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如何理解中国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7 次 更新时间:2013-03-22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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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如何理解中国外交?这里识别的结构性因子有四种,即:中国的当代政治制度、近代史的屈辱经历、传统文化心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框架、较长时段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外交存在的给定条件与无法回避的外部系统。”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正在成为各国专家广泛分析的样本。在众人瞩目、进步显著的当代中国外交画面里,到底有哪些主要推动因素和限定(约束)因素?大体上,笔者把构造和影响中国外交的主要因子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结构性因子,它们基本上是给定的、长期作用的、不轻易改变的,属于“发生的前提”、“存在的环境”和“外部的系统”。这类因子包括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与特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变迁规律,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等。在长时段上,它们从不同侧面塑造着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发生的背景、性质与条件。

第二类是器物性因子,它们更多与全球市场及贸易的发展有关,与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与工商界和消费行为的兴起联系在一块。这类因子包括传统媒体的活跃、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及方式的多样化、商品消费热潮的到来和普通人日益强烈的消费主义等。这方面最近的事态则是全球范围地区主义的兴起,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日益增强的发展。

第三类是体制变革因子,在这里特指改革开放进程推动的中国外交制度创新,它们带有极鲜明的中国新时代特点,只是出现于最近的二三十年间,主要表现为外交部门内部的各种调整充实、核心外交(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与大外交(包含地方外交和广义的外事)的积极互动、公共外交的出现和扩大,等等。这部分因子与第二类因子在形式和内容上当然有很多交叉,笔者之所以做出区分,重点在于强调变革时代中国外交民主化的制度效果。

第四类是个体性因子,它们与个人的经历、专长、情感、偏好有关,这类因子即便不带有偶然性,也比较易变,典型的“因人而异”。在当代中国外交场景里,这里的个体性因子主要指两类人:一是政治领导人物和主要外交首长;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政策咨询、有一定影响的外交学者,特指最近十几年逐渐兴盛的外交咨询工作及其代表。

下面对这四类因子分别略加解说。限于篇幅,这里只勾勒基本线索,不做仔细论证。

(一)结构性因子

这里识别的结构性因子有四种,即:中国的当代政治制度、近代史的屈辱经历、传统文化心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框架、较长时段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外交存在的给定条件与无法回避的外部系统。

1.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主要特性是由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外交表达着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它对国际关系的主要诉求。一个国家的外交,是通过官方认可的对外交往方式,把这个国家的基本结构、大的目标、自我定位等,展示给它的邻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本质上,外交是内政的展示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体的各主要规定也是区别新旧中国外交的政治界标,是中国外交制定和推进的政治前提,是考察中国与世界关系复杂互动的政治窗口。

比如,同样人口众多和有着受西方列强殖民和压迫的历史,同样正在快速崛起和自我归位为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的遭遇却常常大相径庭。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印不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主宰的当今世界主流政制的磨合不一样。再比如,中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外交,除开经济、贸易、技术的需要等必须与西方国家协调合作的一面外(这是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还应当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适时有力地回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们差不多被视为少数西方大国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代名词),而后者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影响下,普通百姓在观念上会比较亲近和同情亚非拉国家及其人民。这种社会心态培育起来的中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了自己的特有目标与口径,例如,毛泽东关于“是非洲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著名论断广为流传,现在中国外交部长每年的首访区域还是非洲(很难想象把非洲换成美国或日本会有什么后果),周恩来当年“亚非十四国两月行”的传奇故事至今仍是中国外交官培训时的重要内容。不论改革开放之后如何变化,中国政治的基本线索是不可磨灭的,离开它便无法深刻理解中国外交之多样而辩证的逻辑。

2.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经历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1840年起始的百年屈辱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和所有外交官来说,他们的首要使命之一便是“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在一般外交理论中,只有弱小国家才会丧失主权和受到欺负;很多外国人不太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如此强调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价值在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中占有的位置是如此重要,确非一般大国、强国所能比。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近代百年屈辱史的铭心刻骨,无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很容易理解,每当中外关系发生摩擦尤其是与传统西方列强发生纠纷时,中国老百姓就会产生“八国联军又来了”的联想,而不大倾向于细致思考中国方面可能的原因或互动过程的复杂情况。

也不难解释,与其他大国关系对比,譬如说,为什么中日关系显得敏感而脆弱——每当日本政府或右翼势力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格外高涨,中国政府承受的压力可能大大超出一般国家关系的紧张。中国民族主义的原委与起落当然不全是外交方面的事情,但它肯定将伴随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整个过程,使后者呈现某种“斗争/合作/再斗争/再合作”的多重磨合景象。

3.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

百年的屈辱历史之所以显得格外沉重,乃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一个在发达程度上曾长期雄踞世界民族前列的东方大国身上。深厚的历史文明血脉造就了深植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解中国当代外交,尤其是观察和衡量民族情感及大众心理对外交决策的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既离不开对不堪回首的近代史的记忆追索,更不可不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底色”位置。这是一种复杂的构造过程,里面包含着两重性:从好的一面讲,它有利于保持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思想坚定性,理论上有助于建立不同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下形成的外交学说和实践;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著名外交战略思想就很有中国特色。从不利的一面说,它容易让人自大和排他,弄得不好会导致不合时宜甚至有碍合作的民族主义情绪。

4. 西方文化与意识的进入

伴随鸦片战争的到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蜂拥而至,形成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巨大压力和对中国社会思想形态的强烈冲击。就中国外交的主题而言,近代西方缔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重心,是必须逐渐“融入”和适应的给定环境。

考察中国外交的各种题材、重大事件、行为方式、动员口号等,研究者一方面会看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后来演化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的觉醒,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方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个事实上弱肉强食、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里,适应理论上和表面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一票的联合国及主权国家交往方式,包括应用外交概念和国际法准则来争取本国权益和为斗争策略加上合法标签,都是中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西方话语系统,是掌握了战场上与对手博弈本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熟悉的新的斗争技巧。这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曲折漫长,并不轻松。

例如,在外交理念和实践中,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究其内涵和立意,源出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而联合国体系就像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样,大体上可以视为传统列强在二战后初期设计的主要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中,同理可适用于判断“自由”、“民主”、“人权”、“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的推广应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自身的调整,西方体系和意识形态本身也变得更加精致、具有多重效果和难以简单定性,世界经济贸易和国家的对外实践里更加无法用“黑与白”、“好与坏”、“对与错”的是非标准判别它们。今天,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中国“另起炉灶”(不论这些呼吁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中国已同现今的国际体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已俨然是国际博弈场的主要玩家之一,中国外交的进取或挫折只能依据现有的大国外交框架、多边外交舞台、周边外交平台和与第三世界关系的进退加以衡量,所有这一切严格地说(严酷地说)均为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的产物。

(二)器物性因子

1. 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

今日中国,通过媒体、网络、移动终端等等各种媒介获取和了解信息,用它们加强能力和改善待遇,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方式。评估信息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有独特的内容和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来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和外交事务对纳税人有交待的义务,信息浪潮的到来大体上可看做强化了已有的势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外事无小事”,政治上要求“外交要保密”,因而社会公众对外交的了解非常有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等极左年代,通过广播收听外媒更是危险的事情,发行有限的《参考消息》只是少数人的国际消息来源。

新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外交部发言人与其说是发布新闻,不如说是帮助公众和外界对已掌握的各种消息分辨真伪或解释立场;有些真正需要保密的消息或事件,却常常由于外媒的透露而提前曝光,更可能被敏锐而乐于捕捉消息的年轻网友广为传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说到底,全球信息技术的进展及其穿透力给各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传统管理方式造成了从未有过的麻烦与挑战,中国也不例外。

2. 大众消费热及工商业的影响

在中国,工商业对政治决策和外交方针有不断增大的实际影响,而这种格局的形成首先来自市场化条件下难以遏止的大众消费热潮。市场经济的主体——工商业者——在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意识,即要求参与事关贸易、通关和纳税之规则的制定,至少要求制定的过程更加透明和可以预期。如果这些规则涉及对外交往,工商业会对国家的对外战略更加敏感,对外交部门的举措更加在意,对(譬如说)自身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提出更多的保障要求。

在中国的体制下,虽然很难见到美式的大企业游说团体和所谓的“压力集团”,但上述三个方面都有踪迹可寻,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与对企业和商界利益的考量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例如,新时期不断扩大的外交领事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少驻外大使和特别代表甚至承担起了招商引资的重要使命。中国公众很容易注意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常在各种场合替受到指控和批评的本国公司和个人的商业行为做出辩护,尤其当中国人的海外收购活动遭受不合理的政治阻碍时。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现象是,中国主要领导人出访时,常常会邀请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商界人士随同全程,而且最终总有大笔合同订单的签署。外交部门和工商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外交”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和指导思想里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3. 地区经济一体化

同一地区的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到一定的阶段,地区一体化进程还可能自动出现有助于增强共同军事安全和共同政治目标直至共同社会身份的各种“外溢”效果。这种始于欧盟并且成型成熟于欧洲范围的这一发展路径,在显露出积极的效果之后,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所借鉴、仿效。

上述事态对中国外交过程的渗透是在最近十多年逐渐出现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促成东亚内部各国经济协调合作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推动中国大国意识的萌生和决意参加本区域协调合作的重要起点。在那次危机中,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邻国提供了信贷方面的支持,并且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周边国家渡过难关。危机之后中国的声望和地区影响力迅速提高,也给中国外交带来始料未及的惊喜和启示。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说法逐渐增多,多边主义概念在中国外交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安邻”、“睦邻”、“富邻”等方针逐步取代了过去充满争议的和令人担忧的关系格局。更多的中国学者和外交人士认识到,在本地区形成合作态势和占据主导位置,是中国迈向全球大国高地的必经步骤,也是中国所在的东亚与其他地区冲刺争锋的必要保证;在最新的中国外交实践里,则有日益增多的实例证明,这种认识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响应与创意,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和协调。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平台的搭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各种倡议,与日本、韩国等国一道针对金融危机所做的货币金融协调和安排,人民币作为地区结算币种在周边国家的推广,及至与东盟国家签署或参与的有关无核区、自贸区、海上安全安排、非传统安全协调、“香格里拉对话”的各种协议等,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决策圈和外交部门对本地区和谐氛围的看重。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后果类似,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机制、新路径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形态的塑造,对于中国人不同于旧时“天下观”的新国际主义观念(首先是地区主义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外溢”影响。虽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中国的地区主义方针对于自身发展和国家形象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三)体制变革因子

体制性因子在中国特称“体制变革因子”,是由于外交体制本身的变革是在改革开放总体氛围和要求下出现的,基本上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这里说的体制变革因子,主要包含核心外交圈(外交部和中央外办)的改革和非中央外交(各部门的外事工作及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的兴起。

1. 核心外交圈的创新

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由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狭义上的外交并非只是由外交部操办,而是有一个特殊的机制: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直接隶属最高领导层,中央外办主任相当于党的总书记的外事助手,这个级别较高而人员相对精炼的机构基本上由职业外交官和党的对外联络部门的官员组成。而外交部则是国务院的主要部委(内阁级)之一,履行一般国家外交部的传统功能,即代表国家和中央政府对外交往。恰似外交部在国务院的位置一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则是执行党的对外交往任务的主要职能部门,负责和协调党际间交往的各种具体事务,它同样是中央外办纵向协调和沟通的主要单位之一。不过,从承担的事务量和在外界的影响衡量,中国外交部依然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主渠道,是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履行各种使命、签署各种协议、表达各种诉求的主要声音。

研究中国外交制度创新,在笔者看来,比较方便和有效的观察视角是外交部的功能性改进,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时间,这方面的变化与调整特别丰富和卓有成效。首先,适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气象,中国外交部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的专门办公室和特使安排,以加强对特定地区和事务的影响。比如,负责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人员编制和办公机制;向非洲、中东等热点区域派遣了负责苏丹达尔富尔事务的特使(常设)、中东问题特使(常设);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全球关注与呼吁,设立了中国政府气候问题特别代表;与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共同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常设),其办公场所便安置在北京。

其次,根据中央精神和要求,尤其在最近的十年间,不仅外交部的政策研究部门得到扩大,而且大大强化了这方面的经费和人员投入,包括设置重大调研课题、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吹风会、政策分析会和各种咨询活动;政规司和其他职能司还经常登门请教,与国内(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学术机构、重点高校和外交智库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协调与合作关系。

再次,按照党和国家领导层近年倡导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精神,外交部也提出了“外交为民”、“外交是人民的外交”等要求,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例如,建立了外交部的“公众开放日”,经常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到外交部参观并答疑解惑;外交部的一些部司级领导常常到各地方和高校作报告;外交领事保护的范围和工作量不断扩大,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旅游者、留学生、出国经商和务工人员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外交部不仅公布部分历史档案,而且定期更新工作网页,一些大使和部司干部还经常上线回答网友提问,在开放性、透明度方面走在国务院很多部委前面。

最后,研究中可以发现,外交部绝非只是上级意志的“传声筒”,素质日益提高的新一代外交家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自己的创意与妙笔。以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政府推动的“大国战略对话机制”为例:尽管它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直接受令于最高领导人,职业外交家们在具体的操作办案、对话样式、议题选择以及难题处理的过程中,发挥了富有创造性的作用,其工作及成效受到国外同行和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此外,在协调各部委处理中共中央交办的一些重大任务方面,在预报重大国际事态及涉华危机方面,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外事方向的意见和建议方面,中国外交部门都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主动作为。所有这一切还在扩展深化中,而它们是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很大约束的中国外交不太容易看到的,因而可以说体现了一种进取和变革的气象。

2. 非中央外交的兴起

非中央外交在中国场景特指两种情况:其一是非核心外交部门之外的部委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单位的对外交往行为,其二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的对外交往行为。

在目前的中国,对于各种形式的“外交”有许多形象的称谓,如“政党外交”、“军事外交”、“体育外交”、“经济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社团外交”、“工会外交”、“青年外交”、“妇联外交”等,它们更多扮演一种拾遗补缺的角色,与核心外交有着互补互惠的关系。原则上,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等)在安排重大外事之前,要把自己的议程与邀请对象向外交部做出通报,取得后者的认可与指导;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活动特色,不仅填补了繁忙的外交部通常来不及顾及的许多空白,帮助本部门实现某些独特的对外诉求和利益,而且有利于对外展示多样丰富的中国形象。自然,由于利益不同、视角各异,外交实践中也会遇到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局面。

对于研究者来说,非中央外交在中国的典型样式是各级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和对外交往。例如,东北、西北诸省份探索出与中亚和俄罗斯交往的“边贸外交”与“能源外交”,山东和东北一些省份形成了与韩国各级政府合作建设的开发区或工业园,西南方向的各省(广西、云南、贵州等)瞄准东盟等地区开发建设“西南大通道”、“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地区博览会招商会”等小区域合作平台。笔者想指出,尽管这些“次中央外交”看上去都有主打经贸和能源牌的色彩,然而外事部门起了很大的协调、沟通、通关和通报作用,外交部往往也提供了一定指导和协助。有意思的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非中央外交”越是卓有成效,它们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经济起飞与地方性上升的相关性,给研究者判断多样的动态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

(四)个体性因子

个体性因子主要指个人对外交的影响。外交政策往往因人而异,包含一定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影响中国当代外交的个体性因子包含三类人,即:政治领袖、外交官和智库学者。与外交官和智库学者相比,政治领袖有着异乎寻常的巨大力量,尤其在中国的国情和条件下,他们经常起到制定航向和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

就中国外交来看,老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方略多半涉及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大棋局,无论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三个世界”、“中间地带”、“一边倒”或“联美反苏”的思想,还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两大主题”、“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不抗旗、不当头”的韬晦思想等,都是一些大事情或百姓不太容易感受的大目标。而新一代的领导人尽管也提出不少涉及全局的判断,但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的民生问题(“外交为民”)、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与邻国关系上出现的摩擦问题、加入更多功能性国际组织问题等,更多地涉及建立和谐世界、稳定中求发展的内容,是公众可能参与的事务。

再比如,同样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气氛下,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态度和风格就与毛泽东大相径庭:周恩来比较倾向温和的外交路线,行事作为是典型的外交家;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仅表现在国内各个领域,也体现在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不妨设想,假使把两位领导人的角色对换,重大外交决策及其后果的画面可能出现一些微妙的改变。同理,改革开放年代执政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们的背景、年纪和个性有所不同,在对美外交、对日外交和涉台问题等方面有略微不同的认知和政策差别,是很自然的事情。研究表明,结构和位置通常决定了执行者的基本的方针和态度,但角色的扮演却可能由于个性、认知、偏好、经历、环境等诸多因素而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尽管与国外有许多本质的不同,中国外交舞台上的许多大戏中,仍然可以识别角色的不同个性与努力。

小结

当代中国外交虽不能脱离外部环境和时代条件而存在,但它确有自身的基因和独特的构造。人们实际见到的中国外交,并非单一因素的引导和决定,而是多层次、多步骤发生、相互作用和制约、反复塑造或对冲的结果。把中国外交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就会发现,各类因子的强弱和起落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恰恰相反,它们是令研究者兴致盎然的分析目标,是中国外交学界尤其应当而且可能做出重大发现的对象。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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