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菁瑞:文革前夕的一篇科研成果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5 次 更新时间:2013-04-05 09: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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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菁瑞  

  

  提供者按:让几亿人狂热卷入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一夜之间就能突然爆发的。此前持续多年的“唱红”已经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所有成果必归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我父亲庄育智(材料科学,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当年是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海归”博士。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写有一篇关于成功发明“钼顶头”(钼合金应用领域)的科研成果报告(这个成果是难熔金属研究的一项突破,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也是难熔金属应用领域里一项创造性的发明,填补了我国钼合金应用的空白)。对这样一项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用革命年代的“主旋律”语言和“突出政治”的“党八股”,报告了研究试制的过程。当我从父亲遗物的“故纸堆”中发现这篇文字时,曾为文中大量反复出现的、充满时代特色的语言和写作方式忍不住笑。48年过去了,从这些沾满历史灰尘的文字中,可以回顾、了解那个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是怎样的荒诞离奇,不可思议。

  

  父亲那代人就被这样的“革命年代”耽误了大好年华。文革结束后搞研究写论文,他经常要查大学基础课的书,每到这时,他都会骂上几句,说是十年没干正事,连最基础的东西都忘了。改革开放后,他又能去欧美等国开会、考察,当他看见昔日那些没回大陆的校友,同龄的学人们个个风光,大房子,大汽车,显赫的学术地位等等,他真的无语了。特别是有个当年的校友,我父亲在英国利物浦拿博士的时候,那人只是个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当时他曾劝我爸千万别回大陆。后来他去了美国,70年代末已经是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研究试制成功新型金属材料——钼合金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研究员 庄育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我是1952年3月由英国留学回国的。回国后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使我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不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1956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前后,我虽然读了一些毛主席的书,但是不够自觉。在党的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推动下,特别是近一、二年来,比较抓紧了学习,在学、用过程中初步尝到了一些甜头。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使我明确了为谁服务的问题,明确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1958年大跃进开始,所党委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带领几名青年同志占领金属材料中的一个新领域——难熔金属。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难熔金属是新的高温结构材料,它能满足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中对材料提出来的一些更高的要求。难熔金属和钢比较确实有许多优点。就拿强度来说,当钢融化成钢水的时候,难熔金属还保持有相当高的强度。因此无论在军用或民用上,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有人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空间时代,难熔金属是一种空间金属,它是有广阔前途的。

  

  我国难熔金属资源很丰富。可是在1958年以前,从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使我国科研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空白点。从目前世界情况来看,这也是一个新的领域。

  

  由于自己对主席著作学习的不够,思想改造不够彻底,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曾有过思想斗争的。大跃进以前,我一直是研究钢的。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也培养出一些青年同志,可以说成果在望了。现在让我改行去研究难熔金属,感到有些“可惜”。后来在党委书记的谆谆教导下,又学习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才使我的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毛主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对照主席的教导,使我认识到,我这种想法是不符合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是一种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改行是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就应该改行。在党的教导下,我对改行不再感到可惜了,反而感到责任加重了。

  

  新的工作,是一场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战斗。但是,当时我的思想中还没有树立起敢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只想到国外学了些什么,就结合国家需要,摘一点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只有看家思想,没有创业的雄心。那个时候对洋人还有一定的迷信,对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着保守的看法。譬如,我认为我们有不少东西一下子是不容易赶上洋人的,有些精密仪器我们在短时间内是造不出来的。在科学研究上,认为洋人的科学有基础,比我们搞得早,我们只好学习他们的既有成就,逐步赶上去。大跃进开始了,毛主席指示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打掉“贾桂”思想。党号召我们树雄心,立壮志,敢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党的号召和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这时候我想起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我想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比洋人差。外国人能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搞?由于思想解放了,就有了一定的雄心壮志。并认识到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填上我国科学研究领域的空白点,有责任使祖国地下埋藏的大量难熔金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难熔金属是一个很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包括了钨、钼、铌、钽等十几种稀有金属。开展这方面工作必须有所侧重,不能同时把每一种金属都拿来研究,究竟选哪一个,这对突破难熔金属这个领域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那时,我想起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指出“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的观点,经过领导的启发和群众的讨论,分析了几种主要难熔金属,认为钼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金属。钼的一系列工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其他难熔金属就不难解决了。所以确定先从钼下手,先攻下难熔金属这个主要堡垒。

  

  研究题目确定了,下一步就该开展工作。可是,当时我和几个青年同志都没有经验,实验室里一台可用的设备也没有,要查资料只有几份公开发表的文献,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面对这种局面,是干下去,还是打退堂鼓,我有些犹豫。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这段话使我明确了,我们就是为解决困难而工作的。工作必然会遇到困难,有了困难就需要去解决。只有解决了困难工作才能向前发展。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只要我能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思想改造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大跃进中,虽然批判了迷信思想,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就露头了。譬如:依赖欧美的洋拐棍是扔掉了,可是还有依赖苏联的思想。那时中苏两国科学院有着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我们的党委书记根据这个协定曾去苏联,想从那里弄些资料,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满以为能拿回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哪知道,他们背信弃义对我们虚伪招待,具体问题上严格保密。我的幻想被打破了。党委书记指示我要靠自己,不依赖别人。我从实践中也认识到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争取主动。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的教导,我想,要认识有关钼合金的一些问题就得变革它,真正的生活于试验钼合金的环境中,哪怕我最初是个外行,最后也会变成内行的。我决心放下科学家架子,走出办公室,和青年们一道动手搞实验,掌握大量感性知识,为总结经验提供条件。同时,青年同志的干劲反过来又教育和鼓舞了自己。熔炼钼合金需要大功率。我们的自耗电弧炉一开,所内其他各室和工厂的工作都需要受到影响。熔炼小组的同志坚持在清早上班或晚上下班后做实验,白天照常工作。七八年来一直是这样。在试验的初期我都按时去现场,和青年同志们一起做实验。有的实验在所外兄弟单位进行,我也尽可能争取参加。

  

  真空自耗电弧熔炼,在没有掌握它的规律以前,是有危险性的。它的基本原理是将要熔炼的金属作为电极,以水冷紫铜坩埚作为另一电极,利用电极与坩埚底起弧所产生的高热(5000~60000C)使金属熔化。据文献所载如果操作不当,电弧打在只有几个毫米厚的紫铜坩埚上,很容易将坩埚壁打穿。坩埚壁一打穿,外面的冷却水流入炉内,水与几千度的液态金属接触就可能发生爆炸事故,国外曾经报道过好几起大的人身伤亡的事故。我们第一次在1.5公斤真空自耗电弧炉试炼钼合金的时候,直流电源是由六台500安培的电焊机并联起来的。本来大家思想上就比较紧张了,再加上六台电焊机一齐起动发出震耳的声音,一时空气就更显得紧张,仿佛上战场似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我想我是题目负责人,又是共产党员,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应该走在前面。我和青年同志一起在电弧炉旁边进行操作。在起弧一刹那,电焊机发出怪声,刺眼的光线突然从炉内射出来。情况的确十分紧张,我依然坚持在现场,直到试验结束。特别是共产党员王连东同志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竟敢骑在电弧炉上面操作,对大家教育很深。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掌握真空电弧熔炼的规律,事故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在摸经验过程中,我们曾经走了不少弯路,遇过不少失败,也闹过一些笑话。譬如:在开始搞钼合金的烧结时,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按钼的容易氧化的特性把预先压好的样品装在炉内,抽真空加热烧结。组内一位青年同志为了烧结这炉样品,在炉旁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们满以为一开始就可以得出所需要的样品,哪知道打开炉盖一看,里面像变魔术似的,样品不见了。我们在炉内到处找也找不到。样品到哪里去了呢?一时谁也没想出来,后来我们仔细分析,才知道是由于炉内真空度不够高,在20000C左右的高温下,长时间地加热,钼一步一步地被氧化,变成气体被抽走了,因而找不到样品。

  

  我们就是从经验这样不足的情况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怕困难,逐步走过来的。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做了大小上百炉的试验,经历了许多次的失败,终于找到了制备钼合金的一套工艺,炼出了性能合格的钼合金,为在我国发展钼合金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仅做了大量的试验,还及时进行总结,写出了十几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其中有一篇论文曾在国际性的波兰第三届金属学学术会议上由我报告过,今年有好几位外国科学家曾来信向我们要这篇报告,我们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台有用的设备也没有,可以说只有几间空屋子。那时,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建设试验室的任务。走什么道路去建设试验室,解决这个问题,也有着复杂的思想斗争,也走过一段弯路。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了成功的道路。开始我又想依靠苏联,我们搞到了一份苏联的真空高温硬度设计图纸,没有仔细审查图纸,就送去加工。这台仪器做出来后才发现在设计方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至今这台仪器还没有充分利用过。靠苏联的想法破产了。这时我又想到向国外订货。仔细一想,不行。一来要花国家大量的外汇,二来人家也不会卖给我们最新的产品,就算人家卖给我们了,至少也得二、三年才能得到订货,所以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另外我也想到了在国内市场购买的可能性,一想这也不行。因为我们搞的钼合金,在当时国内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所要求的仪器是高温,高真空,在我国科学仪器工业上正是空白点,显然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主席曾教导过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取得的。主席也曾号召过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中国革命的无数历史事实和大跃进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研究、设计、生产“三结合”。由研究人员根据试验的需要和综合文献上的情况,提出设计方案,由设计人员进行设计,最后工人进行加工生产。我们设计每台仪器都要经过多方面的验证,集体讨论。一台仪器制造出来后往往有许多考虑不周到的地方,需要在试用过程中不断修改,最后才能定型。例如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真空持久强度试验机就是经过了二、三次的修改设计,每次修改设计都经过具体、细致、认真的讨论。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我们的工人同志们,一点也不怕麻烦,有时我们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一下子就给推翻了,从头做起,他们不仅没有怨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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