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教授讲，改善中美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不对。我们历来讲，这是一个战略决策。”—邓小平， 1980年4月11日。
1979年11月23日，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讲国际问题，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策略性”来自列宁的“策略思想”，即指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的行动或政策。
当时中美刚建交不久，这位教授对中国对美政策的解读自然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引起中南海中决策者的关注。翌年4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专门谈到中国对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说了本文一开始引的那句话，他还说决定改善中美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6天后，邓小平在会见随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华的外国记者时再次说明：“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
邓小平的谈话导致清华大学校党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该教授讲话有不当之处的报告。邓小平批示该发言“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映较大，故予澄清”，并要求“书记处传阅”，以便统一思想。批示中还有“中宣部酌处”一句，意即有必要在宣传中澄清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切含义。
在这里不厌其详的讲述这段历史，主要是为回答两个问题之前说明历史的来龙去脉。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时国内有人（现在也同样有很多人）认为，与美国建交和大幅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策略性的？邓小平如此重视清大教授的那个讲话，身体力行地对国内外阐述他的决策的战略含义，表明他认为那是有必要的，因为那种观点不仅是严重的误读和在误导，而且很有市场。这被后来（直到今天）的历史反复证明了。
将中国改善和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解释为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有两个历史原因。其一是建国后中国同美国尖锐对抗长达二十年，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1970年代初毛泽东等决定与美国和解，是因为他认为苏联变成了更直接和更危险的敌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就有必要同美国搞“统一战线”。问题是毛泽东此前一直将推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做如此急剧的政策改变必须有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当时要求大家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列宁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于是改善对美关系就成了暂时同一个“魔鬼”结盟的“策略”。近年来历史成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那时念慈在慈的的确还是“世界革命”，每当出现一个看似有前途的“革命者”，如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他往往会投以热烈的期盼。
另一个原因更为深刻一些，涉及到马列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19世纪末出现的所谓“帝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作为其典型代表的美国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所以，即使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长时段看，中国也没有理由同美国发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关系，否则就悖逆所谓“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了。以上也是中国国内对美政策这么多年来分歧不断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
在中国政治中历尽沧桑的邓小平在晚年说过，在中国“左”比右危害更大，也更难根除。他能体会到，将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视为权宜之计的策略这种看法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知道要将中美关持续推向前进的国内障碍在何处，以及要贯彻自己的战略难度有多大。否则他不会对一个大学教授的讲话如此重视，借此在领导层统一认识和在国内外宣传中统一口径，并亲力亲为，反复向外国媒体强调中国改善对美关系的战略本质。后来的发展一再证明，他强调改善与美国关系是“战略决定”是多么必要和重要，因为在当下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发展对美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解释成权宜之计的策略，不知这是否反映了决策者的心底之想。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强调改善对美关系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如果了解那些将邓小平的对美政策定义为“策略”的复杂原因，就不难想象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对美政策的思考与过去有多大的区别，以致会在国内引起种种疑虑、担忧和曲解。毫无疑问，邓小平大力推动中美关系有对毛泽东时代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的继承，当时毛泽东等人认为，存在着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发动世界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入侵中国的危险，尤其是后者。一般地说，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首先就体现为与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合作，目的是保持全球战略平衡和遏止苏联的扩张。不过必须指出，邓小平所强调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并不仅仅是基于战略安全形势，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面临巨大压力下，仍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来处理对美关系。
可以确定地说，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他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的外部条件。当年邓小平亲自参与中美正常化谈判，并最终下决心与美国建交，在时间上是与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是完全同步的。中国有过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历史经验，姑且不论这类对外政策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何种经验、造成了何种具体的影响，就中美建交那个时刻而言，邓小平确实抓住了世界政治中一个看似简单却是本质性的现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跟美国保持友好或合作关系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富裕起来了（当然也有差的）；跟着苏联跑的国家无一不是发展很慢，甚至很穷（无一例外）。例如在二战中成为一片瓦砾的欧洲迅速复兴，中心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日本在经济上快速崛起。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西德，因为它与东德一墙之隔。两国分属不同的阵营并因此有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西德富裕、强大，而且有更多的自主权，并因为提出“新东方”政策而成为推动欧洲缓和和西欧联合的一台发动机；东德则孤立、僵化，经济缺乏活力，政治形势持续紧张，政权依赖苏联的支持，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一天就有数以十万计的人用脚投票跑到西德，被历史证明是彻底失败的道路。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最基本的历史趋势做出自己的战略判断：同美国合作才能较快地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在邓小平的战略思考中，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美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可以推断，邓小平决定与美国发展战略性合作的时刻，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是，邓小平将发展中美关系视为长期的战略，而且从来没有动摇，也不允许别人动摇，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挫折，就是要推向前进。事实上，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毕竟还是跨越一个个障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蓬勃迅速的向前发展，如今达到的规模和内容之丰富远远超出当年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美两国公众和全世界都从中受益匪浅。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已经被证明是合理的，197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之于中国外交，如同建国后的中苏关系一样，就是一块战略基石。经历过30年来中美关系的人都能感受到，中美关系出现动荡就会给中国外交带来全局性的不稳定；中美关系稳定时，中国在应付各种危机和麻烦时就从容的多、回旋余地就大的多。所以才有了对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体验和概括。
真理往往没有专家们解释的那么复杂，战略判断的历史根据也不是那么难看明白，只要不选择性失明就是了。在意识形态弥漫的领域，常识比理论更能帮助人们走出迷津。中美合作带给中国人的福祉既深刻也简单明了，从器物到精神无所不包，最积极者诸如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提倡“民主”、“自由”、“公平”、 “法治”、“平等”等等，中美两国人民将分享人类共同价值和精神财富。于此情此景中也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今天中国公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会是什么状态？我们自己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当然中国的身边也有一面反面的镜子。只要有意识地摆脱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虚矫之气，将中国人民的福祉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就没有理由曲解邓小平当年的战略决定，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中，中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传统媒体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民福祉，有责任如实告诉公众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及其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不应热衷将渲染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