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励:犯罪学何以贫困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 次 更新时间:2013-08-08 19: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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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励  

  

  【摘要】犯罪学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青少年犯罪的显学地位走向贫困化。在当代社会转型期,犯罪突出,犯罪学应大有作为之时却出现贫困化实属悲哀。犯罪学贫困化之原因:一是犯罪学的理论研究日益与犯罪现实相隔离,导致我国犯罪学研究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指导实践;二是我国犯罪学独立后,基础理论薄弱,理论供给不足,犯罪学缺乏学科意识、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研究者共同体,难以使犯罪学摆脱其他学科的束缚,独立于学术之林。为摆脱犯罪学的困境,必须建立本体犯罪学。

  【关键词】犯罪学;本体犯罪学;犯罪学实证研究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和犯罪高发期,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凸显,尤其是由于经济利益矛盾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从中国的犯罪现状来看,2009年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5万件,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刑事立案数增长幅度在10%以上。这种增长态势打破了2000年以来违法犯罪数量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自2001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刑事立案数在430万件和490万件之间波动,而2009年的增幅较大,已经突破500万件,表明中国又进入一个犯罪高发期,刑事犯罪总体上处于高峰期。同时,近年来校园安全事件、交通安全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等公共安全事件频发{1}。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公共安全事件和犯罪高发态势,犯罪学理应大显身手,有所作为。但现实的状况是,在重大决策出台之时却很少看到犯罪学的身影,听到犯罪学界有价值的、影响决策的声音,犯罪学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壮观图景中自动撤离,走向了贫困化。

  

  一、犯罪学已经从显学地位走向贫困化

  

  上世纪70年代末青少年犯罪十分突出,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呈几倍乃至十几倍地增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备受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为解决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指导下,学术界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将打入冷宫的犯罪学重新请回学术殿堂,探索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对策,使得犯罪学不仅重新焕发了生机并成为当时的显学。其表现在于:一是国家和政府给予高度重视,从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和社会稳定的高度予以强调,并成立了专门负责犯罪预防和治理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各级党政领导不仅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研究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性,而且还亲临学术会议指导,拨发研究经费,对重大课题进行国家立项、省部立项,并由政府部门组织课题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安部组织实施的《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这些项目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犯罪学的发展,不仅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影响,而且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实践价值。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立法形式及时地固定下来,使其条文化、法律化,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使成熟的研究成果及时发挥效益,成为人们一体遵守的行为规范。二是学界热情高涨,踊跃参加。各学科的学者都自觉地投入到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各类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犯罪学研究形成了一支规模强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如“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等,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犯罪学会,一些院校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等)。三是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一时期从事犯罪研究的除了犯罪学研究人员外,还有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者,政法实际工作者,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工作者,以及共青团、妇联、工会、党政机关、基层组织的干部,甚至还有违法犯罪者的亲属等等,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复合研究的格局。各学科研究者运用不同知识,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犯罪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综合性研究的良好态势,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信性、可操作性,使其更具开拓性。四是冲破了一些禁区,取得了一大批影响决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空白,丰富了犯罪学研究的实践,为打击、预防和控制犯罪提供了理论支撑,犯罪学研究的成果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如,我国公布的刑事犯罪率是否真实?一切故意犯罪是否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罪犯是否都是专政对象?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产生犯罪?治理犯罪的方针是打防结合、以防为主,还是只打不防、打击越严越好?等等。对这些研究禁区的突破,摆脱了形而上学的传统偏见和陈旧观念的束缚,促进了学术争鸣,推进了犯罪学研究向纵深发展{2}。五是一大批警察院校、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相继开设了犯罪学课程,有的还招收了犯罪学研究生,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高层次的人才。六是加强了与国际犯罪学界的学术交流,每年都有外国犯罪学者来我国访问、讲学、合作搞课题研究,我国也派出了研究人员访问、讲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我国也数次召开有关国际会议。根据当时犯罪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趋势,有的学者甚至预见:“在21世纪的头四分之一世纪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犯罪学研究都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会出现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犯罪学在理论上将获得一次质的飞跃;在方法上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突破;在地位上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各国解决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问题上将会越来越直接影响决策。这不仅决定于世界性的犯罪浪潮的不断涌动和冲击,而且也顺应了综合性多学科社会科学理论蓬勃发展的自然走势。”{3}对于这位学者的预见,在当时的状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当前的情势下,预言成了泡沫。对于国外犯罪学,笔者掌握资料不多,不敢妄加评议,予以揣测。但就中国犯罪学而言,其显学的地位已经消失,其影响决策的成果越来越少,其理论发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犯罪学在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已经表现出日益贫困的状态,犯罪学的贫困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摆脱犯罪学的贫困化,就必须寻找贫困化的症结,走出犯罪学的困境。

  

  二、社会转型期,犯罪突出,面对大显身手的绝好时机,犯罪学何以出现贫困化

  

  犯罪学作为实用科学是适应研究犯罪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犯罪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社会的需求,犯罪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从犯罪学的历史发展看,不论是犯罪实证学派还是犯罪社会学派都是适应研究犯罪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19世纪上半期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许多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这既为人类的进步和生活幸福创造了物质基础,也成为犯罪等社会问题产生的因素。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出现了财产犯罪急剧增加,暴力犯罪高涨,累犯、惯犯、青少年犯罪、妇女犯罪突出的浪潮;伴随着城市化,人口涌入城市,出现了贫穷、失业、卖淫等社会问题普遍化现象。对于这些新形势下的犯罪问题,古典主义学派理论不能合理地作出解释与处理,实践呼唤新的理论。由此,19世纪末意大利实证学派的学者们,如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借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论,从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犯罪真正的原因,以便针对各种犯罪原因采取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建立科学的犯罪学体系。

  20世纪初,把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在美国占了统治地位。美国社会发生的迅速变化,提供了用社会现象看待犯罪问题的背景条件。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几个大城市同时遭受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其结果是欧洲移民和南部黑人蜂拥而至,犯罪和违法行为的比例迅速增长,因而犯罪问题成为社会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犯罪的严重性引起人们对犯罪问题研究的极大重视。尤其是北美芝加哥地区的集团性暴力犯罪十分猖狂,盗窃、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芝加哥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城市社区的犯罪问题。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城市和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犯罪的关系,以及职业性犯罪问题与犯罪预测和假释等问题,提出了“犯罪生态论”、“犯罪同心圆论”和“社会解体论”,从而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这次发端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犯罪社会学研究,形成于萨瑟兰,此后也主要在美国犯罪学研究领域内发扬光大,并由那里辐射到欧洲和世界各地{4}。我国犯罪学的兴起同样源于青少年犯罪日益突出的状况。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青少年犯罪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犯罪青少年占整个刑事犯罪作案成员总数的百分比,大中城市为70%~80%,农村约为60%~70%。在各种犯罪中,青少年犯罪占相当大的比重;劳改释放、解除劳教的青少年,在重新违法犯罪的人员当中也占很大比例。青少年犯罪还出现了犯罪低龄化、手段成人化、性质严重化的发展趋势{5}。鉴于青少年犯罪已发展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问题,1979年8月,党中央下发文件,提醒全党、全国及社会各界重视和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1985年10月,党中央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对违法犯罪青少年分别采取社会帮教、劳教、少管、送工读学校教育等措施;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律教育,切实解决他们的升学、就业、婚姻、恋爱、文体活动、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同时,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政法工作部门按照党中央“要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探索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规律,更好地指导预防违法犯罪的工作”的指示,积极地开展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工作。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前所述也是犯罪高发期,与转型的社会相比较,犯罪增长速度加快,危害日益严重。转型前,我国是世界上犯罪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平均年发案在20万件左右,发案率在3‰左右;即使是在1961年的困难时期,年发案也只有42万余件,发案率为6.4‰。而社会转型后发案率急剧上升,1981年全国发生的各种刑事犯罪案件达89万件,发案率为8.9‰;1991年达到236万件,发案率为20‰{6};2009年达到535万件,发案率在40‰左右。面对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和犯罪高发态势,各方都在积极寻找对策,而此时此刻专门研究犯罪的学问——犯罪学却走向贫困化。其具体表现正如卜安淳教授所言:“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近年来最大的问题,正在于学问意识不足,做项目的思路和方法缺乏。”{7}概言之,犯罪学之所以出现贫困化,一方面是因为犯罪学与实践相隔离,渐行渐远,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日渐衰落;另一方面是因为犯罪学理论供给不足,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更无法应对脱离刑法学后独立存在的需要。

  (一)犯罪学的理论研究日益与犯罪现实相隔离,导致我国犯罪学研究成为无源之水,走向贫困化

  这种隔离主要表现是:

  1.犯罪学研究者与实务部门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不能取得第一手资料,因而其研究成果很难进入决策层,以指导实践。

  “西方犯罪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犯罪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经验学科,应当是对社会现实最为敏捷反应的学科之一。”{8}“犯罪学的学科价值在于提供与犯罪有关的知识,全面地认识犯罪,进而指导实践中的犯罪治理工作。”{9}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青少年犯罪研究辉煌的历史也充分说明,犯罪学只有与中国的犯罪现状相结合并提出有建树的对策以及治理犯罪的良方,才有用武之地,也才能实现其学科价值。目前的状况是,犯罪学者深知自己肩负着寻找犯罪对策的使命,并在对策建议上乐此不疲。但在中国研究资料匮乏,有关数据不准确的情况下,犯罪学者靠第二手资料得出的结论无疑是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最为悲哀的是,有的犯罪学者所利用的实证资料竟是美国的实证资料,这是对中国犯罪学更大的耻笑{10}。由于我国的犯罪数据都属于国家秘密,一般不向外公布,因此研究者很难得到确切的犯罪数据资料。“即使是学者所掌握的中国本身的实证材料,这些实证材料本身大部分都是以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为准,而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本身也存在犯罪黑数的问题,所以研究的基础就是存在问题的,那么结论的科学问题就成为镜中花、水中月。”{11}在犯罪学研究中,犯罪学者远不如公安机关、政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更了解犯罪的状况,更占有信息资源的优势,更全面掌握犯罪变化规律,因而所提出的对策不如他们的更具有实际的效果。为此,犯罪学的研究难以为实际部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反而还有为实际部门添乱之虞,这就使得犯罪学的研究受到冷落。犯罪学在无能为力后,就显得无所作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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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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