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7 次 更新时间:2005-05-08 1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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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前几年,我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研究时,开始留意董时进这个人,但后来因为其它研究,没有深入下去,所获资料也非常有限。这几年,我的学术兴趣已有所转移,在当年所留意过的那些历史人物中,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董时进,1900年生人,何时去世,我不知道。四川塾江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我只在《观察》上读到过他的一篇文章,但他那篇文章所传达的却是一个对历史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作为民盟的一员,董时进写了一篇《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观察》三卷十一期)。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奉劝国民党:“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产党的短处,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这样的认识,今天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四十年代末,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这样看问题,都能在两党之争中看出孰轻孰重的。在这一点上,董时进和储安平是有远见的。他们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董时进还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一九五零年复刊的《观察》周刊曾发表过一篇谈话纪要式的文章,名为《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观察》发表谈话摘要时,先有一个说明;“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这个谈话摘要,没有列出发言者的名字,只用了甲乙丙丁来代替。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董时进上书的原件,但我想这个原件也许还在世间,因为给毛泽东上书,总会在他的那些来件中保留下来。将来有一天,要是能解密挡案,总会有人来重新评价那时的历史的。

  

  我们从那个批判性的座谈会发言中,多少能看出一些董时进的意见。有一个发言的人说;“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土地改革,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负担而国家税收将受到损失。”“董时进先生说华北有封建性剥削,而江南则没有”。“董时进先生说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许多是董时进的同事。他们认为,董时进在美国学得农业,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一个他当年的同事说,董时进在国民党时期就反对土地改革,他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他来来的命运我不大知道,只是希望能有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专家,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变化时,能考虑到当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意见。董时进当时提出的那些问题,有相当的专业性,也可以说是学术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朝历代,这都是最大的问题。四十年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已不同于过去,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有些农村,特别是江南的一些农村,已经有了一些工业化的苗头。而华北农村的土地制度和江南农村的土地制度,确实不可同时语。董时进本人是一个留学美国的农业专家,在农业问题上,他是有发言权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听听他的一家之言呢?我们不能说董时进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说他的那些看法绝对是有根据的,也是负责的。五十年代,在这些问题上,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还不是执政者没有听不同意见的雅量,而是许多身为知识分子的专家,不但不能为同行辩护,而且多数是站在另一面,随声附和。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10/1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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