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戈:作为公民的乞丐:一种共和主义的济贫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2-11-19 14:33:41

进入专题: 乞讨   公民   共和主义   宪政  

郑戈  

  

  摘要: 乞讨问题最近在我国引发了新的讨论,触发点是许多城市新近采取的限制乞讨者活动范围的措施,比如在天桥下修建令人无法驻足的尖锐水泥结构,将车站附近的公共座椅用围栏圈起等。这些以维护市容、强化治安、便利市政管理为出发点的举措,忽略了乞讨者作为公民的权利。本文从我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立场出发,首先探讨了国家对乞讨公民所负有的积极义务,这种义务包括让乞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次以政治哲学和法律上的信托概念为框架,探讨了落实公民权之财产维度的可能安排;最后以其他公民面对乞讨者时的伦理选择为着眼点,分析了作为共和国公民对自己的同胞所负有的义务。

  

  关键词: 乞讨;公民;共和主义;宪政

  

  一、乞讨者作为公民的宪法意涵:国家的积极义务

  

  乞丐也是公民,这个判断估计鲜有人会质疑。我国宪法第45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同时,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第46条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显然,这些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主体都是国家,国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公民实现这些经济社会权利。如果这些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出现的场景必然是儿童有学上,青壮年有工作干,老弱病残有依靠,中国城乡各地看不到乞讨者。现实与这种宪法勾勒出的理想图景之间的差距,表明了宪法权利(尤其是经济社会权利)之实现的物质约束。但“乞丐是公民”这个规范事实陈述,却可以有助于勾勒出解决乞讨问题的宪法框架,尤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国家的积极义务。

  

  (一)公民权的身份维度

  

  在君主制和贵族制已经瓦解的现代共和国,公民身份具有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所揭橥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三个维度。这份重要文件的第一条明确郑重地宣布:“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社会的差别只可以基于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利益”以及“公共意志”这样的概念在《宣言》中占有十分的地位,是界定博爱(fraternité)价值的关键。“博爱”这一翻译其实并不准确,它带有普适和国际主义的气息,忽视了公民身份的国界性和排他性。对fraternité的更好翻译是“公民友爱”或“同胞情”,它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依靠、荣辱与共的情谊。萌生这种情谊的制度环境必然是消灭了特权、杜绝了武断权力、以法治为治理原则的共和国。《宣言》第6条又进一步规定:“法律是公共意志(la volonté général )的表现;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自或者通过其代表参与制定法律;法律对一切人,无论是进行保护或者惩罚,都应当是一样的。一切公民在法律的眼中一律平等,都可以平等地按照其能力,并且除他们的品德与才能的差别外不问其他差别,担任一切高官、公共职位或者职务”。1这一陈述进一步表明,自由的平等公民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表达公共意志、担任公共职务,是共和国的基本特征。公民的自由、平等、同胞情,是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缺一不可的要素。但共和国的公民身份是一个有限定的、排他性的范畴,不包括外国人和宪法、法律所排除的其他人。迄今为止,这仍是公民概念的重要维度之一,正如保罗·斯匹克所言:“公民权不可避免地具有排外和内部包容的两面性:任何成员身份的定义都需要区分成员和非成员”2。

  在这种共和主义的宪政理论框架中来反观我国的乞讨者问题,乞讨者的公民身份所包含的规范意涵就会浮现出来。首先,乞讨者应享有普通公民不用花钱也能享有的那些自由,包括选择乞讨和休息地点的自由、不被拘押和强迫劳动的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等。其次,乞讨者与其他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应受到歧视和侮辱。最后,乞讨者应得到公民同胞的关爱和帮助以及国家的救助,以享有免受饥寒的最低生活保障。

  但是,一旦我们把自由、平等、公民友爱置入现实语境,考虑到实现这些价值的成本以及人际分配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稀缺性。乞讨者选择乞讨地点的自由必然会与其他公民不受干扰地享受餐饮、阅读、散步和遛狗的自由相冲突,也会与政府维持公共场所整洁、道路畅通、安全隐患最小化的公共目的相抵触。因此,就连最尊重本国公民自由的美国,也对乞讨的自由有所限制。美国联邦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宣布若干规制流浪汉的法律违宪,因为它们将特定身份而不是特定行为规定成犯罪(例如:Shuttlesworth v. City of Birmingham, 1969)。在另一个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将讨钱认定为受保护的“言论”(Schaumberg v. Citizen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1980)。但随后的一些案例又允许地方立法规制乞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例如:United States v. Kokinda, 1990)。同样,乞讨者的平等权诉求,也与其他劳动者的平等诉求相冲突。在仍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有家可归的儿童得不到基本教育、法律适用因人而异等各方面都处在转型和未上正轨状态的我国,乞讨者享有法律平等保护的宪法权利也很难落到实处。公民友爱或同胞情的滋生有赖于一个相互信任、基本公平、特权低调的社会环境,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不过,妥善安置和扶助乞讨者其实是符合共和主义宪政理论所强调的公共利益的。乞讨者对国家行使耶利内克所言的对国家的请求权(Forderungen an den Staat),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免受饥寒之苦,恢复自己的积极人格;另一方面也可以免于打扰其他普通公民,恢复公共空间的秩序和整洁,减少犯罪的可能性。作为公民同胞的乞丐,在祖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刻,理应分享经济发展的少许利益。

  

  (二)公民权的财产维度

  

  对西方宪政主义影响最大的几位政治哲学家都把财产权视为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英美宪政传统而言,洛克的影响至为深远。洛克认为,私有财产权属于人的自然权利,并非由任何政治权威所赋予。实际上,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三种自然权利是互相依存、难分彼此的。当人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他们的身份从简单的人变成公民,而他们的财产权也享有了法律而不是自然法则的保护。政府(包括立法机构)不能随意征收、征用财产,也不能未经公众同意而征税,因为这样做“侵犯了财产权的基本法,也颠覆了政府的目的”3。

  美国建国初期的各州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例如,178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宪法规定:“人人均享有某些自然的、基本的以及固有的权利,其中包括对享受并捍卫生命与自由的权利以及获得、拥有并保护财产的权利,这些都可以概括为追求并得到幸福的权利”。这种获取财产权条款不仅宣布了对既有财产权的保护,而且旨在拓展所有公民的经济机会。4公民权的财产维度在这类条款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与洛克不同,康德严格区分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财产。他指出:“人不能处置自己,因为他不是物。他不是自己的财产——‘人是自己的财产’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因为,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主体,一个可以拥有物的主体……同时是物和人,所有者和所有物,这当然是不可能的”。5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财产,他就可能出卖自己,使自己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从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这有违基本的道德律。因此,财产权是公民权的重要基础,是自由的条件。6不过,康德同时还认为,财产也可能减损一个人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过于吝啬,以财产的增加为生活的目的,“他就变成单纯的金钱或其他财产的保管者,而丧失了使用的乐趣或占有之外的目的。也就是说,他变成了一个工具,一个无目的的手段,就像一个看门狗,而守财就成了他的律条”。7因此,在康德的理论框架中,个人自治是唯一的自然法,私人财产权是实现个人自治的重要条件。

  康德与洛克的财产权观念的主要区别,除了后者将财产权视为一种自然权利,并认为财产权有赖于法律的确认和政府的保护之外,还在于康德认为财产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康德明确指出:“严格说来,不存在对物的权利”8,一个人哪怕在某物上施加了自己的劳动,也无法确立自己对该物的所有权,只有公民社会中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才能赋予财产权。9在其《法理学》(Rechtslehre)中,康德通过积极公民身份和消极公民身份这一对后来饱受批评的概念凸显了财产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要行使充分的公民权,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一个人必须拥有财产且经济独立,也就是享有他所说的“公民人格”。相反,妇女、学徒、家庭佣工,更不用说乞丐等,由于不具备经济上的独立性,所以只能是消极的公民,无法享有完全而充分的公民权。10德国基本法受康德思想,尤其是新康德主义阐释框架内的康德思想影响至深。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康德主义核心观念充分体现在基本法第一条对“人的尊严”的保障中。基本法一方面将财产权规定为宪法性权利,另一方面又强调“财产权蕴涵着义务,其行使应有利于公共善”(第14条),这些都体现了康德理论中关于财产权之社会属性的观点。

  既然康德鄙视身为物役的守财奴,那么,一个逻辑结论便是:他支持有钱人将超过其体面生活所需的部分拿出来救济乞丐?其实不然,康德著作中,尤其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伦理学讲义》中,有许多关于应否施舍给乞丐的讨论。首先,他认为乞讨是一种贬损人格、自我作贱的行为,施舍给乞讨者便是参与了这一使人丧失自主性的邪恶行径。11进而,他认为之所以有些人沦落到乞讨的地步,而另一些人有能力表现仁慈,说明社会制度存在不公,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一方面利用这种不公造成的机会来攫取财富,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施舍带来的骄傲自大感,这本身是不道德的。12最后,由于乞讨是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中饥饿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到别人种的树上摘取果实,所以要解决乞讨问题也依靠国家。“国家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解决乞丐的温饱问题,比如通过征税,而不仅是依靠自愿捐献”。13在康德的分析框架中,乞丐可以被形象地理解为被私有财产权的高墙隔绝在外的人,他们在密密麻麻的高墙之间的狭小缝隙中生存。如果墙内之人直接施舍给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卑躬屈膝。只有国家通过相应的制度化手段来供给衣食和栖身之所,乞丐才能保有其尊严和自主性。

  中国老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实已经揭示了保障稳定生活所需的财产权与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财产权与公民资格一样具有两项功能:看家护院(gate-keeping)和机会强化(opportunity-enhancing)。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两项功能出现了离奇的变异和分层。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充分利用了本国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机会,同时也恐惧这种不完善对自己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威胁,所以用一部分财富来购买法治完善国家的公民身份,随后将大部分财产转移到这些国家,从而充分享受归化国的福利和财产权保障。这种趋势弱化了公民身份与母国之间的纽带,导致社会精英在母国的机会主义倾向和短期行为,陷大多数无法移民的同胞于危境,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增加了乞讨人口的数量。国家应通过法治手段扭转这种趋势,包括征收救助弱势群体(包括乞丐)的特别税。同时,明确公民权的财产维度更是各种法治手段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说美、德等国宪法中公民权的财产维度无法从宪法文本本身中读出,是理论阐释的结果的话,我国宪法文本对此则有明确的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和第10条分别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所有重要的自然资源以及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因此,身为中国公民,就意味着也是这些财产的共同所有人或股东之一。若这一宪法规定能落实到操作层面,则我国人人都是有产者,再无乞丐。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与国家离心离德的那部分先富人士,很多是利用特权将全民财产及其增值部分据为己有而致富的。缺乏操作层面的制度设计来落实全体公民在自然资源和土地中的所有权,并因此使大部分公民(包括乞丐)无法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财富,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最大漏洞。

  

  (三)公民权的契约维度

  

  社会契约论是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国家因公民的合意而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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