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生:宪法文化的启蒙——“八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感怀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 次 更新时间:2013-04-14 20:14:30

进入专题: 宪法文化   八二宪法  

陈云生  

  

  摘要: 启蒙之语义,其中之一是指就社会群体而言,通过普及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使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群体的人们,摆脱先前的愚昧和迷信状态。如果这一过程要经过较长时期甚至几个世纪,学术上和史家通称为“启蒙运动”。中国时下的宪法贯彻实施和宪政建设,尚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宪法和宪政是“西学东渐”和“中体西用”的产物,缺乏如西方立宪和宪政那种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教育和熏陶。就立宪和宪政规律以及事理逻辑而言,中国或许真的需要从立宪和宪政最基础的底面做起,补上“宪法文化启蒙”这一历史必修之课。

  关键词: 宪法价值与功能 法治与宪治 宪政治国战略 宪法文化启蒙

  

  中国现行宪法颁行已然30周年。30年间,中国的行宪和宪政建设成绩斐然,对于推行和深化国家的改革开放,促进各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功绩卓著,确实是一个值得庆祝和纪念的大事。然而,从行宪和宪政建设的高标准上考量,中国的宪法实施和宪政建设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须待改进和完善。为此,推进宪法文化的启蒙,从宪法文化的内在品质上强化社会各方面的宪法观念和贯彻实施宪法的自觉性,应当是一个亟待倡行和推进的重要方面。

  

  一、“启蒙”的一般意义

  

  何为启蒙?从最一般的语义上来说.它涵盖两层意义:一是指个体而言,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此即启其才智而摆脱蒙昧、无知状态,人们常把过去的私塾和现代的小学教育称为“启蒙教育”,此即是也。二是指就社会群体而言,通过普及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使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群体的人们,摆脱先前的愚昧和迷信状态,此为“启蒙”。如果这一过程要经历较长时期甚至几个世纪,要对几代人进行这种开启民智的教育,学术上和史家通称为“启蒙运动”。作为“启蒙运动”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泛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从而使社会在整体上得到显著的阶段性进步。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有许多主流学者曾将在1919年前后发生的,以倡导西方科学和民主为宗旨的大规模的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运动”。另一“启蒙运动”则是专指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在特殊时期,具有特定思想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西方思想史上发生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场特定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称为“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前承“人文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和思想成果,又致力于开启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运动。在西方特别是西欧的中世纪晚期,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和经院哲学的禁锢下,再加上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权力的强力控制下,完全泯灭了人的自然本性特别是社会本性,扼杀了作为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个人生活的自主选择性,使人沦为被称为“上帝”的神主宰下的“奴婢”,在思想上只能以神意为依归,在行为上则完全听命于神意的安排。这就是说,在那个中世纪时代人已不再能称其为“人”了,作为神学“奴婢”,他们一切听命于神。其无知无欲,较之民智开启之前蒙昧和野蛮时期的人的愚昧程度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学术界称那个时期为“黑暗”时期,意即当时人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不知所为,不明所向,浑浑噩噩地度其一生。但是,社会总要发展,人也在不断进步,再僵化的思想体系都不可能永远地将人的思想、观念禁锢起来,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呼之欲出,势不可免。从12、13世纪直至16世纪主要在西欧兴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人文运动”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种时代要求下应运而生的。那场运动以倡导人的自然、社会本性的重新发现和回归人的社会主体性为主要内容和宗旨,冀望将人们的思想从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但那时的人文学者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和以什么方式达到人的思想解放的目的仍然很迷茫.鉴于那时的人文学者主流一致认为古希腊时期的文明发展无论是在思想观念领域特别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都达到很高的程度,人文主义学者当时认为只有回到历史深处,即古希腊时代去“复兴”其文明,才是摆脱人类自然本性被泯灭、思想被禁锢的路径选择和实现方式。但历史是不会完全回复到古代的深处的,当时人文学者尽管在致力于从古希腊文明特别是从古希腊艺术的“复兴”中,取得了思想解放的巨大成果,但最终没有找到能够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正确路径。这个历史性使命最终由“启蒙运动”来完成。启蒙学者在人文学者积淀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发现人类自身的理性和坚持以自然法为主要观念体系,以此达到人类思想解放的目的。这是一套系统的全新的思想体系,是人类认识自身及其社会的真正新的出发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后人称为“启蒙运动”,而其中一批卓有建树的学者被后人称为“启蒙者”。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被通称为“五四运动”的那场具有重大历史和思想意义的运动,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中的领军式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则被称为“启蒙者”。与西方的“人文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承接的“启蒙运动”不同,中国的“启蒙者”并不主张回到中国历史深处去,相反却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近代积弱成为一穷二白的国度,完全是中国古代自身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古代文化,特别是儒教中被简约称为“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是“吃人的礼教”,也是扼杀中国社会进步的“元凶”,因而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的口号,致力于倡导主要源于西方近代的先进的“科学”和“民主”的全新观念以及建构全新的自然和社会结构体系。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上还是在社会结构的构建设想上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启蒙”。因此,如果将中国的“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确也名符其实,只是在中国包括史家在内的学术界约定俗成地习惯将那场启蒙运动称为“五四运动”罢了。

  本题意义上的“启蒙”同一般开启民智意义上的“启蒙”有相通之处,但同欧洲和中国的那种成规模、长时期的“启蒙运动”又有所区别。区别之一是我们并非刻意地去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启蒙运动”。这首先是我们尚有自知之明,且不说既无资格又无能力去做任何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发动一场宪法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无疑就是一个“伟业”,单就个人做人的低调品性,特别是淡泊明志、乐于守成和安贫乐道的个人内在的价值追求,连想都不会想去做建功立业的“壮举”。区别之二是我们并不倡导去发动大规模、长时期的“宪法文化启蒙运动”。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发生在西欧前近代时期的“启蒙运动”和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称为“五四运动”的“启蒙运动”,只能是在历史上给定的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产物,虽说现实中发生的事有时与历史上发生的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像前述历史上的那两场“启蒙运动”恐怕不会在今天和未来再次出现,因为失去了发生像那两场“启蒙运动”的社会条件。区别之三是现今社会的民智基础较之几十年、几百年前的民智基础大不相同,先前的民智是一个在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禁锢下的蒙昧状态,在强大的、渗透到个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态下,人们甚至意识不到个人是作为独立的人格个体的存在,因而完全泯灭了人自身的本性;而在当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类的开化程度早已同先前的社会和人类不可同日而语。单就宪法文化来说,经过几百年的立宪活动和宪政建制历程,宪法和宪政的基本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使在中国这样后发立宪和建构宪政的国家,经过百年的立宪和构建宪政的历练与熏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这样的基本理念早已为人所耳熟能详。如此说来,现在再来倡导“宪法文化启蒙”似乎并无缘由。然而我们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之所以现在还提出和倡导“宪法文化启蒙”,是基于如下的对现行行宪的深沉忧虑和对改善宪政建构的期盼。

  

  二、在中国倡导实行“宪法文化启蒙”的历史和现实的理由及根据

  

  我们现在提出和倡导在认真和贯彻执行宪法的同时,也要切实关注和重视“宪法文化的启蒙”,正如前面所表明的,确实有我们的理由和根据。大致说来,这种理由和根据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一)历史的理由和根据

  前已指出,中国的立宪和宪政是近代一百多年间“西学东渐”和“中体西用”的产物,不是在中国本土自己的文化和法律元素中“自发”生成的。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立宪和宪政缺乏深厚的社会历史的根基,这是中国立宪和宪政的先天不足,这一点必须首先予以正视。但仅仅正视是不够的,进而还应当予以重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欠账,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积淀,在中国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层面业已形成的坚实根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轻易地翻动或一下子就能简单地清除的。因此,要让外来的宪法和宪政的“物种”在这块古老的坚硬土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硕果,绝非易事。明代万历年间,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才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认知世界的西方文化。当时只有宋应星和徐光启等先进知识分子基于兴趣而非改造社会和自然的目的才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科学与认知思维,至于广大的知识界,由于与当时在儒家思想和皇权政治的统摄下的“致仕”前程毫无关联,故拒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和认知思维。相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将他们在华的所见所闻及其感受以书信的形式传到西方,并相继集结出版,为当时在天主教神权思想和经院哲学禁锢下的西方知识界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中国古老的文明形态,特别是科举制度等给了西方知识界不仅是稀奇,更多的是启迪,并进而作为外来的借鉴和鼓舞力量,促进了当时西欧世界正在开展的大规模“启蒙运动”。利玛窦等传教士本来是为了在华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不期然却开启并促进了西方的“启蒙运动”。由此可见,中国古老的文明对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早已以这种特殊的途径和形式作出过贡献。到了现代,尽管现代性和现代化有巨大的能量,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世界的每一角落。然而,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大潮只能裹挟社会表层的经济、政治、法律等表面结构,通常难以冲击社会的深层次结构,特别是文化深层次结构。这在中国的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境下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的古代文明自史前伊始,就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历史机遇,五千年赓续延绵,直到近代才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国家始终以农业立国,农耕遂成为“国之大本”;与此同时,在“农业文明”或“土地文明”这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上层建筑的文明形态,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文化模式和法律形制等等。其中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儒家的德、礼教化为核心内容,而辅之以法律的制度。即使如此配置德、法关系,也从不视法律为独立的规范实体,不仅法律的制备浸淫着德、礼教化的内容,即“引礼入法”,而且法律的执行与适用也通过“引经释法”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工具性价值目标与德、礼教化的最高和终极目标保持一致,即最终实现“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几千年积淀的结果,致使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稳固的“人治”模式,而“法治”除在“战国时期”取得“百家争鸣”中“一家之说”的地位外,再也没有在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上发挥过主导作用。唯有奉行和发展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才会走向法治乃至走向“唯法律主义”。中国先天就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走向法治,更形不成“唯法律主义”。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进程造就的特殊的社会情境。而近代“西学东渐”以及“中体西用”风气所及,自然会使引进的西方法律文化包括宪政体制遭遇到中国的国情造成“水土不服”的状况。在此种情境下,中国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固守传统,继续抵制乃至阻击外来文化包括法律和宪政文化的冲击;二是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吸收外来的文化包括法律和宪政文化,在这个古老的国家里实现革命性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通过“变法”先是自救免于被西方列强亡种灭国,进而实现自立自强,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前一种选择已然不再可能,因为历史没有回头路可走,现代化的大潮裹挟一切奔流向前,不论你是情愿或是被迫,都要顺势向前,这是时代和社会发展使然。后一种选择尽管也有情愿或者被迫的差异,但终归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无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曾出现过多少被迫选择的情景,但最终还是自愿地走上西方立宪、宪政和法治之路,在当代则被国家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确认为治国的战略方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宪法文化   八二宪法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2989.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