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一个政党内部几乎都永远存在不同的思想倾向乃至思想流派，发展党内民主必然会遭遇这些思想倾向或者流派演变为政治派别的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说明，党内不同的思想倾向、流派一旦演变为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党内的政治对抗将难以避免。党内政治对抗不但会削弱党的组织、动员和行动能力，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导致党的分裂与毁灭。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瓦解的直接的组织原因就是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政治对抗导致的党事实上的分裂。因此，在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中，防止党内有组织的派别形成，消除党内政治对抗的土壤，是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组织前提。

关键词：党内民主；党内派别；政治对抗；党的统一；分裂

民主是一个得到几乎所有人肯定的概念(当然也有人质疑，但绝对不会得到大量的支持)，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同样，党内民主被认为是党特别是执政党的生命所在。基于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理念，对党内民主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想象和逻辑推导出发，立足于历史事实和经验的分析明显不够，这就使得对发展党内民主的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将研究的出发点从抽象的理论推导转移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与结果的分析，就会发现，缺乏党内民主固然会导致党的僵化停滞，但如果在党内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不能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党内民主的推进也可能导致党的分裂乃至瓦解。苏共在十大与二十八大前后所遭遇的政治与组织危机，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政治遗嘱”关注的核心问题

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5日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在这封信中，列宁对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进行了评价。因为这是列宁留下的最后几篇文献之一，故它与列宁口授的另外三篇文献被认为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对这封信进行了最后补充。在最后补充的内容中，列宁表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将他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英国苏联学家摩舍·莱文在对列宁“遗嘱”的研究中将“撤换”斯大林作为列宁最后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认为：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已经准备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一定会遭遇反对，“国内的反对将来自官僚机构，即由组织局任命的官员们。但如果像列宁所打算的，通过撤换斯大林集团，这种反对至少会暂时受到削弱”［1］(PP133-138)。

莱文的研究的确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但他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解读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内容，因而至少是片面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斯大林或者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的斯大林集团对列宁设想的改革的反对，而是如何防止党的分裂。因为斯大林粗暴而建议撤换斯大林，列宁的理由是：“这一点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2］(P240)在列宁看来，当时最有可能引起党分裂的因素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列宁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为了说明，两位杰出领袖的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2］(PP338-339)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一开始即提出增加中央委员的数量，目的在于，“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2］(P337)列宁还谈到：一个自卫分子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2］(P338)列宁还特别强调，他所提出的建议，“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2］(P338)。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将防止党分裂的行为寄托于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而没有提出党内派别问题，是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问题，但从他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又可以看出，他对党内派别活动特别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派别活动所造成消极影响仍然没有遗忘。在此之前列宁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所采取的苏共建党以来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党的十大亲自起草并提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该决议在苏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消灭任何派别活动”，违者，“应立即开除出党”［3］(P65)。

列宁之所以建议通过这样一个决议，需要联系列宁“政治遗嘱”中所说的“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来分析。虽然苏共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派别活动，但这些派别活动对党的前途的消极影响较为有限，即使在苏共执政的初期，党内不同派别的争论也没有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因为这些派别活动局限于少数领导人之间。然而，在1920年11月，当内战结束，国家面临经济破产、人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需要对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根本转变时，党内却发生了围绕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党内形成了八个政治派别，引发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个苏共最大的地方党委之间的公开对立。反对派在中央到基层的各个组织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活动，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派别斗争，党实际上处于一种组织分裂状态，陷入了执政后的第一次严重的组织危机之中，这可能“把党的实力消耗殆尽”。［4］(P554)列宁后来把这次激烈的争论看作是党发了一场“高烧”，是党的“致命之症”，认为其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他指出：“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5］(P269)托洛茨基事后也承认：“在国家经济集体已经破坏的情况下，围绕工会作用和工人民主的争论，拖延了对新经济的经济方针的寻求。”［6］(P32)英国学者李博曼也认为，反对派有组织的鼓动，“严重动摇了党的统一”，而且，“工人反对派观点的根本弱点在于他们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他们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7］(PP289-292)

这次党内危机使得列宁认识到党内意见分歧如果演变为派别斗争，将对党构成致命打击并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党的分裂则有可能造成党的瓦解，他在对矿工代表的讲话中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5］(P249)派别斗争总是会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演变，即演变为与无原则的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行动，一旦派别斗争演变为无原则的煽动，正常的意见乃至路线分歧将非常可能演变为基于利益得失甚至个人恩怨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一旦从中央蔓延到全党，党的分裂并最终瓦解将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坚持要通过一个关于保障党的统一，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

然而不同的认识、思想永远会在各种政党内部存在，在苏共党内，派别活动长期存在并被许多领导人认为是党内民主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苏共十大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后，仍然有许多人表达了反对或者保留意见，即使投票同意该决议的一些代表也心存疑虑。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党内民主与党的统一如何保持平衡。列宁的回答是：“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5］(P246)经历了苏共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组织危机后，列宁显然对党内民主有了新的认识，即过分注重形式上的民主，至少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在需要党迅速作出决策时，转移全党的注意力，浪费党的精力，使党无法对已经降临的危机及时作出反应；第二，造成党内派别林立，最终导致党的分裂，而对于像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刚刚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党的分裂则意味着国家的瓦解乃至分裂。当然，列宁并非认为形式上的民主不重要，相反，列宁认为，党内发生分歧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但分歧演变为派别，则是大错误。对于围绕工会问题发生的争论，列宁指出，其错误在于过早进入了派别斗争。列宁强调的是不能过分注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关注民主对于党的事业的实际作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仍然需要研究的问题：民主的形式与党的事业之间的适宜性如何才能实现，这显然涉及到根据党自身的发展选择符合时代要求、与社会和党的队伍的状况相适应的党内民主形式的问题。民主形式的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对党内民主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在于它能否满足实质民主的需要，还在于它是否会动摇党的统一。

基于对党内民主的新的认识，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将防止党的分裂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提出这个问题具有预警性质，但列宁担心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可能导致的党的分裂并未发生，虽然苏共在列宁去世后不久又发生更加严重的派别斗争，这两个杰出的领袖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对抗，但党仍然保持了组织上的统一。列宁担心的党的分裂没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当时已经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和领导制度、党委选拔和委派干部的干部制度、禁止党内有组织派别活动的制度与相关的纪律。只要这三个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党的统一就可以得到维护，任何人包括曾经在党员和干部中具有崇高威信的领导人要在组织上分裂党，都是不可能的。这大概是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没有想到的。

发展党内民主成为苏共瓦解的直接组织原因

由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与委派制和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机制，维护了苏共长达60年的统一，但这三位一体的机制本身存在需要完善之处。经历1927—1929年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曾经活跃的党内不同思想的争论已经不复存在。1956年苏共20大后，虽然发展党内民主曾经被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却没有对这三项制度进行完善的具体步骤。1957年反对马林科夫等“反党集团”的斗争实际上说明苏共主要领导仍然不能容许不同意见在党内的存在，更不能容忍党内的理论、路线的争论或者讨论。所以，发展党内民主在1956年以后，仍然更多地停留在文件上而没有转变为真正的实际行动。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党自身逐渐陷入停滞、僵化状态，到1980年前后，苏共开始步入衰败。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不能不将改革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

改革开始不久，苏共领导人就明确提出：恢复党内民主是党的主要目标。党要真正保持其先锋队作用，就必须推动和引导社会民主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就需要首先在党内民主发展中作出榜样。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被苏共领导人认为是整个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8］

恢复并扩大党内民主本身应该说对于推进整个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戈尔巴乔夫自身缺乏真正的民主素养，而其性格决定的行为特点是，“总是企图立即而迅速的解决问题却不考虑现实可能性”，［9］(P70)这就使得苏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呈现矛盾现象。这些矛盾现象由于戈尔巴乔夫过分注重于形式上的民主而采取的旨在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最终成为苏共事实上瓦解的催化剂。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后仅仅10个月，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当面对戈提出了批评(实际上是比较平和的批评)，这使得戈勃然大怒。当场进行反批评以后，戈组织了两次对叶利钦的批判，并撤销了叶的党内一切职务，将其打发到国家建委担任副主任。而且，他还私下向叶利钦建议，永远不要再重返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对待叶利钦批评意见的举动充分说明他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事实上叶利钦对他的批判，其程度和语气都远远低于60多年前苏共党内各种反对派对列宁的批评。叶利钦遭此打击，尽管“仍然相信(至少原则上相信)党的领导作用，并相信在苏共的领导下，人民将有美好未来”，［9］(P120)在会议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受对他的批评，但他与戈尔巴乔夫却因此产生了无法消除的恩怨。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恩怨成为苏共党内政治对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叶利钦渴望进入戈尔巴乔夫的核心圈子。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使他的挫折感和怨恨日益强烈，在被戈尔巴乔夫撤销职务后，他的愤怒迅速增强。当局势翻转，叶利钦获得优势后，他对戈尔巴乔夫没有半点怜悯，而是公开采取报复。”［10］而导致局势翻转，给叶利钦提供翻盘机会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大力推进的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具体谈到扩大党内民主时，就将改变从区委到共和国党委书记的选举程序，即在地方各级党委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党委书记作为切入点。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并决定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按照每3780名党员产生一名代表的原则由各级地方党委通过秘密投票选举。后来的研究表明，选举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代表的过程，“变成了党内改革派与党的机构之间的战场”，“而普通党员并没有尝试积极参与党代会代表的选举”。［11］(P80)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正常，因为通过选举成为代表的主要是党内精英，虽然普通党员中也可能有人参与竞选，但绝不会太多，而精英积极参与差额选举的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一旦选举竞争成为精英争夺的战场，党内形成政治派别就是时间问题了。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在党组织内实行报告与选举》的决定。从1988年开始，选举自下而上，从基层组织开始，在来自中央的压力下，差额选举在1989年8月到达州委一级，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通过差额选举实行干部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被苏共看做是党内民主扩大的主要环节，但这样的改革将对苏共与苏联国家的统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进行过思考。历史进程证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共走向瓦解的直接转折点，当时苏共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这一转折的失败者，而最大的获益者是已经被逐出政坛的叶利钦。差额选举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仅给叶利钦提供了重返政坛的机会，而且他还利用会议发言的机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受压制的改革家形象，由此获得了来自民间的大量支持，因为“俄罗斯人民总是同情为真理受难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位与政权有个人恩怨，同时能够在足够高的层次上对无所不能的官僚制度提出挑战的人”，［12］(P385)“他决心为自己的政治复兴而战，也准备为自己对于苏联未来政治秩序的日益激进的观点而战。”［9］(P121)因此，叶利钦重返苏联政坛就为开始在苏共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准备了领袖人物。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党内政治派别的形成已现端倪，即一些不满意选举结果的党员组成了党内的各种俱乐部。到1989年下半年，在苏共党内已经出现了至少八个具有自己政治目标的派别。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这些派别的出现已经违反了党章，而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并没有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被废除。“但实际上，问题是靠政治而不是组织手段来解决的”，［13］即苏共中央没有按照党章的规定对派别活动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其结果是，鼓励了党内破坏既定制度的趋势，派别活动逐渐活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出现如此多的党内派别，是苏共迅速走向瓦解在组织上的第一步。但所有苏共领导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一位学者却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并得出结论：“那个曾经以自己钢铁般统一而自豪的党现在开始逐渐裂为碎片。”［14］

党内派别形成后，如果没有组织形式的障碍，按照其自身演变的逻辑或者规律，将迅速向“无原则的煽动”和日趋激烈的政治对抗转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切以前所表达的誓言、承诺都会让位于获取斗争胜利的手段，为获取支持，大量令人向往的新许诺会轻而易举地发出，包容、妥协以及大局等一切都会被置之度外。1989年的下半年，在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派别活动在很短时间内即演变为政治对抗，而这时的政治对抗与1920年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1920年时的派别斗争主要由观念与理论认识的差别造成，而1989年开始的苏共党内的政治对抗，更主要的是围绕政治权力争夺的对抗。到1990年5月召开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选举新的俄罗斯领导人时，苏共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分裂并正在滑向瓦解的深渊。由于俄罗斯联邦在苏联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戈尔巴乔夫为保住对俄联邦的控制，亲临大会，对出席大会的苏共代表发表讲话。虽然叶利钦得到苏共党内民主派的支持，但当时这个派别的力量仍然有限，如果苏共代表按照中央的要求投票，叶利钦是无法获胜的。在关键时刻，叶利钦打出俄罗斯主权高于一切的旗号，导致200多名苏共代表违背党组织要求，临阵倒戈，投票支持叶利钦，从而使叶利钦获得了更有实际价值的权力。叶利钦获得俄联邦的最高权力，加快了苏共瓦解的速度。此前，苏共党内的政治派别主要通过宣传舆论和街头政治进行政治对抗，现在，通过叶利钦掌握的政治权力，这种对抗就可以引入到政权内部，形成中央与俄联邦的政权对抗。叶利钦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本派别的人任命为俄联邦政府各机关的负责人，还利用已经掌握的各种资源支持反对派的活动。这表明苏共正式开始推进党内民主后不到两年，已经深陷全面而深重的组织危机之中，其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920年个人反对派挑起争端的局面。此时，党内的政治对抗已经演变为政权对抗，权力争夺成为政治对抗的主线，思想、理念等等的争论虽然还在进行，却已没有多大意义。在任何政治对抗中，一旦对抗转变为权力争夺，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赢家通吃。

苏共在全面的政治、组织危机中迎来了第二十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除了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分裂与虚弱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大会前，苏共发布了新的纲领草案，苏共党内两大政治派别苏共民主派和苏共马克思主义派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纲领。苏共二十八大恰如曾经担任苏共总务部长的博尔金所说，“会上的情形跟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不容人反驳，争抢麦克风发言”［15］(P340)。会上，来自地方单位和基层党组织代表的发言说明，自1988年后大规模推进的苏共党内民主化，没有取得真正的实际效果。这些代表都是支持改革的，因此，他们有深深的挫败感。“他们的挫败感来自于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决策没有多大的影响。即使是高级干部，比如普罗科夫耶夫观察到，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打算真正实现党的民主化。”“而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也发现，党的领导并未建立一个机制来听取或者他们从来就不打算听取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意见。”［16］曾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普罗科夫耶夫的观察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即戈尔巴乔夫将差额选举作为扩大党内民主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却并未解决党的决策民主化的问题，而对于领导一个苏联这样大国的党，决策民主化的意义显然远远超过差额选举，因为决策民主化是实质民主的一种体现，差额选举更多的是形式民主的体现。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利钦以抗议的姿态宣布退党，“这种抗议性的退党给许多代表和党员留下了印象，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以及后来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15］(P342)以不可调和的派别斗争和政治对抗为特征的苏共二十八大，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苏共党内民主化的完全失败。

二十八大一结束，党的瓦解就开始加速。一年内，400万党员离党而去。其中一些党员是因为发现加入苏共不再是实现个人梦想的条件而退党，更多人的则是因为对苏共的失望而离去。在退党潮中，更多的党内政治派别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苏共在二十八大后实际上已经处于逐渐瓦解状态，不能对苏联发生的一切发挥哪怕微不足道的积极作用，而后苏联局势的演变基本上是由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政治对抗左右的。1991年8月苏共宣布自行解散只不过是对已经实际瓦解的苏共下达了一个正式的死亡证书。

党的统一、党的凝聚力与党内民主发展

苏共从开始推进党内民主到全面瓦解的整个过程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这个过程说明党内民主发展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至少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党内民主的发展激发了党的活力，形成了党内良好的上下流动机制，党能够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另一种则是如同苏共一样，党内民主的推进导致党内的政治对抗，进而导致党的迅速瓦解。所以，党内民主如果作为一种党演变或者发展的动力，它本身并不必定具有将党推向党所希望的方向的功能，即党内民主的发展不一定能保证党因此而不断进步、不断发展，长盛不衰。要使党内民主成为党健康发展的动力，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和党的凝聚力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国学者对苏共失败与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时，都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激进政治改革作为主要原因。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激进还是渐进，而在于改革的方向、目标与具体措施的选择。像苏联这样的大国进行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保证改革者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而这样的能力只能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组织统一和党的凝聚力。这就要求，党内民主的发展应该有利于增强党的统一和党的凝聚力，而不是削弱甚至破坏党的统一和党的凝聚力。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党内民主进程，如前所述，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导致党内派别林立，对抗严重，不管是激进还是渐进，都一定会走向破坏党的统一，削弱党的凝聚力的结局，使党最终瓦解，区别仅在于，或是快速走向瓦解或是缓慢地步入崩溃。像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大国，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首先是苏共的统一。一位立陶宛的老共产党员曾经向斯大林提出为什么在宪法中要写上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而这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斯大林回答说：“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当代俄罗斯学者就此指出：“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的分裂。”［17］(P212)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就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列宁会说，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

党对社会的凝聚力与党的统一紧密相连，一个内部纷争不断的党，无法使社会相信这个党具备凝聚社会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党的统一是党的社会凝聚力的前提，而党的内部凝聚力又构成党的组织和行动统一的前提。

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党的统一对苏共这样的“先锋队党”才具有实质性意义，而对于西方国家以竞选获胜为目标的议会式政党来说，统一并不成为党关注的重点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没有实证根据的观点。波切克在对西欧国家的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选民对政党投票是希望选择一个有效政府，而“政党的凝聚力与政党的统一是有效政府形成的必要条件”，“党内纷争将损害党的声誉，削弱党的竞争力”。他还指出：“在欧洲，普选被看作选择政府的机会，而党的统一被认为是政党能否有效执政的关键，因而党的统一对于竞选成功具有实质性意义。”根据波切克的研究，党内派别活动活跃，主要存在于政党形成的初期，而随着党的成熟，党内纷争逐渐减少。［18］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会不同，但只要党的统一不能维系，议会式政党同样会发生分裂，分裂的结果会造成对政党本身与对该国政党政治的双重影响。如2005年德国大选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超过20%的党员在党的理论家拉·封丹的带领下退党与民主社会主义党组建起新的左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因此丧失了约30%的基本选民，在大选中遭遇惨败，而左翼党则成为第三大党，德国的政党竞争格局演变为五党竞争。所以，在认识到分裂的危害性后，为了保证竞选获胜，以竞选获胜为目标的议会式政党，也越来越多地高度重视党的统一。

然而，任何政党都是由众多的个人组成的集体行动者，这些来到党内的个人具有不同的经历、愿望、偏好和动机，会根据党内与外部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行动，所以，无论什么性质的党都面临如何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同时发展党内民主这个永久的难题，因为，发展党内民主在几乎各种类型的政党内部都一定会出现不同的派别，这就为党的分裂创造了条件。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是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会发现，这篇不到2000字的文献，提出了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研究的问题。这篇文献已经说明了党内派别并不必然导致党的分裂，党内派别导致党的分裂是需要条件的，如果党能够消除这些条件，就可以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保持党的统一。

列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党的杰出领袖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可能成为党分裂的根源。如果将杰出领袖间关系改为领导集体内部的关系，就可以说这是一个被各种类型政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真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即使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但如果这些派别没有一个能够在足够高的层次挑战中央权威的领袖，派别活动的影响就只有局部性，而局部性的派别活动比较容易控制并最终制止。对于大量构成党的主体的普通党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派别活动中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的影响。

列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分裂的起因在于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各类政党历史经验同样证明，意见分歧是党内形成派别的主要原因。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很多，但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原则性分歧。由于看问题的角度、立场不同而导致的思想认识方面的差异，从而形成对待党的路线、政策的不同态度；二是由利益引起的分歧。利益引起的分歧比第一种分歧更为复杂，同时也与第一种分歧交织在一起，1920年苏共党内的工人反对派的主张就具有这两种分歧交织在一起的特点，而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对抗则更多地表现为多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叶利钦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利益关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三是情感因素所引起的分歧，即通过长期形成的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形成派别，比如，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山头主义。这种意见分歧往往并不基于对问题的思考，而是基于对有情感联系的“自己人”的支持和对无情感联系的“他人”的反对。一般都认为涉及路线、政策的分歧才是最严重的分歧，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何种分歧都可能成为引起分裂的严重分歧，这需要根据内外部条件和语境来确定。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之所以会导致分裂，原因在于，这种分歧非常可能走向政治对抗，而政治对抗一旦发生，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缓和，在发展党内民主的背景下，就一定会导致权力争夺从而导致党的分裂。

列宁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党中央内部少数人的冲突对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看起来具有相似性，但实际上不一样。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派别活动如果没有领袖，就可以得到控制；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中央委员会内部少数人发生冲突时，冲突双方都有可能到地方与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中寻求支持，以此显示自己的意见更能体现全党的意志，更具合法性。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大多数普通党员虽然在党内派别活动中往往是沉默的多数，他们的行为更多地是循规蹈矩，遵守纪律，但派别活动如果演变为无原则的煽动，也会激起相当部分党员的政治狂热，使之成为党内政治对抗中的盲动者。由于党员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中，如果在中央少数人的冲突中，有人利用某种利益诉求将这种冲突扩散到全党，中央少数人的冲突就会演变为全党的纷争、冲突乃至政治对抗，而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政治对抗一旦全面发生，党的分裂将无法避免。

列宁提出的这三个问题为解决既要发展党内民主，又要维护党的统一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需要进一步研究。只有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后，才能提出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与举措。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没有提到苏共维护党的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机制。应当说，这个机制虽然存在弊端，但这些弊端并非不可克服、不可完善，因此不能轻易废除。如果从整个苏共历史来看，解决上述难题的根本还在于对党内民主发展形式与路径的选择。只要将本文前面引述的列宁的一个论断稍作改动，结论就是：能否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保持党的统一，关键在于正确看待民主形式对党的事业与国家发展的适宜性，坚持民主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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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