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应是心灵春燕,却成囚徒塑身——百年书信之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8 次 更新时间:2013-08-22 09: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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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一

  

  因喜欢以赛亚·伯林的作品,近些年我陆续读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思想家》《伯林谈话录》《自由及其背叛》《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实践感》《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伯林传》等书,最近我又邮购了《以赛马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一个精神视野如此宽广,能积极吸收吸收各种观点的营养,有着当代关怀,著述如此丰富的思想者,平时还给亲友写了大量的“私人信件”,让人感叹不已。这卷伯林书集收集的只不过是18年的,上下两册汉译将近一千页,诚如亨利·哈代的推荐语说的:“贯穿所有信件的是一种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平淡的事件。’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他甚至热衷于飞短流长。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

  可见伯林乐于写信也勤于写信,写信成了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精神方式,当然也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愉快过程。

  伯林所处的时代充斥战争和动荡,从其书信,我感觉“惊涛骇浪”中,一只心灵春燕遂意地飞翔和歌唱。他写信时从未想到要回避什么,提防自己犯“政治”之大忌。他所在的英国,同样遭受战争蹂躏,但社会和人心的基本面没伤筋动骨,传统之根依然稳固,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常识依然是主流,因而伯林写信的自由心态也是缘由有之,民间保留书信的传统延续着。

  在民间意义上,这里还有个“书信语境”的正常以及相沿成习的关键所在。

  “别人所有”,我更感到“自己所缺”。早些年我对法国某学校仍保存当年邓小平留学时的单据顿生感慨。保留信件和精神印迹,应该说这是文明国家一直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伯林(英国)年轻时跟福克纳(美国)年轻时一样,都是无名小卒,只是社会芸芸众生中普通一员,其书信有保留价值么?拿中国人凡事喜欢问一句:“有用吗?”这在书信来往的当时,是无法回答的。可以说没用,书信反而会在家中柜子里占了一个位置,增加日后收拾(如搬家)的麻烦,不如保留数月或数年后“处理掉”。但这些国家的人一直把信件保留下来。从私人层面,只有从“重情感,重情感的保留”做出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能够普遍的“保留信件”?这跟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语境有关,大家都有“保留个人信件是个体行为受法律保护”的共识,有“尊重个人通信”的自重和自律。因而又可以说这是他们国家的一种文化状态。自然,这也跟他们国家把“私有”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文化传统相关。土地私有,私人信件更是私有,当事人是可以一直保留下去的。保留的是一份情感,一份记忆,这无用之用,正如现在集束出版的伯林书信集,更有人类精神之“大用”,这么着也保留了一种有益心灵和传承的国家文化。

  自然,写信者也毫无顾忌,可以毫不讲究方式和形式,可以三言两语,也可千言万语。自由书写自由通信就是一种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还可以肯定的,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降,伴随纸业、交通业--出版事业的发展,民间的书信--文化交流的普遍状况。

  

  二

  

  应该说,我们中国民间也有着珍惜字纸(书信)的传统,只不过数千年专制年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纸张也少,它更被神圣化,只有庙堂才拥有这等神圣之物。作民间自由通信之用,在交通闭塞山乡闭塞年代,在寻常人家几乎不可能。在广袤的乡野民间难寻纸张。像唐朝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只有官宦人家才会有此奢侈之举,只有极少习惯用书写表达情感的一般官员才会在动荡时候坚持用书信表达问候和思念,因为他有情感表达和传寄书信的能力。清朝曾国藩仍是庙堂心态,欲做治国齐家平天下之圣人,他做官之后,有意地每写一信(他能派专人递信),同时又抄录一份副本,结果他的许多书信就保存下来了。这是有目的刻意的行为。这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应该说,这类书信并不是民间自由保存的结果,而是某种权力的支撑。

  我所在的赣南穷乡僻壤,乃客家大本营,纸张匮乏,对字纸非常敬畏,据说,先前乡间不敢随便烧毁字纸,要到山上特意做的“字纸塔”焚烧字纸。我猜想,建在乡间的书院,文化及文化秩序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学习交流意义,学子们听某位先生授课,是无须做笔记的。授课内容无非是儒学,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千百年没有改变。我见过一本民国时代民间实用的“报日请帖”“娶亲男家帖(女家回帖)”等婚丧喜庆礼仪的小册子,也是持有者秘不示人,有着“知识垄断”(知识同样是一处权力)的意味,为的是他能做稳先生而获得薪水,而且能得到一方的尊敬。这跟民间某些绝技“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心理是一样的。生产力低下,加上人多而生活资源少,中国民间的相互提防--心之樊篱时隐时现。

  当然在大城市情形就不一样了。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在“1882年(光绪八年)”一章写道:“在上海等通商城市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铁路等的出现,以及在中国制造的机制生活用品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析广泛使用,标志着近代科技的结晶--机制器具已经深入了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术的传入,也促进了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本年,有在沪的粤商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购置西式石印机12部,雇佣职工500名……”(P553)同时代的梁启超能够在晚清民国大变局中叱咤风云,急流勇进或急流勇退,成为“伟大的灵魂”(参看刘再复为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写的序),都跟他大量的与亲与友与同仁的信件密切相关。那时,梁启超是清政府通揖的叛逆之士,而他的亲友和同仁大都保留了他的信扎,这当然说明,不管朝庭(政府)如何善他或恶他,亲人仍认他为亲人,友仍认他为友,同仁更认他为志士,除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也是植根中国文化传统的正面性质的情感。

  人和心灵的解放推动科技的进步,科技发展在新的水平上促进了人和心灵的自由开放。

  这方面,书信如心灵春燕可以自由飞翔,中国人跟西方人是相通的--每一种文化里头都有着普世的成分。这也就可以理解,在那段晚清民国大变局之中,有一大批富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志士,在争民主争自由中毫无阻碍地与世界大潮相拥,在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上迈出了雄健的一步。

  

  三

  

  如果说梁启超们属于社会精英,他们的活动圈子主要在大城市,在士人阶层,那么,在一般的中国民间,进入现当代以来,对“书信”的态度又是如何?我仍举赣南乡村的例子。

  大家知道,20世纪30年代前期,赣南是闹革命--建立中华苏维埃--赤色革命的重镇,我所在的县也是“红区”。这场赤色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驱动器的,简言之就是穷人造富人的反,革命文化推翻传统文化,革命秩序颠覆传统秩序,一切推倒重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得明明白白。加上革命党善于权谋(包括宣传)和党派纪律,轰轰烈烈的革命火焰中,官兵、官民和民众“心墙”增大了(大杀AB团就是证明,革命根据地民众逃亡就是证明)。

  我接着再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例子,旨在说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乡村仍保有珍重书信的风气--不用说乡村难得一书信。1937年8月国共合作一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1930年还是16岁的上犹县营前镇村民黄诚跟着彭德怀离开了家乡(未告之家里),后来经过长征,在延安保卫(警卫)排任排长。他在延安“抗大”学得一点文化,学会写信。1940年代前期把思乡之情(家里有他的童养媳)倾注于信里,寄出了信件。当然他遵守革命队伍的纪律,只是亮出“八路军”这一正当头衔,只是写一般的亲情问候。千里辗转,这封信穿越千山万水竟奇迹般地寄到了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麻子坝,先落在本姓人手上,再转到他的父母手上。这说明了什么呢?既说明了民国底层的社会秩序还算正常,还说明偏僻的南方乡村仍保持敬惜字红纸的传统,而且守信用,不随便拆别人的信,更不会私下销毁“陌生来信”。当然此时“八路军”是个合法的部队,国民政府并没有干涉。当地官员和黄家并没有因黄诚参加了八路军而畏惧紧张。这样,因一个儿子参加了黄埔军校成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尉官和一个儿子是共产党的八路军,一家出了两个武将,黄家门上挂了两块“光荣抗属”牌子。当地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即使国共再一次反目进行惨烈的内战,地方政府及乡民也没拿黄诚这封信追究问罪。也许,山里人理解这是人之常情,写信者与他所在的阵营不能相提并论。乡村依然有着基本的良知。(参看拙作《家园情怀:永不蜕变的生命本色》)

  这样的书信的正面作用(拿当下的话就是和谐)是明显的。

  这也是专制的国民政府年代在乡里坊间对书信的一般态度。

  几十年后,红色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暴力的革命模式覆盖了整个大陆,斗争的手段惨烈的程度当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向度即极端化发展,社会语境为之大变,人为的人与人、心与心的壁垒有增无减。民间书信的命运也被彻底颠覆。

  

  四

  

  1949政权易手不久,当国人对“人民民主”仍抱有乐观的想象和期待,毛泽东干脆自称为“独裁”,不过没像讲“蒋介石独裁”来称“毛泽东独裁”,而是说“人民民主独裁”,接着干脆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之。与之对应的就是“人民民主”。这虚化的“人民”还是让许多精英人士有个自以为是人民而有归属感。实践证明,这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虚幻的归属感,不久他们就遭受种种罪名先先后后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就说地主富家之外的农民,应该属于“铁杆人民”吧,在毛泽东的阳谋“反右”之后的大跃进大饥荒竟纷纷饿毙,“人民民主”对他们同样是虚饰之词。一边宣示“人民民主”,一边“人民”陷于饥饿贫困和孤立无援,“人民”意愿的真正内涵何在?

  由独裁或专制到极权,下滑的趋向日益明显,但毕竟有着一定的时间阈,这给了像傅雷这样有着欧美留学背景(有二十多年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有一技之长,且愿意回国做贡献的知识分子美好的憧憬。此时的书信来往所见证的社会环境和语境,可以“傅雷家书”为代表。

  其时傅雷沿习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惯性,对新政权意识到了什么,又没意识到什么。就是说,他看到了新政权确实比旧政权充满朝气,“新中国”露出“头顶”,他没能意识,也不可能意识到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种恣意扫荡和摧毁,以及悄悄夯实的“心墙”逐渐成为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正悄悄借阶级斗争成为人人自危的社会语境,他的家书--给儿子的信,所强调的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傅雷家书》附录“傅聪写给父母亲的一封家书”,三联书店,1984)“爸爸妈妈给我们写信,略有分工,妈妈侧重于生活琐事,爸爸侧重于启发教育。”(《傅雷家书》·编后记)淡化和回避政治是明显的。

  “囚徒塑身”已经开始,而且在提速。

  傅雷从1954年1月18日到1966年2月17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的家书。他有着被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个人经历,在他被划右派之后给在境外儿子的书信,更是淡化政治境遇,注重“人生修养”教育。他热盼儿子真正成才,正是他隐痛心理的折射,其实,给儿子写信成了他退缩在一隅感情抒发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通道。像他这种有着自由精神历练的知识分子,对威压时局,对执政党的某些做法,肯定有不吐不快的心腹之语,拿现在的话就是“漏网之语”,因为在专制滑向极权的情境这下,知识分子已噤若寒蝉,在头脑中自行“布网”,极力把不平和牢骚压在心底,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观”,“回到人民之中”。傅雷的个性或独特性在于,他个人的境遇不是彻底恶劣,他仍要以给儿子的书信抒发他的情感和愿望。

  更要看到,促使知识分子精神“自阉”的,是“革命言语”的神圣化绝对化以及全社会覆盖化,言论定罪制度公开实行。何止书信(白纸黑字,言论中的言论),就是一般的私人性家庭性说话,即使是开玩笑,稍有出轨之意,也会被人逮住的。所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抛却为人之父、之子、之夫、之亲、之友、之同志的底线,人人自觉成为“卧底”,监视别人,向上司(当局)及时报告。1950年代初最著名的,就是舒芜对胡风的告发,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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