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民族生存竞争与民主制度

——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民主、专制、下层民众的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8 次 更新时间:2008-07-17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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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进入专栏)  

看世界史,从世界史中获得借鉴,我们可以看近代史,也可以看古代史。看近代史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细节,但坏处就是看不清全过程。比如,我们看美国史,许许多多的细节只要我们想知道,就可以知道,看罗马史,则很多细节早已湮灭不可考。然而,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仅仅是一个开头,她的结尾将会如何,现在根本不知道。罗马史就不同了,她已经充分展开,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大致知道了,我们虽然看不清她的细节,却能够看她的全过程。

我本不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细节本来就没有能力去追究,也不一定感兴趣。而我同时却感到,我们的许多学者讨论有关今天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民主、底层民众等,很少把眼光拓展得更广阔一些,故此,他们讨论了许多细节,却还是忽略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我知道有些人又会跑出来纠缠我或“民族主义”究竟是把民主当成目的还是手段。我的回答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同于民主自身的价值,但如果我们想对历史有所洞见,对未来有所预见,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有时需要(并非总是需要)先把个人的价值观放一放,先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社会动力学的根本点在于生存竞争,在于利益关系。

一.民主制度是与生存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和自然界的生命样式一样,人类社会关系中存留下来的政治模式肯定是生存竞争的结果。譬如说,人类分配雌性配偶的方式要比其他的灵长类公平得多(尽管并不完全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较为公平的分配配偶,才能对外共同对敌,对内消弭因掌握了武器而变得过于致命的争夺配偶的内斗。不能采用此种方式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则被慢慢淘汰掉了。故此,留下来的都是分配雌性配偶比较平均的团体。

民主制度也是一样,它是与生存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我们经常谈论的古希腊民主制为例,雅典的民主制可以说是抵御斯巴达的侵略的一种反应。斯巴达的民主制是在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七世纪下半叶。这个民主制实际上只给予了几千人公民权,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没有公民权的农奴,但已经成为古希腊世界的军事强权。古希腊世界的第一个民主国家成为古希腊世界的第一号军事强权,这件事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斯巴达成为军事强权固然与斯巴达的尚武精神有关,但其民主制恐怕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民主制比独裁政权能够激发公民的爱国意识。雅典在斯巴达的军事压力面前不得不效仿斯巴达,于公元前507年也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并且给予大多数居民公民权。

罗马是个更好的例子。罗马共和制的建立,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长时期和谐。与此同时,罗马慷慨地给予她所征服的人民以罗马公民权。依靠包容大量人口的民主制,罗马培养出了古代世界中最大的具有自豪感,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公民团体。这样一个公民团体形成了绝对主宰古代世界(我在本文用“世界”这个词汇的时候,往往是指古罗马那边的世界,但有时又包括古代中国这边的世界,这从上下文容易看出,以后不再说明)的军事力量。依靠这个军事力量,罗马将世界踩在脚下,从世界攫取数不尽的财富供自己的人民享受,而自己仅仅输出“文化”(当时罗马港口的船只都是满载而来,空载而去);罗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成就。

现代世界的美国,处处模仿古罗马。她的参议院,用的是古罗马元老院的名称,只不过是我们给翻译成了不同的两个词,她的国会山,用的是古罗马卡匹托的名称,她的竞选也与古罗马十分相似,如“亲婴儿脸”等招数,古罗马那时候就用。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也越来越像罗马。比如,她也成了一个享受世界各国奉献的财富,自己主要输出“文化”的国家。

民主制度是民族主义的强大基础,民主制度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持久的超级军事强权,古有罗马,今有美国。与她们相比,游牧民族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的军事成就是太不稳固了。近代的民族主义也首先产生于民主国家。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团体凝聚力是相当巨大的。奇怪的是,世界史上这么明显的事例,那些学者,无论是反对民主的还是支持民主的,居然都看不见。反对民主的,说民主会弱化国家;支持民主的,却又说民族主义是与民主对立的,尚武精神是与民主对立的,民主就是和平等等。这再一次说明了,人们看历史,只看自己喜欢看到的东西,自己不喜欢的,哪怕如山之高,如海之阔,是绝对看不见的,学者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别人更可观。

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制,但也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成就。然而,有一点我们是必须承认的,我们从史书上看不到中国一般民众有罗马无产阶级都具有的那种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中国社会中具有罗马人的那种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的,是一个人口不太多,但也不是只剩下几个寡头的阶层,即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是中国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为什么士大夫阶层会有这样的意识,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具有相对较多的“公民权”的人群。

二.究竟给予多少人公民权也与军事的需要有关

希腊人在扩展公民权上非常吝啬。他们坚持不给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权,甚至以种种理由投票剥夺一些群体的公民权。因此希腊人无法获得更多的人口对于城邦的效忠,所以也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罗马则在一开始慷慨的给予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权,获得了巨大人口的效忠,因此迅速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共和国。当然,等到罗马扩展到了一定程度,她就不再给予新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权了。

现代的美国的包容性比古希腊人强,但比不上罗马人。如果美国有罗马人的包容性,那美国今天的人口不是2、3亿,而是20亿。

扩展公民权是一个两难的事情:一方面,如果具有公民权的人太多,则意味着参与分享资源的人口太多,原来的公民的利益会受损;另一方面,如果具有公民权的人太少,意味着真正效忠国家的士兵也不会太多,故此,这样的国家虽然能够成为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富国,但无法成为长久的军事强国,这在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有人会举出蒙古这个反例,我对此的回答是(1)人口多当然不是军事强大的唯一因素;(2)蒙古的军事强权是短暂的,她在中国的统治甚至不能够维持到百年,如果她能以某种手段大大增加认同于她的人口,则汉人的复国决不可能如此容易)。所以,罗马要成为超级军事强国,必须将相当多的人口包容进她的公民之中,但她当然也不会无限的与她所征服的人口分享资源,等到包容进的人口足够多了,她就把大门关上了,这时,她就像对待畜生那样对待新被征服的人民了。

美国采取的政策在原则上是与罗马一样的。但现代的科技使得美国可以不需要罗马那样大的人口比例就成为超级军事强国,并控制住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源。所以,一方面美国仍旧在慷慨地接待世界各国的高科技人才,这对于美国保持军事强权是必需的;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一般人口早就关上了大门,因为美国人不愿意与这些不那么有用的人分享资源。实际上,给不给与更多的人公民权或民主权力就是这么相当功利的事情。如果美国人真的把其他人获得民主权力当成她的目标,那她就应该敞开大门接纳所有愿意去美国享受民主制度的人们,接受所有愿意申请加入美国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州。可美国人决不会同意这么做。现代科技改变了成为霸主所需的人口比例最佳点,这就是美国的包容性小于罗马的原因。同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也就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所以,美国不再谋求扩展自己的国土面积,只要占住现在这块地球上相当好的土地,并攫取全世界的资源就行了。在现代军事科技的条件下,这远比她自己容纳庞大的人口,占领辽阔的土地更经济。

这里再稍微谈一下古代中国。古代中国并没有民主制度。但我们从秦国当时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她和罗马一样,也是立即把被征服的人民接纳为自己的人民,其速度甚至比罗马还要快得多,而且,她似乎从未把门关上过。所以,古代中国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成就。

需要补充说明两点。(1),这个最佳点不是计算出来的(因为变量太多,无法计算),而是自然选择出来的,没有找到这个最佳点的群体被灭亡了,被淘汰掉了,如古希腊各个城邦国家,找到的就成为霸主,如罗马。(2),我在这一节说的是分享权力和利益以凝聚人的问题,而分享权力和利益不一定就是民主权力,可以在更为广义的意义上理解我在这里所说的原则。

三.专制制度也是与生存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民主制度虽然能够使国民凝聚起来,培养国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但它也造成了不同意见在那里长期扯皮,议而不决的局面。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军事效能的。所以,有更多的与雅典在军事压力面前从专制转向民主相反,在军事压力面前从民主转向专制的例子。古希腊世界中,有很多城邦国家在和平时期采用民主制度,到了战时,就转为专制制度。在古罗马共和国转向专制的过程中,军事方面的需要也扮演过同样的角色:军事效能的需要使得共和国不得不把更大的权力让渡给军事指挥官,使得他们有了攫取独裁权力的机会。

那么,这不是与前面讲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形成军事强权矛盾吗?是矛盾的,现实中的事情就是这样矛盾着的。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军事效能有赖于每一位国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这一方面说,民主制的效能更高;另一方面,军事效能又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最高指挥官,从这一方面说,专制的效能更高。在某个的阶段,这一方面更重要;在其他阶段,又可能是另一方面更重要。譬如说,在以下几种情况下:(1)一个民族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已经凝聚起来了,作为个体已经无法单独退出了;(2)独裁统治者是相对仁慈的;(2)独裁统治者并不仁慈,但跟着他能够攫取其他国家的财富,得大于失;专制有可能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军事效能上的好处,因为内部凝聚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然,专制的军事效能高于民主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独裁统治者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

然而,在大敌当前,而内部又矛盾重重,凝聚不起来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以民主制来解决内部的分歧,形成同仇敌忾的局面,则难逃灭亡的命运了。回想起中国近代先哲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无不想以民主制度建立中国国民的爱国心、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是功亏一篑,终使日寇横行于神州,令人叹息。

四.民主制首先是中、上阶层的要求,与底层民众关系反而相对较小

一般的看法认为,民主是中、下阶层的要求,民主决不会符合上层阶级的利益。但如果我们看一下罗马史,却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维护民主制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站出来维护民主制的,几乎都是贵族阶层的成员(如刺杀凯撒的布鲁图竟然是凯撒遗嘱中的第二继承人——第一继承人是屋大维),而下层民众则仅仅是为了看几场精彩的竞技比赛,泡几个好澡,吃几顿好饭,或者是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类似于今天追星族的那种冲动,就把票投给了专制。具体细节我没必要说了,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我只是把别人很少勾勒出来的大轮廓勾勒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罗马的贵族会站出来维护民主制?是因为他们天生具有高尚品德,天生热爱自由?为什么罗马的下层民众那么不爱护自己的民主权力?是因为他们天生奴性?至少不完全是。这里起作用的,当然还有利益关系。实际上,在民主制下真正受益比较大的,恰恰是中、上阶层。而民主制的起源,也不是下层民众的奋起,而是中、上阶层的互动。

产生民主制的外部压力因素不用多说了,外争之事首先就是中、上阶层的事:在古代,串通另一个国家的上层,叫他们当买办来压制本国国民的手法也有,但不是一种像如今这么通常的操作,所以,外争失败,受损最大的恰恰是上层。产生民主制的内部压力因素往往就是中、上阶层的矛盾激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把近代的民主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概括起来说,我认为罗马政治家维护民主制度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外的军事效能,一个是内部的政治和谐。

中、上层矛盾激化了,一个解决办法是血腥内斗,斗出一个新的独裁者来,重新分配利益,暂时把矛盾压下去,但除了那个独裁者之外,其他的上层贵族仍旧生活在危险之中,还是没有稳定的、通行的规则和程序来解决上层贵族的矛盾。

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制来解决中、上层的矛盾。在民主制的既定规则和程序下,解决矛盾的方案虽然不一定令所有的人都满意,但贵族阶层之中大多数人都知道,第一,他们在这个制度下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的,比在专制制度下还要大;第二,他们是安全的,不会有一个独裁者来把他们投入地牢,砍他们的头,矛盾可以通过稳定的、通行的规则和程序来解决。总之,实行民主制符合一般贵族阶层的利益,至于在多大范围内实行民主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一点不适用于那些有能力问鼎的贵族寡头,对于他们来说,由于他们很有可能争得独裁的权力,所以专制制度很可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对于这些道理,那些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民主制的罗马贵族是很清楚的。

民主权力对于下层百姓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罗马的下层公民,如果不是因为手里有那张选票,贵族寡头就不会掏腰包请他们看戏、洗澡、吃饭。另一方面,罗马的下层公民如果没有因民主制得到这些好处,也不会产生前面提到的自豪感、主人翁意识,不会为罗马而拼死战斗。但是,他们从民主制度中所获得的好处比中、上阶层要小得多(现代左派说“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实际上指的也是这一点),所以,他们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力,可以为了几场好戏就糊里糊涂的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力。然而,即使对于下层阶级来说,放弃民主权力仍旧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仍旧是一种损害自己长远利益的行为。当罗马下层人民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专制的时候,罗马共和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成就也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当然,在罗马共和国灭亡之后的头几十年,罗马公民,包括下层公民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好的,甚至比共和国时期还要好。但很快就不行了,不仅下层公民过不了好日子,罗马的贵族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皇帝随意残虐贵族,而皇帝也随时被人杀害。

今天的下层民众比罗马那个时代有文化得多,在政治上也成熟得多,所以肯定会比罗马下层公民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力,更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民主权力为自己争得实际利益。但是,在建立和维护民主制度方面,他们仍然不一定能够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当中国的学者们责备中国的下层群众缺乏民主的基因,“奴性强”时,他们应该好好读一读世界史。

五.国家不办社会福利毁掉了古罗马民主制

古罗马的民主制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赞叹不已的。但古罗马的民主制并没有解决在其公民中间出现的严重的贫富不均,没有解决豪强兼并土地。特别是与汉尼拔的战争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阶级应运而生。这个新阶级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而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是贫穷的。

提比略•格拉古试图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格拉古出身于罗马的贵族豪门,他的父亲当过两任执政官,母亲出身于罗马最为显赫的家族,她是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仅凭征服迦太基的功勋,就可以说,西庇阿是罗马历史上战功最大的军事统帅,因为征服了迦太基,罗马就确立了自己的单极霸权,以后的敌人就都比罗马弱得多了)的女儿。格拉古虽然出身于豪门,却对于自己的底层同胞的悲惨境遇怀有深切的同情。然而,格拉古等贵族最关心的,还是这种状况强烈的危害到罗马的军事效能。毕竟,罗马人也不能无条件的爱国。如果爱国、为国征战意味着土地、财产落入豪强手中,自己陷入赤贫,那这个国就没法爱,这个仗就没法打。所以,罗马越来越征不到士兵。

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个方案激怒了罗马的贵族。公元前133年罗马的贵族杀死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把他们的尸首扔进了台伯河。公元前121年他的弟弟盖约死于同一事业。

从与汉尼拔的战争时期开始,罗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许多为国在外多年征战的农民士兵回来时,发觉自己的土地被贵族豪强侵占了,在上面耕种的是贵族家的奴隶。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战士沦落为生活状况极为悲惨的无产阶级。

罗马共和国与现代民主国家相比,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国家不办社会福利,把办社会福利的事交给了贵族豪门。这个重大缺陷是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家不办社会福利,有野心的贵族豪门就出来办这个事了。在古罗马,军队士兵的生计要靠贵族豪门提供,穷人每天要到贵族豪门家里去领食物。有野心的贵族豪门则利用这一形势:他们给百姓分发食物、举办娱乐活动、修建公共浴室,以取悦百姓。于是,罗马百姓的效忠从国家转向了贵族豪门。这是罗马的贵族野心家最后能够推翻民主政体,攫取独裁权力的重要原因。

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只要是能够有效运行的,则绝不会把办社会福利这个事交给贵族豪门私人去办。推究起来,古罗马实行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这套社会福利制度,第一没有资源和技术上的困难(她攫取全世界的财富供养其公民),第二也没有制度上的障碍,可就是没有政客提出这样的政纲,她的百姓也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力来争取自己的经济福利,而是随意浪费这种民主权力。古代人的政治智慧比起现代人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否则,罗马共和国很可能永世长存,而其他的民族永远为奴。

六.历史上的空白是中、上阶层没有雄心的时代

我看罗马史和人类历史的其他篇章,有这么一点感受:底层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悬殊等,经常是大的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从民主转向专制,还是从专制转向民主,抑或仅仅是改朝换代。然而,单纯的底层问题往往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只有当中、上阶层的某些人想利用,或者是顺势参与进来的时候,才会引发较大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中、上阶层的利用或参与,单纯的底层反抗往往只能流于黑社会或异端教派。黑社会和异端教派最终也有可能对于政治变革产生大的影响,如基督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但这个过程很可能十分漫长——即使是基督教这个例子,最终的崛起过程中也是有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皇帝的大力参与的。

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底层色彩最为浓重的政治变革。但即使如此,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不纯粹是底层革命。譬如中国革命,它是一场底层革命,但另一方面,它离不开中国当时救国图存的民族主义大背景,而救国图存就不完全是底层的事情了。今后的政治变革,其底层色彩恐怕还会及不上20世纪。

历史事件显然不是在时间轴上平均分布的。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时间段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历史的纪录是一段空白。我常常想,在这些历史的空白中,人们都是怎样生活的,在干些什么。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那一段空白的的确确是太平盛世,大家都在懒懒散散的过好日子,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好记录的,但这确实是比历史事件迭出的时代更幸福的日子。另一种可能是大家的日子实际上并不好过,但中、上阶层没有什么雄心或没有什么野心,因而底层的挣扎也就掀不起什么大浪,故此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也没有什么好记录的。第二种情况算不算一种将就的太平盛世,则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七.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多半是个概率问题

首先声明,我对于自己在此第七节的文字是没有把握的: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自己智力有所不逮的事情,我认为任何人做这类思考时智力都是有所不逮的。而且我在这一段的文字比较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几次想停笔,并删去已写好的内容。但考虑再三,觉得写出来坦诚与朋友们做一种智力的交流也许更好些。如果朋友们批判我的这些观点,并且批判得有道理,我会从善如流。

关于中国为什么在古代没有发展出民主制,近代也没有率先走上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由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直成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热门讨论话题。对于这样的大问题,要理出像自然科学中那样令人信服、条理清楚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说法都是一种猜想,但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在猜想和猜想之间作一番比较,看看那个更有道理。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无论是那些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逆向种族主义者”,还是他们的反面,至今仍事事处处主张坚持中国的传统道路比西方更为优越的国粹牌,都强调中国人在人性方面的特殊性。然而,我认为,在人性方面,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特殊性。对于那些说中国人“奴性强”、“窝里斗”、“东方式嫉妒”、“热衷酷刑”、“吃人”等等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我只想说,请稍微读一点西方历史,你们说的那些东西西方一点都不比中国少。对于那些认为中国人“天性崇文不尚武”、“不适于西方民主制”、“中国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是争”的国粹派,我只想说,如果中国人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那中国人还真是太惨了,早就亡国灭种了。

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呢(关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问题,当然不仅仅限于民主制,但我们在这里先把问题局限一下)?我认为这其实纯粹是一个概率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在近、现代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在西方世界,民主政体也远少于专制政体。实际上,从罗马共和国覆亡之后,直至近代,西方的民主政体也绝了迹。其次,古代西方世界这个舞台确实比古代中国还要大。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新大陆因文明的发展阶段在欧洲人入侵之前确实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并且与旧大陆完全隔绝,故此可以先不去讨论,这样我们就先把目光聚焦到旧大陆。旧大陆这里,欧洲、西亚、南亚、北非等诸文明是连成一片的,诸文明之间征战不断、交流不断。但中国人的祖先这一支就不同了,他们在几万年前从西边一个狭长的走廊走过来之后(我在这里采用人类非洲起源说),发现了一片与西边诸文明相当隔绝的天地,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在两千多年前建立了一个基本上撑满了这片隔绝的天地中适于农耕的土地的单一的文明、单一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其间被游牧民族征服过,但基本上仍旧保持为一个单一的文明、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不少分裂、纷争的时代,但相对于西边那个更大的天地,那个诸多文明征战、交流的地方,中国的文明比较单一,政治实体也较少。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是件好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中国社会相对于西边更太平,人民生活得更好。然而,文明单一、政治实体少、变化少,自然也就意味着率先发展出民主政体的概率也低。虽然概率低的事也不意味着一定不能出现,但概率更高的事情出现是更顺理成章的事。

人们会问,我现在的这种说法是不是陷入了我自己过去常常批判的“超稳定结构论”、“分裂比统一好论”?我认为并没有。首先,从文明的大尺度看,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文明相对单一,政治上相对统一的中国人过得比西边更好,而没有率先发展出民主政体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今后就不能后来居上,毕竟人类历史还长着呢。其次,从当下的小尺度看,中国在近代落后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现在再去分裂成多个政治实体,然后随自然过程发展出民主政体来。要是现在还要再来付这种代价来建立民主制,那我们中国人真是太不幸了。就现在而言,统一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根据现有的生存空间,我们的人口过多了些)中国,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巨大的政治遗产,这个遗产使得我们有希望再次走到世界的前列。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超稳定结构论”、“分裂比统一好论”等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否则也不会在80、90年代如此风行一时,现在还有很多追随者,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谬误。

我的这个说法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一样,考虑了地理因素的问题,但除了这一点之外,就是根本不同的了。

八.结语:从世界历史看,民主制度确实有各个方面持久的优越性

我在前面说过,近代以前,民主政体出现的概率很小。但就是那么偶然出现的民主政体,已经表现出它在效能方面——也就是说在民族生存竞争方面——持久的、突出的优越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罗马身上。民主政体的这种效能上的优越性来源于它能够比专制政体更好的解决民族内部的分歧,凝聚人心,使每一个公民都产生自豪感和主人翁感,对于民族内部的上层、中层和下层都有好处。

专制政体在短期内有可能比民主政体有更高的效能,但从长期看,民主政体的效能更高。

那么,为什么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专制政体所占据的地盘更大呢?我认为,一是即使是像罗马这样最为完善的前现代民主政体,也有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二是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所要跨越的障碍很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这么一个偶然出现的罗马,她一旦出现了,就获得了如此之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政治成就一直到近代无人能够超越,现代算不算有人超越了,都还很难说;罗马共和国的寿命并不短,而她的文化、政治和军事遗产则一直到今日都是巨大的存在。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已经消除了古罗马民主政体的一些致命缺陷,因而有可能比罗马共和国更为持久。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民族利益上的冲突之处,惟其如此,我们更不应随意低估西方国家的效能,更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

在我发出征求意见稿(但已经被贴上网了)之后,一位朋友来信说:“一个国家的政治能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实现民族发展的目标,没有内部的民主,就没有内部的竞争和精英的选择,就释放不出民族内在的政治能量,就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内部的矛盾,就不能为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政治空间。”这位朋友补充了我在前文忘记说的一点:民主制对于精英选择的有效和低成本。而专制政体的精英选择,要么非常低效,要么成本极高。

我不相信中国人学不会西方的民主制度。退一万步说,学不会也得学会,因为当今之世,如果我们中国人学不会西方的民主制度,就不能最终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我们不但要学会,还要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向民主的转型,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有说中国人不适于民主制度的说法都禁不起推敲,都是把中华民族永远钉在衰亡道路上的理论。

世界上既存的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也许我们中国人可以走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来,但我们必须先从既存的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开始。不能借口既存的民主制度有缺陷,我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更好的,就永远不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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