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彦:两大法系信赖法则的融合——以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为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7 次 更新时间:2013-06-04 2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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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彦  

  

  【摘要】两大法系的信赖法则虽然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但由于法的价值取向与法律逻辑的共性,信赖法则在二十世纪突破法系的界限而相互融合成为法律全球化趋势下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生成,在判例法怀抱中成长的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是两大法系信赖法则融合的典范,透视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获得启示: 信赖法则的融合是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潮流,顺应全球化潮流,汲取两大法系信赖法则的精髓,是时代赋予我国民法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信赖法则;《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两大法系;法律全球化

  

  前言

  

  法的要素为构成法律的基本成分,依我国法理学界的主流观点,法的要素包括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法律观念。[1]在法律的规范体系中存在着基于共同的正当性和共同的属性特征而聚合的规则群,它们在法律条文中零星分散地存在,或者隐含在法律条文背后。它们是法律规则的集合体,本身不能被称之为法的要素,为了与法律原则相区别,本文将之界定为法则。

  英美契约法上的允诺禁反言法则( the doctrine of promissory estoppels) 和大陆法系的信赖责任( Ver-trauenhaftung) 或称表见责任( Rechtsscheinhaftung) 均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合理信赖为正当性理由,以与常态法或正统法的悖向性规定为共同特征,以期待利益的实现为共同属性得以聚合的规则体系,是现代法涉猎领域最宽、覆盖面最广的规则群。因为二者对于保护信赖所做出的卓越成就,本文将二者统称为信赖法则。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制度发展变迁的最典型的标志性特征,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全球思维,只有这样方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中国法制面向法律全球化的改革。[2]

  以两大法系法律制度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为表征的法律趋同化是法律全球化趋势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两大法系的信赖法则虽然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但由于法的价值取向与法律逻辑的共性,信赖法则在二十世纪突破法系的界限而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生成,在判例法怀抱中成长的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 Louisiana Civil Code) 既有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特质,又深受普通法或衡平法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法律的趋同性在《路易斯安那民法典》最具典型性,并最有说服力。

  

  一、两大法系信赖法则融合于《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的历史缘由

  

  ( 一) 《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中大陆法系信赖法则的历史渊源

  路易斯安那州早在 1682 年被法国人以法国的名义占领,并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取名为路易斯安那,以表示对国王路易十四的尊敬; 1762 年被割让给西班牙,1800 年 10 月 1 日又被交还于法国,直至 1803 年 12 月20 日被美国接管,成为美国的一个州。[3]

  《路易斯安那民法典》[4]于 1808 年由美国制定颁布,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源于大陆法系民法,或更准确地说主要渊源于法国民法。在路易斯安那最早适用的法律是法国实施统治后即 1712 年开始适用的巴黎的法令、条例和习惯,直至 1769 年 11 月 25 日西班牙新法令颁布。就是说,在西班牙 1762 年开始统治后的七年时间内仍然持续使用法国法。甚至有人认为,1769 年的西班牙新法令并未取代先前存在的法国法。[5]路易斯安那于 1800 年 10 月 1 日被重新交还法国,法国于 1803 年 11 月 30 日正式行使主权,尽管自行使主权时起至 1803 年 12 月 20 日美国接管路易斯安那州时止,仅仅历时 20 天,法国仍废弃了西班牙农奴立法,重新引入法国法。[6]因此,法国法对路易斯安那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美国试图将普通法引入路易斯安那州时,遭到了本土居民的强烈反对。1808 年的《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完全是在法国民法典及法国民法理论的影响下完成的,在该法典的2160 个条文中,有1516 个条文与法国民法典完全一致,占据全部法条的70%;321 条以法国学术著作为基础,占全部法条的 15% 。由于 1808 年的民法典更像是当时现行法的法律汇编,因此引发了无尽的争论,也遭到质疑和批判。1822 年立法机构任命三位法学家对民法典进行修改,1825 年修改完成并颁布,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法国学说和理论,大部分的规定与《法国民法典》相对应。[7]如果说 1808 年民法典是在《法国民法典》和法国法学理论的影响下完成的,则 1825 年的民法典则可称之为《法国民法典》的翻版。之后,美国内战爆发,社会的变动引发了法律的变革,也带来了 1870 民法典的修订。民法典走近二十世纪,历经了多次修改,《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制定修改的全部历史表明了它与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法国民法的历史渊源关系。

  继承了罗马法的大陆法系民法,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然坚持罗马法的“任何人不能将大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转让他人”的原则。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维护原所有权人的利益所负的代价是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及交易成本的提高时,各国法纷纷做出保护善意买受人利益的价值选择,并以此为基点,将保护信赖的法律逻辑推广演绎到更广泛的领域,以至于形成了保护信赖的规则体系。法国古代法著名的“共同错误[8]创造权利”的法律格言,基于保护不动产的交易安全而得以流行,[9]法官常常将此格言作为保护相对人合理信赖的理由而判决法律行为有效,这就是大陆法系信赖法则最早在法国的司法判例中的产生。[10]之后法国也接受了德国的权利外观理论。[11]信赖法则一经被司法实践所创设,便在相似情形中被广泛援引;以至于“似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够排除它的适用”,[12]而完全不必顾忌它对固有法律规则秩序所具有的颠覆和破环的危险。权利外观理论被判例广为援引的结果是一批以外观理论为基调的解决善意第三人与真实权利人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在实践中被创设,并逐渐被立法认可,以至于形成了壮观的规则聚合。

  《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在《法国民法典》及民法理论的影响下制定,大陆法系的信赖法则无疑成为法典的重要内容,渗透于民法典的各个领域。

  ( 二) 《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中英美法系信赖法则的历史传统

  英美法系的信赖法则始于契约法,是作为契约强制执行力的法定根据而产生的。英美法系契约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法律制度绝不会对所有的合同都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法律人要做的就是抽象出区分应当强制执行与不可以强制执行的一般标准和基础。”[13]严格形式主义的契约理论将蜡封形式作为契约强制执行力的重要根据,当事人只有遵循蜡封形式,一项允诺方可以被执行。当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合同法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基本原则的时候,绝对的形式主义遭到了质疑和批判。蜡封形式对合同强制力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逐渐被对价理论所替代。[14]对价成为一切要约与允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主要根据,对价理论成为契约理论的轴心与基石,契约法以对价为主线或基石构筑起严密的规则体系。然而,一切合同只有在具有外在标准( 对价) 证明的情况下才必须被遵守,公平将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并将导致损害的发生。于是,在一些因欠缺对价无执行效力,不执行又有违公平的案件中,法官通过扩张解释对价的方式对合同赋予执行力。但对价的扩张解释仅在个别案件中有效,在大多数案件中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正当性,合乎逻辑的方法就是在这些案件中寻找可以替代对价的事物,普通法上的信赖法则应运而生。凡对价起作用的领域,于对价欠缺时信赖法则均可替代对价发挥作用,信赖法则与对价一起铸成契约效力理论的两大基石。美国法学会创始理事会的成员萨缪尔·威利斯顿,因其在合同法领域公认的权威地位而被选任为《合同法重述》的起草人和报告人。威利斯顿总结、梳理判例法中形成的、具有 70 多年历史的禁反言法则,于 1932 年颁布的《合同法重述》( 第一版) 第 90 条对信赖法则进行了清晰界定,结束了理论界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关于合理信赖能否作为执行力的独立根据的论战,信赖法则成为独立于对价之外的使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重要根据。在之后的审判实践中,《合同法重述》具有与制定法几乎相同的重要价值,大量案件是援引《合同法重述》第 90 条作出判决的。

  衡平法上的信赖法则始于《反欺诈法》。依据《反欺诈法》的规定,不动产买卖等合同的书面形式是合同强制力的重要因素,尽管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也尽管合同具有对价,但欠缺书面形式的,合同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当事人基于对口头合同的信赖,一方部分履行合同,另一方接受合同的履行,依据衡平法上的信赖法则,合同具有强制力。从此,衡平法上的信赖法则在美国很多州被广泛引用。

  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生长于普通法与衡平法的环抱之中,具有深厚的英美法基础和底蕴,普通法与衡平法信赖法则的每一步发展都对路易斯安那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英美法信赖法则于法典化之前在路易斯安那州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即有近百年的历史,法官和律师在涉及到信赖保护的案件中都愿意以普通法或衡平法上的信赖法则作为依据和理由。[15]路易斯安那州法院于1896 审理的 Choppin v. LaBranche 案件[16]以及 Morris v. Friedman 案件[17]均可证明这一点。

  鉴于普通法与衡平法上的信赖法则对路易斯安那州司法实践的影响,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机关在修改民法典义务规范时要求修改法典的报告人将英美法系信赖法则纳入到民法典中,将信赖损害作为合同具有法律上强制执行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第 1967 条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起草的。Saul Litvinoff 教授是修改法典的主要报告人和起草者,他抓住普通法允诺禁反言法则的本质特征,以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重要的立法参考,将第1967 条撰写为: “约因是指当事人自己负担某种义务的原因。一方当事人因为作出许诺而负担义务,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他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当事人基于信赖其许诺而受到损害,并且这种信赖是合理的。损害赔偿可以被限定在因受诺人信赖该许诺而支出的费用或遭受的损失。”[18]在 1979 年 9 月的立法会议上,经立法机关一些成员的呼吁,加上了最后一句话: “对于不具备形式要件的许诺的信赖是不合理的。”1983 年 2 月,又在许诺之前增加了“无偿”的表述。最后一句的完整表述为: “对不具备形式要件无偿许诺的信赖是不合理的信赖”。[19]

  1984 年信赖法则被正式纳入《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呈现在法典的第 1967条“约因是指当事人自己负担某种义务的原因。一方当事人因为作出许诺而负担义务,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他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当事人基于信赖其许诺而受到损害,并且这种信赖是合理的。损害赔偿可以被限定在因受诺人信赖该许诺而支出的费用或遭受的损失,对不具备形式要件无偿许诺的信赖是不合理的信赖。”1984 年《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几经修改增加第 1967 条,以此确立英美法信赖法则。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信赖法则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司法实践,以及《合同法重述》对美国各州所具有的相当于制定法的重要价值,为《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 1967 条的确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在此意义上,英美法系信赖法则对于《路易斯安那民法典》而言不是简单的舶来品,而是对百年司法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

  民法典第 1967 条的设立意味着两大法系因保护信赖而聚合的规则体系均落实在同一部民法典之中。它们贯穿于民法典始终,时而并行不悖,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时而交叉渗透 ,共同实现现代法信赖保护的历史使命。

  

  二、两大法系信赖法则在《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中的落实

  

  ( 一) 大陆法系信赖法则在《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中的落实

  信赖法则“在大陆法系的第一次出现要追溯至法典化之前法国的司法判例”,[20]比《德国民法典》要早百年之久。深受《法国民法典》及其理论的影响,《路易斯安那民法典》自 1808 年制定时就已将基于外观要件事实而保护信赖的法律规则逐一落实在民法典中,随着外观主义理论的巨大进步以及保护信赖的现实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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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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