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目的”系大词，我对大词是一贯警惕的。有相当多的人，张口就是目的、本质、主义、方向，言至精彩处，只需一阵微风就可漫天飞舞去了。教育当然是有目的的，而且绝不止一个、不止一类；教育又可以没有目的，只要向人的方向自然和谐地走，不悖于幸福、合理的大主题，教育就应是世上最自由的事。
我所以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做一个健全的人”，第一想谈的还不是教育，而是何谓健全的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学院派众说纷纭，民间亦有极富价值的想法。我的一个困惑是：既然事情已经想得比较清楚了，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教育孩子呢？后来逐渐发现，“比较清楚”还不是“一清二楚”，在教育——这一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事业上，参与者必须信念坚定。教育是投入极早、极大而收获很说不定的一件事，多少伶俐基因以及多么强的成本核算的意识，都不一定应付得了这一超长的征讨——征讨兽性、愚昧，开辟人的国。弹尽粮绝常有，恒可依靠的仅信念而已。
对“健全的人”这一常被作为信念的施教的尺度和受教的达成度之自检验，我有以下一些话。
一、早熟不是真正的成熟
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里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这段话揭示出教育——尤其儿童的初级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即急于把孩子导向成人的世界。不管“成人的预备”还是“缩小的成人”，实际上都是对“孩子”这一天然身份的牺牲。这背后其实是人类的求成心理。在更古久的曾经，孩子是人群里纯粹的消耗者，不足为稼穑，不足为渔猎，于是成年人便着急——恨不能天天求神保佑让这些小东西长起来，以分担成人的压力。其根本，还在于与现实的焦急对抗。
等到我们终于可以不催着他们快快长大，并意识到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自有孩子的哲学，新的问题来了：我们要多大程度地介入帮他们成长这件事。过去这件事没商量，现在归结为一个程度的问题。主张干预的便想多介入，而主张自由的便不愿多介入。于是我们会看到两种极端的教育结果：一是“小大人”，系主张干预者所为，不论他们是积极主张还是无意识地把孩子置于一种被迫成长的境地；再就是“小皇帝”，外人看他们有点痴，终日在自己的禁宫深处，难以应付社会上的种种事，系主张由孩子完全地自主发展的那些人所为。我总结一下，儿童初级教育的极端情况，就是小大人的“太监性”——出奇的圆熟世故；和小皇帝的“帝皇性”——如在无菌环境一般。普通的孩子即是“太监性”和“帝皇性”的混合，有点像妻性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或华宁格尔所谓女人中有母妇娼妇两类。
我们在生活中太常见这两类孩子。尤其逢年过节，亲朋好友啸聚一处，一定有些孩子表现得特别乖巧，把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逗得服服帖帖；有些孩子不怎么说话，但他们的学业成绩可能是很好的，因此也受大家伙的青眼。当然，理想的情况是二性之间有个平衡，孩子能懂事但不至于太老练，但我们须看现实，尤其在中国：恐怕“太监性”战胜“帝皇性”的情况较多。
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套精密的权力话语里，对拉关系、走后门，总之破坏规则的这点事门儿清，自然而然地被推着成长起来。民国初有个教育家，叫高仁山的，其人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更是北大唯一一个被拖上菜市口问斩的教授，继李大钊先生后又一殒命于张作霖之手的北大人。这位几乎被遗忘的高先生，提出过明确的“超教育”理念，即不应就着教育谈教育，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尤其把教育放在政治、经济的背景下看——看它和时代的普遍联系。中国目前，或说长久以来的“超教育”背景就是权力话语的高度强势，孩子被权力提出的要求时时考问：见校领导怎么说，见年级主任怎么说，见班主任怎么说，及于男班主任怎么对付，女班主任怎么对付；而教育的从业者太多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把教育当作摇钱工具而全不作为一门理想化的事业，毫不在乎教育背后要有教育思想的支撑，孩子们应付起这些人更需用成年人打理权势者的那一套。
中国的大现实仍是鼓励制造小大人，难听点，太监性——自宫人格。在这一现实导向下，很多家庭就会主动地把孩子往小大人的路上送。我们注意：早熟绝不是真正的成熟，催熟的瓜经常吃着没滋没味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成熟过早，就意味着在别的方面严重萎缩。因为人是有界限的，一个人的学习热情和体力都有相对的临界值，不足以帮他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孩子太会“混”，所失去的首先就是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的能力。
人性作为一个支点，其上都有一副价值天平。如果一个人早早认识到：实干并真的做出自己的成绩是繁难的，但拆别人的台让别人也做不成却相对容易，就会在他日后的人生中打下一个纠结的烙印：他永远面临着不必要的权衡。且不论那种权衡有多不道德，它会浪费人的大量注意力在别人身上，而不思从自己的脚走出自己的路。你说这是人性共通之丑，但它实在于中国更严重。中国人出了名的“内战内行”，对内斗乐此不疲。你能那么放心，成人世界这种背后呲牙的作风不会玷污到孩子？
早熟固有其好的一面，实在存在着严重隐忧。健全的人，其要求之一便是平衡的人。如果你家孩子近来太会说话，小小年纪把大人都骗得一愣一愣的，万不可以此自矜。同样道理，也不太主张把孩子过早地扔进一种纯名利场，如造童星，其实都是逆自然规律而动的。互相“放卫星”，搞初级教育的大跃进，难道这么重重杀孩子一刀，就真的够他舔着自己未来的血早活上半年？一年？
二、教育有A面，必须有B面
所谓健全的人，除去是平衡的人，还须明智。平衡和明智有内在联系，这不必说；问题更在 于：一个人受教育的初衷必与摆脱愚蠢有关，必期望获得更高的理性，掌握更丰富的知识。知识背后有两条比更基本的伦理：其一，正视的勇气；其二，适当的道德敏度。
回避真实是不利于教育的，但决定放多少真实进入教育的视野则是施教者需要头疼的问题。在极权国家或者有深厚极权传统的国家，真实都很成问题。反应在教育上，即孩子不能直接了解历史、沟通世界。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材，充斥着多少必将被时间剔除掉的东西？关键在于：这十分浪费教育时间。很多升入大学并有知识上追求的青年，都需费几年时间刷马桶一样刷干净脑子里的错讹、成见，才能开始看真实的东西。很多人质疑中国的高等教育，我认为高等教育——尤其人文社科领域办得不甚成功，一个硬碰硬的短板就是时间不够。从零开始不怕，怕的是从负开始，几年的大好时间用于归零，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常识的输入，到博士可能才做一点真正的知识层面的研究，更不知到副教授、教授、博导之何年何月，才有所谓各领域的突破了。
反观我们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尤其初级教育，“正视真实”一直是个问题。承上文所言，中国人在一套大权力的话语里，为规避风险必曲意逢迎。从教育视角看，阻碍中国孩子成为健全的人的一大难关是他们被要求，或被训练做一个假人。我很不能看小学生写的国旗下演讲，很不能看初中生写的入团意向书及高中生、大学生的入党申请书。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孩子被训练得这么说话的？我更不能听几乎所有学生范儿的演讲比赛、“小记者团”提的所谓问题。什么时候起，从谁开始，中国孩子被训练成这种腔调？由假话是一剂强心的猛药，而逐渐成假话是家常便饭，更成为今天的人们一边嘲弄假话一边在人前熟练地使用着假话。更令我沮丧的是，同样是假话，现在说的这一套还没有过去的那套文气、典雅，如袁世凯逼诱黎元洪辞去湖北都督并予其副总统的一段回电：“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
说真话、正视真话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真话才能令人萌发思辨能力。假话是单片的，非A面即B面；假话更是完善精确至无从着手，只能望洋兴叹的。比假话威力更大的是空话、套话，他既然什么都没说，你反对他什么呢？真话的形象可能傻乎乎，尤其那些藏着掖着，欲言又止的真话，是智慧的说话者有意卖傻。如，我们说“八股文十恶不赦，封建社会的邪恶统治工具”，这是说出了一部分真话，初读者尤其要陷入它明确的情绪导向里，先行消化作者或许打东土大唐而来的愤慨。可我们如果说“八股文的精神不可发扬，但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亦不可忽视其研究价值”，这更加完备一点的真话、平静的表达，就给了读者更大的摇摆其中的空间。真话是比较耐咀嚼的，不像假话之难以下咽及空话、套话之食之无味。当然，绝少万世的真话，能逞一时真实，我们即可表达尊重。
另一条知识背后的基本伦理是：对道德有适当的敏度。那些人类中间最聪明的人都没少在“道德”上下功夫，玄奥的论述传到普通人这里，其实就一个问题：究竟哪条线以下，就是不道德了？如果孩子不知道道德是人类可渡的浮桥，而以之为深深楔进河床，经久不易的桥墩，那既不利于人格的平衡，也不利于锻炼思辨的脑筋。更何况，道德问题极容易勾起人的简单情绪，在某种情绪里，孩子更不可能妥善分析一件事。孩子看电影，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与其直接告诉他们二三流导演的预设答案，不如先引导他们建立一套暂时的判断标准，比如“不出卖同志”可以作为“好人”的一条标准，“不出卖良心”更可以作为一条标准。日久天长，标准的内容在变，但以标准为依据，而非直接拿来别人为别人下的判决书贴在自己的口腔底下，则成为他们走向健全人格的一条扶手。人生需要很多扶手，实在要怪眼睛长得太高，脚底容易打滑。
人之峰回路转、崎岖颠簸是教育难以预设的，它和人的成长必是终生的相伴关系。而儿童阶段，人的变化尤其快，教育要跟上，必须保证自身是打开的，大脸一伸，随便挨你巴掌；但自尊深在我心。教育的自尊太容易被混淆于现实中的虚伪，而它必行的打开又太有似一句便宜的废话。从废话到信念究竟有多远？信念者把废话着实踏进地里，废话者把信念频频扬作追着屁股一溜跑的烟尘。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和人的关系：是谁在托着谁走下去。
三、教育工程还是个别拯救
上文说过，中国的“超教育”背景并不好，钱理群先生在《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的讲话里就痛切地表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他更愿意“帮一个算一个”。
我们拉长了眼光看，中国的整个历史，可曾有“超教育”背景极其有益于教育的时候？古代的教育亦很割裂。孩童阶段尚且是为人生的教育，稍长大一点就是奔功名利禄的教育了，教育缺少理想化的“理想”。大半篇幅的古代社会，难道不在权力的话语里？被一些知识分子奉为教育的黄金时代之一的民国时期，难道不在权力的话语里？真正把文化及百姓生活作为整个社会的主题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这就可大致结论为：我们只好“帮一个算一个”，好时代是不可期待的。
教育实在只能是个人之事、家庭之事，国家、社会出面组织，但最终选择权在家庭手里，上什么样的学校、日后选什么样的专业，太多区别的考虑在里面，无法大笔做笤帚，一挥如一扫。中国的家庭可能又承担过重的教育责任，这和一些西方国家不同。倒不在于我们的好学校少，所以家长一方更费心，教育资源不平衡亦是世界问题；还在于这和传统伦理相吻合，实在“家长”就是家长。如此，有人就质疑中国要不要抉择：把孩子的教育责任更多地推向社会？
从中国的历史现实看，好时代不可期许，“帮一个算一个”，可能在接下来相当长的时期，家庭还要承担绝大部分的教育责任，我不怀疑当今中国社会主动承担刚性教育职责的诚意，但它总体不具备承担的能力。我们还会继续为了各自的“存在革命”而战——这一来自哈维尔的主张如此深刻地写照中国的运命，为个人的存在、自己的生活，从人开始，宁愿采取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编制整个中国教育的大理想。可粗略概括为：中国教育这面旗是无数中国家庭一针一线补缀出来的，有家庭理想，才有集体的教育理想。这不可避免地将内斗的民族性继续发扬，将恶性竞争继续发扬，将狭隘的个人主义继续发扬。我的总看法比较悲观：可能红旗绣到一定程度，随风颓唐地起舞，后来者能聚在这不成气候的理想旗帜下，继续把理想做完整。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有一段著名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们看教育事业，似它永远要直触时代的最后智慧和最新愚蠢；要首先被信仰崩下来的碎片敲打脑袋，被怀疑的蚯蚓拱得到处松动；旱涝难保，阴晴不测。所以对一国的最大考验是教育，教育能办好，其他的都已办得很好，或将会办得极好；对一个人的主要意见也来自他受的教育，人其实都是教育的结果又只是教育的结果。
我总觉得面对这么庞杂、持久的大事业，只有简单的道理能既不增加它的原有负担，又帮助一些人稳固教育的信念。如这句“教育的目的是做一个健全的人”。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