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我像许多救亡青年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寻找左翼读物来阅读。当时上海拥有一批才华出众的理论家,冯定就是一个。其他还有艾思奇、钱亦石、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何干之、李平心、许涤新、胡绳、顾准、金仲华等等。我就是在那时读到贝叶的著作的。所以,我认识冯定以前就知道他了。不过我不知道贝叶就是冯定。我读了他的一些文章,觉得道理新颖文字平易近人。只是感到贝叶的名字很怪。一个青年朋友告诉我说:“古代,印度的佛经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一种叶子上,这种叶子就叫贝叶。我们曾在一起议论,认为用贝叶作笔名,不像艾思奇这个笔名那样容易理解。艾思奇就是“爱”思奇,谁都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可是贝叶这名字却带有一些古奥的意味。多少年后我才猜想用贝叶作笔名,大概是要表示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意味着用自己的文字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贝叶传经”这古语的今用吧。
抗战后我在上海参加了党,被分配在由孙冶方任书记,顾准任副书记的文委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一九三八年底,地下党文委派我和殷扬(后改名扬帆)带领二十几位文艺青年,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所组织的慰问团,前往新四军。慰间团行至金华受到国民党干扰,殷扬嘱我带名同志先行。行前,殷扬写了一封临时介绍信,要我交给贝叶。原来上海党组织的正式介绍信藏在一枚未使用的牙膏管内,准备等殷扬到达新四军军部后再交上去。
我随新四军交通员阿陀,由金华出发,经岩寺、太平,到了泾县找到新四军军部的接待处。可是接待处一时不知贝叶是何人,几经周折,才弄清楚原来贝叶就是冯定。冯定当时在新四军宣教部任科长,宣教部部长是朱镜我。我和冯定见了面,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穿一身灰色军装,右臂上缝一块新四军的徽号,上面印着“抗敌”二字,下面有一个端着刺刀冲锋的军人的木刻像。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脱了军帽是一个剃去了头发的光头,戴着眼镜,脸上皱纹很多,说话声音微弱,但是精力充沛。
在宣教部时期,我天天和冯定在一起。他领我见了朱镜我,朱当时患有严重的胃病。又领我去见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后来我回上海,还读到过袁国平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我和冯相聚的日子里,他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情绪兴奋地谈论。他曾多次劝我到陈毅(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队活动的金坛一带去看看,他对陈毅十分钦佩。我快要回上海时,他托我去看他的堂弟冯宾符,说冯宾符还不是党员,要我回去后对他起些影响。当时我不满二十岁,抗战前我读中学时就读过冯宾符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文章,他这样说使我不免有些惶然后来上海沦陷期间,冯宾符在储能中学主持校政,邀我去教书,我们才见了面,成了朋友。
当时冯定和我谈到大城市的许多知识青年,要求抗日,纷纷涌往解放区,他说这些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后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开始满怀热情,带有主观幻想,以为那里一切都新,一切都好;可是到了解放区后所见所闻,往往不如自己想象那样美好,因此未免失望,甚至灰心丧气。他说从这一阶段跨到下一阶段很重要,主要看如何磨练自己,使理想和现实趋向一致。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这些话时,完全像一个理论家那样阐发自己的观点,和别的老干部很不同。他纵使在解放区,也仍旧和他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一模一样,保持着原来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这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华东局与冯定重新见面,发现他身上这种所谓“书生气”的特点始终不变。
解放初,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那时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是舒同,副部长只有一位就是冯定。我和他分别十多年后重逢了。当时他是我的领导,我发现他比我在新四军见面时苍老多了,他身上已没有那种谈笑风生的青春活力,变得严肃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位高权重,而似是在十几年中经历了一些艰难的生活风霜,或者也许是身体健康并不太好,究竟什么缘故我不太明白。我到华东局宣传部后,没有机会和冯定叙旧,十多年中我的改变也很大,他似乎已不记得过去见面的事了。
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发现冯定的办公室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报,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有一次,他作工作部署,突然加进了一段插话。他讲到法国耶稣会教士,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尽艰难困苦,深入人迹罕至的中国腹地,与当地的居民打成片。他说这些教士不怕肮脏,竟依照当地风俗,把对方从身上搓下的泥丸子一口吞下。冯定认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应有这样的勇气。他说这段话,距今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他谈话时的神态。由于高度的兴奋,他似乎恢复了当年我在新四军时见到过的那种青春活力。这时我和他虽然没有个人的交往,但是我隐隐感觉到他在思想深处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陆续写出了后来收入《平凡的真理》中的那些文章。在这本著作里,他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他好像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这使我对他深深怀着敬佩之情。据说,五十年代反修时,在批判他的会上,有人提出他反对个人崇拜,是追随赫鲁晓夫。他竟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我批判个人崇拜,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
在华东局宣传部,还有一件事也是使我难忘的,那是在部长会议室内所举行的一次民主生活会,这种民主生活会当时是常常召开的。这次会的规模很小,只有十来个人参加会议内容是部长之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的部长除了舒同、冯定之外,又调来了一位新的副部长,三位部长都参加了。发言主要是冯定对舒同提意见,他认为舒同在许多事情上不够放手,以致本应由他分管的事难以着手,甚至下面人来汇报工作也都跳过他,而直接向舒同去汇报了。冯定说,他在副部长的岗位上感到有些无所作为。这时那位新来的副部长插话说,我们做副部长的就是给部领导做助手,我觉得要做的事都来不及做,怎么能说无所作为呢?冯定没有回答,仍旧讲下去。他是一个胸襟坦诚的人,习惯把自己心中所想的如实地讲出来,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继续发言中说,自己的思想深处,有时有种悲观的情绪袭上心头。这时那位新来的副部长又马上插进来说,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有悲观情绪呢?我听了这种唯上媚上的话颇为反感。这位新来的副部长和冯定代表了两种作风。我钦佩冯定所表现的那种胸怀坦荡的态度。可是这样的同志,在运动中往往由于真诚而遭到灭顶之灾。比较而言,冯定后来的境遇在这些人中间还不算太悲惨。
二○○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