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研讨会”发言选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3 次 更新时间:2013-03-02 13:46

进入专题: 学术热点  

余三定 (进入专栏)   喻阳   陈跃红    

编者按:2012年12月8日,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和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五十多位学者与会。研讨会开幕式由柳春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原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新华文摘》总编辑喻阳、中央文史馆研究员白少帆、湖南中湘公司董事长陆镇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负责人俞祺、《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的著者余三定先后致辞。研讨阶段由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主持,全国社科规划办原主任董京泉、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魏冬峰、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研究室教授胡星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庆、《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等作主题发言。闭幕式由金永兵(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持,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作研讨会小结。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学者还有石运佳、邢东田、李世涛、金永兵、王文革、师力斌、李征等。武警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军旅作家祖书勤出席了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学者还有杨学博、薄洁萍、郑成宏、黄卉、杜悦、何瑞涓、何海峰、李少华、薛熹祯、李峻岫 、余萌、郭涛、任潇、邱理、胡艳琳、韩桑、朱丽娟、东方乔、段家星、段震文、贺波彬、周庭乔、李晟媛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编辑部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外国留学生也参加了研讨会。这里选登的是部分发言稿。

学者做学问应该自觉关注时代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 云梦学刊,湖南 岳阳 414006)

借这个机会我讲四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要感谢的人很多,第一是要感谢有关学术报刊的编辑朋友。在我这本《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出版之前,书中的各部分内容先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分别在多家报刊发表过,并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等转载或摘要,发表和转摘拙文报刊的朋友我已在拙著《后记》中表示感谢,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第二是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3本书,2005年出版了《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2010年出版了《南湖藏书楼》,现在的这本《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是第三本。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总编辑张黎明、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张文定、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公司总经理高秀芹、本书的责任编辑魏冬峰、《南湖藏书楼》的责任编辑韩文君、《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的责任编辑张晓蕾等多位朋友。北大出版社的朋友还热忱支持我藏书,张文定老师和张黎明老师都赠送过不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书给我。最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内容和装帧印制都特别有意思、非常别致,一本是《登山日记》,还有一本是《偶然》,张黎明总编分别请著者题签后寄给我,他知道我收藏著者题签本,所以我要特别感谢。第三要感谢今天与会的朋友。今天与会的朋友来自各个方面,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朋友;其中有师长辈的,如董京泉老师,还有陈跃红老师(我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师)等;有文友、朋友,北大的多位青年老师,包括柳春蕊、金永兵、石运佳、李少华等就是,还有如《新华文摘》总编辑喻阳、《光明日报》理论部的薄洁萍、《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杨学博、《中国社会科学》的郑成宏、《中国教育报》的杜悦、《文艺报》的熊元义、北方工业大学的王文革等等;有亲友,如我的堂弟余萌,余萌还帮助邀请来了他的岳父、武警总部的祖书勤将军,还有侄子辈的任潇,任潇帮助邀请来了中央文史馆的著名学者白少帆先生;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朋友,《学志》至今有三届编委会到我的南湖藏书楼开过研讨会,《学志》编辑部的俞祺等同学在柳春蕊老师的带领下,为筹备这次研讨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上述4方面的朋友外,今天与会的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限于时间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是,关于我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撰写《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这本书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我认为今天的学者做学问应该自觉关注时代,应该主动面向社会、参与现实。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如果要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最好的途径就是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给社会,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影响社会,以有益于社会。我这本书,各位从标题即可见出是我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学术界的一种发言。第二,我从1998年开始兼任《云梦学刊》主编,《云梦学刊》有一个特色栏目叫"当代学术史研究",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也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我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包括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两个方面,就是说从我个人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学术热点研究也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因此撰写并出版这部著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是,简要报告这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先谈撰写过程,我主要谈三个要点:第一,撰写这部书,资料收集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资料收集方面,我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我收集资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学术热点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就在有意识地收集资料,有的热点讨论我还参与其中并发表了看法。比如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关于学术评价的讨论、关于反对学术腐败讨论、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等等,我都参与了其中的讨论,发表了意见。另一种情况是我在事后收集资料,我重点收集纸质学术报刊的资料,同时也注意收集网上的资料。第二,在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努力从数量浩繁的纷繁复杂的材料、现象中做出梳理、概括、提练,特别注意在收集材料、梳理材料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研究,从而寻找出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来。因为做学术研究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要寻找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做的一些学术热点综述在作为单篇文章发表时都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比如拙著第一章"回眸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这一章内容的撰写最早起笔于2003年,那一年我应薄洁萍的约稿撰写了《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一文,该文发表在《光明日报》2004年2月24日"理论周刊o学术"版,那篇文章虽然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不过我当时对新时期学术发展是做的静态研究,即是将新时期作为一个"共时性"的东西来看。但到拙著第一章"回眸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我对中国新时期学术的发展做了动态的把握,即试图对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描述和概括。还有第二章"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这一章作为单篇文章发表之前已经至少有两位学者写了该方面的综述,我跟他们的区别在于我描述了学术规范讨论的全过程,我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这篇文章发表在《云梦学刊》后,《新华文摘》转载时把我的这篇文章上了封面目录,还有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好几家转载或摘论点了,说明该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第三,在研究过程中我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比如,关于学术规范问题,我在本书中表述的观点和我后来发表的文章的观点就有不同。原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学术腐败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学术规范没有建立起来;可事实却是,现在学术规范建立得非常具体细致、非常系统了,教育部有,北大等许多高校有,中国社科院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科技部也有,但是学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可见,要想用学术规范来阻挡学术腐败是不可能的。去年《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冯建华采访我,我就谈了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学术规范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中的那样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学术规范建设不能遏制学术腐败。可见,在有些问题上,随着事物的发展和观察的深入,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出版过程我也要简单汇报一下。最初,北大出版社的魏冬峰编辑设想要出一套丛书,其中约我写一本。后来她的丛书计划没有付诸实行,遂将约稿退给了我。不久我又将约稿作为投稿投了过去,于是作为单独的一本书出版了。张黎明总编辑对本书的出版也特别关心和支持,曾当面和我谈过本书的出版事宜。魏冬峰编辑等做事非常认真,我这里只举例说说封面设计的事。他们根据我的想法做了三个封面设计给我看,我从中选定了现在采用的这个封面。选定这个封面以后,他们又设计了两个小有区别的封面,一个是"内容简介"放在封底的,另一个是"内容简介"放在封底勒口的,我们选择了后者。我非常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朋友。

四是,欢迎各位师友不吝赐教,尤其希望各位多提批评意见。

学术评价应该重质轻量

喻阳

(《新华文摘》杂志社,北京 100706)

《新华文摘》是一个二次文献刊物,依靠大家所做的原创性工作,依靠大家提供的一些优秀的作品。今天上午我参加了一个讨论学术创新期刊改革的学术会议,因此来得比较晚。

首先我要祝贺三定主编《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这本书的出版,他把这本书早就寄给我了。再一个是要祝贺这个会,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很多,发言的内容也很丰富。对这个问题本身我不是很熟悉,我不研究当代学术史,我是学外国哲学的,对这一块没有做过系统的梳理和思考。当然对书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应该说感性的感受和认识是有的。在座的不少老师可能跟我的人生经历差不多,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可以说当代学术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过程当中大致是个什么状况,有一些感性的感受。我总的感受和三定书里面讲的是一致的。这几十年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简单来说,内容很丰富。从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参与的人数等方面来讲,应该说内容很丰富,也有一些重要的成就。但是总体上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在原创性和深度方面很不足。所以对新时期学术发展进行梳理和评论,对今后中国学术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中,在过去几十年的基础上应该有哪些改进(包括学术研究的这种方式、关注问题的方式等方面能够有哪些改进)?怎样让我们的学术研究更有实效一些?从上述这些方面来看,可以说三定主编的书是很合时代需要、很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谈到的很多问题,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是热点问题,到现在也是热点问题。比如书中谈到的学术评价问题,刚才有学者讲到学术评价问题是伪问题,是不是伪问题首先取决于你对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伪问题"有一个约定。我们学分析哲学的,像罗素到美国去以后,美国就有很多基督教抗议说不要让罗素到美国来,因为罗素不信基督教。罗素写过一本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后来罗素还是去了,他们就要求跟罗素进行一场辩论,讨论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罗素是一个在数理逻辑上有特别重大原创贡献的人,他又是思维非常细致、非常深刻的20世纪最重要的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维方式对我影响很大。他说我们要讨论上帝存不存在,首先我们要约定上帝是什么意思,别到时候我说的上帝和你说的上帝不是一回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将概念的内涵理清楚了以后,可能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争论。所以说"学术评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怎么理解学术评价。对学术评价我感觉它是一个问题。学术评价本来可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年来把它弄成了一个很复杂、很啰嗦的问题。前不久(9月份),我去参加一个社会科学院系统组织的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高层论坛,让我发一个言。我也简单说了一下看法。现在关于学术评价大家说的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量化考核,用简单的数量多少评价学术成果,只看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出版了多少本著作。我在那个论坛上表达了强烈的反对的观点。我觉得评价学术首先要看它的内容和质,量可以参考,但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讲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最重要的书,书很多,但是首先会想到《论语》、《老子》、《孙子兵法》。《论语》一万六千字左右,《老子》五千言,《孙子兵法》也不到六千字,《心经》就二百六十个字。这些著作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著作。相反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们发表了可能是数百篇文章,出版了几十部著作,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有人统计说某人发表的东西可能平均每天三千字,很能写。但这样的人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并没有什么学术影响。所以说,从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学术声誉上来讲,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强烈呼吁,我们要改变成为重质轻量。这里面涉及到包括职称评定等问题,现在有很多高校看重量,因为量常常跟职称评定有关系。不过,现在已经有一些高校像复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实行代表作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呼吁这个方法被多数大学实行。当然也有人说代表作评委可信吗?中国的诚信问题现在又比较严重,这里面也会存在很多问题。我也说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存在问题,可以说找不出一个不存在问题的制度来。因此我认为,相对来说,代表作制至少比单纯的以数量为主的方法要好一些。后来该论坛的主办者要求我将发言写成了简单的文字稿,我重点讲了学术成果质与量的关系。

我还要讲一下高校教师的职责问题。高校教师究竟是干什么的。现在很多学校里面强调,高校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科研。我觉得这也是本末倒置,不管怎么讲,高校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我认为,高校教师的职称、岗位、报酬等等,首先要跟教学挂钩,而不是跟科研成果挂钩。大学为什么存在,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要上大学,教授是让你来教这些学生的。衡量这些教授的水平、贡献首先要看他的教学成果,其次可以附带地看他的科研(相对来说科研是次要的)。综合来讲,高校有三个职能,教学、科研还有社会服务。但是我觉得在这三者关系中,教学无疑是第一位的。那么怎么来衡量教学成果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比如说,让系主任组织一个班子去听一下课,然后以不记名的方式打分,作为管辖范围下的教师的工作状况的评价,另外可以让学生对教师进行评价,打分的范式也可以。但是要注意时间的选择,一定是上课课程过半,另外是要在考试之前。用这种不记名的方式,教学效果总的来说还是好评价的,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觉得教师职责问题和教学问题也涉及到学术评价,这也涉及到大学教授正本清源的问题。现在的大学老师拼命写文章,课能不上就不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本末倒置的问题。另外我再强调一下同行评议。现在评价一个老师包括职称评审,教务处、人事处都参与了,其实真正能评价的只能是同行。

三定老师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其基本观点在我们《新华文摘》上也有所反应。我们《新华文摘》是一个二次文献杂志,其作用是能够把一般学术刊物的传播效果扩大很多倍,我们刊物的发行量比较大。经常有一种现象,文章发表了以后如果不经转载可能只有少数同行知道,我们刊物能起到扩大转播效果的功能。所以我们也根据这个功能选择一些文章。三定老师的若干文章讲出了当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只一次地全文转载过三定老师的文章,使他的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在我们刊物中有所反应。

中国学术需要成为元话语的创造者

陈跃红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我和余三定早就熟识,余三定的新著《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选择在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专题研讨会,展开对该书的选题意义、主要学术成就和特点、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意义等方面进行讨论,并对当下学术现状及热点问题各抒己见,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出差回来刚下飞机就直接赶来会场参加研讨。借此机会,我想根据我对新时期学术发展的观察,并联系自身学术实践,就中国学术研究到了转型阶段这一命题谈谈看法。

被误解的"为学术而学术"

古时传统士大夫会面,可能会谈及国计民生,谈及如何做文章,而当今两个学者遇到,谈的恐怕会是"你在做什么项目"、"你在研究什么课题"。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量化标准,迫使高校教师不得不首先关注发论文、做项目。现在的学术机构大多只关心数量,关心本机构内人均发表多少文章、人均科研总量、人均科研经费总量,至于研究成果真实的学术价值到底怎样,很少有人关心,这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最近教育部的一个讨论中有资料显示,按照人均科研量、人均发表量、人均经费量算,北大中文系可能会在很多院校后边,但是有一个指标北大中文系超过其他院校,即论文发表的被关注、引用率是全国最高的,排名第二的院校只相当于北大中文系的一半。发表论文要关心的不应是数量多少,而是它在社会上有没有引起反应。

常常被人们误解的一句话是"为学术而学术 "。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学者必须有一种能力,即对未来世界发展的重大需求及其趋势有一种预言性,有一种真正深切的感悟和特有的感觉,如果单纯是做学术,就无甚意义了。在近期与南半球六所高校人文院所的交流中,我注意到,这几所院校的研究选题一定是跟国计民生、文化发展、社会需求、人的焦虑等有关的,甚至和现在的年轻人及整个一代人的价值观连在一起,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相较而言,我们的学术则对此不大关心,我们现在做学术,只是到研究的文章里面、到研究对象里去发现我可以说的和别人不一样的话题,而不关心这个话题对社会有没有用处。

我曾经清理了中国三十年来的英国作家哈代研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三十年前研究者们说哈代的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罪恶,过了五年研究者们说哈代的作品反映了人道主义精神,再过五年研究者们说哈代的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人的异化与回归的主题,近些年研究者们又把哈代和生态文学联系到了一起,说哈代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破坏表示出一种厌恶。我越看越担心:这样的研究做下去,恐怕下一步哈代对转基因也要提出意见了。我让我的博士生去做一件事,让他们把这些研究哈代的论文中引用的哈代的作品全部拿掉,换其他作家的作品,换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进去,结果发现与论文照样吻合,换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进去,同样很吻合。我不禁质疑:这样的学术有什么意义呢?中国人的学术研究在不断地给国外做注,与中国人的国计民生、中国人的焦虑、中国现行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拿现实的东西去贴那些经典作品,这样的研究在中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学术研究到了转型阶段

中国学术研究应该到了一个转型的阶段了。这种转型就是说,从1840年之后,到1919年,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拼命地向西方学习、做学生,我们从他们那里拿到了方法然后处理中国问题,这当然很重要。但是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我们永远追随在别人后边,而且因为我们在学的同时西方也在发展,我们永远也学不完。80年代我们是生怕跟不上西方, 90年代我们走到西方去学习,那时我们的对话关系是不平等的,所有的热点、焦点问题都是他们提出来的,我们只是回应人家这些问题。到了今天,很多国际会议需要中国学者作为问题的提出者、作为元话语即主要话语的提出者,中国学者的问题也被讨论得越来越多。以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为例,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有参与,在我看来,以前的会议主题都是别人在讨论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学问题来生产他们的著述和观点,而现在出现一个明显的、大的趋势,就是最近十几年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资源来生产他们的问题了,八大山人、昆曲、《老残游记》 、中国民间文学等等,都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主题。这也令我看到一个新的问题:西方学者拿着中国数据、中国资源说事,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对传统资源、对中国现象的研究和总结显然还是缺乏一定深度的,我认为,应该到了我们变成主流话语的提问者、创造者的时代了,要在别人讨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变成主要的发言人。

立足传统,总结中国现象,反映真正的焦点

中国学术要成为一个提问者、一个元话语的创造者,需要怎么做?我认为,我们必须立足两点:第一,立足我们的传统。以翻译理论为例,西方的翻译理论是一个人既懂得本土语言又懂国外的语言进而翻译,中国自古至今的翻译则是群体的,大家坐在一起,你懂梵语,你懂古汉语,你懂巴利文,然后你们一起来集体劳动,这种翻译理论一直到林纾都在流行,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来总结东方的翻译理论,最多只是说说,没有人真正去研究、去关心,因为研究难度大,需要懂梵文、懂西方《圣经》翻译历史、懂英文等等。东方的翻译理论暗藏着与西方翻译理论、也与今天说得最多的那些翻译理论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这才是东方可以提问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方法论,就要从古典文学抓起。第二,是对中国现象的总结,这需要对中国当代学术史进行非常仔细地爬梳进而重新发现,如果不重新发现,就不会知道钱锺书的学术方法论有多重要,不会发现他的方法论来自中国古典的东西有多深刻,西方的引证只引证经典的著作,不是柏拉图就是亚里士多德,而钱锺书不仅引用中西的经典理论,也引用中西的经典文学,他还引用中西的通俗文学,引用街谈巷议,更进一步他干脆拿现实来说事,这就构成了他的论述、引证的方法论的特殊性之一。对于钱锺书的方法论,国内并没有深层次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更仔细地爬梳中国学术热点,反映真正的焦点问题非常重要,当社会上出现一个问题大家一哄而起讨论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是热点、焦点,焦点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文学发展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才是真的热点,而不是伪热点、假热点。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肯定《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所做出的努力。

当代学术史的开创之作

刘曙光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871)

余三定老师的《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出版了。这本专著从内容到形式,可以说无可挑剔。在内容方面,是一部在中国当代学术史方面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的著作,对今后的研究具有导向、引领作用;从形式方面看,封面设计清新、淡雅,富有学术气息。

春华秋实,《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的出版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它是作者十数年辛勤耕耘的收获,对于这朵"成功的花",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仅"只是惊羡她现时的明艳",更能领悟到她"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语)。我们特别能体会到作者十年磨一剑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艰辛。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不是一本孤立的著作,而是作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产物。它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云梦学刊》及其特色栏目"当代学术史研究"。《云梦学刊》这本刊物是余三定老师开展当代学术史研究、与校内外学者进行广泛学术交流的平台。作为主编,他业务精、能力强,写稿、约稿、编稿,刊物声誉日隆。刊物虽然不全是余三定先生"写"出来的著作,但却是他"编"出来的作品,倾注着他对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和思考。这本专著也让我想到余三定先生的其他几本著作,如《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术史研究》、《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等等。这些前期成果是《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的铺垫之作。在这本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材料的熟练驾驭,旁征博引,爬梳剔抉,参互考寻,闪光的思想火花时时出现。

余三定先生集学者、官员、教师、编辑多重身份于一身。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礼贤下士。在生活中,他以读书为乐,以文会友,以书交友。余先生爱好广泛,全面发展,但与有的官员贪财、好色不同。他也贪"才",得天下之英才而交之,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不藏娇,但藏书。藏书之外,教书、读书、写书,保持书生本色。他的追求是学术,追求"研究、编辑、教学、管理"四者的良性互动,这种追求体现了他的德性、品位。

三定先生为人随和、风趣幽默、热情好客,与人为善,而且,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也就是说"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从他组织的八届当代学术史研讨会,从他编的刊物、图书和他写的专著,我们可以说余三定老师是全国性乃至天下性的优秀人才,作为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这也体现了三定先生在学术界、期刊界的人格魅力以及亲和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从论世这方面,正如这本书的题目所揭示的,是研究新时期学术热点、焦点和难点。以问题为中心,超然远览,视野开阔,眼光独到。该书不仅内容丰富,涉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反对学术腐败的讨论、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学术大师的讨论等诸多问题;而且,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深度,在学术界、期刊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他勤奋好学,刻苦用功,体现了一个学者关心国计民生的良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体现了他的一贯学术主张"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时代性、现实性"。积极关注、追踪、研究学术热点,是他用力甚勤、长期坚持不懈的一个研究方向。

当然,当代学术史是一个正在生成的学科,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学科建设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我曾经指出,我们作为"当代学术史"的研究者,还生活在"当代"之中,不能跳出这个时代、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历史,这也就注定了,"当代学术史",我们这一代人只能书写碎零的、不完整的一部分。由于学科本身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完备,还需假以时日,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一部视野开阔的著作

魏冬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871)

我作为余三定老师《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的责任编辑,我对该书有如下四点看法。

一是,一部信息量相当大的著作。从形式上看,余三定老师的这部著作看上去并不厚重,但翻开内容,明显能感觉到里面到处都是干货,无论是从宏观角度,对新时期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学术评价标准、研究生教育、学术大师及各类学术争鸣的讨论,还是从个案研究角度,对影响了新时期学术研究走向和深度的著名学者个人的学术述评,处处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而且论述研究,逻辑清晰,不愧是学术中人的手笔。

二是,一部具有学术导读意义的著作。从读者角度,尤其是初涉研究之门的年轻学子,要想对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问题的历史源流、发展过程、历史定位及个性风格有个概览性的了解,余老师这部著作是个很好的选择。它能很快捷地带领我们的年轻读者走进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现场。

三是,一部具有史学意识的著作。作为一部总结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领域的著作,余老师的这部著作并不是简单的史料汇编式的材料概括,而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中心,有选择地调用有效的历史材料,充分体现了作者立足历史、着眼未来的史家眼光。

四是,一部视野开阔的著作。不同于很多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学术研究内部的图书,余老师这部著作对于学术传播机构在推动新时期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和成绩,给予了充分关注。比如它对《光明日报o理论周刊》专栏、《人民日报·走向繁荣·哲学社会科学60年》专栏、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的评述,这既是作者作为一名学术刊物的主编对同行的惺惺相惜,更体现了余老师学术研究的开阔胸襟。

站在全球经纬的高度来看待"学术大师"

董京泉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北京 100806 )

余三定教授写的《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我认真拜读了书的序言(《代序》),粗读了其中的几章,细读了第六章即《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对这一章我很感兴趣,所探讨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学术通才(主要指思想家)及各学科大师们的思想论述,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发展史。我非常钦佩余三定教授收集、积累、梳理和驾驭那么全面、丰富的资料,并对这些论著的观点作出概括和点评--这要比自己写一其他类型的书或长文要耗时费力得多。我自己读后受益匪浅,也引发出一点微不足道的看法,在此与大家做一交流。

关于培养和造就"学术大师"的环境和条件,许多论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但恕我直言,他们似乎皆是从中国当下的情况出发加以分析的,而没有站在全球经纬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所以他们所讲的学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机制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反的有说服力的例证。我觉得要研究这个问题,应当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运用古今中外法,着力于个案分析,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首先要好好地分析一下一些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是怎样成为世界级学术大师的?譬如老子、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耶稣,以及近现代的康德、黑格尔、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他们是何以成为学术大师的(其中的革命导师同时也是科学巨匠)。总之,对这个问题,似乎还需要作更深入、更拓展的研究。

要说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这些人当时有什么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呢?他们几乎都是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完成伟大创造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坟。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上说明这些大师都是遭受重大人生磨难才造就成为大师的--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苏格拉底、布鲁诺、耶稣是被反动势力或异教当权者杀害的,他们在被杀害之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并不宽松;有的革命导师是被"逼上梁山",从而"风风火火创九州"的,在这个过程中成就了革命,也成就了"科学巨匠"。他们的思想学说都具有原创的性质,要说"培养",是谁培养了他们?当然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但从根本的方面说,是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他们,甚至是对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勇于挑战的结果。当然,我并不因此反对而是非常赞同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为学术大师的产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事实上,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应当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而且还在改善过程中。

有一位著名学者说:"只有坚持不懈地为学术而学术,才有可能产生大师。"如果说搞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当然是对的,但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这一论断就似乎排除了产生或成为学术大师的过程中,学者个人需要有社会责任感或社会使命感这样一个条件。

然而,仅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学术大师似乎皆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这恰恰是他们在成就学术大师的道路上最强大的思想动力。

这里举几个例子:

孔子。 史书上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信史,在《春秋》中凡列入"乱臣贼子"名单的,就等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所以"乱臣贼子"怕得要命。使"乱臣贼子惧",可能是孔子作《春秋》的重要目的,用于治国安邦则是其根本目的。不过,《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学术界是存疑的,但至少是经过了孔子整理和修订的。

老子。从古至今,人们对老子有着深深的误解,认为老子的政治态度和对人生的看法是消极的。其实,处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从他对社会动荡原由的反思,从他总结的"古之善为道者"的经验,从他提出的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真知灼见,从他渴望的太平盛世,足以看出老子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反过来说,如果他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不可能写出《道德经》这样彪炳千秋的著作,不可能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司马迁。他自己说,他强忍奇耻大辱,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说:"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戳,岂有悔哉!"从而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张载。他是宋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说,他的学术活动目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事实上,不仅张载自己如此,中国古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是怀抱这样的志向,从而成为学术大师的。

鲁迅。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最为卓著,但他原来是学医的,他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呢?他是从一部反映日俄战争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一些中国人围观日本人砍中国同胞的头时完全麻木不仁。鲁迅由此得到感悟,认为治疗人们思想精神上的麻木要比治疗人们肉体上的疾病重要得多,于是决定弃医从文。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就是向人们揭露所谓"国民性"的,使人振聋发聩。这说明鲁迅的文学生涯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下面,我想就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现在研讨当代学术史研究,其最终成果是史论结合的论著《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呢,还是要写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历史著作呢?对此我不很清楚。

如果要写成一部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我觉得现在的这部书还是不够的。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宏观扫描",下编为"个案论析",而上编的"宏观扫描",似乎主要是就"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学术评价"、"研究生教育"、"学术大师"等几个问题的讨论,皆带有相关问题讨论综述的性质,余三定教授虽然对这些问题作了分析,以及对不同观点作了辨析,但是还不够充分和深刻,应当作深度分析,对不同观点应当加强辨析。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余三定教授已经主持召开了八次研讨会。有几个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但有的问题讨论得还不够深入。对不够深入的问题,今后可以继续召开同一主题的研讨会。每次会议人数不一定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与会代表应当提供会议论文或比较详细的发言提纲,会上应有比较充分的研讨时间,而且举办方应将此一问题以往学术界讨论的综述在会前10天左右寄送会议代表,请他们参考,以进一步提高会议质量,避免研讨会上作低水平重复性的发言。这样做,有利于把问题引向深入。对于学术研讨会,我的主张是:人数少一点,代表面宽一点,会期长一点,准备充分一点,投入多一点,讨论深透一点。投入多一点,就是要舍得花几个钱,这是把研讨会开好的物质基础。为了提高研讨会的质量,我觉得宁肯多花一点会议费,是值得的。开这样的研讨会,有利于提高湖南理工学院的知名度,知名度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开明的院领导应当给予大力支持。

再就是现在所列的这几个方面是不是就够了?书的序言中说到陈平原教授提出了当代学术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我觉得亦应列入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前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仍然有这个问题,可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分析,正面的方面就是学术是否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既然是以问题为中心,那么对于应列入的问题就应当很好地策划一下,力求全一些,使其成为一个系统,而且力求达到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如有必要,应把所策划的问题大纲初稿拿出来,召开一次专门的研讨会加以讨论,至少是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便加以补充和修订。

就"个案论析"而言,代表性的人物(准大师)似乎有待于调整和补充,比如中国哲学史界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方克立、张立文等,国学界的季羡林、庞朴、陈鼓应等,还有文学界、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等的最著名的学者,都应加以论析。我觉得对在世的著名学者应事先寄送采访提纲,使其有所准备,然后亲自登门采访。因为有的著名学者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这种采访具有抢救的性质,应抓紧安排,以免错失良机,追悔莫及。我之所以强调作个别访谈,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自己,否则所作出的论析就难免不够准确和切实。

如果要写成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所遵从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从古至今,写中国历史,就编纂体例而言,基本上是两种,一是编年体,这是绝大多数,二是纪传体。人们一般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历史著作。但也并不尽然。比较准确地说,《史记》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若干帝王将相的传记构成的。就编年而言,《史记》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汉武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包括了当时的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

如果要写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那么与李学勤主编的11卷本的《中国学术史》、张立文主编的6卷本的《中国学术通史》,以及步近智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稿》等学术史著作的编纂体例等方面相比,应当有些什么突出的特点呢?亦应好好地加以研究。如果觉得有必要,亦应召开一次研讨会加以商讨。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在有二十几个一级学科,二级、三级学科就更多,而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史(无论是否已经写出来了)。《中国当代学术史》当然不可能是各个学科学术史的汇集。我认为《中国当代学术史》应当是建立在各学科学术史基础上的,旨在揭示和概括它们的共性,从中探讨出共同的特点和规律,而由于是结合各学科学术史谈问题,因而也可以写得丰富多彩。

余三定教授在序言中设专节论述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未来展望",分析得很有道理。《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或《中国当代学术史》如果写得好,对于学术研究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将成为重要的学术文化积淀。我认为有余三定教授及其助手们的努力,有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人的指点和帮助,在三五年内,这部著作和相关的阶段性成果一定会搞成功,一定会出一批精品力作。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价值

王文革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北京,邮编100144)

当代学术史的研究体现了学术的自觉。学术研究本是自由的、个人的活动,各人大可按个人兴趣、资质和条件开展研究。但这种研究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呢?了解学术史自是提高其研究成效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学术史勾勒出学术发展的脉络,展示出相关研究的成果,并以此呈现出学术发展的主方向或"主航道"。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说,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如果沿着该学科的"主航道"前行,可以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现在学界虽然不再像有一段时间那样说"突破"、"创新"、"填补空白"之类的大话了,但自说自话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一些人埋头拉车不看路,自以为是在对一些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自以为自己的研究有学术价值。且不说他研究的问题是否有价值,单就这样的问题前贤或时人是否已有研究也不大了解,这样的研究的价值就要打上问号了,这样的研究也就很难说是自觉的研究。作为关于学术的学术、关于思想的思想,学术史所体现的正是学术、思想的自觉。所谓学术研究的自觉,就是对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现状、发展的方向、自己所处的位置等等有清醒、清晰的认识;学术研究有没有自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学术史特别是当代学术史的意识。

当代学术史的研究还构成人们交流、借鉴、比较的一个平台。利用这个平台,还可以进一步构建学术共同体。就单个学者的研究来说,其研究是个人的活动。这种研究在时间、空间上是异时、异域的;但就其所研究的问题、方法、思想、观点来说,又应当形成一个争鸣、对话的态势。参考、借鉴、认同、批驳等等都是交流,但基于研究的异时、异域性,这样的交流还不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状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形成学术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研究者相互关注、相互了解、相互争鸣,从而共同推动学科学术发展。而当代学术史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相关研究的学者、观点、思想等等共时性地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对话、争鸣的平台,为人们交流、借鉴、比较提供材料。有了这个"空间",人们的研究就既是个体的、分散的,也是共同的、集中的。

余三定先生多年来一直潜心于中国当代学术史,出版了《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当代学术史研究》(主编)、《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主编)等论著,还在其主编的《云梦学刊》开设"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形成了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特色。其新著《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可以说是其开展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又一成果。该著清晰梳理了中国新时期若干学术热点,对相关热点问题研究的来龙去脉、主要研究者及其主要观点、主要思想之间的起承转合等进行系统研究,展示出学界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进一步探讨的领域,让人了解到在相关问题上学术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启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总之,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记录、保存,更在于启示、推动,有利于提升学术研究的自觉、构建学术交流的平台。

当代学术史的研究虽然很重要,但却存在相当的难度,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难在客观、如实。这就是说,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个人兴趣好恶的影响,不虚美、不隐恶,做到有一说一,做成"信史"。二是难在发现内在逻辑。当代学术因时间距离近,各种现象纷纭复杂,乱花迷眼,罗列现象容易,把握内在逻辑却十分困难。《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这部著作力求客观如实,力求呈现当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精神、学者责任、学人功夫。

学术可以造就崇高

王 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余三定老师是我的师长辈,承蒙不弃,惠赐大著《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拜读之后,收获实多。此前,我已经通过e-mail跟余老师交流过一些看法。现在不妨接着大家的话再说几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经常说"鉴往知来","往"就是历史,学习和研究历史,不仅能使我们知道历史上人事的兴替,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调整当下、规划未来。司马迁著《史记》,在于"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 虽然学术史无法跟人类的大历史相比,但它对学术自身的发展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学术史的研究,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以使学术认识自己(其实,这并不容易),直接推动学术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遗惠后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

二、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是现当代中国学术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刚才,白少帆先生说到:傅斯年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来到台湾后,傅斯年又兼任台湾大学校长;台湾大学是北京大学在台湾的延伸,从两所学校的历史上看,学术都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我不知道是否完全理解并转述了白先生的意思。刘曙光老师刚刚谈到,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研究一下两校的学术史,对两校的学术研究是否独立、是否自由,我们或许可以作更深的讨论,可能会有更深的认识。现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学术研究不能独立;学术研究没有成为广大学人的最高追求,在很多人那里,搞学术只是一种手段,并没有成为目的。如果学术只是一种手段,学术的品格必然下降,学人也没有自尊可言。我觉得学人应将学术作为目的去作,而不是为了作官去作,为了评职称去作,为了申报项目去作,为了取得经费去作。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学术是一种高雅的娱情。学术可以陶冶性情,学术可以变化人的气质,学术可以造就崇高。学术研究本是求真求是的过程,唯有品格独立才行;不仰人鼻息,学术才有可能崇高。据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先生掌北京大学并力行改革之后,"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新中国后受到了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冯友兰在晚年重提'为学术而学术',也是有针对性的。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目前教育中的官本位、行政化。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2]

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聚会,有关北京大学的问题,似乎还可以多说一点。1919年7月16日《晨报》曾载傅斯年来稿《安福部要破坏大学了》,文中比较了胡仁源(1914-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所办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所办北京大学的不同:"胡仁源办的大学是衙门,蔡校长办的大学是大学。胡仁源做的是官,蔡校长做的是校长。胡仁源办的是空架子,蔡校长办的实事求是的学校。我固不能说蔡校长办的大学如何完美,如何不可及,不过由蔡校长办法办下去,很有些发展的希望,要是由胡氏的办法办下去,大学里不能保存一线的人格。"[3] 虽然胡仁源的办学并非如傅斯年所说的那样严重,但其办学跟蔡元培先生的办学还是有很大区别。早在1912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时,就指出过两种不同的教育:"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4] 又据冯友兰的回忆,他最欣赏蔡元培先生的"三不主义":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冯友兰的学生蒙培元解释道:"'不做官'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学术自主、学术独立。蔡元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北大办成一所独立自主的大学。"[5] 有了蔡元培校长,是北京大学的幸运,这使得其学术研究有了独立的可能。

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史,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当代之前的学术史作比较,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将中国学术史跟外国的学术史作比较。中国古代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一般都有一些自尊和独立的精神。虽然一些人的读书是为了稻粱谋,可是很多攻苦力学者并非如此见识短浅。他们或者公食之余,悠游学问,不以学问为谋食手段,故能致其精微,如清代训诂大家王念孙;或者像清代古音学大家江有诰,"自奋于穷乡孤学"[6],终至"集音学之成"[7]。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学问的不同。我觉得,余老师也可以作一下这类学术生态方面的比较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不无借鉴作用。

三、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刚才董京泉先生讲到,我们所敬仰的一些学术大师大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个人觉得,学人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话题。现在有学者主张,学术应该积极解决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不能"为学术而学术"。上面已经提到,"为学术而学术"是针对"为做官而学术"而发的,"为学术而学术"并非要逃避社会现实。我们主张,学术研究应该有益于社会,但应该独立于政治;所以,学术独立并非认为学术应当脱离社会,须知,社会和政治完全是两回事。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有益于社会是广泛的,并非专指那种短期内就能立马见到成效的学术研究,比如,人文科学的研究对社会具有长远的利益。学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从事于改造社会的工作,通过不断地改进我们的社会,引导社会向善,使社会更加和谐、舒畅。学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感染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又可以感染他们周围的人,就如同水波纹一样,影响逐渐扩大。学人固然可以娱情自乐,仅仅满足于在自己的书斋之内;学人当然也应该考虑更多地从事社会教育工作,通过学术来改造国民,转移社会风气。从研究学术到改造国民,再到转移社会风气,学人应该大有可为。熊十力先生曾讲到学人的作用:"我常想,应当以讲学结合有志之士多人,代替政党的作用,为国家培植根本,为社会转移风气。你不要小看了讲学的力量。朱九江先生,一传为康南海之万木草堂,卒以此震撼一个时代。"[8] 我个人觉得,"为社会转移风气"应该成为学术的最终目标和学者的当然追求。

四、有关"学术大师"的争论也是余老师书中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刚才大家也谈了许多,我只简单地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窃以为,学术大师不能人为地有意识地"造成"。很多人很为我们现在缺少学术大师而心焦,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可是我们不能"克隆",不能在矮子里面选将军。学术大师可以是身后的追认,不必作生前的争抢。如果非要说一说学术大师的评判标准,我觉得,思想性是学术大师的一个必要条件。学术必须是有思想的学术,思想也必须是有学术的思想。

注释:

[1]《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2][4][5]蒙培元《冯友兰与蔡元培》,《读书》2011年第9期。

[3]刘广定《大师遗珍》,文汇出版社2008: 190。

[6]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99: 407。

[7]段玉裁《江氏音学序》"晋三(江有诰,字晋三)集音学之成"。

[8]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7-48。

继承湘学务实的传统

李世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继《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之后,余三定教授又出版了《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这是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当代学术史的重要成果,也是反思中国当代学术得失的一部著述,值得关注、庆贺。

余教授继承了湘学务实的传统,重视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现实性,力争以反思性、建设性的意见推进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其敬业、务实精神可嘉。尤其在强调专业化、学术分工的今天,从事这样的研究既无专业考核的优势,又显得出力不讨好,但这些问题又非常重要,所以,这就要求研究者有公心、奉献精神、使命感、责任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唤醒学界同仁共同关注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件泽惠士林的"义举",颇具示范意义。

中国当代学术史既关涉但又不同于当代的学科史,并且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知识规划,既要反映当代学术历史的脉络,又要反思涉及学术研究的相关问题。鉴于此,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知识积累、学术视野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而且,它是尚在进行中的历史,又缺乏距离、时间的检验,加上处理人事关系的困难,都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尽管如此,余教授仍然知难而进,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而且,本书提出的诸如学术规范、学术评价、学术腐败、研究生教育等问题都切中了中国目前学术乱象的要害,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而且,本书对许诺关于"真理无阶级性"的发掘,对于我们研究被忽略的学人有一定的价值,我们可以由此思路展开对张中晓、顾准和王元化等学人的研究,发掘并重新评价其学术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当代学术史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也希望余教授能继续努力,整合各种研究力量、资源,发挥"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平台的优势,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扎实而富于个性的研究方法

李 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作为文艺学学界的晚辈学人,能够受邀参加余三定教授的新著研讨会,并聆听各位学界、出版界的前辈精英的争鸣,我感到由衷的荣幸。虽然初冬的风在户外徜徉、奔跑,而这里研讨会的气氛却温暖而清新,各位学者真诚、直率的言谈中却不乏凝重、严肃的治学风范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深刻表现。

面对余教授在学术史研究上的又一成果,我的内心颇受触动!以往的学术史研究多为团队行为,因为其间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它对研究人员的智识、视域构成强大的考验,故单就我较为熟悉的外国文学领域的学术史研究来说,个人担当并作出重大成果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细读《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余教授高屋建瓴的研究视角、扎实而富于个性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国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以前辈的独特智慧与人格魅力为后生学人梳理并开辟了学术史研究的新路!

定性、定心、定力

师力斌

(《北京文学》杂志社,北京 100031)

做学问实际上也是做人。余三定先生做学问,心存敬畏,全心投入,一以贯之,是有定性、定心、定力之人。这本《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就是最好例证。这是他多年学术思考的一个结晶,是他对当代中国学术热点问题的总体观照,一片苦心。其中还论析了我们《北京文学》曾经引起轰动的有关中学语文教育的讨论,治学眼光之宽广令我辈钦服。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悬而未决,有探讨价值。其他诸多问题,无疑都是他的呕心之论。余先生多年坚持宏观学术追求,潜心跟踪梳理,力求诸科贯通,没有定性、定心和定力根本做不到。可能对他的学术选择会有异议,会有怀疑,但学术从来都是百家争鸣,路径各异,而最终的旨归是一样的,那就是追求真理。我想余先生是做到了。我非常认同会上刘曙光先生的看法,说余先生"贪才好色",贪学术人才,好书本之色,这应该是学人的美德,在文人相轻的中国社会、在重利轻义的当下社会非常难得,对此我深有体会。爱学术,爱学子,爱藏书,三位一体,我觉得这是余先生为人为学的总特征。余先生对学术情有独钟,对北大情有独钟,对北大学子尤其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同仁情有独钟,在学术上全力奖掖后进,应是学坛佳话。最近,有两位名人的话让我心有震动:莫言讲"心如巨石,风吹不动",范冰冰讲"万箭穿心,习惯就好"。我觉得都是谈人生定性的高论。说余先生在学术上"贪才好色"也是妙论,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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