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人对民主的认知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学者们如林达和刘瑜等对美式民主的近距离观察和细节感受，“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俨然成为共识，自由女神般的民主想像主导了人们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渴望。相比之下，对欧洲的民主——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民主生活，以阶级合作和协商民主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多数中国人仍然缺乏足够认识。恰在不久前，最新007电影《天幕降落》在中国公映，为观众重现了好莱坞背景下一个似乎与时代脱节的军情六局(MI6)，但这多少有助于国人了解，民主体制原来如此倚重情报和反间机构。在当今民主国家，对间谍与政治极端主义的监控，往往才是现实政治和民主生活中最有先行权的政治实践。
然而在学术领域，这些与民主安全相关的题目通常被忽视。学者们似乎不了解，民主也是长牙齿的。这不仅适用民主体制对外采取干预主义，例如北约干预巴尔干危机、联军进攻伊拉克和阿富汗、北约干预利比亚革命、法军干预马里冲突等等；也适用于德国宪法保卫局这样的特殊反间机构。相比CIA、军情六局这些被好莱坞化的谍报机构，她为保卫宪法秩序的任务而生，对保卫民主的使命有着更强的焦虑感，几乎就是“积极民主”或者“军事民主”的制度化身。
宪法保卫局的起源、组织和冷战
早在二战结束后的过渡期，对纳粹的各种清算逐一进行。除了在纽伦堡战犯审判和各地占领军建立的“去纳粹化法庭”对纳粹成员的甄别作业外，还有一种清除纳粹的行动至今仍未解密，大多只是零星见诸一些纳粹亲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有一个共同场景：半夜，那些前纳粹官员、党卫军(SS)成员的家门被敲开，一队占领军突然闯入。在核对身份无误后，前纳粹党徒被强行押走，随后就在附近的树林里被立即执行枪决。
占领军的这一极端行动或许源于民主最深处的焦虑：战后法庭对这些身负屠杀和迫害罪行的纳粹官员的审判，仍然是按照纳粹时期的法律来审判、定罪，大批纳粹的罪行因此可能在形式上并不成立，不利于民主转型，于是秘密处决作为德国战后去纳粹化的转型正义形式之一，便有其必要和效果，民主也是应该长牙齿的。
这段占领军戒严时期秘而不宣的“军事民主” ，为宪法保卫局所奉行的民主激进主义作出了示范。1949年，当德国宪法（基本法）通过，新生的德国民主在第一时间内，不仅面临着对失败的魏玛民主和纳粹罪行的反思，同时也面临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1950年，宪法保卫局在科隆成立，她的宗旨被宪法法院确定为“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意在避免魏玛宪法的“价值中立”缺陷而无力防止极端主义上台、更甚者毁灭民主。所以，从一开始，宪法保卫局就明确地受“价值约束”，而且在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的领导下，同时防范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势力，守护宪法秩序。当然，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左翼极端组织RAF红军派的活跃，在1972年的宪法保卫法中，这一宪法保卫职能也被悄悄转化为国家保卫——尽管德国社会一直存在争论，认为宪法保卫和国家保卫两者并不必然相关。
由于守护宪法秩序的定位，宪法保卫局有别于CIA之类的反间谍机构，或可归类为政治警察。而德国的政治警察，则可追溯到普鲁士时期。1878年，普鲁士内政部建立“内部安全局”，集合了警察和情报工作，到1880年代为了执行禁止社民党的任务，进一步强化了政治警察的功能，尤其针对企图颠覆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出版物。不过，这一时期，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权力只限于普鲁士王国地区，而非德意志帝国全境。一战后的魏玛共和，1922年加强政治警察的法案被巴伐利亚抵制，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势力在巴伐利亚形成气候。纳粹上台后，以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颁布的法令为标志，希姆莱建立起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警察体制，包括党卫队及其秘密安全机构——盖世太保。
当然，宪法保卫局从一开始就与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划清界限。在筹建新的联邦政府的同时，联邦议会于1949年建议未来的宪法保卫局不应具有逮捕权，而只有收集情报的权力。这一情报性质的规定，界定了宪法保卫局和警察体制在德国民主体制内的不同功能。宪法保卫局没有警察权，不能采取阻止、讯问、搜查、羁押、逮捕、调查嫌疑人等直接接触手段，不能搜查私人住宅、扣押私人物品，也不能要求警察或其他政府机构协助。这一原则既是宪法保卫局内部纪律，也被写进1972年《宪法保卫法》和统一后的1990年修订案中。换句话说，民主需要牙齿自卫，但是不能咬人。
另一方面，宪法保卫局的组织结构相当分散，这也与盖世太保的集权模式迥然不同。各州的宪法保卫局归各州内政部领导，并不完全与位于科隆的宪法保卫局总部保持一致，相互间也未必一致（比如在对待前东德的统一社会党(SED)的继承者民主社会党(PDS)的问题上，汉堡州和勃兰登堡州的态度就较为暧昧）。而协调宪法保卫局和各州宪法保卫局的职责，则落在内政部长和总理府部长（办公室主任）身上。也就是说，宪法保卫局的组织架构反映了联邦体制的政治安排，其日常事务也进入联邦的政治日程之中，而不是独立于日常政治之外、如美剧中的CIA阴谋家一般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不过，宪法保卫局并非德国唯一的情报机构。除了警察情报机构——位于波恩的联邦刑事局之外，战后德国共建立了三家情报机构：1950年在英国的帮助下，宪法保卫局最先在科隆建立（科隆属于英军占领区），现有职员近七千；其次是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联邦情报局(BND)，1956年在美国CIA的帮助下建立，至今仍与CIA保持着有力的情报交流，主要工作是技侦、反恐和对付有组织犯罪，更接近FBI的角色，雇员六千，过去几年总部逐渐迁往柏林。联邦情报局可能是联邦机构中最晚迁址的，不过，正因她长期驻扎慕尼黑，才有了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尼黑才成为欧洲的情报中心——而不是波恩、科隆或者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所在地）。这两家都有自己的专门学校，宪法保卫局以社会科学的情报分析为主，联邦情报局的学校则以技侦和反间谍为主，1970年代后期并入联邦行政管理学院。第三家情报机构则是军方的情报局，负责军队的情报和保密事务。
与斯塔西的本质区别
如果跟东德的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局）相比，宪法保卫局的规模要小很多，但效率却一点不低。1988年斯塔西的雇员为91，000人，另外还有18万秘密线人，相当于每十万人口中有超过500名正式特工，而同期西德每十万人口中只有6名特工。但最重要的区别是，宪法保卫局的职责在于保护“宪法秩序”，即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特别是个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权力分立、政府责任、行政合法性、司法独立、多党制和每个政党的均等机会，包括宪法框架内的反对权利等。不难看出，这些基于魏玛民主的教训所总结的宪法秩序，具有相当强度的积极民主意涵，更需要一个类似宪法保卫局的机构防范某一个极端主义政党或者组织，在内部实行反民主的纪律，然后利用民主权利破坏民主秩序本身，比如威胁司法独立和行政合法性、以及强迫结社侵犯个人权利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现代政党——社民党，曾经先后经历过铁血宰相俾斯麦和纳粹镇压，战后社民党痛定思痛，也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体系，为政党安上牙齿。特别是，政治对手阿登纳的基民盟新政权内保留了相当的纳粹分子，深受诟病。如Friedrich W. Heinz，曾任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勃兰登堡师情报官，1950年起担任阿登纳的情报负责人，甚至第一任宪法保卫局长奥拓·约翰(Dr. Otto John)也是一位前纳粹法官。因此，社民党极为重视对宪法保卫局的控制，她的情报体系很大程度上寄生在宪法保卫局内部。波恩和科隆所在的北威州的宪法保卫局尤其重要，在1949年社民党赢得北威州胜选后，这一人事争夺便成为可能。老社民党人弗利兹·特耶希(Fritz Tejessy)被成功当选为首任局长，他政治记者出身，曾参加过二战期间北欧英军特勤活动。从1950年就任到1964年去世的十几年间，特耶希对当时反对德共(KPD)、直至1956年彻底禁止德共、奠定同时反对极左和极右的政治路线上，起了关键作用。
宪法保卫局内部机构的设置，也反映了这种政治任务。宪法保卫局的一部负责技侦；二部为右翼极端和恐怖主义部；三部为左翼极端和恐怖主义部；四部任务为反间谍；五部专门对付外国的极端主义。在冷战期间，宪法保卫局长期与东德间谍机关做斗争，反间谍部也逐渐成为规模最大的部门。尽管如此，谍战重重，宪法保卫局未能防范东德间谍纪尧姆窃据勃兰特总理秘书职位多年，这也成为宪法保卫局乃至整个北约在冷战期间最大的间谍丑闻。
冷战结束后，四部的重心转向工业间谍。据其情报分析，在德国的外国工业间谍占整个间谍规模的三分之二，朝鲜、利比亚、叙利亚和某东亚大国等四国在工业间谍榜单上名列前位，保护德国的工业秘密成为宪法保卫局的重要使命。2000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公开确认传说中民间谍报网Echelon存在，并对德国企业发出警报。据称Echelon主要依靠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技术支持，从卫星和海底电缆截取电信和互联网流量，并有英国、新西兰、澳洲等国机构参加，却从未被承认。
“重视极右、主要防极左”
各种极端主义被视作宪法秩序的敌人，宪法保卫局区分极端主义是以“采取非法或合宪手段以外的行动，反对联邦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存在、安全或外部利益”为标准，并不涉及所有口头或非口头的、非暴力的、使用民主手段对资本主义和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政治制度提出的批评。
最近二十年，宪法保卫局还将他们所针对的极端主义区别于激进主义，只要后者仍然尊重现行宪法，就不构成宪法敌人。这也是宪法保卫局自1960年代末开始对付红军派以来得到的教训。在许多德国同情者看来，即使红军派做出过许多恐怖主义的暗杀和爆炸行动，在理论上仍然属于社运的激进主义，对宪法秩序并无敌意，而只是对“基本现状”不满。相形之下，美国著名的科学教派却在宪法保卫局的“邪教名单”上，不仅传教分支被监控，每当科学教派的明星教徒汤姆·克鲁斯入境拍片，无论是谍战片还是扮演斯道芬博格这样的反纳粹英雄，宪法保卫局都全程紧盯。
如此种种在情报战线上的细微差别，或者说宪法保卫局所执行的特殊的民主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对民主反思的结果。这些看似的细微差别，却导致欧洲民主和美式民主的重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也反映在德国的外交态度上，比如伊战爆发时美欧的不同态度、法德在北非革命和马里冲突的干预主义和反干预主义的区别等。从这个角度，那些通常颇为费解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为什么民主制度竟然导致对内对外如此强硬的军事手段，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在采取上述干预行动时的差异？
日常工作中，宪法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监控极左和极右的极端势力。早在1950年代，在宪法保卫局的努力下，德国宪法法院先后于1952和1956年禁止了社会帝国党(SRP)和德国共产党(KPD)，情形颇像中国同期的政治清洗，只是规模小得太多，但是开启了对极端主义政党进行最严厉惩罚的先例。不过此后，类似的禁止结社的制裁再未出现过，包括2003年试图禁止极右政党——国家民主党(NPD)也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宪法保卫局在NPD内部安插了大量线人，要求解散NPD的禁止令意味着这些线人可能暴露；同时，宪法法院也意识到，如此之多的线人就意味着，假如要指控“NPD是一个独立的政党” ，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这种与极右势力之间牵扯太深、以致投鼠忌器的暧昧关系，使宪法保卫局长期以来饱受批评。公众认为，宪法保卫局不仅未能阻止德国新纳粹的兴起，也未能有效地防止新纳粹的暴力活动。
一方面，宪法保卫局对极右政党长期渗透，活跃的NPD成员中多达100人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200余位NPD头目中大约有30位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而这个政党成员到2003年不过6600余人。宪法保卫局对这个重要极右组织的监控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效果可疑。
例如2010年，全德境内约有219个极右组织，2.5万名极右分子，其中9500名为暴力分子，当年共发生了16，375件“右翼政治驱动的刑事案件”，其中806件涉及暴力。右翼分子们已不再满足混进球迷队伍、将足球场变为新纳粹的表演场，或者在街头制造年度“战斗之夜”，比如每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柏林、汉堡、德累斯顿等地几乎都会发生极右暴力分子与极左力量的冲突、互殴；而且从1998年起，已经连续制造了10起谋杀、14次银行抢劫和一次炸弹袭击，袭击目标直指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等穆斯林移民。
遍布德国全境的极右暴力活动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宪法保卫局依靠人工情报的渗透方式和效率成为众矢之的。据估计，80-90%的NPD线人未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仅左翼的绿党和左派党对宪法保卫局的低效大加挞伐，社民党和基民盟也非常不满。社民党议会党团领袖奥珀曼(Thomas Oppermann)在2011年11月公开承认宪法保卫局的失败，未能真正掌握极右恐怖主义的结构；禁止NPD也再度成为NPD之外所有左中右政党的共识。2012年宪法保卫局更换新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en)上任，但这并没有改变公众对宪法保卫局的不信任。
而另一方面，左翼阵营对宪法保卫局与新纳粹之间的暧昧关系投以更深的怀疑，担心宪法保卫局可能利用新纳粹的暴力发动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迫害行动，德国因此可能被宪法保卫局或新纳粹绑架而变成“第四帝国”。他们揭露，在被称为“新纳粹之州”的图林根州，其州内政部长盖博特(J？rg Geibert)在200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该州三分之一的新纳粹分子都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受到宪法保卫局特工的保护。
而宪法保卫局特工的卷入之深及其背后动机，不免让人们产生阴谋论想象：一个新的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 NSU)，被指控应为2001年至2006年期间八起枪杀土耳其和库尔德移民以及一起女警被害的恐怖案件负责，他们还制造了2004年科隆市土耳其街区的一起爆炸案。到2006年4月16日，21岁的土耳其青年Halit Yozgat在卡塞尔被杀，这是第9件类似谋杀。疑凶Andreas Temme，宪法保卫局特工，被发现隐蔽地出现在这位土耳其青年开设的网吧监控录像中，最后是循着DNA痕迹追踪到此人。在稍后2006年11月4日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发现涉案枪支与此前九起枪杀外国移民和女警案相同，且编号属于政府枪支。两位抢劫犯最后承认是NSU成员，但旋即可疑地“自杀”身亡。检察机关的调查于2007年被迫中止，Temme现在黑森州一家政府机构工作，连环枪案的调查也停止了。类似的案例还包括2005年多特蒙德发生一起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枪杀案，疑犯新纳粹分子Sven K.最后被法庭开释；极右分子Michael Berger，2000年6月14日在多特蒙德和瓦尔特诺普(Waltrop)枪杀了两名警察，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又射杀了一名临检的督查警官。后有消息称Berger是宪法保卫局特工，而他的罪行并未列入恐怖袭击统计。
站在这场批评风暴最前沿的，是德国左派党极右问题专家、前联邦刑事法院法官沃尔夫冈·内斯科维奇(Wolfgang Ne？kovi？)。他多次直言宪法保卫局在监控极右翼极端势力方面的失败是难以置信的，而相形之下，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工作倒还可接受。作为左派党人，内斯科维奇的评价相当中肯，反映了宪法保卫局“重视极右，主要防极左”的政治警察态度，尽管宪法保卫局对左派党高层的监视、甚至对一些自由派媒体的监视，一直争议极大。公众担心，宪法保卫局对所谓极左势力的监控是否范围过大、以至干预到正常的公民社会。
红军派：宪法保卫局的杰作？
1956年联邦宪法法院禁止德共后，原德共党员大多仍然在宪法保卫局的监视下。但是，1967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后，新的极左力量出现了，包括“六月二日行动”(Bewegung 2. Juni)和红军派(RAF)。而这些极左力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为警察暴力的滥用，甚至柏林墙两边的间谍与反间谍机构的阴谋。参照宪法保卫局对极右势力的渗透和操纵，这种加诸于极左力量上的阴谋论也许并不令人意外。
1967年6月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沿途遭到柏林市民抗议。示威人群中，27岁的学生奥纳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 射杀在一处停车场。但法庭对这名警察的审判最后以无罪告终。1989年之后解密的东德档案表明，库拉斯当时已经是斯塔西的一名间谍。如果他的射杀行动是在执行斯塔西的任务、以挑起西德学运冲突，那么可以说他做到了，而且效果超乎成功。不久，同样在右派报纸《图片报》的煽动下，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学徒工枪击了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激起学生的愤怒。宪法保卫局似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挑战，因为激进的学生们很快就转向建立“六月二日行动”和“红军派”这样的学生军事组织，开展城市游击战，先后制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暗杀行动。
六月二日行动有：1972年2月2日，在柏林一家英国游艇俱乐部和盟军驻地制造货车炸弹袭击；同年3月3日在柏林刑事警察局制造炸弹袭击；1975年2月27日绑架基民盟柏林候选人洛伦兹(Peter Lorenz)。这些活动在1977年秋天达到了高潮，红军派对西德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性人物发起了攻击：1977年4月7日，在卡尔斯鲁厄街头阻杀了西德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和他的司机及保镖； 7月30日在德意志银行总裁庞托(Juergen Ponto)于奥伯鲁塞尔的家中将其杀死；9月5日绑架了西德雇主协会主席、奔驰公司总裁施赖尔(Hanns Martin Schleyer)。1977年的秋天也因而被称作德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秋天”。
德国电影《巴德尔和麦因霍夫集团》（2008年）还原了这一段历史，并生动展现了宪法保卫局如何孜孜不倦与这些左翼极端主义斗争的情形。不过，宪法保卫局在其中真正扮演什么角色，非常耐人寻味，几乎为宪法保卫局后来处置极右翼势力提供了先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参与1977年街头阻杀总检察长布巴克的乌尔巴赫(Peter Urbach)，实际上是宪法保卫局的特工。他在红军派的角色是提供行动所需的武器，因此也有一个外号“城铁彼得”(S-Bahn Peter)。只是，红军派的同志们不知道他找到的手枪、冲锋枪、突击步枪、炸药、手雷等五花八门的制式军用武器，都是宪法保卫局提供的。1967年起，乌尔巴赫从就从宪法保卫局接受任务，成功渗透进入红军派，负责武器输送。
如何理解宪法保卫局安插乌尔巴赫并且主动提供武器、间接帮助红军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恐怖行动？虽然事实上，宪法保卫局也不是唯一的武器提供者，早有克格勃叛逃到西方的军官揭露，克格勃也为红军派提供武器和情报，在背后操纵和利用着西方阵营内部的左翼激进组织。
须知，红军派们代表的德国68革命一代，不同于德共的老一辈。他们生长在战后的优裕环境中，父辈们或者战死或者远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典型如红军派第一代领导人巴德尔的家庭，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源自父爱缺失而产生的对父辈的造反；同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并不认同苏联模式或斯大林主义，有意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新左”。只是，对红军派来说，他们是“革命权利”的行动者，站在整个资本主义意识生产的对立面，认定暴力是打破大众对资本主义有限度使用暴力进行统治的幻觉的唯一有效途径，而不是仅仅作为合法斗争的非法之翼(illegal wing) ；武装斗争因而是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
对宪法保卫局来说，对左翼极端主义力量红军派的恐怖主义进行渗透并且提供武器，跟68革命一开始就向抗议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学生们提供莫洛托夫鸡尾酒炸弹如出一辙，就是煽动左翼恐怖，然后扩大宪法保卫局的职权即国家威权，强化红军派所反对的警察国家体制。结果，红军派似乎与宪法保卫局成为民主体制内部相互否定却又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以致于有些德国知识分子将红军派假设为宪法保卫局一手制造的产物。在技术层面，乌尔巴赫多次破坏了红军派的重要行动，显示宪法保卫局对红军派的控制颇有成效。例如乌尔巴赫在1969年2月27日尼克松访问柏林期间提供了若干失效的炸弹引信，导致红军派的暗杀计划失败；同年11月9日在西柏林犹太会所的爆炸行动，也因乌尔巴赫提供的引信失灵而流产。乌尔巴赫后来从宪法保卫局获得100万美元，改变身份后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加州的圣芭芭拉。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另一名有争议的前六月二日行动、红军派成员贝克(Verena Becker)，在她狱中服刑近三十年面临假释之际，2009年9月2日，德国内政部长肖伯乐(Wolfgang Sch？uble)首次承认稍早图片报报道的，贝克曾经接受宪法保卫局十万马克充当线人。不过，更令人惊讶的，《南德意志报》2010年5月17日报道，从1973到1976年期间，贝克还是东德斯塔西的线人。无独有偶，两德统一后，红军派律师马勒(Horst Mahler)似乎同样扮演了这一双面线人的角色，他曾向红军派提供了第一支武器——勃郎宁9毫米手枪，后来成为极右组织NPD的领袖至今。
当极左组织如红军派残存成员于1998年4月宣布解散，其他几个极端组织如“革命细胞” 成员被捕殆尽、“红色佐罗”在90年代初期不再活动，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组织的控制似乎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如果不考虑冷战结束这一大背景的话，她的渗透战术不能不说是成功的，只是，当政治形势变化，宪法保卫局的监控转向监视那些并非极端主义的政党甚至媒体，恰在某种程度上则实现了红军派最初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警察国家的代理人，宪法保卫局有着近乎无尽的欲望，将手插入政党政治和大众媒体，特别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继承者德国民主社会党前党魁、现左派党领袖吉西(Gregor Gysi)，和左派政治杂志《西塞罗》(Cisero)。吉西近年来屡被媒体爆料，指责他作为前东德社会统一党党员，曾经出入斯塔西，是斯塔西的线人。
如果对比另一个曾经的“疑似”极端主义组织——绿党的特殊待遇，那些配有吉西走出斯塔西大楼的照片、“线人登记卡”等原始材料的解密性报道虽然极有爆炸性，但也暴露出宪法保卫局在背后操作的痕迹。2009年以来，德国左派团体已经多次举行示威，反对宪法保卫局对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侵犯。
而相比之下，绿党却像是个政治宠儿。其许多初创成员都是跟红军派成员一道混战在1968革命的街头，直至1970年代初，包括后来的红绿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前绿党主席尤西卡·菲舍尔。菲舍尔与红军派乃至“豺狼”卡洛斯熟识，其在法兰克福的家还是他们的中转站之一，至今也未脱卷入街头命案的嫌疑。时至今日，绿党的许多外围组织仍然坚持激进主义的抗争方式。但是，这些都不妨碍绿党以及环保组织们在宪法保卫局内被另眼相看，与其他激进左翼组织如第四国际和斯巴达克斯等区别对待。甚至同样是街头的激烈行动，环保分子都被警察网开一面。
绿党的翻身始于与主流的合作。1985年，菲舍尔进入黑森州议会，1996年进入联邦内阁，从此，绿党已然跻身主流政党，能够在州和联邦政府的内务部层次接触宪法保卫局的文件，并影响宪法保卫局的政策与人事任命。绿党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趋保守。对宪法保卫局而言，尤其在环保已经成为德国和欧洲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之后，绿党早已经算“自己人了”，而吉西这样的前东德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政党”眼中尚不具有足够的政治信任。
宪法保卫局对吉西以及其他左派政客和媒体的监视，实则充当了党同伐异的工具。民主的牙齿若长得太长，把民主社会变成了一个监视社会，那就是形容丑陋的獠牙了。
穆斯林兄弟会：不是尾声
在德国的另一支共产党，库尔德工人党(KKP)，处境更惨，从1994年起被正式禁止，自然属于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但是，无可否认，这一监控充满了种族或者宗教歧视。类似的种族与宗教偏见，同样适用于宪法保卫局对待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土耳其人的米列哥鲁组织(Milli Goerue)，这两个穆斯林组织都是德国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视目标。
最初作为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和中介，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其在欧洲规模最大的机构就设在德国慕尼黑，主要成员来自德国在埃及纳赛尔政权期间接受的大量被阿拉伯世俗政权迫害的兄弟会学生，如萨伊德·拉马丹，他是兄弟会创始人哈桑·阿尔巴拿的秘书。此情形颇类基地组织受益于中情局对阿富汗战争抵抗运动的支持。
而米列哥鲁则是新兴的穆斯林组织，创立于1980年代初，公开宣示接受西方民主价值，不支持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和反犹主义，其德国总部位于科隆，在欧洲的30个分支机构有15个在德国境内，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希望融入德国社会、有着庞大的清真寺、学校和人员网络的组织。但是，直至本世纪最初几年，宪法保卫局的报告对此立场仍然非常怀疑，坚持米列哥鲁的极端主义性质。一般认为，2004年德国极右翼组织制造的针对穆斯林社区的科隆爆炸案，不能排除背后存在宪法保卫局的阴谋。
而问题在于，“9·11”之后的世界反恐浪潮似乎印证了宪法保卫局激进主义的保守立场。在冷战结束多年后，宪法保卫局似乎重新确认了民主的敌人。只是，当北非革命爆发之后，埃及兄弟会趁民主化选举第一次掌握世俗政权，欧洲该当如何调适自身立场，介入到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和民主巩固进程呢？当库尔德工人党利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际在伊拉克北部卷土重来，叙利亚内战成为库尔德工人党又一次新的发展契机。目前，库尔德工人党领导的库尔德武装正在叙境内成为一支堪与自由军及基地组织抗衡、并且屡屡发生冲突的独立武装力量。德国以及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观望或许能够部分解释宪法保卫局的民主激进主义对这些穆斯林组织与民主关系的困惑。但是他们究竟是民主的敌人，还仅是宪法保卫局制造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