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张謇与企业混合所有制

——夏骏访谈常修泽(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21-02-20 1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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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夏骏:

   张謇先生的“状元下海”,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甲午战争的巨大震撼之下,从朝廷大员到士大夫,到举国上下的读书人,都感受到一种亡国灭种的巨大挑战。

   “状元下海”既是一个极富创意的引导之举,又何尝不透露出一种无奈之下的慌不择路?堂堂一个亿万人口的大国,因为远远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的步履,以至于举国之内,找不出现代工商业领袖人才,不得不把本来的政治文化精英改行急用于工商创业。

   而张謇本人起初也是在巨大责任心的激荡之下,愤然决定下海,根本不可能进行本来必须的策划与调研。所以,这个载入史册的行动,更像是背水一战的政治行动和复仇义举。

   然而,市场是严酷的,没有人为你的义举进行自负盈亏的商业投资。一个状元从政搞学术,天下人当然信服。但“状元经商”,在理性的投资人那里,却有许多负面的质疑:你读书太多,不太可能适应商场的机关算计;你满怀理想,弄不好会觉得我们这些股东蝇营狗苟在乎小利,落差太大,大家都难受;你万一失败,朝廷还会安排你回去当官,我们的钱打水漂了怎么办?你出身平民,家族没钱,任何担保能力都没有,全部风险都是投资人的。

   集资一再失败,无奈之下,张謇只有求助总督张之洞,张之洞给予张謇一批“官助”,这是一批在荒废地上堆放了三四年的纱锭,有40800枚之多,大多锈迹斑斑,张之洞同意把这批“官机”折合成50万两银元作为大生纱厂的入股资金。后来,因为盛宣怀也在筹办纺织厂,又从中要去一半,变成折股资本25万两。所谓股份制中的官股部分,就是这样加入的。

   这一来,在仓促被动中,却开创了近代官私合资股份制公司的先河。您是研究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的专家,对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如何评价?

  

   常修泽:

   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就经营主体而言,在张謇这个时代以前,长期是“小本生意”,产权关系也比较“单一”,独资经营。因此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集投资者与经营者于一身,企业主既是投资者(小老板),也是个经营者,企业投资少,规模也比较小。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双线推进,对资本量的需求迅猛上升,这个时候就需要新的财产组织形式与之适应,那是什么样的财产形式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股份制”。

   我当年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记得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里曾经讲过,欧美那个时期的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怎么样解决呢?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走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眼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所以他把这个股份制叫做一种“精巧的制度设计”。我看了有关张謇公司的材料,我对张謇实行股份制这点感兴趣。他那个企业里,好多都是采取这种产权混合所有的形式,简言之财产混合所有。那他通过什么纽带把资产组合起来呢?通过股份制的方式,而且我了解到,他那个股份制企业的内部结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股份。

   按大类来说,有民间的,就是民营企业的股份;还有一部分“官股”,或者叫“公股”,但是我了解到,“公股”部分在入股以后,公股并不“干预”企业的运营,就是说官股只投资,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到时候就是按股分红而已,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吸收这种方式,官股和民股交叉持股,混合所有,特别是公股“不干预”企业的运营。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命题,写下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这几个字。用《决定》的这段原话来看张謇的材料就会发现:张謇先生的企业构建和创新实践,与今天我们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多么相似,甚至可以说,张謇开创了“中国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先河”。

   我们现在叫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他那个时候就是官方的资本和民间的资本,也是八个字:“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他的这种制度设计,我觉得还有一个“精巧”所在,就是说官方的资本,可以入到企业里边来,但是你不能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这就排除了权力资本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渗透。

   当然,官有资本也有好的一面,“官有”资本入股以后,有一定的稳定作用,对民营资本有一定的吸引作用。因为人家感到,官方资本在这里边比较“靠谱”,所以张謇也有能够发挥官有资本“有利作用”的一面。

   张謇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官之“利”,而排斥官之“弊”。官之“弊”是什么呢?就是国有资本进来以后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把权力带进来。

   所以,我觉得张謇这个做法是“扬其长而避其短”,或者要“兴其利而除其弊”,“利”就是官府他们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有稳定力,这是“兴其利”。

   “除其弊”就是:官府别在这里边搞“官商勾结”,防止这个权力资本,渗透到经济活动里边。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怎么样防止权力资本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来,形成一个“官商勾结”,这是一个很值得警觉的管理问题。

   第二个,他把民营资本大量的吸纳进来。我界定张謇先生创办的第一批企业,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民营资本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即便是产权混合所有——有官方的,有民间的,但是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还是在民营资本手里。这点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或者从更大范围说叫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现在中国搞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多数还是国有资本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很少改成民营资本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推进,我预测在新浪潮推动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要起变化。

   所谓新浪潮,重点是新技术革命,像信息产业,互联网+,像云计算,像人工智能等等,这样一股浪潮进来以后,知识产权应运而生,技术产权应用而生,管理产权也应运而生,这些产权就是人力资本产权,而且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到某一天,人力资本产权会超过物力资本产权,而成为人类的第一资本产权。

   不妨注意一下如今官方常说的“三个第一”: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源。我再补一句——人力资本会超过物力资本的贡献,而成为人类的“第一资本产权”。这个资本——人力资本的产权在哪儿?就在技术人员的身上,在知识创新者的身上,在管理创新者的身上,在千千万万工匠的身上。

   这有个什么结论呢?就是人力资本这种产权,在“劳动是个人的谋生手段(马克思语)”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有人说要“消灭私有制”,在“劳动能力是个人的天然产权(马克思语)”消灭之前,你怎么消灭这个“个人的人力资本产权”呢?

   而且,这种人力资本,是可以经过评估、作价、折股,投进企业资本的,所以这种民间的资本,在未来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传递过程中,是不可能消灭的。

   现在,用什么方式来组合到企业里去?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或者说用一个什么框架把这个装进去?我的回答是:“混合所有制”框架。

   你看张謇办的企业,他的纺纱厂也好,肥皂厂也好,甚至他搞的那个围垦造田,甚至搞的种植业里边,也是尽量的把“利益攸关方”的权益,变成实实在在的产权,用“股份”的方式把他们组合起来。这叫“提高每一参与方面对这个企业资产的关切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制构造,或者说一种产权的构造,因为我本身是研究现代产权经济学的,我看张謇这些企业创建实践,实际上是中国股份制结构改革早期的一种实验。从实验结果来看是相当成功的,对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启示意义的。

  

   夏骏:

   “人力资本”时代的到来,是杰出企业家们的幸运,也是现代工商业文明进化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张謇先生这样的先贤实业家,在那个时代是没有机会得到资本意义上的公平评价的。

   大生企业因张謇一人起,也是他完全承担了经营责任。但是,因为他家境贫寒,创业初期根本拿不出入股的资金,当年不可能有无形资产的设计机制,完全凭资金数量构成股权。尽管后来张謇的大生企业持续十多年盈利,有统计资料显示:“自1912年至1921年,张謇大生纱厂的利润率平均水平高达44.44%,10年盈利累计1161万9千两,相当于1899—1911年13年纯利润总和的3.61倍。在1920至1921年,上海的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成为当时市场上的绩优股,行情天天看涨。”即便如此,张謇从没有因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向股东会提出增加自己的股权比例,以至于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父张謇在自己企业的股权,只有区区不到百分之一,几乎是一点象征性的股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一方面固然是张謇君子人格的体现,另一方面不也是穿越百年的对于人力资本价值认知的召唤?召唤“人力资本”的制度建构模式,来实现深度的公平正义,也可以更有效维护企业的长治久安。

  

   对话嘉宾:

   常修泽,经济学家,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博士生导师。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著作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人本型结构论》等。

   夏骏,纪录片导演、制片人,《河殇》《长江》《汉江》《秦淮河》《蜀道》《川魂》《颜子》《张謇》《读书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导,历任中华遗产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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