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39 次 更新时间:2013-06-03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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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1931年是中共在城市工作遭遇灭顶之灾的年份。1月7日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随即发生严重分裂。两周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20余名反对四中全会的重要领导人集会时被捕,几乎全部遭到杀害。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许多秘密机关被破坏,恽代英等人身份暴露被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亦告被捕,中共中央工作顿时陷于瘫痪。在这一系列严重事件当中,6月15日被捕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在当时及以后都颇为引人注目。其原因是,牛兰被捕不仅引起国内国际众多团体和著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直到最后都弄不清楚其真实国籍和具体身份。

其实,要想弄清楚牛兰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先要弄清共产国际这个时候在中国的秘密组织,特别是负责联络和代为帮助中共中央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恰好处在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主要进行宣传工作和民众组织工作,转为主要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的时期。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这时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政治、学军事、学各种特殊技能,并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以外,还专门派出一个机构长期驻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简称远东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时外界多半只是在牛兰被捕之后,才多少开始有所了解的。因为警方从牛兰的住处搜出了大量中共和周边国家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文件,从而得知中共方面的几乎一切重要文件,包括政治局会议记录,都要通过这个机构报送莫斯科。这个重大秘密的发现,使中国的舆论界一时间议论纷纷,不仅有关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被逐件披露报章,而且还盛传这个牛兰是什么“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误以为由此便破获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这个专门机构。[1]其实,这只是一个误传。牛兰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机构的存在和运行。关于这个远东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成员有些什么人,负责人是谁,有过怎样的变动,它对中共帮助怎样,这些都还是些幕后的东西。

远东局的历史变迁

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机构是俄共西伯利亚远东书记处,作为这个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曾经率领过一个俄共小组前来中国,到处物色合适的发展对象。在同中国的,并且通过中国上海与朝鲜、日本等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固定联系之后,俄共正式决定将其在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局远东书记处改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的共产党活动,向他们提供经费和发布有关的指示。这个书记处事实上仍归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因此西伯利亚局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也即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书记处的主要成员有维经斯基、达林等,它下面还设立了日本、中国、朝鲜支部,中国部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张太雷、张国焘等人先后担任过中国部的工作人员。[2]

1920年6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世界革命重心东移,应当加强对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宣传工作。会后,曾经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过革命鼓动工作的荷兰共产党人马林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赴中国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马林在1921年3月成行,6月到上海,很快被指定为远东书记处的成员,并被要求代表书记处留在上海。因此,马林与几乎同时到达的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一起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与尼柯尔斯基一同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与中共保持联系。但是,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还比较松散并缺少章法。[3]

1922年1月,随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代表大会,远东革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在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处理朝鲜共产党的问题上表明这个机构设置不甚合理,[4]共产国际决定取消远东书记处,直接成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远东支部,由维经斯基负责,不再受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紧接着,马林回到莫斯科,他的汇报,特别是他同国共两党的联系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从而决定直接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5]从这时起,共产国际才算是确定了通过个人代表对中共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工作方式。

马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的第一位驻中国的代表。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1922年秋天共产国际成立了以书记处副书记库西宁为部长的东方部之后,设于海参崴的远东支部又改名为远东局,马林旋又于1923年1月被任命为远东局委员,并再由远东局正式任命为驻中国的代表。只是,马林在中国只呆到了这一年的7月就回了莫斯科,从此再没有回来。[6]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在1922年底之后,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组织管理机构。除了俄共中央政治局这一最高领导机构以外,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共最上级的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下负责领导整个东方国家共产党工作的是东方部,东方部以下中共的顶头上司是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这也就是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远东局指导中共的历史,至少在1923年就已经开始了。

由于马林已经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因此远东局成立后派驻中国的第一任代表实际上也是马林。但在马林离华,苏联大使加拉罕派鲍罗廷代表苏俄政府长驻广州后,鲍罗廷很快就被赋予共产国际的任务,事实上承担起了共产国际驻华南代表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中共的工作被分割成两部分。一方面,根据莫斯科的指令,共产国际有关国民党问题的任何指令,都要经过鲍罗廷的的同意并在鲍罗廷指导下来实行,因此,中共在南方国民党地区的各项工作,事实上都处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而另一方面,鲍罗廷并不曾被赋予指导整个中共工作的明确任务,因此中共中央自身的工作仍旧要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并接受远东局的指导。因此,为了解决这两重交叉领导所造成的种种矛盾,1926年底远东局再度决定派维经斯基为驻中国上海的正式代表。不过,由于国民革命军很快北伐到武汉和上海,共产国际为了贯彻其进一步的方针,又直接派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前来中国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负责领导中共,维经斯基作为远东局的代表只工作了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随后,维经斯基加入代表团在罗易领导下工作到6月,而后被调回莫斯科。而远东局也因为人员几被调散而逐渐失去作用。

1927年7月,眼看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莫斯科相信整个问题在于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上保守妥协,因而撇开远东局,径直选派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贯彻其激烈革命的方针。不料罗明那兹到中国后,又表现出盲目冒进的情况,使中共力量遭受更大损失,并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任何转机。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不得不在1927年底将其调回,且在一年多时间再未向中国派驻任何正式代表。直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根据中共代表的要求,斯大林才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派代表到中国去的问题。

斯大林一度不再考虑派代表前往中国,是因为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前此派驻中国的历任代表,也已经被事实证明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似乎不能起到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但不向中国派驻代表,也确实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在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方面产生明显的困难。因此,几经磋商之后,斯大林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自己的代表,只是他显然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并且担心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难免会象他们的前任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斯大林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即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应取帮助工作性质,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依据这一原则,1928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才又抽调欧美国家的共产党人组织远东局,并于1929年2月正式将原来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移到上海,建立起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络。[7]

远东局的内部分工

关于1929年开始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具体如何展开工作,对中共究竟起了哪些作用,还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但从已经公开的有关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看,这个远东局有着远较早先那个远东局更为复杂和神秘的工作系统。可以肯定的是,远东局在与中共的关系当中至少担负着以下这些任务:

1、代表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具体讨论每一项工作预算并加以审核,转报共产国际批准。在共产国际核发经费后,再向中共中央转交各项经费,并负责审核提供因临时特殊需要而申请的特别经费。

2、帮助中共中央建立国际乃至国内秘密交通线,负责转递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和各项工作记录,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有关指示,包括协助中共在莫斯科—海参崴—上海之间转送各种人员。

3、定时听取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以及全国总工会等机关负责人的有关报告,与中共政治局商讨各项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帮助中共中央起草和审定有关文件,对中共中央做出的各项决定进行监督,对其中违反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决定随时予以提醒并促其纠正。

考虑到远东局上述工作任务,不难想象其组织上必然要有明确的分工。有关远东局内部分工的情况,此前能够找到的一份最直接的资料,就是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的笔录口供。

佐尔格,是苏俄最有名的间谍之一,30年代曾经在中国上海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从事过秘密情报的工作,这期间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过某种重要的合作关系。以后他受命前往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曾最先探知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确切情报,并及时向莫斯科报告,却由于斯大林不予采信而功亏一篑。佐尔格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在日本被捕并被处以死刑。但在佐尔格被处死之前,他曾于受审期间作了大量笔录口供,已被保留下来的这些笔供中曾经讲述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内部分工情况。[8]

佐尔格供称,远东局实际上分为两个多少独立的部门,一部分为“政治部”,一部分为“组织科”。前者的任务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并研究中国的各种政策性问题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而后者的任务则主要是给中共转发经费,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来往,双方间文件和书信的传送,无线电通讯以及组织秘密交通线等。因此,后者“特别保密”。[9]作为具有相当地位的苏联红军原驻上海情报机关负责人,佐尔格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考虑到佐尔格1932年底就离开了上海,并且他与远东局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因此,他的说明中还不能使人对远东局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事实上,远东局的工作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组织方面,它还负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即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虽然,还在1927年中共开始武装暴动之际,莫斯科就曾派有一名德国人前来负责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但这一工作却是从意930年以后才逐渐走上轨道的。只是在1930年以后,共产国际才派遣专门的军事代表常驻上海,就近对当时在南方偏僻地区创造农村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包括部队正规化和游击战术在内的各种指导。最先派来中国的军事代表是盖利斯,这是一名一只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他是在斯大林于1930年夏天突出强调中国红军的作用之后,第一个直接利用苏联的军事经验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制定各种军事训令的俄国人。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这方面的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他之后来到中国担任军事代表职务的是弗雷德。这位来自德国的中校所起的作用看来较格里斯要更明显。[10]众所周知,1933秋天派去江西中央苏区,并成为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整个1933—1934年中国南方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激烈战斗,很大程度上都曾受到这位德国将军的遥控指挥。甚至,红军与一度树起?福建人民政府?的造反旗帜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之间的合作谈判,也是在他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只不过,弗雷德来华后似乎不仅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负责,而且还接受了共产国际联络部的任务。[11]也许是由于这种原因,佐尔格在其笔供中曾断定苏联军事情报小组由于无法完成任务,于1931年就离开了上海。[12]不过,从已知的情况看,苏联此后仍旧派有军事情报小组在上海工作。1935年在所谓“神秘西人案”中被捕的“神秘西人”,就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13]

另外,佐尔格对远东局内部分工的说明也还需要进行更具体的解释。这是因为,在对中共的关系上,远东局本身虽然存在着两个工作部门,但它的负责人毕竟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由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出,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任命的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换句话来说,所谓“政治部”的负责人其实也就是远东局的负责人。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政治部”与所谓“组织科”又各受共产国际不同部门的领导,因而两者并非完全是那种垂直领导的关系。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佐尔格的说法其实不是十分准确。因为事实上,这两个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不是垂直的关系,甚至还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从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文件当中也可以了解到,由于“组织科”直接掌管经费和与莫斯科联络的各种管道,责任重大,故负责“组织科”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通常并不和远东局,即所谓“政治部”直接发生关系。

在同为共产国际派出的部门,为什么会有两个大致上平行的工作部门呢?这多半是由于远东各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以及联络、经费等项工作,在共产国际内部是分别由东方部和联络部两个部门负责的缘故。东方部的部长这时仍是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库西宁,而实际上负责的是东方副部长米夫;至于联络部这时的负责人则是权力很大的共产国际副总书记,人称“老板”的皮亚尼茨基。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规定,联络部负责讨论决定各种组织及财政问题,因此,联络部的工作既复杂,又关键,其秘密性也极高。在联络部之内,负责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络和转发有关经费的,是其下属的国际交通处,主任是阿布拉莫夫,所谓“组织科”的负责人其实就是在这个阿布拉莫夫手下的一名重要联络官员。只不过,具体到其远东局内部的具体分工,情况还要略微复杂一些。

在这时中共领导内部,对这些共产国际的代表有过两种称谓方法。最初是按身份称呼,后来则较多地按国籍称呼。比如1927年直到1928年,他们把共产国际的代表分别按照不同的分工,称为“党毛子”或“大毛子”(即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小毛子”(即少共国际的代表)、“工毛子”(即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太平洋毛子”(即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等。但1929年远东局成立后,他们虽然也还使用“小毛子”、“太平洋毛子”、“军事毛子”,或者“国际代表”、“赤工国代”(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少共国代”(少共国际的代表)等分门别类的称呼,但更多地却开始按照国籍来称呼了,比如称“俄国毛子”、“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美国毛子”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除了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少已经不是俄国人,而是欧美各国的共产党人,用国名冠之比较容易区别以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除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之外,共产国际远东局中的一些人员已开始把共产国际众多附属机构的工作任务分别承担起来了,以至有的代表有了多重身份,有时难以简单地以一种身份称之。包括被上海公共租界逮捕的牛兰,就被发现同时还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驻中国办事处的主任。[14]

牛兰身份之谜

牛兰在上海被捕一事发生于1931年6月15日。根据当时上海有关报纸报道,牛兰的身分被公共租界的英法巡捕发现,是由于6月1日新加坡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在马来西亚从事秘密活动的法国共产党人,发现他的文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根据这一发现,很快将牛兰抓获。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由于牛兰是在中国被捕的第一位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而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再加上苏联很快下大力气动员了中国当时的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以及国际著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德莱塞等,以各种方式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释放牛兰,包括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理所当然地认为,牛兰应当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无疑。

因牛兰夫妇被捕后始终坚不吐口,直至1932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江苏最高法院正式判决二人无期徒刑,国民党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关于牛兰的确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苏联两国重又开始在抗日问题上进行合作,国民政府很快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了牛兰夫妇。于是,牛兰一案更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早先见到的有助于对牛兰身分进行判断的,只有两件中共领导人的口供。一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交通系统的顾顺章1931年4月26日被捕后主动向国民党交待的口供。据说,顾顺章在其供词中有如下一段话,即:“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15]另一件来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处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内中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16]但是,这两件供词看起来都不十分确切。

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共交通和特科系统的具体负责人,理应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有较多来往,但事实上,顾顺章在供词中不仅没有能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其情报中还有明显的错误。比如称远东局九人中“大多数是俄人”云云就不很准确。因为顾被捕时,留在上海的远东局成员只有两人,一名为波兰人,一名为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17]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当时顾顺章更多地负责的只是国内交通线,国际交通线是由远东局自己负责,两线交接一般也只是由特定交通人员具体负责,领导人一般不直接参与。同时,远东局交通联络方面的工作秘密性较高,通常采用单线固定人员联系,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头一般也是专门的联络员,或由双方的秘书直接接头安排进行,并不通过顾顺章,因此,顾顺章与远东局领导人事实上并无太多接触。再加上顾顺章名为政治局委员,事实上更多地只是负责技术性工作,在政治问题上很少参与,故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领导人之间的联席会议亦从未参加过。远东局成员又常用各种假名,他要了解远东局内部情况自然颇为困难。他所以指认牛兰,而不能提供地址,并且弄不清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关的情况,亦可知其知道牛兰掌管经费和交通的重要地位,却没有和牛兰有过接触。其次,也不能排除顾顺章有不愿惹恼俄国人的心理。顾顺章虽然可能对远东局的具体人员分工及多数人员的住址不甚了了,但他理当知道远东局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执委会代表罗伯特和远东局秘书雷利斯基等人的名字,相反对很少远东局碰头,更不直接与中共人员接触的牛兰的名字应当陌生得多。然而,负责多年秘密工作,不可能不知道远东局成员的化名及某些联络地点和用于交通的信箱等,尤其是不会不知道这时化名维尔海姆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几天前还在上海,因为米夫在上海是所有政治局成员和在上海的重要领导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但顾顺章在供词中却一条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交待,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事实上,说顾顺章一被逮捕马上全盘交待的说法,恐怕并不准确。远东局6月1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报告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许多重要的秘密。报告称:

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同志向莫斯克湿(即周恩来)报告,在4月26日有一共党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负责特务工作者。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秘密工作负责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这个消息我们朋友在4月28日所得到的。

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谈话及谣言之中,而不能决此事之确否。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几天以内,我们望着警察们到这些地方来,同时作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确的地点告知警察,我们负责同志很可能的将全数被捕。但是,结果未曾发生。[18]

据报告说,在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搜查顾顺章家时,找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信中说:他“已觉悟,承认共产主义之差误,并预备与(为)南京工作,去诱捕国际代表、党总书记,并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人物”。这封信表明,顾祝同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顾顺章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于远东局其他人员的名字和住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些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称顾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以外,顾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致使恽代英等化名被捕而未被重判的个别共产党人被处死或判重刑。显然,顾顺章曾负责过中共特别行动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红队非报复不可。其之变节,不过是想活命而已。只可惜,即便如此,顾顺章只要变节,就免不了要受到中共特科红队的报复。[19]

过去的中共党史,对于所谓“叛徒”有着太多概念化和丑化的痕迹。比如对在顾顺章、牛兰之后被捕的向忠发,就极尽丑化。实际上,向忠发并非像一般党史书中写的那样毫无气节。向贵为总书记,从远东局建立到他被捕前不久,曾不断与远东局有关人员开联席会议和讨论工作。仅1931年他被捕前半年里,已知其与远东局人员会面就有近10次之多。何况,留俄学生,曾经成为向忠发秘书的潘问友,更是直接负责向忠发与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络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不了解远东局的情况,更不能说他不知道远东局当时的负责人是谁,但他被捕后在供词中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远东局,也没有供出他多次接触过的远东局几个重要成员的名字。他有意含混其辞地把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远东局、把米夫和牛兰搅在一起,说什么“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20]这句话亦真亦假,似是而非,粗看上去确实容易让不明真相者发生误解,以为共产国际此前在上海的负责人是米夫,他回国后就是牛兰负责,因为被关英租界捕房里的那个自称“比国人”的就是牛兰。但仔细分析一下却不然。第一,向忠发这里说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是米夫,并非说米夫是远东局负责人;第二,向忠发提到有一个波兰人现在在上海负责,他也非常清楚被关在英租界的那个远东局成员叫牛兰,但他却刻意避免在“波兰人”和“牛兰”之间直接划上一个等号,不说牛兰就是那个波兰人,不说牛兰就是远东局现在的负责人。向忠发为什么如此遮遮掩掩,确实应该让人多问一个为什么。

需要了解的是,向忠发自1931年6月22日上午被捕后,到下午才供出自己小老婆的住址,夜里才含混不清地供出中共中央机要处的所在地,以后写了一个“供词”,里面也只提供了两个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已经变更了的中共领导人的具体住址(即青年团书记秦邦宪和中央妇女部部长周秀珠两人过去的住址)。一到关键之处,或者装做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点、总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团中央、济难会、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远东局成员及其组织情况等,均未交待);或者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与远东局接头地址,均只交待街道,而不交待具体门牌号码;又如提到自己以前的秘书余昌生押在监狱,并了解许多重要机关的秘密,却有意隐瞒其人真实姓名,把余被捕时的化名李金弟写成李金生,把4月5日被捕说成是“前星期内”被捕,从而使余昌生最终得以脱险)。[21]甚至,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在狱中,但尚未被国民党发现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的名字,就连因为他的交待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共中央机要处干事张纪恩等,他也没有进一步交待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这些人均先后得以脱险。[22]考虑到这些情况,不难看出,根据向忠发的口供简单地认定那个“波兰人”就是牛兰,未必妥当的。不难判断,向忠发恰恰是因为知道国民政府已经把牛兰看成是“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才有意含混其辞地把“负责”的“波兰人”同一周前发生的英租界的那件众所周知的案件联系起在一起的。

向忠发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了解中共大批自首人员的心理,就不难理解向忠发如此作供的动机。曾经负责过中共与共产国际通讯联络工作的中共中央重要成员黄平这样解释过他作供时的想法,他说:“我想如果打得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赵云家--即康生家,引者注),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23]一方面怕酷刑拷打,怕被枪毙,不得不自首和交待,一方面又绞尽脑汁想提供一些让人相信却又不致造成太大破坏的情况,甚至保住一些重要机密,以此来为自己的交待找到某种合理的解释,这常常是中共多数被捕后自首的人员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法。向忠发的情况恐怕也不出其右。在中共作了整整三年(从1928年6月到1931年6月)的总书记,向忠发所了解的核心机密实在太多,而他所供出来的却实在太少。这也正是他很快就被枪毙的一个重要原因。纯粹以他的那有意含混不清的口供作为判断牛兰身份的依据,当然不可信。

说向忠发的口供含混不清,当然不是说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他很清楚,完全提供一些假口供国民党方面也不会相信。因此,他的口供自然只能变得亦真亦假,吞吞吐吐,而在关键地方“打埋伏”。那么,向忠发在谈到远东局的问题上,除了米夫的情况以外,还有没有与事实相符的交待呢?有。那就是关于远东局负责人是个波兰人的说法。

确切地说,远东局这时的负责人叫任斯基(当时又译为日税斯基,或雷利斯基,Rendsky)。自1929年初远东局在上海组成之后,直到1931年8月,即牛兰被捕之后,远东局基本上都是由任斯基负责具体工作的。关于这一点,自1929年以后长期负责与远东局的联络工作的周恩来后来曾明确说明:“日税斯基--波兰毛子,六大后到四中时在中国”。1931年,因“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影响了许多人,到八月波兰毛子要离开上海”,同时“要我们提出临时中央名单”,以便周恩来等原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尽快撤离上海(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六大”,即指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就是指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24]由此可知,这个波兰人,即任斯基,一直在远东局工作。只不过,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出机关,正式的代表应当是德国人罗伯特(又称埃勒斯),任斯基是远东局秘书。但罗伯特1931年2月离开了上海,米夫虽然直接参与了远东局的工作,但并没有被授予正式代表的身份。具体工作即交由任斯基负责。米夫和盖利斯4月下旬相继离开后,任斯基当然也就成了远东局的实际负责人了。而他直到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之后,始终没有被捕过。他是在1931年9月布置完上海原有的中共中央撤退之后,才离开上海平安地返回莫斯科。因此,如果根据向忠发的口供,相信那个负责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工作的波兰人,在他之前已经被关在英国租界捕房里,显然是不正确的。

关于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没有入狱的情况,佐尔格其实也有过交待。他在笔录中说明,1931年远东局政治部的负责人,在1931年牛兰被捕后,因住地发生危险,乃奉命返回了莫斯科。[25]

或许应当了解的是,如果说在中共中央,还有什么人能够具体了解这一时期远东局成员情况的话,这个人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周恩来。1928年秋冬之交,正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分,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具体讨论了选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等问题。1930年,又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讨论了上海远东局临时负责人罗伯特等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要求派米夫前来中国指导工作的问题。并且,从1929年远东局开始工作,一直到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也只有周恩来始终主持着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工作。象黄平以及向忠发的秘书潘问友等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接头等工作,也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只是在周恩来1930年赴莫斯科工作的近半年时间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曾暂时代理过周恩来的这一工作,后因李立三与远东局冲突,又暂时由邓中夏负责了一个极短的时期。另外在1931年,王明也曾一度因为与米夫的关系参加过与远东局的具体联系工作,但政治局常委中负其责者仍旧是周恩来。直到1931年9月开始组成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之后,周恩来等原中共中央负责人撤往江西苏区和莫斯科之后,这一联络工作才转交给张闻天负责。因此,有周恩来的说明,再加上佐尔格的笔录,应该是很可靠的证据。而他们的说法表明,这个时候,即1931年6月,无论是向忠发被捕前,还是其被捕后,远东局的负责人,都没有被捕过。换言之,那个被捕的牛兰,并不是远东局的负责人。

“交通毛子”

牛兰究竟在远东局是个什么角色呢?关于此点,周恩来也有明白的解释,即“牛兰--交通系统”,他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管秘密电台、交通及秘密党的经费”。由于牛兰负责向国际转送中国党的秘密文件,“结果牛兰破坏,《申报》登过两个月的秘密文件”。[26]关于这一点,佐尔格也有比较清楚的说明,他提到,远东局的组织科“由牛兰本人和一两名助手”组成。[27]由此可知,这个牛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成员,是负责对共产国际的联络及交通等任务的“组织科”的负责人,这也是负责中共交通系统的顾顺章对他的名字较为熟悉的原因。当然,牛兰同时也兼做太平洋职工联合会秘书处的某些领导工作。因此,我们在牛兰被捕后搜查出来的中共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中,很少能够看到牛兰亲笔写的或修改的文件,仅有的几件也全部是关于如何进行秘密工作和记录上海工潮的。[28]这也很清楚地说明,牛兰绝不是远东局的负责人,他的任务仅限于交通联络与了解工人运动方面。正是由于牛兰对中共中央情况知之不多,所接触者仅限于工会方面领导人,因此,牛兰的被捕,对中共中央的正常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有关的文献记载看,顾顺章被捕,中共中央被迫停止正常工作将近一个月时间;向忠发被捕,中共中央停止正常工作达5个月之久;而牛兰被捕,中共中央几乎没有停止过一天正常工作,甚至连会议地点都没有改变。[29]

不过,作为远东局联络组的重要成员,牛兰有没有可能在共产国际政治代表不在上海时代理其负责位置呢?也就是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1931年6月前后任斯基不在上海,牛兰当时一度代理过其位置,因而被顾顺章和向忠发指认为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最高领导人?看起来这种设想也难以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有资料表明,在1930年2月至8月前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波兰毛子”回苏联述职不在上海的情况,但这时在上海负责远东局工作的是“德国毛子”罗伯特,而非牛兰。关于这一点,向忠发在1930年6月2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30]

第二,1930年12月米夫来华后,共产国际的政治发言人自然变成米夫,并且由于米夫此行意在推翻中共三中全会的各种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将留苏学生扶上领导岗位,因此,指导过三中全会的任斯基一度受到批评,不能不退入幕后。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及此后几个月远东局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主要代表,都是埃斯特。这也就是为什么任斯基尽管一直到1931年9月才离开中国,周恩来却说:“波兰毛子,六大后到四中时在中国”,没有说他从六大后到临时中央成立时都在中国的原因。因为,直至米夫离开上海之后,任斯基才又重新代表远东局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显然没有人想到应当改用牛兰。相反,1931年4月米夫回国后,“波兰毛子”再度出面负责,直到1931年8月得到莫斯科的调令后为止。

最后,即使在任斯基离开中国之后,前来接替任斯基作共产国际政治发言人和远东局负责人的,也没有使用共产国际联络部派在远东局内的官员。当时牛兰虽然被捕,但他的主要助手,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显要人物”之一查尔斯·克伦宾,[31]一度曾担负起了他的工作。但共产国际还是选派了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阿瑟·尤尔特,当时中共党内又称之为爱佛尔脱(Ewert)来作它的全权代表。尤尔特于1931年11月用哈里·伯杰的假名,在美国共产党人保罗·沃尔什的陪同下,持美国护照来到上海,一直工作到1934年。后因远东局内部围绕中国革命工作方针问题发生争论,再加上其住处遭到巡捕房搜查,终被调离中国,并于1934年7月19日乘船经海参崴去苏联。在此之后他被派到巴西去从事秘密工作。他在组织巴西1935年11月革命时被捕,并被处以15年徒刑。[32]在尤尔特走后,考虑到对中共的指导已经主要集中到红军作战方面来,因此,共产国际特别委托军事顾问弗雷德在远东局负责了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到1935年春,即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与红军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他也奉调回国了。[33]此后的远东局虽然仍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已没有起过太大的作用了。

由此可知,直到被捕为止,这个牛兰也并没有成为远东局的负责人。他的工作主要只是负责交通系统而已,用中共的称呼,或者应该叫他做“交通毛子”。如果考虑到他同时还负责或兼管太平洋产业联合会的工作,或者还可以管叫他“太平洋毛子”之类,如此而已。

那么,在知道了牛兰的具体身份之后,他的国籍又是哪里呢?根据其后裔的说明,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此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而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并在1917年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非常委员会)。1924年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以后又被共产国际为派往中国,以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转送各种文件和经费等。

在牛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指导和监督中共中央工作的这种方式,仍继续了几年时间。即使是在中共中央于1933年整个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之后,它仍旧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共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如代替中共中央就近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以及特科系统等,指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项工作,和通过电报遥控指导中共各个苏区的工作,包括为每一支红军部队部署他们的军事行动,等等。当然,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负责转达传递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各种信息。随着中共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前往江西苏区,远东局对中共的帮助和指导,主要都集中到红军作战方面来了。因此,共产国际调走了尤尔特,特别委托军事顾问弗雷德在远东局负责。但在中共的主要工作已远离城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依赖于莫斯科所提供的财政援助之后,远东局似乎不能够给中共带来重要的利益了。尤其是那些纸上谈兵的遥控电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面前不是废纸一堆,就是遗患无穷。像1933年秋至1934年初红军已经开始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运动,希望与红军合作,正是这个弗雷德对此采取了极其消极的策略,破坏这种合作的可能,使红军迅速陷入绝境。所以,正是在远东局遥控指导的这段时期,中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进一步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到1935年春,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红军和中共中央也撤离江西,双方联络完全中断,作为军事专家的弗雷德变得毫无用处,只能奉调回国了。[34]此后的远东局虽然仍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再没有起过明显作用了。事实上,随着上海等地的中共组织接连遭到重大破获,仅从1933年秋至1934年秋不过一年时间,中共被捕者就达到4505人,并且有4213人,包括大批领导人自首投降。[35]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几乎失去了继续活动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局的存在也渐渐失去其意义了。1935年夏,共产国际下令收缩上海的一切工作,并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最后一点力量移至天津保存下来。随后,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驻代表的历史很快亦告结束。

注释:  

[1]《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

[2]贾比才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62页;达林著,候均初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930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59—61页。

[4]当时西伯利亚方面和上海方面的俄国人,各自扶植了一个朝鲜共产党,引起了两派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激烈斗争。

[5]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8页。

[6]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77、110—112页。

[7]关于远东局在上海组成的时间,在192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清楚的说明。报告开篇即指出:“远东局在上海开始其工作,已经九个月了”。在1929年12月上旬说远东局已经在上海工作了9个月,这说明远东局开始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应当是1929年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9年12月10日。

[8]参见F.W.Dekin:TheCaseofRichardSorge(NewYork,1966),中文版由聂崇厚译,即《佐尔格案件》,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此书中引用了大量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所作的笔供内容。

[9]见《佐尔格案件》(中文版),第82-83页。

[10]据李德回忆,这位军事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33年春天。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众弗雷德,以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根据法租界警务部档案记载,弗雷德到达的时间应在1933年6月15日,化名为鲁道夫·赫尔曼·柯尼希。见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第35页;上海档案馆藏法租界警务部政务部档案,106—1—7。

[11]共产国际档案记载,弗雷德1934年以后也受联络部领导。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54。

[12]1930年以前,照佐尔格的说法,苏军方曾派出过一个小组驻在上海,“它的任务是与中国红军联系,搜集有关情报”。“这个小组由于无法完成任务,于一九三一年离开了上海”。前引《佐尔格案件》,第77页。

[13]这个约瑟夫·华尔顿因被捕后坚持不开口说话,故有“神秘西人”之说。1937年国民党当局将其释放,经新疆返回苏联。

[14]前引《佐尔格案件》,第79—80页。

[15]转引自经盛鸿文。

[16]转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卷,第160页。

[1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1年3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10页。

[18]〈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6月10日。这里所说的克兰莫和坡托歇夫斯基,其中应有一人是牛兰在党内的用名。

[19]已知刚一得知顾顺章叛变消息,周恩来就受命负责处理此案。他曾亲自指挥红队深夜潜入顾顺章家中全面搜查。参加搜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录虽然没有提到其全家被处死一事,但从当时报纸就此事的报道和法租界以谋杀罪名通缉周恩来看,中共当时确曾以此惩戒顾顺章。中共以后没有进一步下决心除掉顾顺章,估计也与顾顺章没有象预想的那样对中共造成更大的破坏这种情况有关。参见《周恩来年谱》,第210页;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上),第127页。

[20]前引王健民书,第160页。

[21]前引王健民书,第164页。向忠发在4月7日与远东局代表的谈话中曾特别说明,余昌生被捕所造成的危险极其严重,因为余知道的秘密机关太多,为此向忠发不得不亲自布置了30多个重要机关和负责人的秘密转移工作。由此可知向忠发很清楚这些秘密机关和负责人的秘密地址。〈向忠发等与远东局谈话记录〉,1931年4月7日。

[22]参见张纪恩的回忆文章,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张特别提到,当时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也因事被捕,但未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识破,向忠发此前与周恩来等曾多次讨论过营救关的措施,清楚地知道此事。但向被捕后却没有象顾顺章告发当时因同样情况陷于狱中的恽代英那样,将此事交待出来。可见向忠发的交待确与顾顺章的不同。

[23]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85-86页。

[24]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1011。

[25]前引《佐尔格案件》,第83页。

[26]查《申报》,未见登过两个月的中共秘密文件,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多半是《大公报》,因为《大公报》当时确曾连载过牛兰案中搜出的秘密文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1011。

[27]前引《佐尔格案件》,第82页。

[28]1931年9月10日《大公报》公布警察从牛兰住处查出的重要文件(关于中国之部)共76件,其中有大量笔记和谈话记录,有牛兰亲笔者仅两件,其一是牛兰所记关于上海工潮的笔记,其二是他人撰写,牛兰修改的有关如何避免官厅注意和被捕后如何对付的文稿。另外,从上海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牛兰案件的档案中,也可以看出,牛兰同时也负责与设在柏林的共产国际联络局的秘密机构保持固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目的是通过牛兰向远东局提供活动经费。这些文件显示,1930年8至12月,上海的收款人为一个叫Wuder的人,以后换成了一个叫Schneider的人。他们收到汇来的支票后,再由牛兰将这些支票兑成现金,分成小笔款项,随时提供给远东局。他在被捕前几天写给柏林秘密机关的一封信中曾提议,以后应当通过信使将这些汇款直接入到远东局的银行帐号上,而不必再经过他。这种情况同样说明,牛兰确是一个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包括转递秘密文件和秘密经费)工作的重要联络员。见上海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02-1-103。

[29]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时期通常每周召开一次会议。顾顺章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断近一个月,至5月25日才又重新开会。向忠发6月22日被捕后,中共中央几乎停止工作,直到组织起新的临时中央,才于1931年12月重新恢复正常会议制度。而牛兰被捕于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6月17日仍旧照常举行(前一次为6月10日)。

[30]《向忠发致周恩来的信》,1930年6月25日。

[31]当时化名为斯图尔特(Stewart)。

[32]李德描述过1932年秋天他到上海后与尤尔特一同工作的情景。见《中国纪事》,第5—8页;见Forie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43,China,pp.285-288.

[33]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45。

[34]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45。

[35]前引《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54—155页。

来源: 近代中国研究2005-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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