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人心溃败源于两个精神房间的尖锐挤压

——国人分裂性精神生存探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8 次 更新时间:2013-05-17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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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一 国民分裂性生存之冰山一角

时下,凭借互联网,国人的生存痛苦纷纷以个案方式露出水面,由邓玉娇式以弱势遭强势(强权)到以弱势欺凌更弱势的方式转换,如冲进幼儿园杀幼儿,冲进小学杀学生,被杀小学生的家长气不过又冲进学校杀别的学生,或者杀自己家人及儿女,以及自杀--在人的极端意志面前,肉身只是弱势的“出气包”。新近又出现以亚弱势报复强权的方式(如某邮局保安队长枪杀三法官),最应该、最可以安全的地方(包括人对待自己的身体和亲人)瞬间被血腥恐怖所笼罩,全社会从上到下从人到物没了安全感。出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习惯,我们可以把如此令人震惊的社会乱象定位为“坏人破坏”,一小撮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鸟人的垂死挣扎,一个精神病患者失去人性的野蛮行为,一个无视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法行为,一个不负责任破坏社会的行为,属于个别案例,丝毫无损社会主义中国的一根毫毛,但从上到下认真而迅速地加强警力,各种警察和保安不但在大小银行、金店银店镇守,在大小学校、幼儿园守护,在大街小巷巡逻,此种现象说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状况是严峻的,带有普遍性,深层的社会问题无可讳避。

不过我们也耳闻目睹,在报纸广播电视台,“构建和谐社会”的调子(包括“严打”在内的各种应急性举措)更为高昂。各类“高调子”仍然若无其事地边走边唱(占领宣传舆论制高点也许是必要的),单位(体制)中人一边目睹身边纷扰而严峻的现实,一边在发言出宣传栏等“表态场合”重复上面定的调子,甚至诸多精神受到伤害的民众也一遍遍重复这样的高调子,但私下却发出与“高调子”相反的种种议论。说明国人置身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语境;国人这种生活常态化的分裂性生存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现实。

这样的现实包含着多重的或者叫分裂的现实;在我看来,国人虚假性分裂性生存已经到临界的状态。

凡此种种“社会多重语境”集中于一个人并由个人来负载并不是好现象,它何止伤毫毛--让主流媒体失信于民(人们可以选择不看虚假报道),而且伤及社会的腠理和心脏,伤及社会的基础和核心构建--人心。人心受此格局戕害久矣。我们容易发现,两个语境(一个是由国人生存生发的语境,另一个是主流倡导的宣传语境)如同一条暗河一条亮河,都在我们社会汩汩滔滔,它们好像各就各位各不相关各不阻碍,看看那些主流报纸,看看大大小小领导者的“阳光讲话”,就会让人感到置身于一个堂皇亮丽的“房间”,或者说置身于一条明亮之河。只要像鲁迅说的“睁了眼看”,此亮丽房间(明亮河流)在“别处”,与己无关。稍加思索,说各不相关是不可能的,“暗河”“亮河”息息相关,互相影响,依照鲁迅“世界上每一个人与我有关”的判断,从根本上前者因真实而起决定作用--依凭前者才得以确立真正的常态社会的认知,但人们每每无视真实和现实加入“亮河”大合唱,不由自主地过着虚假生活。

当下--数十年以降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这么两个“精神房间”,换言之,流淌着这样两条“河流”。

所谓“两条河流”也可叫“两个精神房间”;因事关人和人心,说白了,就是两个看似不相关却剪不断理还乱的“语境”。以我的社会经历和感受,两个精神房间即两个语境存在久矣,生存语境总是臣服、隐没和消溶于政治意识形态语境,后者骨子里凭藉权势与霸气,表面却以人民终极利益忠实执行的面孔,善良的人们怎不相信,怎不期待?于是忍耐,忍让,忍受,不惜交出自己,诚心加入“亮河”大合唱。除少数人为得到“一杯羹”自鸣得意而“忘蜀”,多数人更多地收获了心灵的创伤,但“顾全大局”,让一颗心继续沉默。这恰恰又延续着“亮河欢腾”的社会表象。于是“亮河”因大家的或真情或假意的加入更加蹈空起来,与民众无关,与一般性的民众生活无关。此类例子实在太多了,臂如1959年庐山会议,实话实说的彭德怀被毛泽东以反对“三面红旗”的反党集团之名讨伐,“暗河”顿然消失,“亮河”--高调子唱得更响,许多高层人士也违心跟着唱,对彭德怀口诛笔伐,还在地方上大批“右倾”,大揪“右倾分子”。当时的雕塑(工农塑像和画像一个一个壮硕无比)、文艺界都在起劲地粉饰“亮河”。文革更是扫荡了人的道德底线,从高层到底层,被揪斗的人都违心认罪,都加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大合唱。

于是一种与基本事实无关的“价值随顺”思维流行起来,跟着上面的调子叫喊不会错,即使错了也与己无关,“上面”会踢出“替罪羊(此时的”上面“跟彼时的”上面“不一样了),一旦”替罪羊“出现,大家又以一副无辜的样子依照上面所定的新调子义愤填膺大批”替罪羊“了。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今天,这样的社会表象依然,然而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被底层的弱势者用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方式,嘲笑并撕破了。就是说,犹如一个焦头烂额的汉子,”暗河“汹涌--另一个语境以毛茸茸暴戾的、惨不忍睹的方式宣示自己的本真存在,人的真相社会的真相由此现身。既看到”暗河“与”亮河“的势均力敌(时代变化),我并不窃喜;我更注意到,国人生存痛苦的本相,其不堪的痛苦,正是来自”两个精神房间“的尖锐挤压,质言之,国人参与了自我悲剧--自我苦酒的酿造。而这,正是人心溃败的因和果。

二 从社会溃败触及人心溃败

在中国,人心溃败和分裂性生存互为表征。本文从陈行之先生《社会溃败源于两套话语体系不相容》一文的话题引申开去。陈文着眼于不相容的两套话语体系(冲突)而导致的社会溃败: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社会溃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陈文侧重从”社会层面“ 揭示社会溃败:它是一种综合判断,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假恶丑甚嚣尘上,在任何领域任何人群中像瘟疫一样蔓延,真善美被欺凌和侮辱,只能躲在一隅可怜地悲泣,人们稚嫩的心灵失去最后庇护所,活着已经成为极为劳累的事情,有人干脆以杀人和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没有勇气寻求解脱的人则苟延残喘,不得不把缺德和不义作为维护生存的手段……这种可怕景象既为我们在与他人相处中被体验到,也为我们内心状态所证实。

这样的社会溃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心溃败。陈文已经明显地触及到了人心溃败与分裂性生存了。不过,如此谈人心溃败未免太宽泛,何况陈文所侧重的是社会层面;只有立足于对弱势个体的思想和生活的具体分析,才能比较真切地把上面说的”两个精神房间“即”两个语境“的尖锐挤压所导致心理畸变的程度,从而真切地展示人心溃败的深切程度。

在我看来,这些触目惊心的乱象都是国人生存痛苦的冰山之一角,它们成了当今社会的常态,当然,高亢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调子也是真实的,各级政府均有相关的”工作指标“(如堵绝群体事件和上访);但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争相涌现。这对比强烈的”两者“恰恰源自于两种似乎相关又不相关的语境及其挤压,就是说,两个语境的继续存在且相互激烈挤兑正是我们生活的普遍现实。此两者不是统一的,而是各说各话的,构成了当今常见的社会分裂,或叫阶层性分裂(此处所讲的阶层性,不是依财富多寡来划分,而是以社会的表层与深里,人生活的表面与深里来区分),或叫”两张皮“相互挤兑现象。

三 两个精神房间和平相处的虚与实

两个精神房间在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人身上结伴相存甚至和平共处是我们国家普遍的事实(现象),也是许多强势或弱势人群的精神现实。

我们还是先从社会层面进行分析。

在一个相对的时间段,两者却没有爆发直接的碰撞(比如各级官员以各种形式宣讲”构建和谐社会“,生活在一线的群众则置若罔闻继续着生存奔波),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势包装,给人展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错觉性外表,而相关决策人把这种被刻意包装,充满错觉的现实当作实施其更高级更激动人心的政治蓝图的基点。90年代以来如此”两张皮“社会现象更是日常化了。

其实,即使是”政治意识形态“即”亮河“语境,也可分为宣传语境和执行语境,这也是当今容易区分的事实,同时也是社会现实。应该正视这样的现实。正是”执行语境“加剧了社会和人心的溃败。

官员们进行各种宣传属于工作职责,从其理论(包括此理论的推论)看,应该是为人民着想的,包含着人民的利益实现,但是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秉承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理念“的,就是说,它表面上不失为一种进步的革命理论(抓阶级斗争实现世界大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它又成了尽可伸缩的权谋和权术,不但在其政党上层,而且在其政党基层,对具体的某个人某件事,却因领导者情性好恶在处理上有着天壤之别,如当年被鲁迅所厌恶的章士钊,就长期被毛泽东奉为座上宾,而周扬等”四条汉子“也是被鲁迅所厌恶,一开始却不被毛泽东厌恶,还得到重用,可毛要踢开”四条汉子“,就利用鲁迅揭其反共老底。就是对死去可以盖棺论定的鲁迅,毛既可称其为”伟大的文化旗手“、”民族魂“,又可以说如其活在解放后”可保持沉默,也可在监狱中继续写作“。革命理念依旧,对同一人同一事的评价可以对立,可见权谋和权术成了政党的基本运行方式,也就是手段成了目的,也形成了相应的一种”语境“(我称之为执行语境),所谓”宗旨“”理想“的宣传成了另一个”语境“(我称之为宣传语境)。执行语境替代和掩盖宣传语境是经常发生的。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比如50年代初国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鼓舞人心的主旋律,开了中央会议,公布了会议公报,公布了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社会各阶层莫不受到鼓舞,大家都认定”精神春天“来临,眨眼间以整肃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这时各权威机构知名人士对上述口号重新说明和解释,导致其”内涵“越来越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成了”大量排斥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但是在宣传上一直大肆张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成果。

比如《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披露,主流媒体唱起”吸收大量人才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但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亲自批示,全国实行了”不宜录取“政策,把众多因家庭成份不好而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少年排斥在”局外“。文革中虽唱”欢迎革命“的主流语言,出身不好的青年范围扩大,即”不宜录取“的范围扩大了。《山东的法制”大跃进“》(《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说,”大跃进“后的宪法名存实废,毛泽东说”宪法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都要实行“,恰恰是包括毛在内的一些领导人就不实行,他们许多即时性批示(执行语境)就否定了宪法精神(宣传语境)。

比如文革之初(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我的做教师的父亲学中央公报大受鼓舞,认为又一次参加革命的机会来临,但是,运动展开,他很快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他不懂会有一套真正顶用的”执行语境“,它逐级下达,且理解狭窄化、极左化、极端化,任务和指标层层加码,像他这样来自旧社会的教师,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年许多读了”最高指示“、三报一刊社论而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人,恰恰成了最早扫地出门的异类。像我这样成长在红旗下的人,当年听到中央”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号召热血沸腾,安心准备下农村,可是在县城第一批知青下乡的前夜,我却被指为”坏人“留下来接受批斗,原来为平息不满,让知青下乡更为顺利,必须揪出”坏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因激愤刻薄的语言早就得罪了已经掌权的头头,我自然在劫难逃。此类事很普遍,在别人看来其人遭批是违反了中央政策,但其人心里明白是遭了身边人的报复,做了替罪羊。

又如,70年代我下放的农村,有几年粮食特别困难,而中央则宣传说”要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农民们莫不欢欣,上头没忘记我们贫下中农啊,可回供粮却落不到头上,原来大队书记高姿态,搞高指标高收购,向上面表态”要自力更生“,上面大喜,把此人树为学大寨的好典型(当然还有他对敌斗争坚决的好表现),让他进入头顶光环的宣讲团,让他频频地外出参观,让他铁心做”执行语境“的工具。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成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紧跟上头的试金石。

按体制运作的习惯做法,中央的讲话和文件颁布的同时,都有一套”权威的解释“下发,各种宣讲团应运而生,到各地巡回宣讲,这里有”结合实际贯彻“的合理性考虑(首先出于维护中央权威,其次是出于维护基层某些利益),更有当地领导理解的偏差和私心作怪,宣讲的过程就是执行语境形成的过程,上面宣传说的跟各级实际做的正好相龃龉甚至相反。但谁都视而不见,都说忠实执行了上头指示。而上头对全国形势的了解和把握就是建立在各级这种”充分肯定“的表态上。这成了执政党上级检查下级的基本工作姿态。

又以毛泽东发表于19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为例,当时按了毛当时的旨意逐级宣传贯彻,而此文件像党政其它重要文件一样,对社会的首先是一种宣传语境,在当时毛又有许多即时性批示批文,也就是他有着、也需要更管用的执行语境。这个时候毛是绝对权威,正是他倡导和督促的执行语境偏离了由他主导的宣传语境。我们几十年学习马列经典,都是这样过来的,包含着背谬,我们却将此正常化了,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就是对上头”执行语境“理解并执行的最通用的注解。这也正是我们急功近利好走偏锋的重要成因。学什么贯彻什么,我们都是工具,与真实的事实无关,与具体情境中人的情感和心灵无关,甚至与初始提出的蓝图无关。按此逻辑,革命党当初提出”干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口号,自己在实行的初始就曲解甚至背离了”原教旨“,革命党人自己就存在”两个语境“的交锋及功利性取舍,根本不可能”贯彻执行不走样“。

1977年华国锋主政的中央号召重新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自然各级宣讲,好像50年代的当时并没有全面准确地贯彻这一光辉文件似的。这可能吗?只能说明,各级的理解和执行要符合华国锋时代的”执行语境“,由此颠覆文革年代由林彪四人帮贯彻的晚年毛泽东的”执行语境“。被尊奉为”指针“的领袖经典著作只是贯彻者的”药引子“。

数十年来,此两种语境并行不悖,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所谓的市场经济时代。

为了语境的”一元化“即把全党全国的认识统一到”中央指示精神“上来(整齐划一),凡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决议,读马恩列毛著作,读党和国家领导人著述,其实并不真正提倡各级读”原著“,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理解与贯彻,而是由一个权威的讲师团(宣讲团或党报党刊社论)逐级宣讲,或发宣传提要,其实就是根据当时最高当局(最高领导人)的旨意,有意突出某一方面--引导各级集中于某一重点展开工作。这样做当然有着”区分轻重缓急“即围绕”中心“的正当性,这正当性包含着即时功利性。即使读了原著,写心得抓落实还得按上级具体的指示要求。其实这样做恰恰肢解了原著(原决议)。所以越到基层,图省事省时间,干脆按”辅导材料“或”宣讲材料“推动工作,地方上千差万别的情况--真实情况的讨论都要”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反映真实情况的语境成了弱势语境。那些持”尚方宝剑“的各种宣讲成了中央精神的化身。强势语境吃掉或掩盖了弱势语境。

必须看到,越到地方和基层,越到个人身上,这种由上而下的”执行语境“自然又会产生强弱两种”执行语境“的对峙,因为面对千差万别的生活和生存,必然对上级强调的”执行语境“进行某种肢解,也就是从实际(包括基层执行者的切身利益考量)出发执行上级的指示,弱势的”执行语境“悄悄抗阻着强势的”执行语境“。但在宣传和人们的认可上,强化了强势的”执行语境“(如深受批斗之苦的人却称”欢迎批判“),由此促成了人分裂性的精神生存。比如在粮食统购统销不允许进行粮食交易的年代,有的公社书记出于体恤民情就暗示可避开正式的圩场而到某一偏僻处进行”调剂“(交易),但在向上的工作汇报上,仍强调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坚决,就是说,他在表面上仍强化着宣传语境。其实他内心--精神是分裂的,他对所宣传的上面政策心存怀疑。

即便如此,90年代以前在县三级干部(县乡村)和县部门工作会议,也安排了”讨论时间“,弱势执行语境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只是显露而已,决策层决不会做群众的”尾巴“)。现在更加简化,无需要讨论,开一个会,大家按”领导“的意见执行就是了(讲政治)。须知,我们已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各种利益诉求必然显现,一个地方跟另一个地方差别更大,地方无论如何都得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着眼点,对那种”一元化“语境只有敷衍式照本宣科”走形式“,对地方的真实情境必须侧重考虑,必须顾及地方利益。于是上头的”宣传语境“越到基层越成了形式,实际被消解掉了。

到了金钱至上欲望至上实利至上的当今年代,各种专家、智囊团(其实是各既得利益的代言人)纷纷加了各种各样的”宣讲“,执行语境大大压过了或消解了宣传语境。这里又可分两个层面,一是”落实决策“(层层宣讲),二是具体操作人的实利考虑。执行语境更是强大无比,但其含义更复杂也更实利化,而”宣传语境“就更加虚幻无力了。

包括专家学者,国人分裂性生存--置于两个精神房间的基本精神格局不但没有得到缓解或消解,而是更为严峻。

问题更在于,不但吃皇粮的各类干部,连底层的一般弱势群众也是分裂性的精神生存,明明他表白基于他生存境况的意愿与诉求,他也要违心地用”宣传语境“来包装自己,建立提要求的合理性。当然这样做他可能得到某种利益补偿,但心灵陷入了分裂性的状态,合成他一套生存法则,在公众场合,他把真实的内心--内心诉求掩盖和扭曲,故意把通行的”宣传语境“称颂一番。这就是国民的虚伪或虚假性生存,所以,当你受到”群众“称颂时别洋洋自得忘乎所以,当”宣传语境“改换,同样那些”群众“可能以这种新语言对你举起愤怒的拳头。不管如何群情激昂,都是人心溃败及其后果。

显然这些跟社会的正常发育逆向而行。

四 两种语境在人身上的激烈挤兑(1)

深入到个人层面,就会容易发现,上述政治意识形态语境即宣传和执行语境与个人性的生存语境在人的心灵里纠缠已久,已经到了冰炭不相容的地步。

人的安身立命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生存即物质生活的维度,一个是立足于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维度。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所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对人也是一样的。人并不是纯粹的物质动物--不只拥有一个”物质房间“,而是有文化承传,即是按马斯洛心理学原理,他自我发展自我完美的追求水涨船高,这是最直观最纯粹的人性所在,于是人有着不能须庾分离的”精神房间“。人一出生来到人世间自然拥有这样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互为表里,和睦相处,互为促进,也叫生存语境。显然,这样状态下的精神房间有着人性的质地,散发着人性的温度。就是现在社会已有意识形态对人的居高临下制约,人的孩提时代,物质和精神两个房间相处即生存语境还是融洽的,它构成了人处世最基本的”生存性房间“即生存形态。

社会的进化--社会的文明发展--良性的社会发展,就是建立在人这样的生存形态上的,即使在实际的社会运动中会偏离它,但最终要回到它的基础之上。从原始资本积累的血汗资本主义到今天讲人权、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可以说,凡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有与人的基本生存形态相通的一面,也有背离即异化的一面,跟异化做斗争,对人的基本生存形态有清醒的认知,相信并执守人的基本生存形态能消解社会意识形态,使人性人心不会因僵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长期割裂而陷入生存性分裂。

而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生活经验里,则是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构成了两个实实在在的精神房间。这里有过为时不短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生活情境。比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合作化年代,不管人有多少现实担忧,甚至出现大面积饥饿和饥荒,不管干部还是群众,都必须装出从内心发出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好“。其实在基层--农村,农民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总是停留在表面,具体化为”抢时间赶进度争先进做贡献“等一系列无效劳动,而在脑中建立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房间“才是与身家性命福祉相关的大事。所以,在当时农村常常能看到这样一种情形:饥肠漉漉的贫下中农开会时挥舞拳头控诉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而私下场合,同是这个农民会说:解放前我做长工一天吃4餐呢。这等于说,眼前确实受饿,但党的政策好。他的精神世界存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受饿“的生存性房间,另一个是令他趋利避害考虑的意识形态房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但又得面对真实的生活情境,所以他老是在”两个精神房间“里踯躅徜徉,心灵能健康吗?向刁民化滑行是自然也是必然的。刁民化正是”两个精神房间“长期挤兑--人心溃败的结果。

对干部、职工和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朝夕置身于意识形态语境中。60年代初我刚上初中,我的作文对农村的描写是大丰收景象、人们无忧无虑,”社员都是向阳花“,但幼小的我同样有质朴的生存感受,一是由于饥饿,营养匮乏,一次父亲为我理发(为节省两角钱)时我晕过一次,当地话叫”发米痧“。另一次我在读一本内容为福建前线少先队员抓美蒋特务的小说,当读到一个少年到另一少年家里正赶上吃午饭,他不客气端起碗吃,我心里顿时生羡慕,却想到这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饭给客人吃了,下餐家里人吃什么?这是我生存经验的一种反映吧(几十年过去,我仍记住了当时这个阅读的感受)。也说明我幼小的头脑里已有两个精神房间,但虚假性即意识形态房间压过了真实性生存房间,我也就大言不惭地说假话做假文章。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头脑里都有着这样的两个房间,或者说他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具,数十年看别人的命运想自己的命运,戴着面具生活成了国人独有一种生存本能。所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成了一种可带来安全甚至好处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厌恶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只是过份了一点张扬了一点,大多数国人不正是这样的人--不正是这样过来的吗?比如从《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这样的文章题目,就可证实我的关于国人纷纷想挤进”意识形态房间“--国人分裂怀精神生存的观点。好事坏事大家都参与了,所以能真正忏悔反思的人极少(存在一个不提倡反思的宣传语境也是个重要原因)。

然而我想继续探寻的是,在那个大抓阶级斗争年代,受辱受斗受戕害受拖累的人(及其家人亲戚)可谓多矣,他们一般来说还是能够忍受这种分裂性的精神状态,换言之,两个精神房间能和平相处,他虽痛苦但能挣扎生活下去,质言之,就是弱势的生存语境能与强势的意识形态语境抗衡。这样事实背后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一,有家庭、家族的亲情,有农耕文化那种地域性的温情。这样的亲情和温情是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与此相适应,一般的民众家庭有种”劝解“机制。在这样的情势下,受政治迫害的人回到家里能得到亲情的抚慰,能在精神上继续保有其”生存性房间“,所以他不会向”绝望“滑行。在乡村,许多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庭虽是压抑的,但没有破裂瓦解,夫妻没有离异,父子不会反目。作为”罪人“的父亲(丈夫),他可以继续做一家实际上的家长,向家人坦述他”遭到冤枉“,家人一概相信。

二,认命认时运,也就是”宿命观“,命里有自会有,命里无莫强求。某人受罪是他家上辈人造了孽,让他做补偿。乡人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们表态”拥护“和”打倒“,对遭到政治打击的人,私下交谈时,不会谈政治,认为是说话不慎得罪了人,运气不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了这一阵运气就会好。就是说,乡村虽是人民公社建制,但家族家庭的温情力量依然强大。我在农村12年,目睹大量这方面的实例。比如,某乡村一个成份高辈份高的读书人,每次运动都遭斗,而且斗得惨不忍睹,主持批斗会的大队书记叫他滚出去,要他真的在地上打滚离开,滚到门槛,站起来跨过门槛继续滚,但村里红白喜事,首席(上席)非他莫属,别人(包括大队书记)是不敢贸然去坐的。就是说,只要他个人行为端正,就应享受应有的待遇,但公家(政治)场合除外。这也反证了一般乡人头脑里两个精神房间相安无事的存在。自然这个贱人不会自杀,也不会去杀人,忍耐着苦熬。

三,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乡人意识里有一种长时段的循环观,我这辈不行,有下一代,”天井总有晒谷日“,总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因而,一个人身上”两个精神房间“的激烈挤兑就被无形中稀释了。

四,山野劳动。为自己和家里的基本生存,必须劳动,比如砍柴,别人再凶恶也不会阻挡他劳动,”可以批斗,不可饿肚“这是乡村的常识。在劳动过程中,紧张的精神煎熬会松弛下来,甚至会忘记恐惧和焦灼,心灵得到了放松。山野默默接纳任何一个人,他还能保存最底限度的尊严,看花开花落,让心灵放松。

五,小农式希望不绝于缕。这也是从土地长出来的时段性希望。今年收成不好等来年,总有一年会好。与前面三个原因汇合,构成了乡村人基本的确定性的生存环境。

正是确定性的生存环境所涵养的生存语境抵御着非确定性的意识形态语境,让人在内心能够保持一丝安详。所以那个年代,武斗文斗百般侮辱能叫人疯狂,也叫人痛苦不堪,但真正成为精神病者凶狠地报复社会的极少。这也说明人心还没有溃败,精神自我调节的机制潜性地存在着。为什么我说”潜性地存在“?因为上述东西一次又一次被革命激烈地否定着,被”宣传语境“”执行语境“-- 非确定性的意识形态语境不断挤压(如破四旧,批判封资修),它们越来越稀薄了。

实际上,有坚硬的权力做支撑,后者不断侵蚀和毒害着前者,前者并不能”洁身自好“,也时时恶化着,其恶化的结果就是侵蚀和毒害着善良的人心,让一个普通而正常的人觉得要活下去,就要像那些不顾基本良知和是非扎进意识形态语境跟着说圆道扁而大得好处的人,强令自己忘却并抛弃自己的生存语境,步入容易跟着呼喝的意识形态语境。于是在最基础的乡村,最一般的弱势者身上,分裂性虚假性的精神生活膨胀起来。这就意味着,置身于两个”精神房间“的挤压,人心不畸变不溃败也难。等到那种确定性的东西扫地以尽,人心溃败就成了事实和现实。

这样的事实和现实在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了。现在,”两个精神房间“的挤压出现了本文开头写的一幕幕,说明国人已无法承受这种挤兑了。

五 两种语境在人身上的激烈挤兑(2)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想提及我《国民怨毒心理的崎变--救世主心态的浸染与漫漶》一文的思考线索。我所说的国民怨毒心理,其实就是社会溃败人心溃败的表征。”20世纪以降,怨毒被政治意识形态所裹挟,如同狼虎在中国横冲直撞,它成了强絷势的社会集团、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摧毁对立面(敌人)及其后辈的隐秘的心理发动机,打的却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响亮旗号。“”底层社会出现的违背人性人情常规的人和事,有许多并不是上头明确指示下的结果,而是基层民众依凭所煽起的‘阶级觉悟’--怨毒而必然采取的过激行动,这样的结果又是上头所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欣赏的。“其实,以本文”两个精神房间尖锐挤压“的观点来进行梳理,同样说得通。

国民怨毒及其泛滥,正是两个精神房间尖锐挤压的心理崎变。一个弱势群众,一个弱势的人,为维系生存,他所思所虑必定立足于自己的生存境遇,但他必须无视或放小甚至贬低生存境遇,而进入时髦堂皇的意识形态房间(语境),在心理上确认自己是主流社会的忠实一员,可他这么做的动机,仍是为着改变或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与自己的生存房间(语境)相伴,他才能心安理得。但要实现这一点,已变得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因而生存--心灵的分裂加剧,他也无可奈何地心灵溃败了。

各级吃皇粮的官员和公务员,享受着国家提供的较为体面而优越的待遇,而一定级别的官员不时异地”交流“,所以他们睁眼闭眼对待真实却弱势的”语境“,内心被动外表主动地附和并推动强势的”语境“。当然,在个人意义上,他们同样是分裂性生存。

比如,当年当面反驳美国总统克林顿对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的解释的北大中文系女生马楠,本科毕业的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留学,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又如,宣扬民族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中国不高兴》,参与了中国主流”宣传语境“的构建和执行的作者宋晓军,却办理了美国绿卡。这就是典型的分裂性生存,这样的人同样是人心溃败者。

有良知者,内心必定痛苦。集中于一人和一个群体身上,两个语境更象两枚刀锋或两艘相对峙而且相挤压的船,纠缠于人的心灵,让人无法回避,经受精神苦刑即精神煎熬。这个人不再注定是知识分子、干部,也不是我们常识里的社会另类,而是一无所长,在日常生活中每每被忽视的底层普通人,我们的社会基础。 “社会痛苦”--个体痛苦一不小心也就现身。追根溯源,这样的社会痛苦来源于人心的溃败,而在精神层面,人心溃败来源于两个语境的尖锐挤压--这样的尖锐挤压在人(弱者)身上激起了剧烈却是消极的反弹。

我拿“博客中国”上《湖南某邮局保安队长枪杀三法官后自尽》一文做为当下中国社会人心溃败的一个标本进行分析--

中共永州市委新闻网说,46岁的杀人嫌疑犯朱军是零陵区邮政分局保安队长。6月1日上午他以验枪为由,领取了一支微型冲锋枪和两支手枪。上午9点50分朱军携枪进入零陵区法院,在四楼看到正在研究案情的法官,开枪杀死三名法官,并使3名工作人员受伤。随后朱军自杀。永州市委的新闻网说,初步查明,朱军是报复杀人,报复法院在裁决他与妻子的离婚案时他所认为的判决不公,对法院产生怨恨。此前,朱军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情绪曾经十分低落。而朱军枪杀的法官并不是参与他的离婚案判决的法官。

朱军是体制内人,虽有持枪的强势,但还是归入弱势群体。杀人原因是他与妻子离婚,法院判决不公,而且他自己身患癌症,情绪低落。

朱军生活在城市,案发也在城市,说明他并不具备上面我所分析的“乡村基本生存环境(语境)”:家庭破碎,失去亲情和温情的环境;他身患绝症;他不认命,且有反抗的理由和武器;他已不寄希望于后代(如果他有后代的话);城市中一切时尚化、功利化、手段化、虚假化,可在别的国家城市里有的各种民间性质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协调机构,在他所在的城市却阙如。纵然也有共青团、妇联、残联等“民间组织”,但谁都知道它们是官方半官方组织,资金和能力很有限,只能在追随当地党政“中心工作”之外,“抓典型”地开展一下工作,挂一漏万是肯定的,再说也只能停留在一般上,不会也不可能深入到人的心灵层面,比如离婚问题,当事人如把希望寄于他们肯定落空,找他们不如直接找法院。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形态或叫社会生态多么地不平衡、多么畸型而残缺。

在一定程度上朱军了解法律、法制宣传(宣传语境)与执行语境的巨大反差。就是说,判决--生活的不确定感于他非常强烈,他与妻子离婚上法院,固然是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他也寄希望能得到公正判决,换句话说,置身他个人糟糕的生存语境,他仍打算进入主流“宣传语境”,于是两个语境纠缠他、挤兑他。城市人多,但人与人冷漠,没人能心对心的交流对一个平常人的心理郁结进行宽解。包括法官,他单位他身边的人对他心灵溃败毫无所知,“执行语境”如一座大山压着他。此时,全国大范围内铤而走险的血案一个接一个发生,对许多人来说只是遥远的不关自己痛痒的新闻,至多发出一声叹息,而对他却是一个震撼一个启发。加上数十年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自然拿起武器战斗,不是为希望而是因绝望而战斗。他的如此绝望行动也是对“宣传语境”一个冰冷的讽刺。

又联系到乡村--当今的乡村又是一幅怎样的情形呢?

据我的了解与体察,在一些乡镇(而不是村),尽管有以退休干部和教师为核心发起集资修姓氏宗祠,乡村人有寻根和凝聚在一块--重塑昨日的辉煌与荣光的愿望,但这种榜样的力量和凝聚力相当薄弱,比好几十年前乡村的自治(自我协调)力量无法相比。就是说,1949年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冲刷,我在第四章所说的5种(综合)能与主流意识形态抗衡,保持人心最后不至于溃败的因素,已经脆弱得无以复加了。具有巨大根性、超稳定结构的中国乡村只一个甲子(60年)功夫,陷入了支离破碎的境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农民最伟大”,“农民身上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一类主流宣传语境一直延续着,但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教育和改造农民和农村)所伴随的执行语境所瓦解,农民农村农业的利益一次次被“执行语境”所扫荡所剥夺,也就是被城镇、被各级行政机构各级干部所扫荡所剥夺--后者打的都是“为三农”“为基层”服务的漂亮招牌,当然农村也产生了一批批“根子正立场稳”因坚定加入“执行语境”而受到上级提拔的干部(包括大中专毕业生),他们进入了城市,有了比城市一般居民更为体面的工作,不但他们自己“农转非”(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生目标),也千方百计把家属“农转非”,这等于告诉人们,做农民没有出息,务农解决不了温饱,农村不值得向往。改变身份进城的许多人,为了进入权力机构(做官),往往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贫下中农出身”。有一官半职的人回乡也是一种衣锦还乡的派头,跟真心热爱“三农”风马牛不相及。

乡村如此脆弱的“生存语境”更是遭到粗暴而致命的扫荡和剥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天而落的市场经济狂飚。这时“发财致富”、“发展就是硬道理”、“有钱就是前头爷”、“一切向钱看”一类市场经济语言冠冕堂皇地成了新的主流“宣传语境”,与原有的“宣传语境”相融合。上海文学今年第六期《读沈从文及作品》的 “市场、商品、钱、忽悠,排斥甚至掩埋了人们的诚信、友善、精神和人性” 一句话正好做了印证,其中的“忽悠”一词用于“意识形态语境(包括执行语境)”也是适合的。原有的“宣传语境”是蔑视金钱践踏财富的,一下子转为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说明原来的只是与自己心灵无关的说教,在层层遵命“说教”即“执行”中,各级干部尽量争取并扩大自己的切身利益,但在各种公众场合,他们的表态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宣扬“革命大道理”即强化“宣传语境”。掠夺财富吃肥自己成了他们秘而不宣的唯一目的。那几年因农业赋税、农村收费(包括住宅的土地占用费、计划生育罚款)五花八门,农村原有的矛盾激化即怨毒思想及行为的泛滥,在有过一阵颂扬“专业户”和靠贷款喂哺的“乡镇企业”之后,农村急剧地凋蔽。

打工潮兴起,农民子弟即农民前赴后继进入城市,中青年逃避瘟疫一样离开乡村。由于户口的限制,十几年、几十年他们还是“农民工”,也就是人为地在他们身上烙上“来自农村”的印记。从人的观念转变、人的解放、人的价值实现来说,打工潮--城市化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成为真正成功者(凭自己的真本事在城市立脚)的只是少数,多数还是城市的边缘人流浪者,可他们宁可呆在城里也不愿回到乡村。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城市优越是个重要原因,但前面说的5种因素的缺失是更深层的原因。作为个人而言,家庭家族没有热力相反只是负担,他回家得不到真正的心灵抚慰,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令他们想到若留在乡村也会这样老境凄凉,农耕的简化(不用深耕细作,只要施化肥农药),农村生活的单调(看电视和打牌赌博,人们不无羡慕地传播那些不三不四发大财的人和事),大家纷纷把子弟送到县城念幼儿园和小学(更不要说读中学),许多人在城里置房,住在城里,村子成了空壳村,毫无生气,缺少人气……一句话,居住乡村所需要的基本的“生存语境”不复存在,而它对能够安心居住的人不可或缺,他的日常生活又必须无可回避地同“宣传语境”与“执行语境”相厮磨,也就是说,他生活在人心溃败的情境中。所以,即使他在乡村生活,同样要面对两个语境的尖锐挤压,而且“宣传语境”与“执行语境”无比强势,他微弱的生存语境根本无法支撑,其结果,只能是人心的持续溃败。

我在自己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展示过20世纪上半叶赣南乡村开始步入现代的热力和活力,也就是“生存语境”的热力和活力。我发现,当下社会生活的种种缺失--精神缺失,跟那段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有因果关系,而那段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因时间的流逝,重要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刻意回避和遮蔽,在现实中只是稀薄的存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年老的只是怀旧式的无奈回望,年轻的则为现实生活所困扰,根本不知道另一种生活的曾经有声有色存在过。我想,要是生活建立在那段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基础文化基础之上,即使城市化脚步强劲,广大乡村也决不会像现在这样“空壳化”苍白化,年轻人一旦出去就不再愿意回来,村子里只剩老弱病残者,纵然青山绿水,也缺乏活力和热力。现代中国乡村即使有政府组织,但“精神内核”不复存在。乡村政府组织数十年都是围绕政治棒打转,乡村“精神”如何生长发育?其“精神内核”如何扎根?乡村真的就是落后封闭要彻底改造的代名词?乡村的现代魅力又从何体现?日本作家水上勉说:“生活在某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本质性的东西,将由诞生在那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保持下去。”现在人们纷纷离开乡村,乡村的“精神内核”也无所附丽了。

让我随手又拈一个实例来为我这篇冗长的文章做结。据6月26日人民日报:6月21日,在赣江抚河段唱凯堤溃决、10万民众生命危在旦夕的关口,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连线采访江西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没想到,这位救灾一线人物先是强调唱凯堤历史上曾多次决口,接着逐一介绍哪些大小领导对抗洪作出过“重要指示”。主持人一再打断他的话头,追问“决口有多大?下游的群众有没有转移?”这段视频被网友广泛转帖,跟帖上千条。东北网刘治良评论:整个电话连线,除了百姓生死,面面俱到,处处逢源,“官场大局观”透彻,“只唯上”的立场坚定不移,堪称“官僚典范,当代公务员样板”。

这样的“官僚典范,当代公务员样板”,其实就是“宣传语境”与“执行语境”相交融的产物,官场尚且如此,人心溃败,国民分裂性--虚假性精神生存的现状及其前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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