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平:“家长制”下的中国经济:左右平衡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 次 更新时间:2013-07-28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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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平  

最近,在中国有两件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一个是高考结束,很多父母正在为孩子上大学的事奔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从此走出不一样的人生;另一个是各省父母官前赴后继地拜访财政部,以期获得资金援助,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也不例外。他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地区有一个理想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势头的放缓,也让国务院的“大家长”总理李克强头大,没有一个总理不希望自己任内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借此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两者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可能只是个书呆子,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可能隐患重重,因此“健康成长”也就成了两者共同的追求。

在中国社会,“家长制”体现在相当多的方面,这让很多西方人感到不可理解,在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上他们很难从这种角度理解问题。于是,中国经济对他们来说,总像是一个解不开的迷。

作为典型的中国式父母,总是习惯于从小到大为孩子打理一切,只要能够在学习上为父母挣够足够的面子,就可以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切自不用担心,直到有一天他们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太复杂,于是又有了“毕业即失业”、“啃老族”等新词汇的出现,因此中国父母一切为了孩子的思维也让西方人看不懂。

让西方人看不懂的还不止中国父母,还有习惯大包大揽的中国“父母官”:上级总是习惯于安排下级的一切,而下级有了问题也总是习惯于向上级求救,于是近期面对资金紧张等问题的时候,便有了省长、省委书记纷纷跑到财政部求援,寻求中央财政的资助,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地方官员的啃老思维与中国很多啃老子女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啃老的子女的成长历程,可以发现他们都一个共同点:从小到大像玩偶一样,一切都在父母的掌控之下,稍有不顺从便可能迎来苦口婆心乃至混合双打,几乎没有自己思考的空间,有的只是顺从,久而久之,他们便以为父母就是他们的天,父母的一切都是对的。

而中国的经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过去的十年,温家宝带领下的中国经济都走在一个言右实左的路线上:中央虽然屡屡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反复强调经济的转型升级,但是在行动上,往往是连篇累牍的出台所谓的“产业规划”,实际上是为经济发展加上了一道道的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下的企业才能获得财政支持,国企在这个时候充当了“好孩子”的角色,趁势大举扩张,一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些听话的好孩子制造了中国经济最大的产能过剩,如钢铁等行业已经或正在失去自身的造血功能,只能啃老了。

国企如此,地方政府更是如此,过去在中央财政这个父母的庇护下,为了追求经济增速这一单一的发展目标,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钱,但现在土地财政出现了问题,第一反应依然是去啃老,然而,当他们成群结队到达中央衙门的时候,发现问题变味了,原来有求必应的温老爹离职了,现在的爹是李克强,没有之前的爹那么爽快了,严父与慈父的交替让他们有点晕头转向了。

就像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样,中国政府也到了反思自己时政思维的时候了,李克强上台之后想要完成自己的施政目标,就必然在前任的基础上做出调整,从目前看来,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约束“孩子们”的行为,提升其自我生存能力,适度的断粮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李上台之后,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不仅一改前任的作风,迟迟不出台经济刺激计划,而且在银行间市场爆发“钱荒”时也不为所动,甚至借机敦促银行业加速改革和转型。现在看来,地方父母向中央寻找靠山的想法最终也可能落空。而且更让国企等亲儿子感到“郁闷”的是李克强不仅对其冷淡,反而对“庶出”的民营企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怀,金融输血、放松准入等措施接连出台,其实这一点美国人应该更容易理解:黄石公园的狼——让野牛在危机下跑起来反而是促其种群繁衍的催化剂,养尊处优的中国国企又何尝不是。

在很多时候,对政治意图的理解要放在特定环境,李克强适度“右转”的举动就常常被西方经济学界误读,就像笔者之前说过的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背后的经济预测,就有点生搬硬套的意思——西方经济学那一套要放在中国,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想想:中国父母会全盘接受西方父母的教育方式吗?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孰优孰劣要解释清楚非一日之功,也必然枯燥异常,但是中国有句俗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摈弃固有的传统异见歧视,才有可能静心思考这个问题。这有点像中国式教育与西方式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一刀切的判断显然不适合,有一点可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家庭概念是基于中国式教育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情形不也是很多西方人所羡慕的吗?中国孩子的好学与钻研,不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维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吗?

经济学的区别其实在原理上是一致的: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发挥其标榜的高效与公平,但这也仅仅是基于“完美”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正如只要激活人脑的潜能每个人都能成为爱因斯坦的假设一样,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可能吗?看似被广为接受的西方经济理论在实际的运行中也会因人性的加入而出现巨大的变异,如笔者认为投资银行的贪婪就是本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在美国历史上,也从不乏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博弈,只要适合特定环境,这个经济理念究竟是对的。中西区别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经济能够在国际危机的漩涡中“鹤立鸡群”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果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值得西方借鉴的,当然中国更需要借鉴西方经济体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验。

所以说,李克强的改革是基于中国的环境进行的,如果盲目给他套个大帽子,只会让自己在判断中国经济时出现严重的误判,笔者认为,真正“李克强经济学”实际上是在延续“寻找中国和西方经济模式的最优结合点”,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所努力的方向,无论是事后获得赞誉的朱镕基时代,还是目前饱受非议的温家宝时代,再到如今的李克强时代,中国都在这个探索中不断纠偏以寻找最佳路线,正如家长制思维主导下的中国父母们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路线一样,从未放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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