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江:党内派别、政治对抗与党内民主——以苏共的经验教训为例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1 次 更新时间:2013-04-25 23: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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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江  

  

  摘要:每一个政党内部几乎都永远存在不同的思想倾向乃至思想流派,发展党内民主必然会遭遇这些思想倾向或者流派演变为政治派别的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说明,党内不同的思想倾向、流派一旦演变为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党内的政治对抗将难以避免。党内政治对抗不但会削弱党的组织、动员和行动能力,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导致党的分裂与毁灭。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瓦解的直接的组织原因就是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政治对抗导致的党事实上的分裂。因此,在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中,防止党内有组织的派别形成,消除党内政治对抗的土壤,是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组织前提。

  关键词:党内民主;党内派别;政治对抗;党的统一;分裂

  

  民主是一个得到几乎所有人肯定的概念(当然也有人质疑,但绝对不会得到大量的支持),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同样,党内民主被认为是党特别是执政党的生命所在。基于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理念,对党内民主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想象和逻辑推导出发,立足于历史事实和经验的分析明显不够,这就使得对发展党内民主的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将研究的出发点从抽象的理论推导转移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与结果的分析,就会发现,缺乏党内民主固然会导致党的僵化停滞,但如果在党内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不能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党内民主的推进也可能导致党的分裂乃至瓦解。苏共在十大与二十八大前后所遭遇的政治与组织危机,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政治遗嘱”关注的核心问题

  

  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5日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在这封信中,列宁对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进行了评价。因为这是列宁留下的最后几篇文献之一,故它与列宁口授的另外三篇文献被认为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对这封信进行了最后补充。在最后补充的内容中,列宁表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将他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英国苏联学家摩舍·莱文在对列宁“遗嘱”的研究中将“撤换”斯大林作为列宁最后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认为: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已经准备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一定会遭遇反对,“国内的反对将来自官僚机构,即由组织局任命的官员们。但如果像列宁所打算的,通过撤换斯大林集团,这种反对至少会暂时受到削弱”[1](PP133-138)。

  莱文的研究的确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但他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解读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内容,因而至少是片面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斯大林或者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的斯大林集团对列宁设想的改革的反对,而是如何防止党的分裂。因为斯大林粗暴而建议撤换斯大林,列宁的理由是:“这一点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2](P240)在列宁看来,当时最有可能引起党分裂的因素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列宁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为了说明,两位杰出领袖的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2](PP338-339)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一开始即提出增加中央委员的数量,目的在于,“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2](P337)列宁还谈到:一个自卫分子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2](P338)列宁还特别强调,他所提出的建议,“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2](P338)。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将防止党分裂的行为寄托于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而没有提出党内派别问题,是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问题,但从他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又可以看出,他对党内派别活动特别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派别活动所造成消极影响仍然没有遗忘。在此之前列宁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所采取的苏共建党以来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党的十大亲自起草并提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该决议在苏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消灭任何派别活动”,违者,“应立即开除出党”[3](P65)。

  列宁之所以建议通过这样一个决议,需要联系列宁“政治遗嘱”中所说的“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来分析。虽然苏共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派别活动,但这些派别活动对党的前途的消极影响较为有限,即使在苏共执政的初期,党内不同派别的争论也没有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因为这些派别活动局限于少数领导人之间。然而,在1920年11月,当内战结束,国家面临经济破产、人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需要对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根本转变时,党内却发生了围绕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党内形成了八个政治派别,引发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个苏共最大的地方党委之间的公开对立。反对派在中央到基层的各个组织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活动,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派别斗争,党实际上处于一种组织分裂状态,陷入了执政后的第一次严重的组织危机之中,这可能“把党的实力消耗殆尽”。[4](P554)列宁后来把这次激烈的争论看作是党发了一场“高烧”,是党的“致命之症”,认为其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他指出:“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5](P269)托洛茨基事后也承认:“在国家经济集体已经破坏的情况下,围绕工会作用和工人民主的争论,拖延了对新经济的经济方针的寻求。”[6](P32)英国学者李博曼也认为,反对派有组织的鼓动,“严重动摇了党的统一”,而且,“工人反对派观点的根本弱点在于他们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他们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7](PP289-292)

  这次党内危机使得列宁认识到党内意见分歧如果演变为派别斗争,将对党构成致命打击并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党的分裂则有可能造成党的瓦解,他在对矿工代表的讲话中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5](P249)派别斗争总是会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演变,即演变为与无原则的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行动,一旦派别斗争演变为无原则的煽动,正常的意见乃至路线分歧将非常可能演变为基于利益得失甚至个人恩怨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一旦从中央蔓延到全党,党的分裂并最终瓦解将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坚持要通过一个关于保障党的统一,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

  然而不同的认识、思想永远会在各种政党内部存在,在苏共党内,派别活动长期存在并被许多领导人认为是党内民主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苏共十大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后,仍然有许多人表达了反对或者保留意见,即使投票同意该决议的一些代表也心存疑虑。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党内民主与党的统一如何保持平衡。列宁的回答是:“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5](P246)经历了苏共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组织危机后,列宁显然对党内民主有了新的认识,即过分注重形式上的民主,至少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在需要党迅速作出决策时,转移全党的注意力,浪费党的精力,使党无法对已经降临的危机及时作出反应;第二,造成党内派别林立,最终导致党的分裂,而对于像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刚刚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党的分裂则意味着国家的瓦解乃至分裂。当然,列宁并非认为形式上的民主不重要,相反,列宁认为,党内发生分歧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但分歧演变为派别,则是大错误。对于围绕工会问题发生的争论,列宁指出,其错误在于过早进入了派别斗争。列宁强调的是不能过分注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关注民主对于党的事业的实际作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仍然需要研究的问题:民主的形式与党的事业之间的适宜性如何才能实现,这显然涉及到根据党自身的发展选择符合时代要求、与社会和党的队伍的状况相适应的党内民主形式的问题。民主形式的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对党内民主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在于它能否满足实质民主的需要,还在于它是否会动摇党的统一。

  基于对党内民主的新的认识,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将防止党的分裂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提出这个问题具有预警性质,但列宁担心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可能导致的党的分裂并未发生,虽然苏共在列宁去世后不久又发生更加严重的派别斗争,这两个杰出的领袖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对抗,但党仍然保持了组织上的统一。列宁担心的党的分裂没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当时已经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和领导制度、党委选拔和委派干部的干部制度、禁止党内有组织派别活动的制度与相关的纪律。只要这三个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党的统一就可以得到维护,任何人包括曾经在党员和干部中具有崇高威信的领导人要在组织上分裂党,都是不可能的。这大概是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没有想到的。

  

  发展党内民主成为苏共瓦解的直接组织原因

  

  由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与委派制和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机制,维护了苏共长达60年的统一,但这三位一体的机制本身存在需要完善之处。经历1927—1929年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曾经活跃的党内不同思想的争论已经不复存在。1956年苏共20大后,虽然发展党内民主曾经被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却没有对这三项制度进行完善的具体步骤。1957年反对马林科夫等“反党集团”的斗争实际上说明苏共主要领导仍然不能容许不同意见在党内的存在,更不能容忍党内的理论、路线的争论或者讨论。所以,发展党内民主在1956年以后,仍然更多地停留在文件上而没有转变为真正的实际行动。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党自身逐渐陷入停滞、僵化状态,到1980年前后,苏共开始步入衰败。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不能不将改革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

  改革开始不久,苏共领导人就明确提出:恢复党内民主是党的主要目标。党要真正保持其先锋队作用,就必须推动和引导社会民主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就需要首先在党内民主发展中作出榜样。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被苏共领导人认为是整个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8]

  恢复并扩大党内民主本身应该说对于推进整个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戈尔巴乔夫自身缺乏真正的民主素养,而其性格决定的行为特点是,“总是企图立即而迅速的解决问题却不考虑现实可能性”,[9](P70)这就使得苏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呈现矛盾现象。这些矛盾现象由于戈尔巴乔夫过分注重于形式上的民主而采取的旨在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最终成为苏共事实上瓦解的催化剂。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后仅仅10个月,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当面对戈提出了批评(实际上是比较平和的批评),这使得戈勃然大怒。当场进行反批评以后,戈组织了两次对叶利钦的批判,并撤销了叶的党内一切职务,将其打发到国家建委担任副主任。而且,他还私下向叶利钦建议,永远不要再重返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对待叶利钦批评意见的举动充分说明他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事实上叶利钦对他的批判,其程度和语气都远远低于60多年前苏共党内各种反对派对列宁的批评。叶利钦遭此打击,尽管“仍然相信(至少原则上相信)党的领导作用,并相信在苏共的领导下,人民将有美好未来”,[9](P120)在会议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受对他的批评,但他与戈尔巴乔夫却因此产生了无法消除的恩怨。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恩怨成为苏共党内政治对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叶利钦渴望进入戈尔巴乔夫的核心圈子。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使他的挫折感和怨恨日益强烈,在被戈尔巴乔夫撤销职务后,他的愤怒迅速增强。当局势翻转,叶利钦获得优势后,他对戈尔巴乔夫没有半点怜悯,而是公开采取报复。”[10]而导致局势翻转,给叶利钦提供翻盘机会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大力推进的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具体谈到扩大党内民主时,就将改变从区委到共和国党委书记的选举程序,即在地方各级党委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党委书记作为切入点。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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