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张謇断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9 次 更新时间:2013-07-10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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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题记:今年是晚清状元实业家、教育家与政治活动家张謇诞辰160周年,上海《东方早报》开设专栏,纪念这位已抛于国人记忆边缘而渐行渐远的建设者,催稿甚急。遥望故国,拂去史籍的尘垢,寻觅前贤的足迹,怎不感慨万千。断续之思,虽不失真挚,难成篇章矣。

2013年7月7日02:00于斯坦福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都奉行革命史观,许多历史教科书与政治宣传都对为暴力反抗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者予以充分的颂扬与高度的赞美,且拿革命者的暴力反抗精神为标准,苛责那些为了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福祉而呕心沥血的建设者,包括实业救国者、教育救国者与科学救国者,对他们不是冷落,就是贬低,讥讽他们的“妥协性”与“软弱性”,这是很不公正的。人类的历史进程既需要冲锋陷阵的革命者,也需要默默无闻的建设者。何况,革命只是暂时的,建设才是长久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很有权威性与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只有先通过暴力革命,完成国家独立与人民民主的任务,才有可能真正发展实业和教育,不能本末倒置,因而断言革命比建设更重要。殊不知,革命与建设,并非孰先孰后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因时而异,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近代机器生产与新式教育的兴起,没有相应的人才供给,所谓国家独立与人民民主制度的确立恐怕就是空话,并无实际的意义。

曾几何时,经常有人把马克思当年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家的阶级罪恶套用于近代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与洋人争利而投资设厂的职业动机,只能是张冠李戴,伤害一片。张謇既不是专为赚钱牟利而投身实业的创业者,也不是只管赚钱牟利的实业家,他既立足于通州,也密切关注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为谋求家国的长治久安而多方奔走,呕心沥血,他的分量与风采既不限于大生集团,也不限于通州。

只要不是以简单的历史结果来推导复杂的历史过程,则不难发现,清朝的垮台既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者屡败屡战的结果,也是思想家梁启超、实业家张謇等人为君主立宪制呼号多年,乃至发起席卷神州的国会请愿运动,进而与反清志士联手,共同推进辛亥革命高潮的结果。相对于腐朽的清朝君主专制而言,无论是民主立宪制,还是君主立宪制,都属于近代政治革命的方案,二者之间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正是基于宪法与宪政诉求的同一性,孙黄诸君与梁张等人的合作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展开,使爱新觉罗皇朝变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即便是在辛亥革命的功劳簿上,也不应轻易抹去属于梁启超、张謇及其同志的那份劳绩。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主体构成尚需重新界定。

近百年来,善于革命者不少,善于建设者却不多。环视万里神州,能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文化设施全面推进,旨在为地方自治奠基,造福一方者,自季直走后,举世几何?

革命固然可以为建设开路,却无法取代可为社会增长财富,改进民生的建设。革命还需浴血之勇,建设却是好事多磨。

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的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既羞于谈钱也讷于用钱的晚清状元张謇就是这样一位既曾寻找机会亦曾创造机会的书生。他广求奥援,大胆尝试,既有投资者的务实持重,又不乏政治家的敏锐先知,立足大生,心系家国,多方奔走,知难而进,怎不令人敬慕三分?

勇敢的鹰虽然没有在天空留下痕迹,但是它曾经飞过。张謇开创的大生集团虽然最终难免衰落,但它曾经造福一方,口碑犹在。历史唯物主义者既不是承包便宜话的事后诸葛亮,也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者。

纵观时下的中国,有文凭而没文化者满街都是,县、省两级的考试排名居然都能冒出“状元”,“儒商”的称谓也过于廉价,噪声不断,真假难辨。但我坚信,只有像张謇那样的殿试鸿胪第一者方可称作状元,也只有像他那样,始终坚守儒生的本分,带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而且始终以两袖清风回报苍生的人,才是真正的儒商。

叔孙豹以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人生“三不朽”,但古往今来,三者皆立者,举世寥寥。张謇作为大生集团的创办者,作为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与第一个博物馆的扩荒者,不惟建校若干、且办交通、疏农垦、造公园、兴水利、拼世博、主慈善,其德、功、言三项之重与全,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他来说,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便宜的,只有坏的东西(如贪婪、冷漠)才是昂贵的。

十一

历史的胸怀终究是平静而宽阔的,不会阻止那些积淀历史的股东持续而永久地分享创业的荣光。权力只能干预现实,却无法掌控历史。

十二

胡适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予全国。”地方官员可以数年一换,甚或一年一换,南通的张謇却只有一个。他不仅属于南通,还属于中国。近代的南通模式不曾由近及远,推向全国,并非因为张謇与南通模式毫无仿效的价值,而是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无能所致。

郭世佑,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东方早报》2013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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