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凡兴:房宁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2 次 更新时间:2012-11-06 2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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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凡兴  

  

  在《生活中的文明和野蛮——从政法大学“弑师案”谈起》一文中,韩德强先生说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我们这个社会非常有意思,绝大多数环节都是文明的,只有极少数环节是野蛮的,可是野蛮是本质性的,文明是现象性的。[1]”

  

  据笔者所知,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文明的讲道理的社会中,并且,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是文明的和讲道理的,不讲理的是其他人。

  

  实际上,人类至今还生活在野蛮或半野蛮中,这是地球上所有人共同造成的,我们都是共犯;所有人目前至少都是半野蛮人,每个人经常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着“我对你错”的不讲理的野蛮言行。在重大问题上,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充分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文明方法。没有多数共识的文明地讨论重大问题的方法,人们怎么可能不野蛮?韩德强先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方面,韩德强先生就文明和野蛮在大学进行演讲和写文章出书,好像自己是一个文明人,另一方面,他却在大街上居然两次去打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打人的理由是该老人说了韩德强先生不爱听的话。

  

  本文不讨论韩德强先生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本文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并通过对文章的分析来提问:房宁先生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

  

  2012年10月31日,房宁先生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一文,该文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这些议论和看法……大多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政治改革难有理论先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通过对房宁先生文章的分析,本文得出的基本观点是:房宁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不讲道理的、野蛮的。至于房宁先生本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要看别人对他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后,他是采取文明的方式应对,还是采取野蛮的方式应对?

  

  任何人都不应该凭自己的感觉去对房宁先生和他的文章进行判断。要分析房宁先生文章的问题,首先必须讨论“政治体制”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然后根据政治体制的特点去分析:怎样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理性的、不野蛮的?就它们取得多数共识之后,最后才能对房宁先生的文章做出评价。

  

  一、需要根据政治体制的特点来确定文明的研究方法。

  

  1、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一个被叫做“政治体制”的东西(模糊性),但谁也不能否认“政治体制”的存在(现实性)。由政治体制的“模糊性”和“现实性”这两个特点可知:政治体制既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现象(如电视机、手机),也不是可随心所欲进行创造的主观现象(如《西游记》、《哈利·波特》),“政治体制”既包含了一定的客观性,也包含了一定的主观性,它是一种“主客观现象”。

  

  2、任何人对“政治体制”这样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能作为整体被直接观察的主客观现象的认识,都只是盲人摸象:每个人的认识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自己不知道的盲点、片面性或错误。讨论“政治体制”这样的主客观现象时,如果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每个人都采取我对你错的态度,不但无法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可能引发语言暴力或其他暴力。虽然人类对政治体制这样的主客观现象,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彻底认识清楚的程度,或百分之百认同某一观点的情况,但是,如果采用“实用目的—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样的模式去认识政治体制和检验我们的认识,我们就可能理性地就它获得多数共识,并且满足实用目的的需要,与此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政治体制的认识摆脱野蛮。

  

  二、如果上述观点基本成立,房宁先生的文章有以下野蛮表现:

  

  1、房宁先生没有认识到自己对政治体制的认识是盲人摸象,却把自己盲人摸象的认识当成绝对真理,如他的文章标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必须”就是“唯一”或“绝对”的意思。当然,写文章的人都知道,在文章中,有时我们不得不采用“独断论”的表达方式。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作者在文章最后往往会声明:本文仅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如要就本文提出的问题获得多数共识,应该就它进行系列辩论和竞赛等等。但房宁先生的文章中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说明,而是通篇采取一种自以为是的独断论表达方式,并且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

  

  本文所说的野蛮是野蛮的初级形式:在重大问题上不讲理。从表面看,初级野蛮好像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但它是其他野蛮的源头,甚至是恐怖主义或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始作俑者。比如说,本·拉登为什么会制造911事件?据说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拉偏架、不讲理,又如为什么会出现杨佳事件?据网上信息,其原因就是杨佳感觉到警察不讲道理。

  

  人类要创造一个尽可能文明的世界,首要任务是,要从源头上去发现和制止野蛮。如果房宁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房宁先生的这种初级野蛮,将会对全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2、房宁先生在文章中说:“政治问题的综合性和关联性强。……,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相形之下,那些‘一管之见’、‘片面的深刻’之类具有部分真理与价值的认知,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对“政治体制究竟应该有理论指导,还是应该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问题,按照房宁先生的上述观点,本应该“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房宁先生自己怎么可以用2000多字的短文,就得出了一个“必须”的独断论结论,而不是“一管之见”?

  

  3、房宁在文章中说:“政治决策责任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命运,决策者责任重大。政治发展是条“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重大政治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会决定一、两代人的生活。政治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往往没有挽回的机会。”

  

  继续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如果政治体制的确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主客观现象,房宁先生怎么保证自己的观点正确?一旦几十年之后发现,房宁今天说的话是错误的,并对中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谁来负责?

  

  4、20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就知道:预则立,不预则废。管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企业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去经营,怎么可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一个人,一个企业都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可能长期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怎么可以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固定下来?如果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问题,都要一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必要设立“政治学研究所”这样的智库吗?

  

  5、也许,房宁先生自己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也许,房宁先生自己不知道怎样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如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房宁先生怎么能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能够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这样的身份去推销自己的无知,并对国家未来大政方针的制定进行误导?

  

  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如果事情非常重要,自己一时又想不出好办法,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举行公开招标竞赛,比如说,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的建设方案,都是通过全球招标竞赛获得的。作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房宁先生,为什么不建议国家也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举行公开招标竞赛?比如说,房宁先生可以在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招标竞赛时,可以对参赛方案提出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如:保证社会稳定,保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房宁先生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6、现实政治往往是无奈的选择,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满意。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按照科学发展观进行管理的国家,最明智、最负责任的态度就是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成功了就推广,不成功就继续试验。作为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房宁先生,本应该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竭尽全力的负责任态度,应该不断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解决办法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不应该去论证现实政治是多么地合理,不应该去论证对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不应该去论证问题多多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不应该进行改革。可房宁先生,却用野蛮方式去表达他无法理性论证的观点。

  

  三、房宁先生野蛮文章的后果是制造更多野蛮

  

  无数事实和理性分析表明,在重大问题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用野蛮的方式去解决认识分歧,只会导致损人害己、各派俱伤,甚至共同灭亡。如2000多年前,知识分子出身的李斯建议秦始皇将那些喜欢“多嘴多舌”的儒生们统统都“坑”了,实现了思想领域的一元化,好像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也好像很稳定。由于听不到不同意见了,严重的危机也发现不了,饮鸩止渴的事情也无人指出了,不但使得秦始皇本人早早去世,而且使得本希望万世不竭的王朝只存活了21年,李斯也得到被判五刑、遭腰斩、灭三族的下场。

  

  由于房宁先生以一种野蛮的语气和文风写作,他的文章已经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如陈行之在《斥房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一文中说:“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先生今天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在我看来通篇都是学术意义上的诡辩,世俗意义上的胡说八道,政治意义上的投机取巧”,其中的“胡说八道”、“投机取巧”已经属于语言暴力的范畴了。对该文的其他评价,还有“满纸谎言,自相矛盾,不值一驳的套话”,…… 这说明,社会野蛮是我们大家共同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应该是代表中国最高文明水平的机构之一,既然该所的所长都在表现野蛮,并激发别人野蛮,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并竭尽全力去创造就重大问题充分讲道理的文明方法?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参阅笔者的《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四大智力盲区》、《中国民主改革六大世界性难题——发展中国家民主改革的共同难题》和《美欧民主的四大缺陷》等文。

  

  四、房宁先生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要看他如何对待不同意见?

  

  1、笔者承认本文也是盲人摸象的结果,但提出了如何克服盲人摸象的方法。我们邀请房宁先生对“政治体制究竟是客观现象、主观现象还是主客观现象”以及“应该怎样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文明研究”等问题写作系列文章进行讨论和辩论竞赛。

  

  2、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房宁先生,按照他在文章中所说的“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我们想,他大概会非常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

  

  3、如果房宁先生愿意接受邀请,并在辩论竞赛中愿意服从多数、保护少数,那么,房宁先生就是一个文明人。如果房宁先生对我们的邀请根本不予理睬,却继续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不能自圆其说的观点,并试图去影响国家决策,那么,常识和理性分析将表明: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先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野蛮人。

  

  我们相信,房宁先生愿意做一个文明人。

  

  我们愿意与房宁先生一起去创造文明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法。

  

  恳请房宁先生对本文批评指正。

  

  注释:

  

  [1]、引自:韩德强《中国反思》一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年10月版 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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