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为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清障 三中已透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 次 更新时间:2013-09-01 2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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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一  

  

  眼下,中国正在走向再次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路上。日前,中共政治局会议敲定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核心即全面深化改革。会议上还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纵观习李自十八大以来的言论,改革是主旋律,并作出了一系列改革承诺:如习近平提出“空谈误国”、“老虎苍蝇一起打”、“打铁还须自身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等,和李克强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突破口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革目标与方法直击问题本质,在千头百绪的改革任务中抓住了“牛鼻子”。方向既明,关键在行动。但对改革的前景,社会各界也依然不乏顾虑。

  

  三中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第二步

  

  十八大后,改革在整个中国社会升温,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如何重启,怎样实现改革再出发。事实上,在1989年以后,中国改革一度停滞,最终在1992年再次启动,并以“三步曲”完成了一次改革的大推进。

  1990—1991年,邓小平数次提出,中国应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并没有马上就形成共识,在1991年末还出现了“皇甫平事件”——《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呼吁推进改革,但是马上就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反击。于是展开了一场到底是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的大争论。1991年的10月—12月,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召集了11次讨论会,讨论怎么搞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结束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十四大前夕,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统一了党内高层的思想。1992年11月的十四大上,最终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目标模式确定以后,又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最终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而后执行这个改革的总体规划,中国改革终于进入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阶段。

  可是,20世纪末初步建立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还遗留着很多旧体制的痼疾。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要求。然而,当时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执行情况不尽人意。有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随着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驱动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中国社会又产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上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作出部署。“改革”在报告中被提到了86次,其中多次提到“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紧接着,十八大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2013年“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相信,这个总体方案即将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上给出。

  

  打既得利益的两个关键抓手

  

  可以预见,最高决策层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势必遭遇官僚体系的阻挠。这对最高决策层的领导力将构成考验:是否能惩戒并清除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者,割掉“腐肉”,将成为改革的试金石。所以要下定决心,就像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那样,“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推进改革”。事实上,新一届领导者也看到了推动改革的阻力。李克强坦言,“触动利益问题比触及灵魂还难。”中国副总理汪洋曾说,“如果说30年前改革解决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利益问题,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中国副主席李源潮也曾说,“许多亟待推进的改革都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叫既得利益,一个叫既有权力的挑战。”

  在日前由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有观察人士认为,一抓一放,是打既得利益的两个关键抓手,这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清障。

  2013年“两会”结束时,李克强专门谈及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李克强挑明:这次改革方案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至今新一届政府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在分析人士看来,这种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基础——在整个改革体系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最先行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重新梳理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旨在简化机构提高效率;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提高基层自主性;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向企业和社会放权,只有政府收缩了,其他两者才能伸展。

  当然,有了改革意愿和能力,还必须具备能推动改革的体制和机制。特别在步入深水区的当下,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事实上,政府部门对放弃权力必然具有本能的反抗力,不能指望他们灵魂深处的革命。相反,应该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可以看到,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已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多达6名。而就在近两周,纪委监察部网及国资委网接连通报了5名国企高管“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北京分析人士指出,中纪委连查国企高管,印证了中共高层“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心,显示出反腐铁拳已打向特殊利益群体。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中纪委下派10个中央巡视组,出重拳“打老虎”。目前,巡视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进行抽查。

  

  习李碰硬立改革决心

  

  敢于触动利益,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是改革中最具挑战的环节,这需要极大的魄力。1985年至1987年,邓小平百万大裁军,改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邓小平深知,臃肿的官僚队伍将消耗现代化所需的大量资源。邓小平为减少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在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改革时,邓小平知道,强迫那些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引入了过渡性的“中顾委”制度,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后,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在打破国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过程中,遭遇了包括工人上访等严重社会阻力,但还是依靠强大的领导意志实现了国企体制和机制的革新。朱镕基在1998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中就强调,“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可见,只有敢于碰硬、不做“好好先生”,才能真正确立改革的决心。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既已明确改革方向,总方案也即将揭开,就应像当年邓小平搞改革时曾经明确指出的,不能优柔寡断、拖拖拉拉,看准的事,就要下决心干起来。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习李新政”的特点已经显现,一个根本风格就在于务实和实干。以政治局制定的“八条规定”为例,有三个特点:第一,具体,不是空洞无物、游戏文字;第二,实在,直刺时弊,一针见血;第三,简约,扫却奢华,尽显素朴。这就是“习李新政”务实和实干的鲜明体现。所以,回到改革问题上来,相信务实和实干也将是贯穿始终的特点。

  此外,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还特别提到,习近平有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原先邓小平也讲过,可见中共两代领导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承担着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的角色,可谓一身二任。在一身二任的情况下,“思想家”的成分过多了一些,“空谈、清谈”的话充斥了生活、实践;“实干家”的成分过少了一些,“务实、肯干”的事少做了,国家就不能兴盛。现在,执政党以及国家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也同时承担着“思想家”和“实干家”的两种活。因此,在他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深意就在于,执政者更倾向于“实干家”。这样,“空谈误国”才不至于被泛化,对执政者本身才是贴切的、有所指的,执政者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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