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庭:论刑法中财物概念之解释——以诈骗罪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 次 更新时间:2013-01-24 09: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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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庭  

  

  【摘要】财物是刑法中常见的概念,对财物应如何解释既是理论课题也是实践难题,涉及财物犯罪特别是侵财犯罪的司法疑难问题多与财物解释的合理性有关。有权利凭证的财产性利益可以扩张解释为财物,但必须以制度性事实为依据,无权利凭证的单纯财产性利益不能类推解释为财物。网络虚拟财产的本质是游戏商提供的游戏服务,在现实社会中虚拟财产已成为财产性利益,应该解释为财产利益凭证类的财物。

  【关键词】财物;财产性利益;虚拟财产

  

  一、案例选择与问题抽象

  

  本文的研究源起于对一系列案例的思考。案例1:嫌疑人A在高速公路收费口为逃避5000元路桥费撞杆逃跑。案例2:嫌疑人B身无分文在饭店消费5000元后拒不付费。案例3:嫌疑人D与卖淫小姐约定5000元嫖娼价格,事后拒付嫖资。案例4:嫌疑人F使用欺骗手段让被害人用房产证为其贷款担保,后嫌疑人不能偿还贷款,被害人房产被强制执行。案例5:嫌疑人H使用欺骗手段骗取被害人网络游戏中的一把“屠龙刀”,该游戏中的“屠龙刀”是被害人花5000元从另一游戏玩家手中购得的。案例6:嫌疑人K使用欺骗手段骗取被害人信任,被害人为此免除嫌疑人欠被害人的十万元债务,并销毁了嫌疑人出具的欠条。案例7:嫌疑人M使用欺骗手段让被害人在无任何债权债务的情况下给自己出具一个十万元的欠条。

  以上7个案例其情节虽为虚构,但每个案例所反映的行为类型均有真实案例对应,有些还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案例。这7个虚构案例所代表的真实案件在司法处理上争议颇大,必须予以理论上的澄清,这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本文的研究进路并不是对7个案例逐一分析,而是通过7个案例展示出两个值得刑法关注的问题:第一、诈骗罪的对象能否包含财产性利益?前文案例1、2、3、4、6、7表现的就是这个问题,其中案例1、2、4、6、7涉及的是合法性利益,案例3涉及的是非法性利益。第二、网络虚拟财产能否成为现实世界中的财物,能否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案例5涉及的就是虚拟财产问题。本文的论证将围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展开。

  

  二、财产性利益:财物概念之极限扩张

  

  我国刑法中的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侵占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职务侵占罪均属侵犯财产罪,每个罪都明确规定本罪的行为对象是财物。同样是“财物”概念,在不同的具体罪名中是否必须作相同的解释呢?如果机械地坚持形式逻辑的解释原则,在同一法典中出现的同一概念似乎应该做同一解释。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律的解释也不仅仅只有形式逻辑的原则。不同语言环境下对同一概念可以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理解,只要这种解释符合解释原理、解释的结论符合目的。例如我国刑法典中多处出现“行为”概念,有谁能说我国刑法典中多次出现的“行为”一词必须是一个意思呢?[1]作为诈骗罪中的财物与其他财产犯罪中的财物相比有哪些不同或者说应该有哪些不同呢?此问题的回答之关键就是要厘定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诈骗罪对象的理论梳理

  由于立法对诈骗罪中的财物概念未做任何解释,因此必须到理论中寻找关于财物的解释依据。刑法理论对诈骗罪的定义虽多但基本是同义反复。通说认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尽管多数学者赞成通说关于诈骗罪的定义,但骗取的公私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否定论,认为诈骗罪对象只限于动产和有形的财物。另一种观点是肯定论,认为诈骗罪对象除了财物以外还包括财产性利益。[3]如何评价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认为否定论坚持的是形式主义的解释原则,从立法用语的语义出发否定财物概念包含财产性利益在内。肯定论已超越解释论进入到立法论层面,肯定论一方面承认诈骗罪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同时又认为财产性利益存在于财物概念之外。此种肯定论其实是认为尽管当下刑法典规定诈骗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但是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与骗取财物行为并无实质差别,同样具有刑事可罚性应作犯罪处理。肯定论只是一种立法论探讨,如果在司法论意义上审视肯定论,该观点显然有可能违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对诈骗罪对象的研究是司法论而非立法论。如果站在立法论意义上讨论诈骗罪对象除财物外应否包括财产性利益,答案恐怕无需多论;例如日本刑法246条规定的诈骗犯罪既包括诈骗财物也包括诈骗财产性利益,“诈骗犯罪,是欺骗他人、取得财物,或者根据被欺骗者的处分行为而取得财产性利益的犯罪,以及其它与此类似的犯罪行为。”[4]骗取财产性利益行为与骗取有形财物相比,其危害性在现代社会中是有过之无不及。现代社会值得用刑法手段保护的财产太过复杂,有形财物不仅不是唯一甚至都不能说是重点,刑法没有任何理由只打击骗取有形财物的行为而不打击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除非两种行为在行为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别。只要有刑事打击的充分理由,即使行为方式有差别,也至多导致不在诈骗罪中评价而已。此结论从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上可得到某种证实:财产性利益或者作为诈骗罪对象的一部分即“他人的财产”的一部分,或者作为诈欺得利罪的犯罪对象。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尽管规定的方式可能有些许不同,但骗取财产性利益都已入罪是相同的。[5]应该说在立法论上财产性利益应成为诈骗罪对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需做过多社会危害性方面的考察。但是此问题一定要通过修改刑法条文来解决吗?在修改法律之前司法论应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财物概念的解释张力到底有多大。

  (二)财物概念的类型学分析

  何谓财物?对此法学、经济学或其他学科都有或简或繁的学术定义,但任何定义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刑法学对财物概念的分析应重在描述而非定义。货币产生之前财物观念(当时并没有财物这个词但应该有这个观念)的核心是使用价值,那时的财物必须能直接满足人的衣食住行等需求,无此直接满足人需求功能的物品难以成为人们珍视的财物,那时的社会财富也只能体现在对这些实物的占有。如果我们是在此语境下讨论财物的范围,那么答案就只能是实物了。货币产生以后,虽然货币不能直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但由于货币可以买到满足人需求的实物,财物的范围扩大了,从直接满足人需求的实物扩大到间接满足人需求的货币。不但如此,有了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之后,实物作为典型的财物类型之地位就逐步让位于货币,货币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又一典型的财物类型,至少货币作为财物的典型性不亚于实物。货币的典型财物性依赖社会的货币制度特别是货币信用制度,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宣布货币制度取消,钱买不来任何东西,那么钱将成为废纸,还有人会把货币当成财物吗?因此实物成为财物主要因其自然属性,而货币成为财物主要因其制度属性,货币成为财物其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当货币作为典型财物已成为不可争议的制度性事实后,社会的财物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只要能换钱的东西就都具有某种财物属性(具有财物属性的并不一定是财物),尽管这些能换钱的东西本身可能对人或对某些人来讲并无使用价值。这种与钱形成对应关系的实物以外的东西主要有两类:其一、以社会制度为依托的各种财产权利凭证(包括国库券、公司债券、股票、存折、支票、汇款单、信用卡、车船飞机票、提单、借条、房产证等各种证件,等等)。其二、人的行为(例如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两种能换钱的东西都具有财产属性应无异议,但它们是或都是财物吗?本文认为分析的路径是把这两种东西分别与典型财物即货币进行类型学比较,如果这两种东西与货币在事物类型上本质相同,那么这两种东西也同样应为财物,刑法解释学作此解释并无不妥。如果这两种东西与货币在事物类型上本质不同,那么刑法解释学把这两种东西解释成财物当然涉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各种各样的权利凭证如果与实物类型的财物进行类型学比较,得出的结论恐怕是否定的。在实物形态上,仅仅是一张纸的存折与汽车和手表这样实物相比,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两者是同一事物,但现代社会除了实物财物以外还有货币财物,存折与汽车相比类型不同一并不能得出存折不是财物的结论,还要把存折等权利凭证与货币这类财物进行类型学比较,如果答案还是否定则可以得出权利凭证不是财物的结论。现代社会权利凭证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首先、权利凭证是一种物、具有物的形态。权利凭证必须有一定的物质载体,是一种客观的物化存在,尽管随社会变迁物质载体的形式会发生变化甚至是很多的变化。其次、权利凭证是一种制度性存在。权利凭证的存在及其意义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制度,汽车是财物可能并不完全依赖社会制度,但权利凭证及其意义离开一定社会制度将不复存在。最后、权利凭证能够实现财产上的利益。权利凭证最终目标指向财产利益(或者是货币或者是实物),也就是存折对着钱、提单对着货。社会制度必须要保证权利凭证的这些利益实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社会制度有了根本保障。一个人只要相信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就应该相信他的权利凭证中的利益能够实现,就应该相信他手中的存折不是废纸。与权利凭证的这三个本质特征相比,货币是本质同一的事物,尽管货币与权利凭证仍然存在若干现象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都是非本质的。从种属关系上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货币也是权利凭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凭证而已。由于货币的特殊信用地位,使货币实现其财产利益极其直接而且极其便捷,这使得人们经常忘记了货币的本质也是权利凭证。其他权利凭证与货币相比,其差别在于实现财产上的利益具有一定的间接性,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实现凭证中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想用存折中的钱买东西就必须先到银行把钱取出来。这种直接与间接的差别并非本质意义的差别,并不能导致其他权利凭证与货币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只要社会制度能够保证人们随时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存折与货币就是本质同一的事物。当然如果这种间接性并非只是履行程序而是根本无法预测结果,那么这样的权利凭证与货币在本质上很难说是同一的。这种无法预测结果的权利凭证可能与此种凭证的性质有关,也可能与社会制度是否正常有关,如果拿着合法有效的借据到法院总是打不赢官司,人们就不会把借据当成财物,至少不会当成与货币具有相似性的财物。如果官司总是能打赢,那么借据成为财物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一个财产制度、法律制度稳定且正常的社会环境中,财产的权利凭证与货币在事物类型上具有本质同一性,如果认可货币是财物,就应该认可财产的权利凭证也可以是财物。

  人的行为(服务)也可以与货币进行交换,在经济学上劳动力也是商品。尽管如此,人的行为是刑法中的财物吗?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劳动力成为了商品,人的行为可以卖钱,这些事实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行为无疑是一种财产性利益(请家政打扫卫生是要花钱的),但是人的行为与货币相比有两个根本性的差异:其一、人的行为不能物化,不具有物的形态。人的行为虽然可以成为财产关系(如合同)中的标的,但是却没有独立的物质载体与之对应,人的行为正在进行时可以看得到摸得着,行为一旦停止就不复存在,过去的行为只能存在于观念中,过去的行为可以证明,但对于当下而言没有任何介质是过去的行为。其二、人的行为与人不可分离,具有人身专属性。从哲学角度看,人是主体而物是客体,物作为客体必须独立于主体之外,而人的行为恰恰与主体融为一体。正是因为人的行为与货币之间的这两点差异,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事物类型不同,不论人的行为(服务)多么值钱,它都不可能是像货币一样的财物,任何学科包括刑法学如果把两者在事物类型上等同解释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人的行为与货币相比较之后,已经没有必要再与实物财物进行类型比较了,因为人的行为与实物财物区别更大。

  通过以上对财物进行的类型学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的解释边界,不是所有的财产性利益都能解释成财物进而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财产权利凭证必要时可扩大解释为财物,此种解释并非类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当然什么样的财产凭证可以解释成财物什么样的财产凭证不可以解释成财物还要具体分析,必须根据凭证特点结合相应社会制度作出判断,因为财产凭证范围过于模糊,没有精确的界限,某种凭证是否是财物的判断不是根据“凭证”这个词而是根据社会制度及现实。把某些财产权利凭证(比如借条)解释成刑法中的财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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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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