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绍虞先生请教问学，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他是上海文研所的所长，而我则是审查五年后刚被处理下放在所里栖身的人员。我们最初接触是我将自己所写的几篇《文心雕龙柬释》送他审阅。我没有料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同情的回应。他在信中不仅给我鼓励，还为我筹划怎样将这些文字同时分批发表。这是我在那寒冷岁月中从未领受过的温暖。不久，他还托人送来亲手书写的条幅。从此以后，我把陆续写出的《文心雕龙柬释》逐篇送给他审阅，他每次退回给我的原稿上都夹有用端正小楷书写的签条。他对这些文章读得十分认真仔细，甚至对文中所引用的书籍也进行了不同版本的对勘。比如，他指出，我所引用的《四部备要》本《弘明集》，有些篇章的卷数和《四部丛刊》本不同。这真使我既感且愧。
今天各大学中文系已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列为普遍开设的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立则有绍虞先生的一份心血。早期教授这门学科的卓越有成就的专家如罗根泽、杨明照等，均出自绍虞先生门下。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不是无根的游谈。绍虞先生曾谦逊地说，他这部书只是早出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跟随者。但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评郭著时所说：“它虽不是同类的第一部，可还得称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取材极为丰富，我们只要从他后来主持编纂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就可见其端倪。倘使他没有搜集并掌握大量文论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下过鉴别和梳理的功夫，他是写不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后来他编纂《中国历代文论选》时，能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也正是得益于当初在资料上所下的功夫。
绍虞先生这部书在编例上有着与人不同的特点。一般文学批评史多按历史朝代分期，这种写法直到今天也殊少例外。郭著却不是这样，在章节上并不整齐划一，而是或以家分，或以人分，或以文体分，或以问题分。表面看来，全书很不一致，显得有些琐屑零乱，但实际上却是费过一番经营擘划的功夫。这种编例摆脱了形式上的拘囿，更能勾画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真实面目，触及它的深微之处。但是这一点往往不易为人理解。我曾听到过有人指摘郭著不够豁朗，缺乏明晰的逻辑线索，文笔过于曲折细腻，有夹缠不清之弊。这种批评是受了长期提倡明白易晓、使人一览便知的文风的影响，以致对内容复杂、蕴藉较深的文字，就视为芜蔓晦涩了。绍虞先生似乎最怕过直过露。他谈任何问题，总是联系到各个方面，以防片面化和简单化，因此和那种文风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绍虞先生以照隅室作为斋名。晚年印有《照隅室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学论集》、《照隅室杂著》三种。“照隅”二字取自《文心雕龙·序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这句话的原意是刘勰对于前人持论取小忘大作风的指摘，本含有贬意。绍虞先生反其意用之，不仅在于这两个字和他的本名谐音，而是寓有其他命意。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有—段话说得很明白：“(我)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能粗鲁地观衢路。”这意思是说，宁可详细地从事一些个案的具体研究，而不愿粗率地从事抽象的理论概括。这一说法在今天正盛行着以简单的概括手段作为宏观研究的时候，就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所接受了。绍虞先生并不是不懂宏观研究的理论价值，以及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的必要。他这一说法实是有所指而发的。我觉得对于绍虞先生的学术著作都应从这种角度去领会，不能不去注意它们的针对性。
凡和绍虞先生接近过的人，从未见过他有激烈的言语和动作，都觉得他性格温和。他说话总是那样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根据他的弟子记述，他也有过感情激动的时候。这事发生在抗战初北平沦陷后的燕京大学课堂上。一天他上课讲到《黍离》诗时，竟然恸哭失声，以致使满座随之泪下。这一突兀举止也不难理解，在为人处世上，他本来就称颂过狂狷性格。他在《忆佩弦》一文中，说朱自清不英锐而沉潜，不激烈而雍容，在性格中具有更多的涵容成分。他把朱先生归结为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这足以说明他对斗士的向往。
最近读到前几年唐弢先生为纪念绍虞先生而作的《狂狷人生》，我才知道建国初复旦中文系聘我去兼课是出于绍虞先生的举荐。那时我们并无来往，后来绍虞先生也未向我提及此事。根据我和绍虞先生多年接触所得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位不知文过饰非而敢于展露自己胸襟的长者。“文革”刚开始，报上正在批“三家村”的时候，紧张的政治空气令人惶惶不安。我去见他，向他谈到邓拓。他没有一个字涉及这场运动，只是出乎我意外地说了一句：“可邓拓的书法实在好。”说完他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本美术杂志，翻到一页刊有邓拓写的“实践”两个字指给我说：“你看!”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难忘。再有一次在粉碎“四人帮”后，那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他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结束了。这种毫无掩饰的坦诚，再一次使我惊讶。绍虞先生虽教书多年，但他不是口才辩给的人。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绍虞先生真诚地相信应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像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我感到遗憾，当时没有和绍虞先生深谈，不知他在几十年改造的经历中，究竟领受了怎样的甘苦。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