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多重视角下的土地改革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7 次 更新时间:2013-08-19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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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进入专栏)  

本篇是我与弟子刘洋合作的文章。

事起于2005年,北京的一群社会学家就中国农村变革,打算合作写作一个系列的文章,在法国的年鉴学派杂志发表。于是第一篇也是最难的土地改革就“让”给了我。

在我看来,最新一轮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随着当代土地问题的出现,又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关注。本文借助一个村庄的土改画面,说明中共在运动中如何步步深入,步步扩大,终至铲除农村上层,完成基层“扁平重组”的过程;也说明抛弃传统观念和道义原则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生产的下降(这就涉及对土改后“黄金时代”的评价)。而这一切,与日后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表明土地改革的性质,决不仅仅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新民主主义”,而是一场有着更为深刻含义的政治运动。土地问题是民国年间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大问题,但是,土地两次平分之后(一土地改革,一包产到户,目前正是分配最“平均”的时候),“三农问题”是否真的得到了解决?土地,是不是今天农村问题的“关键”?土地改革的意义何在?……也许,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

本篇英文本发表于法国的《éTUDES RURALES》,179期,2007.8;中文本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09年二月号。其后有所增补。

他们并不了解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或者影响他们的所有力量。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借口。 2

你要问我土改中的事吗?我不能告诉你,你永远也不要知道。 3

在对大陆当代农村变革的研究中,将土地改革放在首位,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改革是中共进入农村之始,它开启了其后一系列的重大变故。如果能把这一大段历史——从当初的分田分地到后来的包产到户——予以贯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村变革是以土地改革为始终。过去把土地改革说成“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显然是“小看”它了;也可以说是“割裂历史”的一种表现。

在大陆,土地改革重新提起人们的重视,大约是始于1990年代初期。以杜润生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回顾了40年来的农村变革历史;对于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传统的两个解释层面之外(即解放生产力和动员农民参战支前),提出了第三个解释,即“重组基层”。 4 继起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口述调查项目,把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和把它带入社会学的领域,其关注点则是所谓“诉苦”,即从“翻身农民”的角度契入土改运动的研究。 5 相对于此,近来出现了从“倒霉者”角度来重新考察土改的新的取向。 6 另一方面,随着对当前土地问题的日益重视,人们日益认识到,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陈旧的往事,当代研究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土地改革研究遂受到更大的关注。

但在这样一个短篇中,我们究竟应回答怎样一些问题,和选择什么角度切入?换句话说,土地改革最大最突出也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土改运动为什么要搞得那么极端了。我认为,不从诸如此类的“大处”着眼,无数的具体问题将无法解释,“地方史”纵然深入,也易于走入偏锋。具体说来,在这大段的历史进程之中,可能也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其中既有大的,也有小的逻辑层面。我们所要作的,就是藉此把问题一步步展开。

“政策界线”的不断变更

中共公开宣传的土地改革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

对此有学者提出,所谓“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并且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地主。 7 根据民国年间的多次调查,可以发现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数的40%,其中四分之一属于“公田”(如学校田、寺庙田、宗族田),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地主所有”。而在华北,地主比例就更小了,甚至有的村子里就没有地主。据说农民最穷的也有三两亩地,完全没土地的不过百分之一二。 8

近年还有研究表明,农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说法,但他们修改了地租制度,即少交一部分地租。在清代,地租实收率大约只有租额的80%上下,相当于亩产量的30%,远没有过去所说的50%那么多。 9

除了不认为地租是什么“剥削”以外,在农民头脑里,还可能存在一些障碍,如认为土地本来是人家的(不管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还是祖上传下来的), 10 怎能白拿过来(这不成了抢吗)? 11 与此相关,许多农民相信命运,主张逆来顺受, 12 而不具备“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一本关于传统农村有名的社会学著作中曾经写道:

(山东)台头村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也没有大地主。这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兴衰继替的家庭周期,几十年就循环一次。需要钱时,就抵押土地。所以没有哪个家庭会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重视的不是一时的财产多少。主佃之间也不存在所谓佃户和地主那种关系。 13

本文依托的调查点赤峰市乾村,是一个以山东移民为主的村落。 14 土改时第一批入党的戴玉堂(后评为中农)说:

“你说那个地富,就是你不斗争他,他也超不过三辈,到他孙子就穷了。他怎么富的呢,追追他的根,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艰苦奋斗。做大官那样的,全国也不上去几百个。这营子的地主富农,就没有一个是巧来的。就说老戴家,他们老哥四个,都扛活,赶后尾都成地主富农了……” 15

这些观念问题如若不能解决,土地改革就无法顺利展开:例如斗争对象也许不承认他是什么“地主”; 16 即是分田分房,也可能偷偷给送回去。 17

一般人多不容易接受这一套阶级观念,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不仅基层干部、普通农民对成份标准的掌握会出偏差,就是一些小地主、富农对自己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也心中无数。 18 所有这些人,恐怕都要等到共产党来了以后,(由上至下和由外及内地)为他灌输一套阶级观念,和给他评定阶级。

* * *

在土改运动中,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这时,党就显出了它的深谋远虑和对策略的特别讲求。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 19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占领赤峰。通过开会,村民们开始学习“剥削”、“阶级”等新名词。乾村老农民戴玉堂说:

“共产党一解放,土地改革,那就宣传啦,说是封建社会,就是不平等,不光满洲国,多年来就是不平等的。那阵就讲阶级立场,穷的呢给富的扛活,当长工打短工。这就是不合理,剥削行为。” 20

“说服”农民的办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是“开会”,它是每个村庄都少不了的,也贯穿了运动始终。正是通过这样那样的交谈、讨论,人们的观点被改变了。同时,开会成为一种权利,如果不能参加,就意味着被排斥,被划到了敌对的一方,以致每一个人都无可躲避、自外于运动。于是被动者变成了主动者,个体变为群体,少数集聚为多数。 21

中农戴玉坤对新政权的这些宣传产生过一些怀疑,但他无法抵御那反复一律的说教:

“这些词,整天的念叨啊,开这些会我不都参加了吗?我不还学点吗。”“那时候那个想法吧,就寻思,地主是真正的(地主)么?有那个地主么?你赶等一开始的时候,甭管你是不是。那时候就有点乱套了,估量着你差不多有碗饭吃就想抓着你,反正把你拉净了,……那时候就是那样啊。” 22

实际上,乾村的所谓“地主”拥有土地十分有限。戴玉堂说:

“要比较那口里的那样大的,又有势力的大地主我们这儿是没有。反正他就是雇长活,雇月工,有个一百来亩地,弄四五十担粮食。” 23

戴玉坤是个进步青年。但旋即开始的运动已“容不得他多想”。出乎意料,在这个既没有“汉奸”,也没有“大地主”的小村子里,他竟被列入第一批打击对象。

* * *

在乾村虽没有大地主,但邻村有一个丁姓的满洲国大官,是个大地主,是在第一次“解放”后,在“反奸除霸”运动中以“汉奸”的罪名被镇压的:

“这一解放吧,就是抓汉奸、卖国贼。不是还没划成分呢么,就是些有钱的。最大的卖国贼、汉奸、恶霸,枪决一部分,赶是一般的小地主吧,没多大事,就减租减息。” 24

在华北许多地方,一开始“地主”都是以“汉奸”的罪名被清算的。例如在《苦菜花》里,山东昆嵛山区的大地主王唯一及堂弟柬芝就被说成了汉奸。当追踪到他们的“原型”时,当地老乡回忆说:

“那家地主本来姓冯,冯柬芝有文化,曾经留学日本,而且是个很不错的人,在我们这一带也算是个人物。共产党本来是想利用他的,但他一直瞧不起共产党,土枪土炮的,42年日军来了以后,没办法才把他枪毙的。可是他并没有投降日军,只是参加了国民党。冯唯一是53年镇压反革命才枪毙的。” 25

也许就因为同样的道理,以后新区土地改革都把“清匪反霸”当作了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传统观念里,那些“汉奸”、“匪”、“霸”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现在把他们和“地主”连在一起,后者也就担上了臭名,被抹了黑;连带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观念和是非标准,也置于一个被质疑的地位。

近年有学者指出,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从土改到文化革命,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 26

若是换一种观点来看,群体心理其实就不区分现实与非现实的,也无所谓什么“真”、“假”之分。 27 斗争对象从“土豪劣绅”扩大到“中小地主”,没有地主也要找出地主,这并非偶然,也许并不是什么“表达差异”,或思想认识上的什么“误差”,而是背后的更深层的逻辑关系,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它是按照愿望,而不是真实情况思考问题的,也非简单依靠“说服”(不但依赖明确的指示,还有各种“暗示”的作用)。不但地主与汉奸,地主与恶霸,都可以等同起来。这种艺术的运用或许在“诉苦斗争”和“革命文艺”中有最好的表现。尽管关于革命如何在精神上“征服”群众,通过哪些技巧来达到目的,——相信它是有完整的一套,深思熟虑、几无遗漏,而且无须谁教给谁,——并不属于我们打算探讨的范围。

* * *

乾村与戴玉坤一起被抓的有三个人。一个戴玉宗,是个学生,家里有一百多亩地,雇三个长活,被评为地主;一个徐殿卿,是买卖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多少地:

“赶后来到北洼子(行政村),呆了四天。把邻村的地主黎祥(破烂地主,写有抄家帐)、张春(不够个中农,带国民党抓人)崩了,第二天就把我们三个弄回营子来,斗争。大车往外拉东西,轰隆轰隆地拉粮食,拉草,有啥拉啥,锅碗盆都给你拉走了,啥都不给你留。” 28

这反过来更促进了斗争的扩大化。因为害怕“二茬斗争”,戴玉坤被吓得逃跑了。之后,一些本不该斗的中农贫农相继受到冲击:

“就问他富农也好地主也好,问他是不是,只要大家伙评了他,他这就是地主。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地主富农了。矬子里拔大个啊,那都得一等一等选,赶等斗争大发劲了,就不选了,看谁不大离就拾掇了。工作组再不来啊,还得接着斗。还有那个比赤贫农强一点的呢,你好一点,当不住就摊上。” 29

矬子里拔大个,这也正是戴玉坤之所以挨斗的理由。

乾村的情况,反映出土改中并没有坚持所谓阶级路线。42户人家中,就有18个成了“斗争户”,占到全村人口的40%以上,这远远超出了党的规定: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 30 在赤峰全县,地主富农的数量已达到16%,这还不包括其他打击对象在内。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晋绥、太行等,地富也普遍划到20%以上(凡这种地方多“错订”了一半以上)。据说,东北受打击者占人口25%,有的更高,达到40~45%。 31 对此的解释是:

“斗争要深入,打击面要扩大”。 32

“他不这么闹腾,他发动不起来”。 33

* * *

在乾村18个“斗争户”里,有地主4户,富农6户,中农和贫农8户。当地这些“地主”都是只雇工,而没有出租土地,按政策严格说来,应划为富农,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不仅在内蒙,还有在东北的辽阔土地上,大多是这样的富农或“经营地主”,都被当作了“封建经济”,一律清算了。 34

在乾村的邻村,还有只有一、两亩地的地主,也被清算。 35 笔者曾经问一位参加过察哈尔土改的老干部:“占有和出租多少土地才算地主?”回答:“只要出租土地!”“一亩地也算?”“一亩也算。” 36

乾村的富农实际只能被算作中农(戴玉坤即是其一,后被改正)。在任何一个乡村中农都占很大比重,韩丁写道,严重的是许多中农也受到了地主富农同样的对待。 37 它终于“造成乡村中的普遍恐慌”。 38 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厉害”的戴玉坤说:

“恐怖那就是他随时随地就抓人,那时候就都害怕了。”“头一次没抓人啊,二次解放来抓的人,才知道共产党历害了”,“谁也不知谁摊上”。 39

戴玉堂也说:

“那时候都不知道谁挨斗,那真危险。”“哎,那都提心吊胆的,家有点啥么,有一个车,有几个牲口,有时候雇短工了,那有点啥。那都害怕,那一歪歪嘴就完。” 40

档案记载说:“很多人不管是中农、或贫雇农,只要稍微有口饭吃的,就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挨揍”。这在赤峰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口号是“瘦中抽肥,羊群里找大个”、“斗了大户斗小户,斗了小户斗干部”。

“有包就铲,有凹就平”;“一切都平”,“家家平”、“样样平”;“‘有’就铲”。

地主富农害怕,中农也跟着害怕。

不止中农,连有口饭吃的贫雇农也非常害怕。因为中农的粮食铲的差不多了,就轮到自己头上呢! 41

即便是“翻身”的贫农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贫农”这个身份并不能保障他们平安无事。戴玉坤说:

“没钱的穷的是破烂地主,整你!你没钱我不要你钱我整你人。你就是穷八辈你嘴不老实,你是坏分子,给你扣帽子,一样整你。” 42

* * *

打人在土改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档案记载,虽然领导上多次提出:打人要少,不要乱打乱拖。但很难为干部接受,亦未贯彻。干部中左倾情绪甚为浓厚,认为吊、打、拖、烙是斗争地主,进行“挖浮”(浮财)的唯一手段。结果,在赤峰,每斗必打,以打或毒打为佳:

吊人很普遍,甚至还有什么冻、烫、烙、拖的现象,成了一种“风气”、“规矩”,“有斗必打”,不打总觉斗争没劲。

拖人的时候,把其他地主富农都押到外面看着。结果这些人嚇得丢了魂一样。有的当场就说我可坦白啊。 43

体罚并不是出于本地农民的意愿。因为“本营子拉不下脸来”,常常需要外村积极分子来参予斗争。乾村村民们相处比较融洽,他们对被斗户暗中保护,或虚张声势,蒙蔽外来干部。戴玉坤逃跑后,他的老婆被拖,“那时这营子老百姓都出来看。有一些老头老婆就拽着,没拖。赶斗争戴玉宗(早先抓的三人之一),在高粱地,顺着垄沟拖,穿着棉裤棉袄,也没真拖。赶打了,弄个毡子搁炕上,啪啪地打毡子。‘哎吆,哎吆’,实际没打人。”土改积极分子王瑞华说:

烙(富农)戴玉祥老婆(顶数她烫的厉害,被“烙个腰带”),打(贫农)徐俭家的(“扒了光腚打”),在跟前我全掉了泪了。那是真打吗,那是假打,那个傅区长(延安干部)在外边啦,背着手听着。弄着可似打呢,实际他打着凳子呢。 44

当然,也有“真打真吊”的,烙,也死过人。当地群众反映说:八路军来了比满洲国杀的多(虽然竟杀的坏人,好人没杀一个);对地富,赤西大部地区一律扫地出门。 45 据了解,当年在一些地方(如太行老区)差不多把地主都杀光了。 46 据估计,土改过程中约有300~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 47

这些做法的目的之一是起一种“震慑”作用, 48 似乎非如此就不能破除各种旧有的合法性观念。它突显出,这场运动的一切(无论是开会、诉苦),都并非单凭“说理”,而是以武力和暴力恐怖为后盾。 49

* * *

革命的对象,原本是一个“制度”,现在却变成一批个人;原来是“土豪劣绅”、“大地主”,也演变为村村非有不可的“土老财”;而且先验地确定一个高比例(10%)、数达三千六百万的人口为“敌”(当时全国农村人口估计为三亿六千万),也为中国传统所无。它终于越过了一般地主,而指向了一个社会阶层。

过去接触过一些太行区的老干部,讲起始终不明白当地土改时,为何要把几个小学教员从城里叫回村来,一律打死?后来我才了解到,在“恶霸”之外,还有所谓“善霸”、“不霸”,如南方新区的一些小学校长、医生等。《苦菜花》的“原型”冯柬芝就有几分近似于一个“善霸”,所以被枪毙了:

“那个时候,不留那个大头头!那阵很好样的,不留。唉,穷人都救济,过年都给钱。啊,我那阵还使他五块钱,噢,满街满疃都救济。(他的死)满疃的人都不割舍,谁割舍?” 50

乾村的徐恩因“说破坏话”被抓起来。民兵队长王凤仪说:

“我抓他,只为他为这么一句话,哎,‘操他妈的,你看那几个种,借着共产党的事你看胀巴的’,这样的人你不抓他,不行。就得抓他,打打他的威风,要不他给你起破坏作用,他一句话,你两天工作都做不过来。” 51

看着挺傲、挺威风的徐恩,虽“家里没多少东西”,却被定为富农。他也许还不够称“霸”,但所有的“霸”,大约都是加上一个“地富”的名义给镇压的,有没有地、有多少地,都不重要。因为他们说话有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威望,正是一地文化传统的代表。如果说前此运动还借助了某些原有观念,至此就无须任何假借了。这终于使它达到了彻底反传统的地步。

* * *

过去人们想当然的以为,土改必使农村中大多数人受益,和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现在看来,这一所谓“多数”和“少数”可能就会颠倒过来,或须抛弃这一概念,也未可知。

通过运动,终使土地改革成为触动每个当事人身心的大革命。从某种角度来看,农民也都接受了党的说法,成了“共谋者”,不管主动被动,或受到打击与否。如戴玉坤一开始“的确也抵触”,后来再一寻思,这是一个“新社会”了,要讲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理儿,所以“听之任之”,(对退赔多少)也都不再计较。 52 其实,所谓“合法性”,其背后不过是个“理”字,“怕”的背后,也有一个“理”在。戴玉坤、戴玉堂也多次说到有两个“理”,就看你站在那种立场来看罢了。

结果,党达到了对农村社会的最大掌控。它,难道不是土地改革的最大收获?

内在逻辑及其效应

在土地改革中,问题的“根源是共同的,那就是极端主义”,韩丁说,贫苦农民带着这种极端主义打碎了一切封建枷锁,又带着它进行了平分土地运动;当时,我们思想上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什么整个运动出了那么大的偏差?” 53

在黄仁宇看来,“《翻身》书中最动人的一节,在叙述到参与这运动的年轻人衷心矛盾细腻之处。一方面这群众运动无异对旧社会开刀,不如此中国没有前途,另一方面大刀阔斧之下也实在没有个人内在的公平。读者可以就此了解革命之真意义。……我们学历史的人,只因为这种行动不可逆转,也不能再来,才大胆的指出它在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中国近代史初看起来混乱糊涂,黑白颠倒。可是仔细追究起来大部分责任仍在读历史的人和写历史的人之身上。要是我们都放宽眼光,胆敢承认历史中之粗线条的现实,读之令人心悸的现实和人所不敢沾手的现实(实际上也是最后无可规避的事实),” 54 也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反思,达致更为透彻的认识和理论修订,否则恐怕也不可能。 55

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和平土改”?

事实上,中共曾几次提出实行“和平土改”的主张,如1946年曾为此征询党内意见(并在陕甘宁试行);1950年“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关起门来办事的时期已经过去”,打算进行比较温和的土改,但都未能如愿。 56 这道理是什么呢?除了上述当事人的具体解释及“小逻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大道理”?

土改的目地,最初的说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但是土地改革的这种作用,一时间却难以看清,有时还不难发现相反的例证。如各地都有经验表明,土改后的头一二年,生产往往出现下降。 57

另一方面,不管平分土地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它却不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工作;对于中共来说,此刻的任务就是一个∶武装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土改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手段,也就无足奇怪。尽管不免于“政治土改”之讥,“参战支前”作为前一说法的补充,日益得到重视。近日还有学者强调,“如果仅仅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而争取农民的支持,那么大可不必采用那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过分暴烈的手段,完全可以也应该采取减少震荡的和平方式。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段之一,或者说动员的借口,一旦实现了占有区域的战争动员,土改运动随之停止”。 58

不过,土改在战争动员中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例如,1948年毛泽东指示中原“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 59 其核心就是“反奸除霸”和“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并据此取得了以后战争的胜利。可见这一解释仍是不充分的。为此,也可以说土地改革在“解放生产力”和“参战支前”两个目标之外,还有一个过去一直没有说清的目的,那就是“重组基层”。

这点也未为当事人全部忽视,如杜润生曾提出将“发动群众整顿基层”作为土改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毛泽东也代表中央表示赞同。 60 针对传统中国“基层不下县”,打通(重组)基层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措施,它并非只有共产党一家在做,也并非始于土地改革,但不经过土地改革即没有如此的大变动,也不可能造成农村旧有的大破裂大涤荡(相比之下,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些做法如“大乡制”等,只是躲避了矛盾而并没有解决它)。所以说,中共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它不可避免的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 61

* * *

赤峰土地较宽,乾村每个农民分得了6亩土地。一些雇农得到了地主的房子,由于并没有斗出多少浮财,有的民兵只是“分到一个缸,再就是一个坛子,就这么两个玩意”。搜查出来的大烟、金银,则“一律交县”了。由于“咱们这块土地稀松,要多少有多少”, 62 分配土地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63 土改以后几年,赤峰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一场饥荒。

同样,在太行张庄,一些人家被当做剥削者斗了,其他光景较好的人家也怕挨斗。“割韭菜”思想迅速蔓延。相当一部分人徘徊观望,只要能生产出够全家糊口的粮食,就不再继续努力。 64 在太行山东麓的十里店,中农“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会整到自己头上。他们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注意在人前只吃粗粮。有的卖掉了驴子,而很少往地里施肥。“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65

乾村出现饥荒的原因,一是刚分到土地的农民有“变天思想”,“怕国民党来再给抢回去”,从而影响了生产;二是斗争的时候糟蹋了一部分牲畜和生产资料;三是一些新分到地的农民有着不爱劳动的习惯,或劳动技能不行,“没牲畜打不下粮食啊,穷人吧地种不好,有钱的都垮了。那一年才困难”。 66 档案里记载说:

灾荒,是“天造一半,人造一半”;其实人造的成份是比较大的。

“今年的年成不屈,去年翻身年过得太多了”;有人狠狠打自己的耳光,“活该、活该”。

依靠斗争度日的情绪直接影响了各阶层的农民的生产情绪。

把土改弄得和生产脱节,造成农村严重的破坏浪费现象。

食粮、草料一部分被破坏,大部分被浪费;对春耕都没有想起。 67

这就自然引出了重新评价土地改革的经济成就和195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效绩的问题。

* * *

“消极、浪费、怠工”,是赤峰档案材料给当时农民行为所作的总结:

一些中农和贫雇农有东西在家,等着挨铲,一天杀猪宰羊,吃饱呆着。

贫雇农看到中农都挨铲了,他们想:“好好干活管啥呀!也误不了挨铲”。

贫农分到东西也大吃而喝;就是没人干活;“我们将来过好了也得挨斗”。

烟民的想法是,饿死没关系。反正共产党不叫穷人饿,他们说谁有吃谁的。

“从打去年春斗争一开始,我就没心肠子过日子也没有好好干活”。有的群众不敢打柴,有的中农在一起哭,“不如扎烟针刨别人去”,“扎穷了算了”。有一个上中农从前非常勤苦,从打斗争一开始,他就不干活了,“怕赶到别人家去”。 68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虽分得了土地,但仍是“缺这少那”(如畜力、农具、种子、资金)。即令查获了一些浮财,其分散和浪费也不可避免。打击工商业的结果更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脱节和周转困难。这些,都可以视为“客观原因”,而不一定是农民的“主观意志”和“主动行为”。但狠狠打自己的耳光,说“活该、活该”;一天杀猪宰羊吃饱呆着;没人干活,不干活,不好好干活,这些主动放弃“积极性”的行为就可以算作不折不扣的“反行为”了。这对生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尽管他们并非“有意对抗”,而不过“身不由己”而已。

在土改运动中有没有农民的“反行为”呢?近年来不断有同仁这样询问。 69 答复一直是“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反行为”本是指集体经济时期,农民针对政府的制度规定,“反道而行”的那些行为,如“偷拿”、“瞒产私分”等(高王凌,2002,2005b)。土地改革,似乎还属于另一个历史阶段。但从以上材料看来,土改时期其实也是有着农民的“反行为”的。

农民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土改运动造成了多重合法性的丧失。首先是在生产资料上,千百年的传统被完全打破,许多土地和大牲畜说拿就拿走了,至于新分的地又会有什么保证(果然几年以后就收回了)?在生产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富有”将可能使他沦为斗争对象,失去人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个逻辑导致了农民的另一个逻辑,某种“互动”就这样产生了。

土改以后,农民一方面害怕致富,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些行为抵制了党提出的高产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压低”了产量(“压产”,是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反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看看早期那些增产合作社的记录,就可以得知两者的距离有多大了(当然它被解释为合作化优越性的结果;而所谓农民保守、落后,不肯使用新的技术,也成为一种公式化的简单说法)。

传统中国本是一个“非充分发展”(“发展不充分”)的经济。 70 中国粮食产量在1952年为3,278亿斤,恢复了往日和平状态的正常水平(但人均不如,经济作物生产上问题更大);1955年仅增加到3,679亿斤。党期望合作化后能增产30%,就是1,000亿斤粮食。 71 这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千亿斤粮食,几乎成了它的梦魇。因此克服“生产到顶”的思想,即成为当时工作的一个重点。

“党给了你土地,你能不听党的话吗?”

这成为土改以后党的“强势话语”之最,和全部工作的杠杆。

* * *

为此,中共提出土改后“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去, 72 并做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如鼓励“发家致富”等)。但它取得的成果却是有限的:农民缺乏“积极性”仍是最大的问题。试问:如果土改以后就出现了如同日后“包产到户”头几年那样的大增产(粮产增加30%,约2,000亿斤,到1984年“供过于求”,出现“卖粮难”),那还用再搞什么“合作化”吗?

土改以后,赤峰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48年,49年,50年,那三年呢都完蛋,打一百多斤,五十来斤。都饿的,地净草”(戴玉堂);三分之一人口断粮,三分之二只能在野菜中掺很少粮食。部分农民只能顾得奄奄的待息生命;饿的死去活来,严重痛苦。 73 于是,“土改”工作团改作了“春耕”工作团,提出“今年不要荒一亩地,不准有懒汉,人人都要劳动”,并立即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当然,饥荒并不是各地普遍的现象,但在张庄和十里店,土改之后都随即开展了互助运动,却不是偶然的。

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不仅在农业上,也破坏了工商业。这并不是“解放生产力”,而看似相反。如上所述,斗争也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范围,再加上“有包就铲,有凹就平”,“家家平”、“样样平”的绝对平均主义,这就决定了土地改革不可能随着战争动员而“停止”,也决定了它不仅仅是“民主主义”,而带有的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这中间存在的多重逻辑,不但规定着土改运动的命运,也规定着其后乡村革命的走向,其结果均超出了大多数当事人的想象和意料。 74 在如此巨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变动面前,只突显出个人能力的渺小,和无由作主。 75 常常有人议论“历史没有目的”,其实这一目的只是很难认识罢了。人们的解释,也多是浅层次的,有如“盲人摸象”。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些事件的“原因”,也不外乎半真半假、亦真亦幻。

我们也可以说,土地改革有着多重的目的:有经济上的(解放生产力说)、内战动员上的(参军参战说)、财政上的(筹集资金说)、基层建设上的(重组基层说)、农村革命上的(集体生产共同致富说),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动员”上的。无论如何,它埋下了一个又粗又大的根子,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以后农村情势的发展动向,而与所谓“工业化”等因素并无直接的关联。易言之,“三大改造”及其提前,是有着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的。

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对中国农村极大的掌控能力,——不但通过“暴力”,也通过“强势话语”,不但针对着“富裕阶层”,也触动了“贫苦农民”,——它不会“到此为止”,也是“收不住”的(那并不符合共产党的性格特点)。稍后就会发现,自土地改革为始的这种革命逻辑,不但使中国农村导向了集体化,也导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直到几十年后,它因动力耗散,逻辑松懈,才终于失去目标,以“地富摘帽”和“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于是发生,否则还不能够。而这一切,都“肇端”于土地改革,也“结束”于土地改革(包产到户)。

* * *

本文作为一项社会学上的合作研究,也许可以遵照法国同仁的意见,再引申几句:

自土地改革开始,在中国农村,共产党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的胜利,但彻底铲除传统法理的同时,也遇到了空前的“道统”问题(它包括了所谓“合法性”问题,以及“公平”“公正”和“产权关系”等问题),昔日宋儒有言:

“天下同之,之谓大公;天下中正,之谓皇极。……善为天下者必先持皇极,而致大公也;不善为天下者必先放皇极,而废大公也。” 76

土改后数十年时间,都是“道义”之“放”、“废”的结果。几十年,一以贯之,可以说直到今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1 本项研究是基于刘洋同学的调查和论文“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2004年,未刊稿);麦港和伊莎白参予了本文的写作过程,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2 莫斯科维奇(S. Moscovici):《群氓的时代》(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463。

3 一个“地主婆”对不在家儿子问起土改运动中个人遭际的回答,湖南湘中,1998年。

4 参见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随后,这篇内部报告被北京和香港几所大学用为教材。又见 http://www.bjsjs.net/ 网上文章,2004年。

5 参见孙立平、方慧荣等人的一系列论文,兹不赘述。

6 参见刘洋:“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7 如“关中无地主论”等,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北京。

8 王耕今的口述,1996,访谈者:刘小京、卢晖临。

9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农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说法,因为农民如果根本不交地租,土地租佃制度也就不复能够存在了,在他们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斗争目标,恐怕也不符合乡村中大多数人的利益。

10 在太行山麓张庄:一说到土地制度本身,许多人就给搞糊涂了。认为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就应该交租子韩丁(W. 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页144;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146:一地主说:“咱有几亩地么,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还不是祖先留下的?”页157:又一个说,田地不是祖先留下的,一点一滴都是他一个人挣的;清代雍正皇帝也曾说过(《世宗实录》卷79)∶“直省各处富户,其为士民而殷实者,或由于祖父之积累,或由于己身之经营,操持俭约,然后能致此饶欲,此乃国家之良民也”。

11 丁玲,页15:一个老农说:穷人“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尤凤伟:《小灯》(《中篇小说选刊》2003:4,页56):“分地?那不是抢吗?”还有一个贫农说,“俺不要不义之财”;《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4)中也提到:“老百姓也觉得这样拿人家的东西没道理”。

12 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他们像绵羊一样驯服,像豆腐一样任人摆布,冯德英:《苦菜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沈阳),页3。

13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页129~130。

14 该村时属热河省,约有1300亩土地,42户人家;参见刘洋:“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

15 戴玉堂(79岁,中农)访谈,2005年2月,赤峰。

16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北京,1998),页152:划分阶级时,不同成份的人分坐两边,一边说:“某某是地主”,另一边说:“我不是”!

17 丁玲,页108:佃户侯忠全对命运已经投降,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泰然的过下去;还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因此把分给他的地偷偷退了回去。

18 据说江苏昆山周庄镇一个蒋姓伪乡长,“在乡里只有20多亩地,(在土改运动时)以为自己能分到他人的田地就积极要求回乡分田,结果被评上了地主”,周晓虹,页152。

19 黄仁宇:《黄河青山》(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1),页338。

20 戴玉堂、王瑞坤(89岁,中农)访谈,2003年9月,赤峰。

21 莫斯科维奇,页239。

22 戴玉坤(87,中农)访谈,2003年9月,赤峰。

23 戴玉堂访谈,2003年9月,赤峰,随后我们可以发现,乾村那几个小地主并不够格;在丁玲笔下(页53),农民是区分大、小地主,普通地主和恶霸地主的,“只是,(涿鹿暖水屯的邻村)孟家沟有恶霸,咱们这里就只有地主了;连个大地主也没有。”

24 戴玉堂访谈,2003年8月,赤峰。

25 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26 黄宗智(P. Huang):“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译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原载Modern China,21.1,1995年1月:105-143)。“误差”之一表现在桑乾河畔,虽然暖水屯并不是没有更大的地主。但它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运动之初确立“斗争对象”之难。终于选上了一个只有10亩地的“汉奸”钱文贵,才打开局面。丁玲(页258)借一个老干部的口说:象这种新解放区,老百姓最恨的是恶霸汉奸狗腿,还不能一时对地主剥削有更深的认识,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个阶级。所以第一步还是要拔尖。

27 莫斯科维奇,页112。

28 戴玉坤访谈,2005年2月,赤峰;在丁玲的笔下(页296~299,251),有着对斗争大会的生动描述:钱文贵被民兵按得跪了下去,群众猛然得势,于是又骚动起来。戴上的纸帽子把钱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一桩桩的事诉说着,有些人问急了,便站到台上来,敲着他问。底下的人便助威道:“打死他!打死他!”……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打!拖下来!大家打!”……几千年的深仇大恨,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据说,孟家沟打死恶霸陈武早已经把其他地主“吓坏了”。

29 戴玉坤访谈,2005年2月,赤峰;另一个老人说:“工作团再晚来个几天,这营子还得斗个四五户”;丁玲,页97:这一改革,要把全村都闹成穷人;页199:听说扳倒了地主扳富农,扳倒了富农扳中农。如今只有穷光蛋才好过日子;《小灯》(页54)记载了排富户时积极分子和工作队员的谈话,当问到排多少富户时,答:“有多少就排出多少来。”“富户的标准呢?”“这没有定规,……比方一群猪,哪几个头个大哪几头个小不是一眼就分出来了吗?”

30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北京),页1250;按户数计是百分之八,按人口计为百分之十。

31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页253。

32 韩丁(W. 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页229。

33 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34 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89,页307:据说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大部分土地仍然操纵在地主手中。

35 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36 徐卫访谈,2002年,北京;赤峰与察哈尔,还有丁玲笔下的晋察冀桑乾河畔都是抗战以后才开始土改的,它们在运动的进程和特点上,都有许多近似之处。

37 他还写道,听说毛泽东看了绥德的报告,了解到有一个村子没收了27户中农的财产,说∶“这种事最可怕!比帝国主义更危险”,韩丁,页280、470。

38 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平分土地总结》,1948年5月17日,1-1-26。

39 戴玉坤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0 戴玉堂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1 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平分土地总结》;关于各地类似情况,参见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页238、252、255、258等。

42 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43 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1948年6月13日,1-1-26。

44 王瑞华(78岁,中农)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5 《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46 参见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

47 黄仁宇,页275;通常的解释是说:“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韩丁,页60);“农民的心理是,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他们要求报复,要求痛快。有些农民常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子拳头先打死再说。村干部也担心将来的报复,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丁玲,页112、177、280)。1951年,参加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的章乃器(团长)不同意肉刑吊打,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川东区党委发出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但在后来又受到批评,说是不利于追“果实”。于学忠反映:吊打时妇女离开,农民回头看干部。梁漱民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无暗示吊打?还说: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79~80。在一些地方,据说土改工作组曾经布置,“不许打人”就是个暗号,一听见就开打;程为敏:绍兴调查(2005年2月)。

48 黄树民是这样使用“震慑”这一词汇的:在土地改革时,郑姓管家遭到处决,村里的富农被批斗,大家记忆犹新,至于没有人敢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我相信是农民被政府震慑住了。党不是解救了他们,不用再像从前一样吃苦受难吗?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页50。

49 如《李友九回忆录》: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较量,“八路军已经替我们做好了一半,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图书,2003,页10);否则,将首先面临还乡团的反扑,或犯“急性土改”的错误。

50 王琳论文。

51 王凤仪(81岁,中农)访谈,2004年10月,赤峰。

52 戴玉坤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53 韩丁,页249、707。

54 黄仁宇的信,1989年5月。

55 参见腾讯网对高王凌的专访:“60年农民沉思录”。

56 高王凌,1994。

57《毛泽东选集》,页130,注一;据说原因主要是地权还没有确定,农民的生产情绪也还有些波动等;1947年1月,刘少奇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请他们答复一些问题,其中即包括“是否第一年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页79。

58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

59 《毛泽东选集》,页1327。

6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北京,页107。

61 以上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20;高王凌,1994;几年以前我曾和秦晖谈论土地改革,不约而同的说,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是在土地问题;民国年间激烈争论的两派之一,以为“土地改革”即可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近年“包产到户”以后,土地分配最为平均,但农村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没有?直至今天,土地仍是农村问题的关键吗?这一事实终使人们认识到,农村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是在这里,如我的学生刘君代(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所说,今日土地仍然只是一条“辅线”,而非什么“主线”。

62 《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3 陈公博曾写道:分土地对大革命时的士兵缺乏吸引力,他们来当兵,是为着别一种希望(《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页75;赛尔登引用斯诺的话说,(西北)土地不值钱;江西时期革命的失败,毋宁说是农民缺少根本上的土地诉求(《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92)。

64 韩丁,页249。

65 柯鲁克:伊莎贝尔、大卫·柯鲁克(David and Isabel Crook)∶《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页14。

66 戴玉堂访谈,2003年9月24日,赤峰。

67 《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8 《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9 笔者与黄宗智(2001)、刘小京(2005)的谈话和私人信件。

70 高王凌,1999:《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论文,2004年。

71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页238。1956、57年数字的不可靠,参见高王凌:“1956年的大减产”(未刊文稿)。

72 《毛泽东选集》,页1314。

73 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春耕情况报告》,1948年4月15日,1-1-25。

74 黄仁宇说: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化大革命;在毛时代的中国,国家经济持续25年类似战争的状态,正是土地改革的自然结果,《黄河青山》,页37、544。

75 黄仁宇说:人们经常产生幻觉,以为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的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黄河青山》,页224。

76 契嵩:《皇极论》卷四,引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北京,页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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