并身体力行之。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具备酝酿以至爆发宗教战争的人文环境。
其四，在“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道教起到了发踪指示的关键性作用。佛教在教门蒙难以后，力主不予报复，避免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境况。这对后期道教加速向佛教趋同的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道教、儒教从佛教中汲取了不少精华，佛教也从道教、儒教中获取了许多养分。从此，三大宗教趋同性加强，排斥性减弱，对抗性趋无。宗教战争所需的对抗性极强的宗教思想基础从此在中国内部不复存在。
其五，排他性极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均远离中国，亦即宗教战争的策源地对中国是鞭长莫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处于激烈斗争甚至交战状态中，无瑕针对中国进行征服式的强制性传教。这层地缘政治的特点也是中国可以远离宗教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宗教纷争往往是社会骚乱和武装对抗的精神基础。尤其是在当代，宗教纷争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在国际争端和文明板块的冲撞中，起到了持久而坚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试观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和政府军之间武装冲突赓续达半个世纪之久，13万人为之丧生。迄今在南部有组织的穆斯林武装力量已经接近两万人矣。而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争斗，迄今仍然不绝如缕。即如西方国家发动的全球反恐怖战争，说到底，也是以武装斗争形式体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
当今世界话语权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掌握之下。举凡科技、金融、财政、教育及产经等领域，美国均独占鳌头，又在军事打击力量上独步全球，傲视诸国。然而，全球反恐怖战争持续了12年之久，西方国家迭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培育下的恐怖组织，不但没有被彻底制伏，反而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此无他，盖出于炽烈的宗教信仰在国际争斗中起到的原动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信仰不专一，没有执着的精神追求，在行动上表现为不走极端，容易从外界接受新事物，因而不具备宣泄排外情绪或者对外扩张所需要的狂热的、持久的宗教和社会氛围。质言之，亦即国人的宗教观念根本不足以支撑中国政府为对美国霸权国地位提出挑战而诉诸系列性、持久性的行为。
狂热的意识形态一去不复返
1950、1960年代，在毛泽东主持国政时期，狂热的、极左的意识形态一度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其个人同莫斯科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的目的，加上他对于应付党内政治挑战的需要以及他本人对平均主义理想的执着，所以，他授意行政、宣传部门高调凸显极左的意识形态。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个强势的现实主义者。在他执政期间，在内政上，他践踏了广大民意，也违背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意见，实施了不少秕政甚至暴政。在国际舞台上，他却是相当谨慎小心的。史实证明，他不但没有触犯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连香港处于英国长期殖民统治下的现况，他也没有提出挑战。纵使“文革”浩劫降临之初，在中国派驻若干第三世界国家外交人员中，在对外宣传时有所狂热的举动，也是出自本人对中央精神的错误理解，而不是受到北京决策层的授意所致。
即使毛泽东发动与莫斯科的论战，他也只是一味“动口不动手”，诉诸“论战”而已，不想同苏联在边境上兵戎相见。吴冷西在其《十年论战》的回忆录中提到，当年毛泽东对中、苏两党论战不休作出评断时指出，“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可见，即便是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时也是相当小心的。凡是指称中国外交政策在毛泽东执政时一味受到狂热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
至于现今执政的中共决策层，更是名副其实的务实主义者，或者称为实用主义者也未尝不可。当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对外就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着眼，这可能也是人类迈向世界大同的趋势之一。
在促使中共决策层作出重大决策的诸项因素中，决没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他们作出决策的主要因素无非是如何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何推行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延长中共一党执政的局面。这种决策环境和决策因素，也是举世皆然。
当前中国国内却有意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谓“左派”，无非反映出弱势群体的呼声，底蕴则是不满于经济地位在改革深入阶段被边缘化了，因而寄希望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彼辈往往以毛泽东言行为护符，拉大旗作虎皮；所谓“右派”，则以若干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言必称民主、自由，他们谈起普世价值居然比美国学者更为理直气壮，之所以如此，可能同他们没有在美国长期居住和工作有关。
魏晋时代，士大夫崇尚清谈，动辄妄评时政，世称“口中雌黄”。尤以西晋大臣王衍为甚，他才华横溢，精通玄理，却无补于实际。后来王衍规划大计失误，连同他携带的西晋皇室、大臣均被没有什么文化的石勒（后登基成为后赵开国帝王）捕杀。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感慨地说：“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衍等人摆脱不了罪责。”桓温是指责王衍之辈只知道清谈终于招致亡国而已。
后世学者评断清谈之风愆尤甚，终至于误国乃至亡国。在中国历史上，但凡朝野囿于清谈的氛围，则必然招致惨烈的后果，史实斑斑。
不管怎样，四十年前曾经弥漫中国民间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确实还存在而且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再也不可能持久地支撑中国政府挑战美国。至于有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后果，足以颠覆美国主导下的当代国际格局，不知何所据而云然，颇为笔者所不解。
中国内政积弊急需解决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终于累积了相当多的负面的社会因素。民众“仇官”、“仇富”情绪强烈，即是表征之一。“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目前中国内政积弊深重，聊举数例如下：
第一，中国内地群体性抗争浪潮层出不穷，动辄大批民众参与其中。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内矛盾可能会聚焦，是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高发期。
第二，民谣传说：“上层靠禅让，中层靠世袭，下层靠轮回。”下层民众无法凭借自身努力以改变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近年中国名牌大学招收农村学子的比例急剧下降；官二代小小年纪，何德何才，却登上处级、局级的官位，对此，群情激昂。此即彰明较著的例子。
中国社会阶层划分日趋固化，而阶层固化达到一定程度，就是社会大动荡的临界点。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第三，中国弱势群体觉得，越是深化改革，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越是边缘化。近期迹象显示，意识形态争议正在从社会层面逼近中共决策层，执政党、政府智库开始卷入，部分高层官员也有倾向性地卷入了“宪政”亦即左右之争。
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着数目庞大的中产阶级，则能防止社会各阶层关于意识形态的意见趋于极端。而近年中国则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缺乏庞大的中产阶级。如今舆情大多趋于两极化，要么赞同左派，要么附和右派，左右两派缺乏妥协的空间，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僵局。长此以往，不可避免地会爆发社会乃至政治冲突。
在当前中国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的背景下，左右两派意见格不入，起着涣散民族凝聚力的负面作用。在民间正负能量交替震荡作用之下，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早已打了折扣。
第四，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水、空气和食品安全都出现了问题，直接影响了今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递增。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上海染色馒头、塑化剂等事件层出不穷，食品安全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些问题与民生密切相关，一环扣一环，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彻底整治旷日持久。
第五，中国少数族群同汉族之间长期产生的矛盾不易化解。这种地方政治困境，非短期内所能纾解。死结无解。一旦中国主体民族区域发生政治动乱，境外政治势力趁势介入，则局面不可收拾矣。
对中国政府而言，和平的国际环境是解决内政问题所必须的。如何在战略机遇期内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得以不受干扰地、从容地处理好内政问题，是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前提；而中国不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又是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据此，今后相当长期间内，北京将倾注全力于内政修为，不暇外鹜，主观上也欠缺同美国决裂的要求。中、美矛盾不致于急剧恶化，也不会交战。
未来美国依然执全球之牛耳
北京建议中、美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贯彻这个建议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而言，前述诸点是围绕着中国内外因素作出的阐述。既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两国取得共识，然后作出努力，自然不能不谈谈从美国内外因素着眼，如何看待这个建议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今年5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他在重申美国必须继续摧毁恐怖主义组织的系统性行动的同时，宣布“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呼吁将全球反恐怖战争重新定义为以威胁美国的恐怖组织为对象的更有针对性的攻击。他坦承，“无论是我，还是其他总统，都无法做出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的承诺”。
当前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争斗，将以反恐怖斗争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这场斗争恰似一场穷巷恶斗，战斗正未有穷期。
近期美国宣布，未来60%的海、陆、空军力将聚焦于亚太地区，以及美国迭次重申将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合作关系，等等，据析是在近年中国军力扩充的大背景下采取的一项预防性的措施而已。说到底，仅是着眼于“防”而不是“抗”。尽管“防”与“抗”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却也有着一条底线，亦即只要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当代国际格局不产生颠覆性的威胁，美、中矛盾不致于发展到对抗性的地步。
事实上，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国仍然将执全球之牛耳。姑且不谈美国在资源丰富和家底厚实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在科技产业创新、企业活力、金融体系完整、教育健全、学术专业、民族凝聚力、国内社会和谐度、世界话语权、国际统合力和军事绝对优势等方面，迄今美国依然傲视世界，独步全球。
况且，在综合国力竞争上，美国拥有的优势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中国拥有的优势仅是相对的、暂时的。未来美国不但在GDP的质量上而且在GDP的数值上，必然还是雄踞全球首位。对此，不应该持有怀疑的态度。
近期中国对外资吸引力锐减，国内年轻劳动力减少等长期趋势逐渐成型，不久这些负能量将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若论GDP的数据体现，即使是日本，如果在改革制度、提高竞争力和鼓励老人、妇女参与工作等方面狠下功夫，未来在GDP的质量、数值上，再次领先中国，也不是全无可能。
综上所述，美国拥有的强项恰恰是中国的弱项。由此可见，美国与中国相比，在综合国力竞争上，仍然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对此，美国战略家又有什么值得过度担忧的呢？
伊朗核问题牵制西方世界
其他尖锐而复杂的国际问题也牵制住西方世界，腾不出手来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的对抗。伊朗核问题就是其中明显的一宗事例。
伊朗执意研制核武器，为时久矣。伊朗油气资源丰富，财政收入颇高，技术也比较先进，又拥有七八千万人口，综合国力远非地瘠民贫的朝鲜能比。一旦伊朗拥有了核弹，不啻“伊斯兰核弹”，核弹的因素有可能介入反恐怖斗争。伊朗核导弹又足以将西欧各大都市如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等纳入核打击的范畴。
凡此种种，伊朗核导弹终将成为西方国家领袖夜不成寐的梦魇。这是西方世界不能承受之重。美、欧与伊朗的对决极有可能在一年内爆发，这才是美、欧的核心利益。在伊朗核问题解决之前，西方世界岂有余裕同中国全力抗衡呢？
近日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这里谈一下美、中、日三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战略互动的趋势。美国战略家私下把钓鱼岛称为仅“几块大石头”而已。诚然，美国不乏拿这个问题作为约束中国的一枚棋子的用意，却不会为了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几块大石头”甘冒被动地卷入日、中两国战争的风险。
假如日、美两国联手重挫了中国，在亚洲制约日本的因素不复存在，日本必然会重估美日安保条约的价值，美国迟早又面临一个崛起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届时与过去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又有什么区别呢？倘若日、美两国联手对付中国，却囿于核武器的巨大的制约作用，最后美国望而却步，恰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翻版，设若如此，则日本将对中国的诉求多所尊重，届时美日安保条约也告变质。一旦美、中、日三国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不论结果如何，上述两条预测中，两者必居其一，都不利于美国的战略布局。
再说未来中国成为一个理性的、对西方世界不怀有敌对意识的国家，对美国贯彻全球大战略毕竟是利大于弊。大西洋理事会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包括多边机构、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太空、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紧缺和亚洲安全等广泛的国际事务中，美、中关系都将成为成败的关键。”可见，对于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在美国智库不乏共识。
上述情况说明了美国亟待处理的若干国际矛盾是具有紧迫性的。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也牵制了西方世界同中国全方位对峙的企图。
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来自何方
前述各节说明了中、美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可是，时间将会证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仍然会遇到多波次的严峻挑战。
中国一贯强调，中国仅体系更新，决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当代国际格局。中国这一立场应该与美国的战略意愿存在着互补性。然而，中、美两国在认知上的差异以及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各打如意算盘，导致彼此欠缺战略互信。
美国战略家可能认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相对前苏联和日本说来，中国可能给美国造成真正的麻烦。前苏联对美国提出挑战，可是经济状况欠佳，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日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却缺乏军事实力，而且还是美国的政治附庸国。而中国却是一个人口大国和领土大国，三十年以来经济和军事力量一直在快速发展，势必将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鉴此，美国要重返亚太，在中国周边部署重兵。
在中、美两国关系互动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现象：即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中、美两国欠缺战略互信，而两国欠缺战略互信又加深了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迄今这个现象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正是这一恶性循环促使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逐渐在固化，正在进一步加大双边关系中结构性矛盾的分量。
老问题久拖未决，新矛盾日增月盛。至于为什么当前中、美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在逐渐固化，这是由于诸种原因造成的。诸如“老大、老二”关系的历史怪圈的惯性作用；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时受到盟国因素的牵累；中、美两国对待双边关系的立场欠缺灵活性、方法欠缺周延性，等等。
在国家安全领域中，这些问题和矛盾被解释为对方给本国安全带来的威胁，决不是单凭两国互补性的经济往来所能消除的。
在结构性因素尚未在两国矛盾中终极固化之前，双方还是期望对方理智地看待问题，以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而在终极固化之后，双方可能都对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不寄予希望了。久而久之，一旦结构性因素终于在美、中两国矛盾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届时纵使两国高层中的智者、哲人认真想做些有益的事，也为时晚矣，接着，就是双方茫然地听任自己在惯性作用下滑行乃至与对方迎头碰撞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种例子所在多有。
当前中、美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还在固化，假若不经切实有力的约束、化解和调整，终将导致结构性矛盾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急剧增加，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形成非常奇特和矛盾的现象。
双方都要前瞻性地、理智地看待双边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消祸于未形，防患于未然”。在快节奏的当代，两国战略家要做到这一条，在大智慧之外，还要有历史使命感。
美、中两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期望，直白地说，无非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美方希望把北京纳入美国所主导的轨道，而中方则希望美、中避免冲突，和平共处。这些年，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表面上笑脸相迎，言辞也是理性的，可是在实际行动中，尤其在军事部署上，却在不断强化旨在遏制中国的措施。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其政策是谋求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变革，以推动变革向着有利于美国理念、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其固有政策却强调互不干涉各国内政的传统概念，并对境外的理念、价值观有着传统性的排斥。
尽管如此，以往美、中关系大体上还留在合作的轨道上，只是一路踉跄前行而已。未来情况丕变的原因，则除了两国领导层作出的决策缺乏前瞻性和理性以外，最有可能发生的变数是中国国内突然出现大的政治动乱，因而出现内乱招致外患的意外情况。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如何对待盟国或者盟友时有一条规律，即一旦盟国政府与民众爆发大规模的对抗，美国立即站到民众一边，对盟友弃之如敝履，哪怕这么做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驰。远如对待南越总统吴廷琰、伊朗国王巴列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近若对待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条规律屡试不爽。原因在于，一是在美国国内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违反若干基本的立国理念，二是这段历史时期美国综合国力始终徘徊在巅峰的周边，晃摇而尚未下坠。
据此，可以推测，即使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假如中国国内发生动乱，美国政府就会立即站到民众这一边，而同中国政府对着干。纵使单纯从维持美、中两国友好关系的角度，中共也要确保国内的政治稳定，亦即中共对内政要比外交给予更高度的重视。当务之急，中共亟需提高中国社会的和谐度。
未来北京因应之道
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也上了几个台阶。经济快速发展几十年了，负面因素却无从及时化解，势必越积越多。在境外观察家眼里，习近平、李克强推行新政，日暮途远，难题纷至沓来，颇有汲深绠短之感。
北京领导人百务丛集，而且都是积年不克的“老大难”问题，要是容易解决，也不待于今日矣。畸轻畸重，均有不妥。然而，毕竟还要分清主次轻重，过去强调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至今仍有指标作用。
其一，此处说的“主要矛盾”，首在战略规划上有所突破。战略规划是否正确，关乎国家兴衰。战略判断正确，犹如高屋建瓴，事半功倍。纵使政治体制一时还来不及动大手术，也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即使条条、块块贯彻正确的战略不够有力，区别仅在于成绩的大小而已。
如果战略规划乖误，顶层设计出现弊端，则适得其反。譬如大跃进年代或“文革”动乱时期，极左思潮在全国泛滥成灾。对于毛泽东的指示，何地执行得越彻底，则恶果越严重。有的地方执行时打了折扣，则本地民众日子会稍微好过一些，后遗症也没那么严重。
中国政府危机预防、预警的能力，与灾难降临以后表现出来的善后处理能力相比，大为逊色。当局在重大事件突然爆发以后，利用一党长期执政的有利条件，能调动全国各种资源，快捷、有力地应对危机。这是中国危机应对机制的长处。相比之下，中国危机应对机制的短处则是不足以预警、预报危机可能在何时、以何种形式爆发；至于预防危机爆发的能力，尤其是一块短板。
其二，国家的定位相当重要。中国在崛起的关键时刻，应该将本国定位为这么一个国家：发展速度较快，愿意与国际社会交流互动并共享成果，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并承担国际义务。
其三，切实改善美、中关系，具体做法灵活多变。除了高层领导人互访，更重要的是工作层面（包括一轨、二轨）的定期和不定期的、务实的直接对话。此前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访美，与美方签订了数个联合声明，洋洋洒洒，内容包罗万象，却无补于实际。迄今联合声明中又有哪一条款真正落实了呢？
原因在于元首互访仅是“面子”，“人一走，茶就凉”，状况依然故我；而工作层面的对话才是“里子”，歧见的协商乃至问题的解决，毕竟有赖于后者。
即使在工作层面，由于会谈、交涉不定期，高层给予的重视也不够充分，诸如南海争端、网络黑客的互相攻击、在外太空科技活动的协调、朝核危机、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中国公司在美投资、并购的壁垒等，原本属于可以协调或者控制的事项，也都拖延至今，变成棘手的难题。
另外，作为“二轨”范畴的学术交流，近年也却纷纷流于形式，变成为开会而开会，为发表文章而写文章，申请经费变成进行学术交流的主旨之一。
上述三点情况不始自今日。问题在于，推动中、美关系具有紧迫性，特别是对于北京来说，已经需要以危机意识予以处理了。需要以创新的精神，针对这三点拟定对策，商讨方案，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
结语
总之，北京高层对于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确是具有高度的诚意，并非出于姑安其心而给予策略性的运用。对此，外界无须狐疑。
中共执政当局要维持国内的政治稳定，自然需要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要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下，自然需要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在美国未来仍然是国际格局的主导者的情况下，要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自然需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至少也要使美、中关系过得去。这层估计也是可逆的，把前述因果关系倒过来看，也是如此。
然而，就像前面阐述的那样，有时客观情况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笔者认为，美、中关系严重恶化的催化剂倒不是芸芸众生担忧的来自外交层面的压力以及源自中国周边爆发的危机。尽管这些压力和危机还会持续存在，却还属于可控范畴，矛盾也不会尖锐到彼此没有回避余地的程度。
真正可能演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危机的因素，来自中国国内的政治哗变。所谓“物必先腐，尔后虫生”。在内乱和外患之间的关系，无非内乱招致外患，或者外患催化内乱。在当今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性是“内乱招致外患，外患助长内乱”，最终形成大局糜烂，土崩鱼烂的局面。
当前民众“仇官”心态蔓延，唯恐天下不乱之徒急剧增多，成为动乱之源，危害远甚于境外威胁。社会乱象迭现，其源盖出于弱势群体怨气和戾气几乎达到临界点。承平已久，民心思乱。人心浮动，听信谣言，说明政府公信力跌至新低谷。各地不逞之徒更有末世心态，动辄诉诸极端手段。
社会内部欠稳，依靠强制力维稳，有效，终究有限，更不能持久。这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流失，特别是步入强制力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社会稳定呈现刚性，一旦“韧带”断裂，引发大动荡，仅一步之遥。
中外经验证明司法公正对维持政局安定的重要性。北京应以司法公正为抓手，体制无须大变，可谓高效率、低代价。只有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再考虑如何在适当的时机入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才在政治层面上趋利避害，具有可操作性。谚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关键就在于北京及时下决心了。倘若决策层依然患得患失，不肯有所作为，则无非证明了从整体国情着眼，现行体制确实不适合今日之中国了。
（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朱惠忠，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主席。刊于《领导者》总第52期（2013年6月）。转自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